灄水農夫：夢回長天——想起毛主席的“農村夢”

　　今天，愈來愈嚴重的三農問題，刺激著國人的神經。不僅社會學家、三農專家們深入研究，建言獻策，而且農村的各種社會問題，如留守兒童、老無所依、討薪難等，時時成為社會輿論焦點，掀起一陣陣輿論風浪，還有近年每年春節期間流行的“返鄉筆記”，以及對于“鄉愁”話題的討論，也把全社會的關注目光吸引到中國最廣袤而又最落后凋敝的農村，在今天這個結點，人們說三農、議三農、研究三農，聚焦三農，已經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層面，三農的問題如此突出，正深刻體現了我們的時代癥節，隱含了錯綜復雜的糾葛和無以名狀的苦痛，農村向何去處?不啻于歷史老人發出的一聲無比迫切而深沉的扣問。

　　在當今的條件下，無疑“城市夢”成為了億萬農民苦苦追求的唯一夢想，然而現實的困境，卻讓這一夢想變得異常殘酷和迷茫。而這一切正是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個“農村夢”，或者說農村成了一個令人窒息的噩夢，所以要逃離，要不顧一切奔向那個盡管前途叵測的“城市夢”。

　　然而，要知道，我們曾經是有那么一個“農村夢”的，這個夢存在于柳青的《創業史》中，存在于浩然的《艷陽天》中，而且不僅存在于虛構的文學形象里，也曾真實地存在于中國大地上，那就是毛主席為億萬農民規劃設計的“農村夢”。

　　作為農民之子的毛主席，最了解農村，也最懂得農民，早在1943年，毛主席在《組織起來》一文中就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貧困。克服這種狀況的惟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惟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正是按著這一目標，在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土地改革，隨后是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由低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完成了農村生產關系的徹底改造，實現了社會主義集體化，從而重構了中國幾千年的農村社會結構，改變了“一盤散沙”的局面，鞏固和發展了工農聯盟，實現了全國一盤棋，使廣大農村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農村集體化的建立，不僅為避免農村分化，實現農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組織和制度保證，而且還對農民進行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改造，使全體農民在精神和道德上獲得歷史性的偉大進步，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啟發和教育下，與自身千百年來的舊思想、舊道德展開各種各樣的斗爭，從而培養出了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同農村制度改革一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真是一個農民翻身作主人，揚眉吐氣，雞毛也能飛上天的時代。億萬農民戰天斗地，廣大農村熱火朝天，千百年沉睡的農村大地終于蘇醒，展現出亙古未有的新面貌。

　　毛主席領導的集體化道路，被視為億萬農民的方向，不僅徹底改變了廣大農民的命運，改變了中國廣大農村的面貌，而且為中國實現現代化開創了獨特的道路。這條道路無疑是充分發揮了農民的主體性，堅持了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主權，盡管在自立更生、艱苦奮斗的過程中，廣大農民作出了巨大犧牲，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他們樂在苦中，無怨無悔，只因為他們心中滿懷希望，堅信幸福美好前景終將實現!毛主席開辟的中國農村發展道路，并非從天而降，而是中國革命和歷史發展的必然，順應了億萬農民渴求解放和共同富裕的呼聲，是在與形形色色的道路選擇中經過比較和斗爭形成的結果。這里面既有近代以來以進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又有建國后黨內農村發展道路的意見分歧和時不時刮起的單干風、浮夸風等等，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這些為農民說話的主張并非是真正站在農民立場，對農民來說是行小惠，而不是著眼于農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毛主席說“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搞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毛主席的這些話如洪鐘大呂，在今天聽起來仍然振耳發饋，給人啟示。事實上，毛主席所說的這種小惠，在今天實在是司空見慣。

　　與毛主席批評的這種種小惠不同，老人家給中國農村和農民規劃設計的是一條現實農業機械化、農村現代和農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金光大道，用張文茂老師的話說就是國家工業化與農村工業化兩條腿并行走路的、農村就地城鎮化的道路。毛主席曾經對條道路作過生動形象的描述：“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毛主席在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贊揚社隊企業時更是激情豪邁地指出“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是這里。”

　　誰能想到，世事淪回，經過轉折，中國回復到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人民公社集體組織瓦解，毛主席為億萬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農村夢”從此逆轉，由此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一直走到今天，發生了嚴重的三農問題，而“城市夢”則似乎成了廣大農民擺脫苦海的救命稻草。然而，我們知道，雖然毛主席的“農村夢”從整體上失去了實現的基礎，但是在中國大地上遺存下來的那些堅持集體化的村莊，如南街村、華西村、洪林村等，早就實現了就地城鎮化和共同富裕，又豈不是在用鐵的事實證明，毛主席的“農村夢”并非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有深厚基礎的、符合中國發展實際的、完全可以變成現實的美好理想。

　　然而，我們除了回望長空，發出一聲扼腕長嘆，又能如何呢!我想，至少毛主席的“農村夢”對照今天農民的“城市夢”，能夠給我們以啟示，讓我們來思考農村的發展道路，使我們對億萬農民的命運有著深切期盼。

　　20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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