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眾所周知，1930年丁玲發表了一篇以瞿秋白的形象為主人公的小說《韋護》。小說描寫從事革命工作的知識分子韋護與嘉麗陷入熱戀，卻因為意識到耽溺于愛情妨礙了革命工作，在革命與愛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選擇不告而別地揮別了戀人。《韋護》在1930年革命加戀愛小說的熱潮中，沿用了《封神榜》中護法韋馱尊天菩薩的典故，象征了犧牲自我的愛情而投身于革命的形象來描繪革命精神。瞿秋白去世以后，丁玲于1939年11月27日在香港的《星島日報》的《星座》副刊上首次發文談論瞿秋白犧牲前的遺作《多余的話》。此后，又分別在1942年的《風雨中憶蕭紅》，1946年瞿秋白逝世十一周年寫下的《紀念瞿秋白同志被難十一周年》，以及1980年寫下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回憶與隨想》與1985年的《早年生活二三事》等多篇文章中寫下對瞿秋白的回憶與評價，并以“韋護精神”提倡瞿秋白的革命精神。本文的目的即在藉由梳理從小說《韋護》中對瞿秋白的形象塑造，到瞿秋白犧牲就義后，丁玲論述瞿秋白的多篇文獻中，對比丁玲與瞿秋白對革命的態度，并從中尋找一些線索，談論中國革命思潮的變化與實踐的轉折。

　　本文原載于《文學評論》2015年第2期。感謝臺灣彰化師范大學徐秀慧老師的大力支持，授權“保馬”全文刊載。

瞿秋白同志

中國知識分子革命實踐的路徑

——從韋護形象與丁玲的瞿秋白論談起

徐秀慧

　　1、浪漫自我的實現：革命與戀愛

　　丁玲的小說《韋護》[①]，1930年1月至5月連載于《小說月報》上，以瞿秋白與王劍虹戀情作為素材，描述了革命意識克服了羅曼諦克的自我意識。瞿秋白去世以后，丁玲在不同時期對瞿秋白的回憶與評論，呈現了側重于不同面向的敘述，這些敘述內容，盡管因為丁玲的處境與心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體悟與感觸，但始終有其一貫性，都是出自于一心向著革命實踐之路的真誠敘述，呈現了丁玲呼應著中國革命發展階段性的心路歷程。今日重看丁玲的瞿秋白論，不能去歷史化地看待這些不同面向的敘述，就認為丁玲的敘述前后矛盾。

　　有關丁玲的瞿秋白論，相關的研究，舉其要者有張志忠考察丁玲關于韋護的敘述時指出：“在不同時期所言，有著明顯的差異，每次講述，既有重合，也有交叉和內在矛盾”，藉由“丁玲對小說中的韋護與麗嘉之間和現實中的瞿秋白與王劍虹的感情關系的不同描述，解讀不同語境下丁玲對這一命題的敘述要旨及其不同的述說心態”[②]。秦林芳的研究則指出丁玲的瞿秋白書寫揭示了瞿秋白作為“戰士”和“文人”的雙重身份和二重人格。丁玲的“瞿秋白書寫”多次轉移了自己的視點和重心。這顯示出了在“政治”與“文學”的張力場中丁玲自我意識傾向的波動和遷移。瞿秋白這個被書寫的“他者”，實際上成了人們觀照丁玲復雜“自我”的一面鏡子[③]。張志忠與秦林芳的研究，無論是從敘事學的角度或是從主體敘述的視角，共同考慮到了丁玲所處的文化語境與場域性的差異，導致丁玲對瞿秋白論述的差異，并隱含了自我投射與告白的敘述策略，對本文頗具啟發性。

丁玲：《韋護》

　　丁玲在中共革命重要的轉折期，總是會想起瞿秋白，有時也會論及《韋護》。我想要藉由丁玲的韋護形象塑造與瞿秋白的論述，對比瞿秋白的《多余的話》，以丁玲和瞿秋白作為中國知識革命者的代表，探討中國知識分子革命實踐的路徑。筆者認為丁玲對瞿秋白的論述，盡管側重的面向有所不同，但自始至終都對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予以肯定，丁玲從未懷疑過瞿秋白對革命的實踐與奉獻。甚至當丁玲因為好友王劍虹與瞿秋白的熱戀而感到寂寞，決定離開上海時，丁玲在1980年《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回憶道，當王劍虹“完全只是秋白的愛人”時，她告別了這位摯友：“好友啊!我珍愛的劍虹，我今棄你而去，你將隨你的所愛，你將沉淪在愛情之中，我將隨秋白走向何方呢?……”(第6卷，頁43)丁玲至晚年顯然還是認定當她與王劍虹還徘徊于馮雪峰所謂“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lumken)的知識階級性”時，她遇到了上海大學“最好的教員”瞿秋白，引領著她走向她往后的人生道路。

　　從私人情誼來說，丁玲對于瞿秋白與王劍虹的戀愛悲劇，從不隱諱她為王劍虹生病時瞿秋白不在身邊感到不平，無論是《韋護》或是1931年的公開演講《我的自白》，她都將這場悲劇歸咎于有著矛盾的二元性格的韋護(瞿秋白)。《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提到當時的心境：“我心想：我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們的關系將因為劍虹的死而割斷，雖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從哪兒來，不正是從你那里傳染來的嗎?”(第6卷，頁46)丁玲也在此文坦承她曾經對于瞿秋白在王劍虹病逝后幾個月[④]即與楊之華結為連理無法諒解，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丁玲因此有意疏遠瞿秋白。

　　丁玲在塑造“韋護”形象時，雖然受限于她當時的生命體驗，無法具體描寫投身于革命工作的“韋護”，而側重于描寫戀愛中的“韋護”。但《韋護》正是因為描寫了受到五四啟蒙精神、個性覺醒的革命知識者，在革命的浪潮席卷底下，陷入文藝與政治、個人與集體、戀愛與革命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性，而寫出了那一代知識革命者的形象風貌。丁玲“韋護”的形象塑造以及對瞿秋白的評價，完全展現了丁玲公、私領域分明的理性與感情。在懷念王劍虹的私人情誼上，她無法對瞿秋白與楊之華這對“愛人同志”感到釋懷，所以她在《韋護》中不但描寫了韋護在俄國的風流史，也讓她在訣別麗嘉的信中自我懺悔道：“韋護又有了流氓行為，又欺騙了女人”、“韋護終究是物質的，也可以說是市儈的，他將愛情褻瀆了，他值不得麗嘉的深愛呵!”(第1卷，頁108、109)雖然理性上丁玲明白王劍虹“沒有失戀，秋白是在他死后才同楊之華同志戀愛的，這是無可非議的”。理性上她無法苛責瞿秋白，但這應該是后設的理解。丁玲坦承她當時還曾向譚惕吾傾訴她對瞿秋白的怨氣，譚惕吾勸導她，丁玲聽進去了，但也因此疏遠了譚惕吾，她和瞿秋白同在北京時，“反而好像不認識一樣”(第6卷，頁49)。

瞿秋白與楊之華，1929年攝于黑海之濱

　　寫在瞿秋白與楊之華婚后六年的《韋護》，丁玲似乎還想要給自己一個理由，解釋瞿秋白何以在王劍虹病逝后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就可以很快地接受楊之華的愛情。寫作《韋護》時，丁玲已經見識過瞿秋白和楊之華“愛人同志”的婚姻。所以丁玲描寫韋護發現自己可能愛上麗嘉時，希望自己可以抗拒愛情的誘惑：“他很懷疑麗嘉，他確定這并不是一個一切都能折服他的人。”(第1卷，頁65)丁玲在1931年的演講時提到《韋護》，寫的是他的一個作家朋友，并說明她寫的這位朋友(即瞿秋白)的苦惱：

　　他曾說，他愛她并不如她誠懇的那樣，他只以為那女人十分愛她，而他故意寫詩，特意寫的那樣纏綿。他心中充滿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她。每日與朋友都是熱烈談論一切問題，回家時，他很希望他的Lover能把關于他的工作，言論，知道一點，注意一點，但她對此毫無興趣。他很希望得到一個心目中所要來的一個愛人。他曾老老實實的對我這樣說過。[⑤]

　　丁玲在這場演講中雖然講述的是瞿秋白感到戀愛與革命工作的沖突，但卻也在無意中透露出她能夠理解楊之華與王劍虹對于瞿秋白來說，當然是楊之華更能滿足瞿秋白對“愛人同志”的想望，可以使革命與戀愛相得益彰。丁玲在塑造麗嘉與韋護的戀情與革命的矛盾時，丁玲情感上不能不為她的摯友王劍虹抱屈，但是1934年瞿秋白被派去蘇區工作，黨的要求一樣使瞿秋白訣別了愛妻楊之華，并且從此天人永隔。1985年當丁玲寫《早年生活的二三事》又更客觀、理性地講述瞿秋白、王劍虹與楊之華的戀情時，則寫道：

　　王劍虹死后，瞿秋白和楊之華戀愛。瞿秋白說只有兩個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評他，一個是天上的女子王劍虹，一個是世上的女子楊之華。他寫履歷的時候第一個妻子寫的是王劍虹。他和王劍虹認識一年，同居才半年。王劍虹死后，遺體放在四川會館。當時瞿秋白正好到廣州去參加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會，這個會他是非去不可的。(第10卷，頁306)

　　顯然丁玲生前一年已經全然釋懷她為王劍虹感到委屈的感傷。丁玲出于為王劍虹抱屈意識下開始創作《韋護》，但《韋護》卻成了丁玲克服五四浪漫意識的首篇之作。雖然丁玲對瞿秋白有不諒解，丁玲依舊依循瞿秋白對韋馱菩薩精神的自我期許，塑造了瞿秋白犧牲自我、奉獻于革命的韋護形象。

　　盡管韋護的革命形象不夠具體，但小說還是多次鋪陳了韋護不可磨滅的革命信仰，一開場就說“他目前全部的熱情只能將他的時日為他的信仰和目的去消費”，當他發現自己可能愛上麗嘉時，即抗拒著這段戀情：“他并不反對戀愛，并不怕同異性接觸，但他不希望為這煩惱，讓這些占去他工作的時間，使他怠惰”，雖然這不過是“生命的自然需求”(第1卷，頁65、109)。當他從熱戀中清醒過來，他明白所想望的與麗嘉學魯賓遜漂流到無人小島共度余生，不過是自欺欺人。韋護并不在乎被同志攻擊，促使他真正下定決心離開麗嘉的原因是他無法違背自己的信仰：

　　他已不能真真做到只有麗嘉而不過問其他的了。唉，若是在以前，當他驚服和驕恃自己的才情的時候，便遇著麗嘉，那是一無遺恨和阻隔的了。而現在呢，他在比他生命還堅實的意志里，滲入了一些別的東西，這是與他原來的個性不相調和的，也就是與麗嘉的愛情不相調和的。他怠惰了，逸樂了，他對他的信仰，有了不可饒恕的不忠實;而對麗嘉，也一樣的不忠實了。(第1卷，頁103)

　　《韋護》中多次鋪陳韋護的二元性格。韋護給麗嘉的訣別信中也提到，將他深愛的那些文學書籍與詩作，一并送給麗嘉。丁玲于此處將文學志趣與革命工作完全對立起來，也顯現出寫作《韋護》時丁玲自身對文學與改革社會的認知。受到五四的啟蒙思潮、個性解放的影響，丁玲從《莎菲女士的日記》以來，即把文學、自由戀愛當成是自我的實踐。到了寫作《韋護》時，因為受到瞿秋白的影響，丁玲將韋護的革命信仰、意志與實踐也納入自我實踐的可能之一。但是此時的丁玲也和瞿秋白在《多余的話》流露出的將戀愛與革命、文學與政治視為是矛盾的二元性。丁玲是到延安時期的革命實踐中，經過革命工作的體驗與整風運動才逐漸克服了這種革命與戀愛、政治與文學的二元性。丁玲塑造的韋護形象與瞿秋白在《多余的話》[⑥]的自剖卻有著高度的重疊，這也說明了30年代左翼文學的實踐，只能是中國普羅文學的轉折期。五四的啟蒙思潮、個性解放與歐化的白話文體，都必須經過瞿秋白在30年代從蘇聯引進的“文藝大眾化”的時代課題中，逐一克服革命知識者從封建意識解放出來的自我意識，并在延安根據地進一步完成與群眾意識的結合。而在此過程中，丁玲的普羅文學的實踐過程與路徑是完成革命知識者“文藝大眾化”的最佳言詮。

　　2、《韋護》、《多余的話》與丁玲踏上革命之路

　　這一節我將進一步對比《韋護》中的韋護形象與《多余的話》中瞿秋白的自剖，進一步探討丁玲以她的敏銳度從革命的前行者瞿秋白身上意識到了政治與文學的二元性，直到胡也頻被國民黨殺害、丁玲自己也被國民黨拘禁三年，直到延安時期的寫作，丁玲對此一政治與文學的二元意識始終抱持著高度的自覺與警醒。

　　瞿秋白就義前的《多余的話》完全無悔于作為革命人的一生，但對于自己只是個“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卻被推上中共政治領導人的位置，認為是“歷史的誤會”。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帶著俄國文學史上“多余的人”的負罪意識無情地自剖[⑦]，說自己是個“脆弱的二元人物”，始終沒有脫去出身于紳士階級的紳士意識：

　　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里往往往沒有米飯煮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后，還剩下四十幾多元的裁縫債，要用剩余的木器去抵債。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覺察罷――其實是始終沒有脫掉的[⑧]

　　對于紳士意識的自省，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也曾寫道：“母親死時遺下的債務需得暫時有個交托，——破產的‘士的階級’大半生活筑在債臺上，又得保持舊的‘體面’，不讓說是無賴呵!”[⑨]為著讓瞿秋白兄弟得到親族的救濟繼續讀書，瞿秋白的母親金衡玉女士寧可自殺的犧牲意識，對瞿秋白處處壓抑自我意識、為革命大局著想不無影響。他到臨死前還掛記著積欠洗衣婦的工資，對于紳士為維持體面生活的虛偽性也有著深刻的批判。

　　丁玲描寫韋護陷入廢織廢耕的戀情時，說“原來就有一部分人不滿意他的有禮貌的風度，說那是上層社會的紳士氣派”，而他自己也感到矛盾的痛苦：

　　他在自己身上看出兩種個性和兩重人格來!一種呢，是他從父母那里得來的，那一生潦倒落拓多感的父親，和那熱情、輕躁以至于自殺的母親，使他們的兒子在很早便有對一切生活的懷疑和空虛。因此他接近了藝術，他無聊賴的以流浪和極端感傷虛度了他的青春。若是他能繼續舞弄文墨，他是有成就的。但是，那新的巨大的波濤，洶涌的將他卷入漩渦了，他經受長時間的沖擊，才找到他的指南，他有了研究馬克斯列寧等人著作的趣味。(第1卷，頁101)

　　丁玲也將瞿秋白的負疚意識表現在韋護身上，小說中除了透過韋護之口道出自己身上也殘留著“名士的遺毒”(第1卷，頁22)，又描寫他為張羅住處考慮得太多：

　　他必須找一個干凈的房子，和一個兼做廚子的聽差。但是不知所以然的，他常常為一些生活得很刻苦的同志弄得心里很難受，將金錢光花在住房子和吃飯就花費那么多，仿佛是很慚愧的。他的這并不多的欲望，且是正當的習慣(他自己橫豎這樣肯定)，與他一種良心的負咎，也可以說是一種虛榮(因為他同時也希望把生活糟蹋得更苦些)相戰好久。結局是另一種問題得勝了。就是他必須要一間較清凈的房間，為寫文章用。(第1卷，頁39)

　　當麗嘉第一次來到韋護的住處時，“房里的裝潢，使麗嘉微微驚駭了一下，但隨即便坦然了。她看出這房子的主人沒有一點與這些精致的東西不相調和”(第1卷，頁70)。顯然無論是瞿秋白或丁玲，當他們接受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思潮洗禮后，他們所接受的那套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嚴酷地檢驗著他們身上“小布爾喬亞”的習氣。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反省自己身上殘留的紳士意識和馬克思主義的二元意識時，寫道：

　　我二十一歲，正當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甚么呢?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后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是市儈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斗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游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是狂妄的人物，說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不斷的斗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的紳士意識和游民式的情感，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⑩]

　　另一方面瞿秋白也說：“同樣要說我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并在《多余的話》中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反省自己在政治工作上的失敗，他一一交代了從盲動主義到立三路線自己對于中國革命情勢的誤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線的執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11]。

　　張秋實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中，研究了瞿秋白與共產國際關系，他的研究指出：共產國際對李立三路線的認定不斷改變，是因為米夫、王明的宗派主義不斷地在莫斯科方面搞政治斗爭。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后，瞿秋白在共產國際方面的影響仍然存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在米夫精心運籌下，瞿秋白為承擔李立三錯誤路線的政治責任，被撤銷了政治局委員的身分。1931年5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遭到共產國際駐上海的遠東局的米夫的反對，最后是由王明10月到莫斯科出任代表一職，直到抗日戰爭開始后才回國。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已經成功地獲取國際共產的信任取得中共的領導權，雖然名義上是向忠發擔任黨的總書記，實權卻是掌握在年輕氣盛的王明手中。張秋實認為瞿秋白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后，“謝絕”了米夫代表遠東局對他做出蘇區中央局九人委員之一的工作安排，除了因為身體不好，還在于他想退出黨內復雜政治斗爭的漩渦[12]。

　　瞿秋白對于自己服從于國際共產的指示，卻依舊無法勝任的政治工作，自責于“脆弱的二元人物”性格所造成;并且認為“這種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不能夠絲毫自欺了”。這里的“去年”，就是他必須離開上海、告別愛人楊之華，告別與魯迅一起從事的俄國文學的翻譯工作，接受黨的安排到瑞金辦蘇區中央教育的任務。丁玲稱瞿秋白在上海的左聯時期是“金黃色的生活”。顯然，瞿秋白對于這段將文學與政治、戀愛與革命結合的“金黃色的生活”仍有所眷戀[13]。因而，在就義前道出自己不適合從政的心境。《多余的話》全文雖然未提到魯迅，但是瞿秋白唯一肯定自己的是“僅有一點具體智識，那就只有俄國文罷。假使能仔細而鄭重的、極忠實的翻譯幾部俄國文學名著”，是一個最愉快的夢想。而這正是魯迅極其看重的瞿秋白關于俄國文學與文藝理論的翻譯貢獻，給予“信而且達，并世無兩”[14]的高度評價。

《夜談：魯迅與瞿秋白》，李宗津作

　　《多余的話》并無悔于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說道：“我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瞿秋白自認為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性格，以至于對文學與政治感到無法調和的矛盾。關于文學與革命，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還是魯迅說得比較清楚：

　　我每每覺到文藝與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15]

　　懷抱社會主義終極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瞿秋白當然無法調和文學與政治的歧途，反而是當他淡出政治舞臺，在上海與魯迅共同合作領導左聯時期，能夠將文學與革命的志趣結合發展得很好，所以他總結自己的政治生涯是“歷史的誤會”。

　　瞿秋白犧牲后，魯迅抱病將瞿秋白翻譯的理論的文學作品，編輯了上、下卷的《海上述林》，上卷的部份主要是左翼文藝理論，下卷則是詩、劇本和小說等文藝作品。1936年以“諸夏懷霜社校印”的名義發行。《海上述林》的內容完整呈現了瞿秋白翻譯馬列主義文學理論與俄國文學的成果，展現了中國普羅文學發展在30年代此一轉折期借鏡蘇聯的重要成果。瞿秋白犧牲前仍無法忘情文學志業，正如胡也頻就義前寫給丁玲的信中所言，他估計總有那么二三年的徒刑，他天天聽獄中同志講故事，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這些同志都有很豐富的生活經驗，他有強烈的寫作欲望，相信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要丁玲多寄些稿紙給他[16]。1933年至1936年期間，丁玲自己也身陷國民黨的軟禁，卻能夠多次婉拒國民黨特派員的寫作邀請，丁玲終究沒能忘記胡也頻犧牲前對于普羅文學的熱情與未竟的志業。因此，后來丁玲在陜北第一次看到《多余的話》時，她完全能夠理解瞿秋白的心情。

　　寫于1929年冬的《韋護》，自1930年問世以來，即被公認為是丁玲從五四時期的自我意識轉向革命意識的轉折期之作，錢杏邨率先指出是“革命的信心”克服了“愛情的留戀”[17]，馮雪峰肯定丁玲的《韋護》“已經有一條朦朧的出路了。彷佛已在社會中看見新東西了”[18]，茅盾也認為是“是丁玲思想前進的第一步”[19]。同時，這些來自革命陣營的評論家，也都共同從普羅文學的視角指出了《韋護》的不足。錢杏邨認為：“這一部長篇依舊是一部戀愛小說，與革命沒有深切的聯系。”[20]馮雪峰指出《韋護》還帶有丁玲早期作品中“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lumken)的知識階級性加資產階級頹廢的和享樂而成的混合物”[21]的傾向。茅盾也批評說：“但在全體上，除了寫麗嘉那種熱情的狷傲的個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認識而外，那位男主角韋護是表現得并不好的。那時候(大約是一九二三-二四年罷)的社會情形沒有真切地描寫也是一個缺點。”[22]

　　茅盾的批評確實很中肯，《韋護》雖然是以瞿秋白作為主人公的形象命名的小說，但是小說基本上是以麗嘉的視角看待“韋護”的。與其說是以麗嘉的視角，不如說是以當時丁玲的視角看待瞿秋白的，而當時尚未實際參與革命工作的丁玲，確實無法深刻地描寫“韋護”的革命工作。小說中麗嘉的性格奔放，幻想著到法國去，年紀比珊珊小，受到珊珊的照顧，與其說麗嘉是王劍虹的投射，不如說是丁玲自己的投射。丁玲在1931年的公開演講時就曾表示：“那時我每天都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書中的女人時，應怎樣對付?”“我現在覺得我的創作，都采取革命與戀愛交錯的故事，是一個唯一的缺點，現在是不適宜的了。不過那還是去年寫成的，與現在的環境又大大不同了”[23]。何以才一年的時間，丁玲就有這么大的轉變?那是因為1931年的2月，丁玲歷經了另一半胡也頻犧牲的“左聯五烈士”事件。胡也頻的犧牲，對于丁玲以實際行動參與革命，有重大的影響。

　　丁玲在演講中也提到胡也頻鼓勵丁玲寫作《韋護》，當丁玲一度想放棄時，胡也頻鼓勵丁玲“權當它是一件歷史敘述一下吧”，完成后，胡也頻的批評是“太不行了，必須重寫”，致使兩人“為此大吵特吵起來。結果，我又重寫一遍”[24]。當時的胡也頻比丁玲還要早信仰革命，丁玲多次提到胡也頻革命覺悟的歷程：“也頻卻是一個堅定的人。他還不了解革命的時候，他就詛咒人生，謳歌愛情;但當他一接觸革命思想的時候，他就毫不懷疑，勤勤懇懇去了解那些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理論。他先是讀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第9卷，頁68)又說：

　　也頻在二八、二九讀了大量的魯迅和雪峰翻譯的蘇俄文藝理論書籍，進而讀了些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哲學等書。他對革命逐漸有了理解，逐漸左傾，二九年寫了《到莫斯科去》，三O年寫了《光明在我們前面》。(《胡也頻》，第6卷，頁96)

　　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前面》[25]一樣是以革命加戀愛的模式，分別描寫身為黨國要人的少婦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女主人公，受到戀人的啟蒙加入到革命的實踐中。《韋護》雖然取材于瞿秋白和王劍虹的戀情，但是我認為其中也投射了丁玲和胡也頻兩人的戀情和革命實踐的體驗。丁玲說：

　　我也不喜歡也頻轉變后的小說，我常說他是“左”傾幼稚病。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寫文章，我那時把革命和文學還不能很好地聯系著去看，同時英雄主義也使我以為不搞文學專搞工作才是革命。(《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第6卷，頁68)

　　當時正在寫作《韋護》的丁玲還無法理解胡也頻對革命的覺悟與信仰，丁玲曾回憶道，胡也頻告訴丁玲：“要懂得馬克思主義也很簡單，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個立場”，丁玲的反應是：“我不相信他的話，我覺得他很有味道。當時我的確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許久的后來，我才明白他的話。”左聯成立以后，胡也頻“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我大半都一個人寫我的小說《一九三O年春上海》”(《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第9卷，頁68、70)。

　　到了1933年時，丁玲還曾經為《韋護》被當成普羅文學批評申辯：

　　我沒有想把韋護寫成英雄，也沒有想寫革命，只想寫出在五卅前的幾個人物，所以有幾天，每天都寫五千字，人非常興奮，快樂。到《小說月報》登載，自己重來讀到的時候，才很厲害的懊惱著，因為自己發現只是一個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戀愛與革命的沖突的光赤式的陷里去了。[26]

　　1932年革命加戀愛小說的公式化已經被清算了，所以丁玲當時也自認為“陷入戀愛與革命的沖突的光赤式的陷里去了”。那是因為寫于1930年的《韋護》，當時的丁玲對于革命文學、對于黨的領導和集體主義始終抱持著觀望的態度。然而，丁玲后來在1980年重新評價《韋護》時，表示：

　　我想寫秋白、寫劍虹，已有許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覺一些。但我卻只寫了他的革命工作與戀愛的矛盾。當時，我并不認為秋白就是這樣，但要寫得更深刻一些卻是我力量所達不到的。((第6卷，頁49)

　　事隔五十年后，丁玲對于自己創作《韋護》的局限非常坦白。丁玲在這篇回憶文章中也提到瞿秋白后來曾寫信給丁玲署名“韋護”，并曾當著丁玲的面說應該為丁玲和胡也頻的小孩取名為“韋護”，丁玲說道：

　　我心里正有點懷疑，他果真喜歡《韋護》嗎?而秋白卻感慨萬分的朗誦道“田園將蕪胡不歸!”我一聽，我的心情也沉落下來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愛《韋護》，而是愛文學。他想到他最心愛的東西，他想到多年來對于文學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對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厭倦了呢?后來，許久了，當我知道一點他那時的困難處境時，我就更為他難過。我想，一個復雜的人，總會有所偏，也總會有所失。在我們這樣變化激劇的時代里，個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第六卷，頁50)

　　誠如茅盾對《韋護》的批評與丁玲后來的坦誠，《韋護》沒能深刻地描繪出韋護犧牲自我、獻身于革命的社會整體性，那是因為當時的丁玲對于革命者“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還沒有深切的體會。然而丁玲“模模糊糊”感受到瞿秋白在戀愛與革命、文學與政治的二元性所創作的《韋護》，作為她克服自我意識，轉向社會、轉向革命寫作的首篇，在丁玲的創作史上卻像是一盞明燈。

　　《韋護》是丁玲從描寫女性浪漫情愛的主題轉向革命意識的首篇之作，瞿秋白這位革命戰士的前行者，讓丁玲克服了五四運動以來解放自我的“羅曼諦克”情結。《韋護》的結尾，改寫了王劍虹病故的悲劇，以麗嘉從失戀中覺醒，“唉，什么愛情，一切都過去了!……我們好好做點事業出來吧”，展現了丁玲對知識女性尋求自我出路的期許。同時也預言了胡也頻犧牲后，丁玲毅然投身革命工作的決心。歷史的造化，讓后來的丁玲不僅走上了“韋護”的道路，并透過在延安的革命工作與在創作中實踐著瞿秋白提倡的“文藝大眾化”理論，逐步地將文學與革命的理想主義合而為一。

　　瞿秋白犧牲后，丁玲的瞿秋白論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展現了她自身在革命實踐的過程對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自我實現與革命現實的反思。在此過程，丁玲自身革命實踐歷程，也如同她所塑造的“韋護”一樣，訣別了視文學與愛情為自我實現的浪漫情懷，一步一步邁向革命實踐之路。

　　瞿秋白在遺言《多余的話》中來不及實踐的：“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嘗試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語言’。”[27]瞿秋白就義臨死前沒有忘記他對文藝大眾化的提倡，感嘆自己沒能深入群眾的生活，與無產大眾建立“共同的語言”。從丁玲后來走向延安的革命道路，并完成了反映土地改革之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確實完成了瞿秋白來不及實踐的文學與革命結合的遺志。

　　3、面向人間的“韋護精神”

　　丁玲在《與友人論瞿秋白》的短文，留下了她第一次對《多余的話》的評價：

　　秋白詩原文并未見，在“逸經”上也見過，并有“多余的話”。有些人以為造謠，因為他們以為有損于秋白。我倒不以為然，我以為大約是秋白寫的。秋白是一個末落的官紳子弟出身，受舊的才子佳人熏染頗深，但他后來投身政治，中國革命事業為中共領導人之一，卒至犧牲。人說慷慨犧牲易，從容就義難。秋白真是從容就義，不為不光榮。但秋白自然在感情上，在私人感情上，難免有些舊的殘余。中共以前生活亦較散漫，所以還沒有些空閑溫習舊的感情，在他情感上雖還保存有某些矛盾，在他的平生卻并未放縱它，使它自然發展過，他卻是朝著進步方向走的。這種與自己做斗爭，勝利了那些舊的，也不為不偉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共產主義中來的途程原來就是艱苦的。所以我并未覺得于秋白有損，不過秋白能連這些多余的話也不說，無人了解的心情也犧牲了吧不更好些么! ……[28]

　　當時有些人懷疑《多余的話》是國民黨捏造的，丁玲不但肯定是瞿秋白寫的，而且認為未損于瞿秋白的光榮犧牲。丁玲認為瞿秋白盡管在情感上保有舊的殘余，但他并未放縱它，而是“與自己做斗爭，勝利了那些舊的，也不為不偉大”。此一看法，丁玲在寫作《韋護》時，即已經有所體認。“他的才情呢，逸興呢，一切都已疏遠了……他一想起過去的生活，想起他被二十世紀的怒潮所沖激的變形，他真感到有點偉大得可驚嘆!”(第1卷，頁22)

　　1939年丁玲寫這篇短文時，她從1936年脫離國民黨的監視軟禁到陜北、延安地區歷經三年的革命生活，距離文藝整風還有三年的時間。丁玲從先后擔任“中國文藝協會”的主任與“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主任等革命工作中得到了歷練。蘇敏逸研究丁玲一生的創作轉折，她指出：“對丁玲個人來說，從事革命事業并非毫無為難與勉強。”丁玲曾經對于擔任“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主任感到懊喪：“她認為自己是寫文章的人，以此身分帶領革命隊伍，從事演戲、唱歌、行軍、開會、弄糧草、弄柴炭等工作，不但不適宜，而且沒經驗更沒興趣”。但是丁玲勉力為之，并在日記中提出對自我的提醒、改造，包括對群眾的認識與態度，對集體運動與領導的方式，提醒自己要“確立信仰”，丁玲并體悟道：“我不是一個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將更快樂。”[29]所以丁玲評價瞿秋白的生命歷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共產主義中來的途程原來就是艱苦的”，也道出了自己在延安地區從事革命實踐的體悟。

西北戰地服務團

　　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丁玲在《與友人論瞿秋白》的結語，卻話鋒一轉：“不過秋白能連這些多余的話也不說，無人了解的心情也犧牲了吧不更好些么!……”此時中共組織部審查她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還沒有下來，直到一年后的1940年才落實為：“根據現有材料看來，說丁玲同志曾經自首沒有具體證明，因此自首的傳說不能憑信，但丁玲同志沒有利用可能(雖然也有顧慮)及早離開南京(應該估計到住在南京對外影響是不好的)，這種處置是不適當的。”[30]丁玲以她的政治敏感度，出于對瞿秋白的同情與尊敬，似乎預感到《多余的話》對于不了解瞿秋白者將發展出不利于瞿秋白的論調。丁玲后來也說：

　　我也自問過：何必寫這些《多余的話》呢?我認為其中有些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話柄，發生誤解或曲解。但我絕不會想到后來“四人幫”竟因此對他大肆污蔑，斥他為叛徒，以至挖墳掘墓、暴骨揚灰。(第6卷，頁54)

　　丁玲經過“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一職的歷練，1939年又到馬列學院學習。終于在1940年以后陸續寫出《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以及《夜》等以根據地為背景的成熟之作。這幾篇小說仍舊維持丁玲以知識分子的視角的敘述。丁玲當然沒有想到《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后來讓她飽受批判。《我在霞村的時候》向來被認為以貞貞對立于農民封建意識的殘留，但是筆者以為《我在霞村的時候》翻轉了身為農村指導員的敘述者“我”與貞貞的“啟蒙”位置，“我”為了貞貞的幸福，也曾想過勸貞貞不要再與夏大寶斗氣，然而貞貞考慮的卻不再是個人的幸福：“人也不是只是父母的，或自己的。”讓指導員的“我”反而在貞貞身上上了一課。《在醫院中》雖然透過努力工作的陸萍揭示根據地醫療機構的落后、因循與人力、物資的匱乏，使丁玲被冠上“反集體主義的，是在思想上宣傳個人主義”[31]。但筆者卻認為，丁玲對于陸萍天真、自以為是的理想主義并非沒有批判，丁玲為何在文末安排一個被誤診而鋸斷雙腿的老同志對陸萍進行的規勸，使陸萍領悟到“人是在艱苦中成長”的?無論是《我在霞村的時候》的敘述者“我”，或是陸萍，其實都隱含了丁玲對知識革命者對自我改造的自省意識在其中。

　　1942年3月丁玲發表《“三八”節有感》后引起一些爭議，在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干部學習會議上說：“《“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對此，丁玲回憶道：“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謝他老人家。文藝整風期間，只有個別單位在墻報上和個別小組的同志對《“三八”節有感》有批評。”(《片斷回憶》第10卷，頁280)緊接著就迎來文藝整風的座談會，5月底毛澤東做完《講話》結論后，照相時還調侃丁玲說：“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點，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有感》”[32]，顯示整風運動對丁玲的批判k還沒那么緊張。但是敏銳如丁玲卻在此前一個月懷念年初病逝于香港的蕭紅的散文中，想起了瞿秋白：

　　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 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么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于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余”，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斗歷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風雨中憶蕭紅》，第5卷，頁135)

　　踏上瞿秋白革命實踐的道路，來到延安的丁玲，在這篇感懷的文章流露出較為復雜的思考，透顯出歷經喪夫、被捕、等待審查的丁玲在整風運動前藉由憶故人以自我勉勵的心情寫照。文章開頭寫下雨天悶在窯洞中的心境轉折：

　　世界上甚么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絕不是荒涼寂寞。而難以忍耐的卻是陰沉和聒絮;人的偉大也不只是能乘風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橫逆之來，而是能在陰霾的氣壓下，打開局面，指示光明。(第5卷，頁134)

　　丁玲先是想起了“一切為了黨”的馮雪峰，即使受埋怨也沒有感傷。接著去體會瞿秋白內心的戰斗，然后才描述她與蕭紅交往的經過。丁玲描述與“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蕭紅的談話，并感嘆當初沒能說服蕭紅來延安：

　　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于日常瑣碎，而策劃于較遠大的。并且這里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第5卷，頁137)

　　從文中可以看出丁玲盡管感受到整風即將開始的氣氛，但她還是認為延安是富有朝氣而有助于實踐理想的生活的。接著她又說：“人的靈魂假如只能拘泥于個體的偏狹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們要使所有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并為這享受而做出偉大犧牲。”(第5卷，頁137)這不獨是對蕭紅堅持為自我而活卻潦倒病逝的生命感到惋惜，并且期許自己能夠為集體的崇高的理想生活而奮斗。文末并表明自己要為屈死的和未死的朋友堅持下去，從這樣的結語看來，丁玲在這篇文章中感嘆瞿秋白“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于有所申訴”，卻仍然為瞿秋白戰斗到死感到肅然起敬，對瞿秋白的犧牲“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評價，則不無自我勉勵的意味。

　　1946年丁玲寫了一篇《紀念瞿秋白同志被難十一周年》談論文藝大眾化的問題，說明自己對此一創作問題的體悟。在這篇文章中，丁玲說她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反復讀反主席的講話，都不能不想到秋白同志。她首先肯定秋白同志給了她很多教育，先是在立場上，指出文藝應該為大眾服務，

　　在那個時期，秋白同志的文章，我大半都讀過。我在他的影響和鼓勵下，曾努力去創作，努力從各方面去嘗試，但距在延安毛主席文藝座談會講話時是十年了。十年之后我才認識我那時并沒有真正了解秋白同志的文章。我才明白我還需要“挖心”。我很難受我“脫胎換骨”之難，我曾經想過，假如秋白同志不死，我也許會羞于見他的啊!可是現在又四年過去了，我又有甚么成績呢?(第5卷，頁267)

　　這一年也是丁玲開始著手寫作反映土地改革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這篇紀念文章中提到她為形式問題感到苦惱：

　　整風以后，我在工廠、農村都稍稍跑了一時，時間雖不多，卻搜到一些素材，當我想執筆寫它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用甚么形式?我一直到這個時候才真正對秋白同志所反對過的歐化形式起了根本的懷疑。(中略)因此，急切要產生的確繼承了中國民間形式的優美、而又有創造、完全使用新的語言、從老百姓那里提煉出的語言的作品，便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雖然這還有著許多困難，但方向卻要清楚，主要是從中國民間形式上去吸取外國的革命的進步的文藝，要如同秋白同志說的：“應當運用說書、灘簧等類形式。……利用流行的小調，夾雜著說白，編成記事的小說;利用純粹的白話，創造有節奏的大眾朗誦詩;利用演藝的體裁創造短篇小說的新形式。……至于戲劇，那就辦法更多了。這在實際工作開始之后，經驗還會告訴我們許多新的方法，群眾自己會創造許多新的形式。”而對于歐化語言、格式的白話文，秋白同志也罵得很透骨。(第5卷，頁268)

　　丁玲在文末說：“今天想到秋白同志而生許多感慨的時候，卻不免也有一些慰藉，就是秋白同志所希望的文藝，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后漸漸萌芽了”;并以“我個人失去了一個最可懷念的導師的心情，同時對革命卻又懷著堅定的樂觀來紀念秋白同志”。筆者認為丁玲在這篇文章中坦言自己“脫胎換骨”之難，說自己反復閱讀毛澤東的“講話”，都使她重新回過頭去學習瞿秋白關于文藝大眾化的主張。在對照她日后寫出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與整風前作品的形式和語言來看，丁玲在此展現了她對于整風學習運動的積極與熱情。

　　李陀在《丁玲不簡單》一文中論述了丁玲在整風運動前后的寫作轉變，以及丁玲在毛文體形成的話語生產過程中所占據的位置。李陀認為丁玲作品展現了現代文學尚未成熟的淺陋和粗糙，這是相對于早熟的魯迅、蕭紅和張愛玲而論的。李陀并未深論此一審美品格的評價標準為何?筆者并不認為丁玲一貫以自我實踐之歷程發展出來的文體或主題意識就是粗糙的。不過，李陀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西方文化圈向來期待文革時代受難的作家以壓迫/抵抗的敘事來談論他們的受難經驗，丁玲復出以后的回憶與談話卻使西方失望。針對西方這種壓迫/抵抗的敘事，或者是李澤厚以“啟蒙”隱喻對現代性的追求，以“救亡”隱喻對現代性的拒絕，李陀認為以這兩種二元對立的模式去解釋中國當代歷史不過是管窺蠡測。李陀認為整風運動，基本上是學習一套新的話語的運動，問題是僅僅依靠政治壓力是否可以使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改變自己的語言而接受另一種語言？他從印度歷史學家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對國家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論述中得到啟發，指出現代性話語的擴張在世界范圍總是與反帝國主義的大歷史語境相關。

　　李陀將毛文體放在現代性話語的擴張去考察，認為毛文體根本上是一種中國化了的現代性話語，毛文體所具備的雙重性是同樣依賴政治壓力的三民主義明顯缺乏的，此一雙重性展現在：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反對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為標志的種種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另一方面主張民族獨立以建設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主張在傳統和現代二分的前提下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并且召喚了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這種話語的生產，使他們為毛文體的再生產貢獻熱情、才華和最美的青春歲月。李陀認為在毛文體的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丁玲對毛文體的再生產具有典型的意義，我們應該以當今的語境相應的一套新的語言去面對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33]

　　而賀桂梅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認為被納入延安文化體制的丁玲，只能使自己極力融入集體之中，就像丁玲復出后作品中的模范黨員杜晚香一樣，僅僅是一個黨國的“齒輪和螺絲釘”，原有的自主空間已不復存在[34]。但是筆者以為整風學習運動后脫胎換骨的丁玲的自我主體位置并未消失，她將自我實踐與集體革命結合在一起，并且在歷次運動中從群眾中獲得溫暖和力量。與群眾在一起，使她克服了沒落的紳士階級的瞿秋白臨死前都還不放過自己、對自我進行審判的二元性格，丁玲透過革命實踐完成了對自我主體的重建，這種與群眾結合在一起的自我主體的誕生，是現代中國社會革命的特殊歷史階段的產物。丁玲九死一生的歷經國、共內戰兩條政治路線的斗爭，當她選擇了與集體的革命生死與共的延安道路時，就已經為自我主體選擇了一個告別個人主義實踐的路徑。女性主義的視角向來也只能是知識女性才擁有的資源，在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中更不可能實踐女性主體。而丁玲透過整風運動與群眾結合的革命實踐路徑，使自我脫去精英意識、脫去性別意識，回歸到我是群眾中的一份子的“人類人”的主體，此一主體讓丁玲挺過種種的政治壓迫，其魅力并不遜于一個“女性作家”的桂冠。

丁玲

　　1981年丁玲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中，說她在北大荒養雞時，并沒有想過是大材小用。這與她在延安地區擔任“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主任而感到懊喪、仍舊懷抱著“作家意識”的丁玲已經是另一個丁玲。而演講中丁玲對共產黨的評價，也很有意思，她認為中國共產黨從事的平反運動，等于承認過去整你整錯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是很偉大的，敢于承認錯誤，這種事在古今中外似還少見。換言之，她對于自己挺過文革，充滿了自信與驕傲。她的自我主體，還不小于黨國。丁玲回憶瞿秋白時，也指出：

　　《多余的話》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有些遺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約我跟黨走的時間較長，在下邊生活較久，嘗到的滋味較多，更重要的是我后來所處的時代、環境與他大不相同，所以，我還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進，使人向上，即使有傷，也要使人感到熱烘，感到人世的可愛，而對這可愛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進去，但不是惜別。我以為秋白的一生不是“歷史的誤會”，而是他沒有能跳出一個時代的悲劇。(第6卷，頁58)

　　換言之，丁玲認為自己的一生，超克了時代、環境加諸在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課題。1980年6月，丁玲在《韋護精神》一文中，重申“秋白同志革命的一生和他在革命中的巨大貢獻，他在斗爭中的表現和最后的從容就義，證明了他是人間的真正的韋陀菩薩，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并以“韋護精神”定位瞿秋白。有意思的是，丁玲翻轉了瞿秋白所說的面向佛陀的韋陀普薩的典故：“讓韋護們轉過身來，面向紅塵，面對現實，使用多種武器，克服障礙，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斗”(第8卷，頁92)。這個“面向人間的韋護精神”，其實已經不是青年時被卷進馬克思主義信仰，透過馬克思主義仍無法克服紳士階級的文人意識的瞿秋白所言嫉惡如仇的韋陀菩薩，而是已經接近佛陀普渡眾生的精神。“面向人間的韋護精神”正是丁玲繼承瞿秋白未竟的志業，完成了一代知識分子在中國邁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階段，透過整風運動學習毛文體的再生產，從而將自我主體與群眾結合的革命實踐的遺產，丁玲號召以此歷史遺產繼續為實現中國化的現代化社會而努力，則是后繼的知識分子該有的精神意識。

　　附錄：

　　[①]丁玲：《韋護》，《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1頁。下文中引自《丁玲全集》之引文，僅在文中標明卷數與頁數，不再一一標注。

　　[②] 張志忠：《關于“韋護”的幾種敘述―—現代作家創作發生學研究之一》，收錄于《新氣象 新開拓—―第十次丁玲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頁。

　　[③] 秦林芳：《論丁玲的“瞿秋白書寫”》，《江蘇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第168頁。

　　[④] 王劍虹1924年7月病逝，瞿秋白與楊之華于同年11月結婚。

　　[⑤] 丁玲：《我的自白—―在光華大學的演講》，原載《讀書月刊》第2卷第4、5期合刊(1931年8月10日)，轉引自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頁。此文為記者紀錄的文字。

　　[⑥] 瞿秋白：《多余的話》，《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7》，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頁。全文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國民黨政府檔案手抄本刊出，并將之與1937年上海《逸經》半月刊發表的全文比對，一一注明《逸經》版遺漏的幾段文字，瞿秋白手稿至今未見。

　　[⑦] 有關“多余的人”與《多余的話》的互文性，參見陳相因《“自我”的戲碼與符碼：論瞿秋白筆下“多余的人”與<多余的話>》，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系主辦“2013第三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10.25-26。

　　[⑧] 同注6，頁701

　　[⑨] 瞿秋白：《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文學編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頁。

　　[⑩] 瞿秋白：《多余的話》，第701-702頁。

　　[11] 同上，第707、710頁。

　　[12] 張秋實：《瞿秋白與共產國際》，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349頁。

　　[13] 胡秋原曾經評價《多余的話》“是一篇政治的散文的葬花詞”，見《胡序——瞿秋白論》，收入姜新立《瞿秋白的悲劇》，臺北幼獅文化，1982年版，第20頁。

　　[14] 魯迅：《紹介<海上述林>上卷》，原題《〈海上述林〉上卷出版》，載于《中流》第1卷第6期(1936年11月20日)，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貳拾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頁。

　　[15] 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捌卷》，第536頁。

　　[16]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全集9》，第77頁。

　　[17] 錢謙吾：《丁玲》，收錄于《現代中國女作家》，上海北新書局，1931年版，轉引自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頁。

　　[18] 何丹仁：《關于新的小說的誕生―—評丁玲的<水>》，原載《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轉引自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第213頁。

　　[19] 茅盾：《女作家丁玲》，原載《文藝月報》第2號(1933年7月15日)，轉引自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第217頁。

　　[20] 錢謙吾：《丁玲》，轉引自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第201頁。

　　[21] 何丹仁：《關于新的小說的誕生―—評丁玲的<水>》，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第211頁。

　　[22] 茅盾：《女作家丁玲》，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216。

　　[23]丁玲：《我的自白—―在光華大學的演講》，轉引自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第82頁。

　　[24] 同上。

　　[25] 胡也頻：《胡也頻選集》(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丁玲：《我的創作生活》，載《創作的經驗》，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版，轉引自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第92頁。

　　[27] 瞿秋白：〈多余的話〉，頁717。

　　[28] 丁玲：《與友人論瞿秋白》，香港《星島日報?星座》第446期(1939.11.27)。此文的發現由劉濤率先提出，見劉濤：《丁玲論瞿秋白的一篇佚文》，《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4期，第56-58頁。劉濤說他是看到香港《大風》第56期(1939.12)轉載了丁玲這篇文章，文末注明是11月27日《星座》，劉濤推測應該是1939年的《星座》，但他還沒有到香港查閱此文。拜網絡數據庫之賜，我將香港中文大學數據庫中找到《星座》的這篇文章，附錄于文后。

　　[29] 蘇敏逸：《女性?啟蒙?革命――丁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對應關系》，臺灣學生書局，2012年版，第175-176頁。

　　[30] 1940年10月4日《中共組織部審查丁玲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丁玲全集》第10卷，第106頁。

　　[31] 燎縈：《“人……在艱苦中成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第234頁。

　　[32]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風?再批判》，轉引自王增如、李向東《丁玲年譜長編》(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頁。

　　[33] 李陀：《丁玲不簡單―—革命時期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復雜角色》，《北京文學》1998年第7期。

　　[34] 賀桂梅：《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從丁玲個案看延安另類實踐中的身份政治》，《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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