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世界形勢和世界格局大動蕩、大分化、大調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形勢、條件和環境也發生了新的變化。與25年前蘇聯東歐劇變時相比，與8年前資本主義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嚴重金融—經濟危機時相比，世界形勢的確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需要用全新的眼光來打量這個世界，根據新的形勢和變化重新觀察和評估世界面貌、發展的變遷、重大事件和社會制度。正如列寧所說，形勢“極其劇烈的震動，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產生‘重新估計一切價值’，重新研究各種基本問題，重新注意理論”。過去許多被公認為永恒的、不容置疑的價值與法則，如自由、民主，如發展、現代化，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如左翼、右翼等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當前劇烈變動的世界和新形勢下，重新研究西方左翼及其與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具有全新的現實意義。
一、蘇東劇變之后西方左翼發展歷程：退卻—右轉—回歸
把西方左翼研究置于21世紀前期西方世界變化的經濟政治格局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系統的、整體的研究，要避免單一化、碎片化、片面化、抽象化、凝固化。理論研究要堅持以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適應新的形勢，同實際狀況緊密結合，堅持實事求是。當前，關注的焦點應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21世紀前期左翼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資本主義危機對左翼的深刻影響及其實際后果，左翼的理論策略新變化與實踐活動的新走向，左翼變化調整的價值取向、實際訴求及其深層原因，全球化條件下左翼謀求聯合與實際分化兩種趨勢并行的狀況及影響，左翼的變化調整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關系，等等。
蘇東劇變到現在已經過去20多年了，西方左翼的調整與變化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1)從蘇東劇變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約5—6年的時間(1990—1995年);(2)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金融危機爆發前(1996—2007年)，大約10年的時間;(3)從金融危機到現在，大約6—7年的時間。
第一階段(1990—1995年)是蘇東劇變后西方左翼潰退、蛻變、分化，為謀求生存而苦斗的時期。在西方右翼高奏凱歌和恣意進攻面前，左翼處于守勢和被動局面。為適應變化了的生存環境和條件，多數左翼開始否定過去，與蘇東劃清界限。有的共產黨組織蛻變為社會民主黨組織，社民黨組織也紛紛告別自己的“老舊”形象，淡化左翼意識形態色彩，有的特別注意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標識脫鉤。西方左翼整體上從抗爭到屈從，從激進到溫和，從左移向右，是以總體退卻、否定自己來謀求生存的階段。雖然希臘、葡萄牙共產黨繼續固守自身立場，第四國際托派組織試圖用蘇聯解體來證明自己激進左翼路線的正確性，但這改變不了西方左翼整體陷入低潮的局面。
第二階段(1996—2007年)是西方左翼在經過蘇東劇變的大分化、大調整后進行大幅度理論與政策轉向并取得一些實際成果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前半期是所謂的“左翼復興”時期。在理論上，以英國工黨提出“第三條道路”理論并得到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民黨共同倡議，以及以法國共產黨提出“新共產主義”為標志，西方社會黨和共產黨兩大左翼同時繼續再度右轉。在實踐上，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法國社會黨相繼上臺執政。這是西方左翼短暫的“黃金年代”，高潮是當時歐洲掀起的“玫瑰潮”，歐盟十五國中有十三個由左翼政黨掌權。然而，中左翼政黨上臺執政是以投向右翼新自由主義懷抱、放棄自己明確左翼身份特征、大幅度右轉為代價的，實際上是西方右翼理念政策通過左翼力量繼續貫徹。撒切爾夫人曾驕傲地說，她打造了工黨和布萊爾。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同英國首相布萊爾、德國總理施羅德一起親兄弟般同唱“第三條道路”贊歌。然而好景不長，“第三條道路”曇花一現，在21世紀初期左翼又紛紛下臺，右翼卷土重來。西方政治版圖再次變換色彩，歐盟有十多個國家的右翼政黨相繼上臺執政，政治鐘擺再次擺向右翼。以法共“新共產主義”為代表的激進左翼隨即偃旗息鼓，實際成效甚微，西方共產黨組織更加被邊緣化。總之，這一階段是西方左翼更加否定傳統、在變革或革新的口號下更加屈從或投身新自由主義的時期。
第三階段(2008—2014年)是資本主義發生金融危機，西方左翼根據新的環境和條件再調整、再重組、再分化的時期，可以被稱為“否定之否定”階段，呈現出向蘇東劇變前左翼傳統和理念某種程度的“回歸”。其主要標志是在思想理論領域重新興起的“馬克思熱”，激進左翼共產黨組織和左翼人士在資本主義危機條件下對資本主義及右翼進行猛烈的批判，30余年來似乎被人遺忘的階級、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等概念重新回到政治討論的話語當中。在政治實踐中，爆發了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或廣場“占領”運動。這是西方左翼對資本主義與右翼在理論與實踐上的雙重否定，也是對自己此前“矯枉過正”式大幅度右轉戰略的“否定”。然而，這種“否定之否定”是初步的，還不成熟，難以產生持續的成效。長期的右轉已經使左翼在理論上準備不足，在實踐上難以有效動員與組織社會力量對抗和反擊資本主義及其右翼。但無論如何，這種“否定之否定”是西方左翼實現新發展和有所作為的新起點，雖然離實現脫胎換骨的轉變還有相當長的距離，但畢竟是左翼重新崛起和發揮作用的難得歷史機遇。
二、當前西方左翼面臨的主要問題：批判與建設的雙重挑戰
當前西方左翼的狀況可以概括為占據“天時”但缺“人和”、轉向激進但失鋒芒、積極行動但缺少明確方向、謀求聯合但多分裂分化。
所謂具備“天時”，即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二戰以來難得的有利于左翼理論與實踐發展的條件和環境。資本主義遭遇了戰后最大的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價值危機、合法性危機和信仰危機，使資本主義和右翼遭受重創，由蘇東劇變之后的恣意進攻轉為消極防守。社會民眾的不滿和反抗也是二戰以來最為激烈和集中的，斗爭矛頭甚至指向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因此，這是左翼重新崛起、謀求大發展的難得“天時”，是百年難逢的歷史機遇。
然而，在這樣的大好機遇面前，西方左翼深感自身之輕，難以承受歷史之重。雖然他們也為資本主義危機所激發和鼓舞，也重新燃起重振左翼的希望，但他們在“整個世界向左轉”的大環境中遭遇到新的失敗，在選舉中紛紛敗北。如，在200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西歐各國左翼政黨的得票率繼續下降，各國右翼力量組成的聯盟接連贏得勝利，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全線受挫。危機中激烈的社會動蕩和積重難返的矛盾問題，使得不滿與失望的民眾放棄長期右轉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盡管法國社會黨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勝掌權給了西方左翼政黨以新的鼓舞，但這是否能夠帶來左翼的時來運轉還難以預料。作為激進左翼的共產黨組織也是得時得理不得利，它們本應該獲得深受危機之苦的廣大中下層民眾的支持，但實際并非如此。西方社會長期以來對共產主義的詆毀以及共產黨長期的邊緣化，使得它們的理論政策主張不為多數民眾認可和接受。危機之中乘虛而入的極右翼政黨，像法國國民陣線、奧地利自由黨、瑞典民主黨，吸引了部分中下層民眾的支持。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就是在危機中激進左翼試圖代表中下層民眾利益的嘗試，是對長期以來中左翼政黨改良主義的反抗，試圖重建“左翼中的左翼”，但這種類型的政黨目前影響力尚小。
總的來看，在資本主義危機背景下，西方左翼具備“天時”，一定程度上也有“地利”，包括國際和國內活動空間的條件，但最明顯的是它們不具備“人和”，即自身組織無力、渙散，難以得到社會民眾廣泛的支持。具體來看，西方左翼的難題和困境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身份缺失，“有名而少實”。長期以來，西方政治淡化意識形態，在右翼理論家鼓吹“意識形態終結”和“歷史的終結”的影響下，左翼理論家也懷疑自己的理論闡釋能力和現實價值，“左翼被勸說和建議加入到自由民主領域中那些尋找解決辦法的人的隊伍中來”。左翼被右翼自由民主“絕對勝利”的狂潮吞沒，有的失語而緘口不言，有的主動走上否定自己的“超越左與右”的“第三條道路”，有的激進左翼也“放棄革命，只保持激進”的立場。左翼整體上被排擠或同化，喪失獨立性，失去鮮明身份和特征。這種狀況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有所改變，但重塑左翼身份和形象仍然是首要的問題。
(2)理論戰略準備不足，難以適應重大社會變革。西方左翼最近30余年來也提出了種種創新或現代化的理論戰略，但在右翼新自由主義理論占據統治地位的環境下，其理論的“創新”主題和實質或是摒棄傳統，或是著意抹去左翼曾有的思想鋒芒而重復不痛不癢的改良主義話語，或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搬用右翼自由主義的概念和規則。改良主義、實用主義、投機主義、犬儒主義長期在左翼中盛行。因此，所謂左翼理論的“現代化”難以經得起大風大浪的淘洗和劇烈社會變動的考驗。正如英國一位左翼人士所說，“一些左翼力量逐步滑向右翼，轉而支持新自由主義政府，一些左翼力量強調‘清白無污點’，使得任何政治改組都異化為浪費時間。這樣發展下去，左翼運動所能做的無非是散發文件、舉行會議、批判所有其他人和贊美自己‘純潔無瑕’等毫無意義的工作。若是如此，我們盡可專注于我們的小團體而把改造社會的愿望交由右翼和極右翼力量來完成。”當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爆發時，長期理論匱乏與缺乏戰略貯備的左翼難以引領、駕馭對抗資本主義的洪流，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被實踐的快速發展拋在了后頭。
(3)批判有余，建設性方案不足。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左翼特別是共產黨等激進左翼能夠充分運用左翼的批判理論和資源，揭露資本主義危機的實質、弊端及其危害，直指癥結，揭示出問題和矛盾的根源。左翼的批判理論確實發揮了一定的“社會矯正”功能。然而，在如何克服危機、解決實際經濟社會問題方面，左翼還難以提出適應實踐發展需要、符合廣大民眾利益、切合實際社會狀況的長遠性、系統性綱領方案。其理論與政策碎片化，缺少鮮明且有凝聚力的綱領目標，缺乏達成共識、協調一致的理論與組織基礎，難以為長遠發展提供有效的思想理論指導。
(4)有聯合意愿和行動，但分裂分化嚴重。蘇東劇變后，西方左翼一直謀求左翼力量和運動的聯合，希望借此改變左翼的弱勢地位，應對全球范圍內聯合一致的跨國資本和新自由主義力量。其中，既有嘗試建立包括多種類型左翼力量的“泛左翼聯合陣線”，又有相同類型內部的各種形式的聯合和論壇，有些已經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效，如世界工人黨和共產黨會議等。但總的來看，左翼內部成分龐雜，各自為戰，分化分裂很嚴重，特別是在激進左翼中，共產黨之間分裂嚴重，沖突矛盾經常發生，這削弱了左翼的整體力量。
三、21世紀西方左翼的前途：取決于“否定之否定”的程度和水平
可以說，在過去的30多年里，西方左翼總體上漸次右轉，西方共產黨大多蛻變為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盡管像法國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等還保留共產黨的名號，但其綱領政策已與過去有天壤之別。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大多連“社會主義”稱號都已拋棄，重新披上“民主主義”的百衲衣，除去了自己的階級性征和激進姿態。但是，西方左翼在世紀之交面臨的“喧鬧與無序”，除了無窮無盡的不確定性和挑戰之外，也出現了西方社會主義復興的機遇，這就是21世紀初的資本主義危機。盡管這場危機沒有帶來西方社會主義的復興，但畢竟使其進入到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新階段。21世紀西方社會主義和左翼的走向與前途，取決于他們在資本主義危機之后實現“否定之否定”的程度和水平，也就是揚棄自己的程度和水平。這不是簡單地回歸到過去的舊左翼，也不僅僅是在已經向右走了很遠的路之后掉過頭來往回走幾步了事，而是基于資本主義危機之后的新形勢和新變化，真正在“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塑造一個全新的左翼、一種有希望的社會主義。
在實現新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左翼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和境況認真處理好以下四個方面的關系。
一是左翼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在西方，社會主義一般屬于左翼行列，而左翼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歷史上，左翼對社會主義的立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緊密結合—逐漸分離—徹底拋棄—重新關注。在20世紀50—60年代之前，有相當部分的西方左翼政黨和人士信奉、服膺社會主義，甚至有人認為左翼與社會主義“有著天然的聯系”。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是左翼與社會主義逐漸脫離的時期，其綱領逐漸避免使用“社會主義”來稱謂自己及其路線。蘇東劇變之后一段時間是西方許多左翼政黨與社會主義徹底分離的時期，比如許多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改名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或“左翼民主黨”，有的即便保留了“社會主義”稱謂，其綱領路線也與從前大相徑庭。在21世紀初資本主義發生危機之后，左翼政黨和左翼思想家中有些開始重新強調“社會主義”的名稱和內容，開始用傳統社會主義的一些觀點主張來回應和解釋資本主義的危機，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也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甚至一度形成“馬克思熱”。在“占領運動”中，有的打出“社會主義是未來”的旗幟。一些左翼綱領也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和色彩。在新階段，西方左翼能否再次重拾和訴求社會主義價值來探索自己的復興之途，傳統的社會主義政黨如何對待各種左翼力量的變化和調整，左翼與社會主義的關系能否在一種積極促進的方向上形成密切聯系，等等，這些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左翼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應該是“天然的同盟軍”。21世紀西方社會主義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左翼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共存共生、彼此促進，形成社會主義運動主導的“大左翼”運動。
二是左翼運動與階級運動的關系。當前，在西方，左翼運動已經基本不在階級運動和階級斗爭層面來談論和開展。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的“新社會運動”的形成和發展，就是不斷對以階級斗爭和階級運動為基本內容和主旨的“傳統左翼”的否認和替代。難能可貴的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仍有一些西方學者和左翼人士開始重新關注階級、階級不平等和階級斗爭問題，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爆發危機之后。比如，美國左翼學者邁克爾·茨威格(Michael Zweig)分析了21世紀初期美國的社會狀況，指出“在八年或十年以前，以權力術語表述的階級范疇，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似乎如此遠離政治對話，以至于它們對于建設性的政治爭論是無用的。但今天甚至主流的評論員也正日益頻繁地提到工人階級、階級斗爭，而在總體上以階級術語貫穿其文章……嚴肅的階級話語再次成為可能，并充滿生機、奧妙和信心”。美國學者伯奇·波勃羅格魯(Berch Berberoglu)也認為，“在我們的時代，在全球化時代，也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階級和階級沖突變得更加鮮明了，而不是淡弱。它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流行起來，因而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顯而易見的特征。今天，隨著階級分化的擴大，階級越來越發生極化并持續地沖突，階級斗爭越來越成為整個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之社會風景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與否，關系到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和左翼的性質問題，關系到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是什么的問題。新社會運動的左翼運動如果不同社會主義運動結合，只能停留在街頭抗議的水平上，而這種街頭抗議一般是消極的、非建設性的，無法轉變為改造社會的實際力量。抗議行動雖然也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內容，但社會主義運動不停留在這一較低層次的斗爭水平上，而是以高層次的政治目標將抗議人群團結凝聚起來，開展有組織的斗爭、變革或革命，組織成為無產階級來進行階級斗爭。左翼運動如果只停留在理論批判或街頭抗議的水平上，僅作為孤立分散的抗議力量來行動，不訴求社會主義，不依賴工人階級的整體斗爭，就難以在改變現存秩序的斗爭中有大作為。盡管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今非昔比，盡管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工人階級仍然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階級斗爭和階級運動仍然是最有力量、最有規模、最有前途的左翼運動力量。
三是議會選舉活動與社會群眾運動的關系。這始終是西方社會主義政黨的一個“難解之謎”，是在探索中始終面臨的未能有效解決的問題。這個悖論是，在選舉中越成功，社會主義政黨身份越淡化;群眾運動和社會運動開展得越是有成效，在議會選舉中越邊緣化。幾十年來，西方社會主義政黨過多投入選舉活動，忽視群眾運動的開展;過多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忽視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變化之深層規律的把握;過多為局部的、短期的選舉成績而向右翼妥協，忽視自身特征和獨立地位的維系;過多關注具體、瑣細的競選綱領和方案的實用有效，忽視長遠戰略和目標的制定，等等。當前，西歐共產黨等左翼政黨正根據本國政治形勢和各種政治力量對比的新情況，對議會內與議會外斗爭的關系進行新的反思，并調整戰略與策略。
四是民族國家范圍內的活動與全球范圍內的活動的關系。西方學者薩松說道：“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規模較大的共產黨仍深深陷入一種國家主義的政治概念中，并不斷使之加強，在自己國家邊界內畫地為牢式地維系著自己的成就(福利國家、教育和公民權等)，而這時資本主義開始大步地在全球奔走了。”民族國家范圍內的活動與全球范圍內的活動的關系成為當前社會主義運動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在如馬克思所說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突飛猛進的時代，在全球化時代，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確立統治地位并不斷擴張的時代，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一國自己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呢?在國際共產主義歷史上，斯大林就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并付諸實踐，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總結。而對于西方社會主義政黨來說，在一個國家舞臺上開展的無論議會活動還是其他社會運動，脫離了全球化的背景和實際，脫離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成效究竟有多大呢?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就是要關注社會主義除了本國化和民族化外，還有一個世界性和國際性的問題。這在“民族特色”成為世界社會主義主要特點的時代，仍然是更加重要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在形式上是民族的，而在內容上是國際的。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需要更多的世界歷史視角和廣闊的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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