從薛遒談王蒙看知識分子革命的心路歷程
顧凌英
看了薛遒：《王蒙與反右、文革和改開——從王蒙看毛澤東對一代知識分子希冀的落空》（以下簡稱《薛文》），感到文章很有一類知識分子的特點。只看一篇文章，對他的了解不可能全面，因此所談的體會難免會有不恰當的地方，希望薛遒同志批評指正。
文章讀來第一個感覺就是他的感情和理性認識總是充滿了矛盾。
譬如他說：“王蒙不足與魯迅比肩”，這是他理性的認識。但是從他的感情出發，他仍然把王蒙與魯迅相提并論，并且忍不住在一些非本質的現象上進行了對比而在無形中拔高了王蒙。
“專制”與“民主”本來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革命只能對反革命“專政”，不能對自己的人民“專制”，這是魯迅所堅持的;王蒙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反的是“官僚主義”還是無產階級的“黨”?從薛遒筆下王蒙在反右中的表現看來，思想上是不大明確的。人們不明白王蒙得罪的“組織部”究竟是黨整風的對象——官僚主義?還是黨的正確領導?如果他批評的“組織部”是官僚主義，他就不是反黨，而是維護黨的利益，他就沒有錯，那他就應該勇敢地堅持真理。特別是他還有著毛主席對他的同情和支持!薛遒在《薛文》中這樣生動地寫道：
王蒙被批判。
毛澤東譏之為“大軍圍剿”。他專門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為王蒙解圍。
毛澤東說：“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仔細一查他也是個共產黨，共產黨罵共產黨，好嘛。有人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么會沒有官僚主義。北京的城墻這么高，官僚主義不少。現在有人圍剿王蒙，還是部隊的幾個同志，好家伙，大軍圍剿啊。”
毛澤東說：“對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現在共產黨里面還有這種人?？偠灾?，只能講好，不能講壞。只能贊揚，不能批評。最近就在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個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軍法從事。……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
毛澤東說：“王蒙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批評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么保他?你們要抓他，派一團人把他抓起來就是了。”
毛澤東說：“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以上均見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如果王蒙批評的“組織部”不是“官僚主義”，而是黨的正確領導。在反右中他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提高了自己的認識，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那他也不會是右派。
按照《薛文》描寫的內容看來，恰恰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毀了：“如果不是我自己見竿就爬，瘋狂檢討，東拉西扯，啥都認下來，根本絕對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王蒙自傳》)
王蒙為什么“見竿就爬”? 這就涉及了王蒙這個新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革命品格了。反右既然是一場階級斗爭，它就像民主革命的戰場和刑場一樣，是對一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信仰的生死考驗。雖然不像當年的劉胡蘭、黃繼光、董存瑞在刑場和戰場上那樣嚴峻，生死攸關，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王蒙應該能夠經得起這個考驗。
對黨的忠誠和信任向黨交心與自我解剖并不是“順桿爬”，而是堅貞不屈!恰恰“順桿爬”對黨講的必然是假話，而不是革命者的忠誠。
毛澤東保護不了王蒙，能保他的只有他自己像魯迅那樣的對真理自覺的堅持!而在壓力和考驗面前對真理的放棄，正是王蒙墮落的開始。王蒙在他第一次遇到的考驗面前就背叛了他自己，向著自己批判的官僚主義投降了!他也從此使自己向著資產階級的路上滑了下去。這恰恰是我們不應該同情的。而薛遒在這里卻慷慨地付出了他無限的同情，這是對王蒙真正的愛護嗎?
在對于反右過程的描寫中，薛遒在文中引用了一些作品的言論來說明這個過程。但是從經歷過這個過程的人看來，他們對于1957年反黨力量的描寫是夸大的。譬如：事實上毛主席在1957年2月反右前作的報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于中國國內形勢的估計是非常準確的。很多反右中批判的右派言論，他都已經聽到并且作了分析，即使在民主黨派中右派也是極少數，當時毛主席已經提出要退居二線，不當國家主席，恰恰是民主黨派的同志寫信表示挽留。當時在廣大干部、學生，工農兵的心目中，毛主席和黨的威信如日中天。其實只要看看王蒙自己在有關的文章中提到的1957年右派的力量，在當時只是不堪一擊的“小老鼠”和“青蛙”，這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對它的夸大，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首先三大改造消滅了剝削，就是消滅了人們在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和沖突。而共產黨對于過去的剝削者又是采取了和平改造和給出路的政策，這也必然使階級矛盾趨于緩和，因此階級矛盾大量的也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也是處于萌芽時期，只有身處其境的敏感的人才注意到了，毛主席就是第一個注意到這個問題，并且提出整風來解決的人。在當時看來這是非常英明的。應當說真心擁護的是多數，破壞和利用的是極少數，問題僅僅在于為什么他們卻得逞了?
也許毛主席唯一沒有料到的是在整風中，剛剛拿到大權的黨內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修正主義的代表——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會毫不客氣的破壞和抵制了黨的這次關系到國家的前途、黨的無產階級純潔性的、重要的整風，并且大刀闊斧的鎮壓了響應毛主席號召積極投身整風的革命群眾，第一次彰顯了他們企圖在中國甩開毛主席大干一場的決心。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步，就是由于大多數的干部、知識分子、工農群眾都還沒有能夠看到那時黨內存在的陰暗面和問題，才會使反右擴大化得以順利實現。
薛遒在《薛文》中說：
“資產階級右派們被打倒了。反右斗爭勝利了。
與此同時，共產黨的官僚主義沒有被清除，反而強化了。”
反右擴大化的副產品，就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壓制。關于民主和專制薛遒的理智和感情也是相當矛盾的。他理智地認為：“人民專制是對極少數特權剝削的專制。沒有這個專制，就沒有工農兵的民主，也沒有知識分子的民主。毛澤東為知識分子們指明現實政治的進步之路。”
但是薛遒在《薛文》中另一方面又說：
“毛澤東沒有想到，執政“七八年間，一方已經積累了多少失誤，而另一方已經積累了多少怨氣。……他突然看見了他的臣民和他的黨員之間矛盾的廣度和深度。他終于認識到：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試驗都是有害的。(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他（指毛澤東）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構成，難以避免被資產階級征服的命運;他認識到：中國散沙一樣的農民社會，沒有專制的強力難以成團;他甚至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日漸成型的官僚體制，沒有代言人民的革命專制難以撼動。
襁褓中的嬰兒，沒有強力的保護，是要早夭的。”
他的這一段話，是模糊了黨對于民主和專制的對象的！為什么要這樣寫呢？
如果認為對農民、對知識分子需要專制才能成團，這樣的思想難道真是毛澤東的認識嗎?!根據何在?中國建國之前廣大解放區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已經有了新的面貌。這在解放區的文藝作品中可以看到，譬如《山那邊呀好地方》這首歌;譬如李季的詩《王貴與李香香》;譬如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等。這一切都雄辯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有能力來領導和在革命的斗爭和生活中改造舊中國的農民，使之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主力?；春鹨塾眯≤囃瞥鰜淼膭倮?，就顯示了中國農民跟著共產黨爭取翻身和解放的決心。歷史已經證明廣大的貧下中農，不是中國革命的消極因素，而是充滿活力的革命力量。事實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絕不需要用專制來維持自己的領導。“襁褓中的嬰兒”恰恰只有對人民的民主可以保護她!
《薛文》認為：
“在幾千年傳統私有制、私有觀念的包圍中，在黨內外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到達馬克思指引的無產階級民主社會，不能不走過一段艱難的專制之路。
毛澤東專制!”
然而人民民主專政的專制恰恰不是對著“黨內外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的”，對這樣的汪洋大海只能是民主！不存在什么“毛澤東專制”！
我們可以把這些與薛遒前面相反的論述看作是他對民主與專制的又一種的偏于感情的認識!
薛遒還說：“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他說：“為著時代作為的呼求，青年魯迅曾以“左”的激進作了封建勢力的同盟軍;同樣為著時代作為的呼求，鳴放中的青年知識分子以“左”的激進作了資產階級的同盟軍。
不能否定青年知識分子的革命激情和進步訴求。鳴放，是資本主義進步理念對中國共產黨封建根性進行的無情剝蝕與猛烈批判。
然而，反右，則是毛澤東堅持工人政黨指向，以更進步的社會主義理念拒絕資本主義道路;但同時也維護了中國共產黨作為農民革命黨的全部劣根性。”
(引自《薛文》)
其實薛遒這一部分的描述是不大符合中國現代史實際發展的脈絡的。中國知識分子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是明確的。他們抗日時期積極的奔向延安，并不僅僅是為了抗日，更是為了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官僚資本的專制統治和壓迫中徹底的解放出來。解放戰爭勢如破竹，僅僅三年就取得了勝利，就證明了它是符合全國各族人民愿望的，不僅符合廣大工農的愿望，更是符合了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的愿望。
1957年的反右是在三大改造僅僅完成一年之后進行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剛剛建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廣大知識分子剛剛依附到工農的皮上;這樣良好的思想改造的客觀環境，剛剛被創造出來;可是在國際共運復雜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遇到了1957年復雜的階級斗爭形勢的考驗。世界觀還不可能得到徹底轉變的年輕知識分子積極參加整風，向黨提意見，本來是題中應有之義。延安整風就是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勉”、“言者無罪，聞者足誡”的精神開展的，并不要求提意見的人必須是無產階級世界觀，觀點百分之一百正確，并且自己沒有任何錯誤。如果正確貫徹黨在延安整風的一貫政策，一小部分向黨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和真正善意的幫助黨內同志去除非無產階級思想、改正缺點的批評，是完全可以分得清楚的。個別人錯誤的劃成右派是可能的，但是絕不可能擴大到55萬。占了500萬知識分子的15%。如果說真有這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反對黨?這合符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嗎?不是對黨的丑化又是什么?!
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資本主義民主是要求顛覆社會主義的民主，他們的方向不僅相差十萬八千里，而且是絕然相反的。怎么可能“為著時代作為的呼求，鳴放中的青年知識分子以“左”的激進作了資產階級的同盟軍”呢？
更不能認為“ 鳴放，是資本主義進步理念對中國共產黨封建根性進行的無情剝蝕與猛烈批判。”中國共產黨是用科學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的黨，所謂的“封建根性”不就是殘留在黨內的、需要“整頓”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嗎 ?資本主義理念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還能是進步的嗎?我們為什么不用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理念來批判封建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呢?資本主義理念歸納成一句話，不就是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嗎?在當代它還是進步的嗎?用它作為共產黨整風的指導思想，能批倒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修正主義嗎?
中國共產黨又什么時候成了“農民革命黨”？什么又是它名正言順地保留著的“農民黨的劣根性”？讀了這一段話會使人感到薛遒和王蒙有著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在感情上，并不真正了解和認同共產黨。所以一到具體問題，譬如民主與專制的問題，思想上就模糊了。
薛遒的文章言之有物，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也有真實的感情，文字也好。但是他并沒有能夠用他的理性認識徹底地說服了他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他感情上的另一些模糊的東西就流露出來了。所以讓人看起來覺得他的思想是處于矛盾之中。這是我的一點感覺，寫出來供薛遒參考，供關注的同志思考，也算是拋磚引玉吧!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