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制度的設計是有階級性的

　　美國的‘憲政’是資產階級的‘限政’，它只在資本集團內部實行有限的‘民主’。這種所謂‘民主’對老百姓而言‘毫無疑義’。可是對資本集團來說卻‘意義重大’。各資本家可以參入到議會里，參與制定對公權力監督的法律條款，對公權力實行有效的監督。達到杜絕霸權、限制權力的目的，讓政府做‘小政府’放棄對金融資本的監管，放任金融資本的自由，做‘大市場’。在對公權力的限制和監督方面，應該說是做得很不錯的，他們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少數富豪階級對多數民眾階級的專政。近些年來，資本主義國家也宣揚‘人權、自由、平等’，但是公民自由可以批評政府，批評官員，卻不可以指責你的老板。公民可以談平等，但絕對不可能和官員、老板、社會精英相平等。公民也可以談人權，但不能觸動官員、老板、社會精英的個人利益，更不能讓你改變社會制度。因為“人權、自由、平等”是被人為制定的私有制下的‘法律’所約束的。其法律的宗旨就是保護私有制的。因此說“選政”是有階級性的，是在階級專政下的“選政”。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是一黨執政多黨合作的民主協商制度。這種制度追求的是‘大民主’，講的是‘人民性’。它的領導人選舉是黨內的民主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復議，并由‘人大’批準獲得通過。選舉的目的是選出正確的政策路線執行集體，能夠保證人民政權為人民的權利執行的集體和領導人。領導人的更換也是為了保證人民政權不被顛覆，不被變質，保證黨的方針政策不被改變為首要目的。人民的國家、人民的社會、人民管理。這是一種全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沒有完全建立之前必然很不完善，有很多的矛盾還沒解決。同時也受到多方面的阻擾和反對和封殺。因此必須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才能保證這種公有制制度的執行。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質是‘全民公有制’，在這種制度下，‘社會公權力’有極大的權威性，如果沒有‘人民民主監督’很可能形成‘霸權’，就是通常所說的‘官僚主義’，因此，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里限制公權力、監督公權力是最需要解決的大問題。資產階級要限制政府權力，而無產階級既要限制政府掌握的‘公權力’，又要發揮公權力的作用，同時還要限制‘資本權力’，消滅私有制。這就是為了保證無產階級革命目的而實行的“黨內民主選舉”制度的必要所在。因此，中國不可能照搬資本主義國家的“選政”制度。

　　這也是‘階級專政’的必要措施。

　　‘人民民主監督’從理論上說應該是最好的方法。毛主席等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的牢固，為了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監督’，做了巨大的努力和實踐。但是在實踐當中做得還不是很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阻力主要來自于高層，那些公權力的‘當權者’不愿意接受民眾的監督，他們喜歡不受監督的‘一長制’，喜歡‘發號施令’，喜歡拍腦袋做決策，不愿意集體協商，不愿意‘調查研究’又不愿意走‘群眾路線’，當抉策失敗時卻不敢于面對錯誤，害怕擔當責任，總是強調各種客觀原因，將錯誤退給別人，他們反對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制，總是強調集體領導干擾了他們的工作，阻礙了他們的能力的發揮。不利于生產，不利于提高效益等等。正是由于來自‘公權力’當權派的阻力，妨礙了‘人民民主監督’的順利實施，使得社會主義的‘公權力’逐步形成官僚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繼而出現嚴重腐敗現象。共產黨辛苦奮斗幾十年建立起來的‘魚水關系’般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它將‘一事無成’，因為共產黨的力量就在億萬人民當中。

　　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社會主義社會是‘公有制’，這兩種制度下的‘公權力’的使用是不一樣的，對社會的‘公權力’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私有制社會，資產階級要限制‘社會公權力’，他們限制公權力是要政府做‘小政府’希望所謂的‘大市場’，其目的就是造成有利于資本獲利的環境，資產階級需要追逐資本利益最大化，需要勞動力共多余求，這樣有利于壓低勞動力價格，資產階級需要資本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動，經濟不受政府公權力的監督和干預、調控。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人民群眾同樣需要監督、限制‘社會公權力’私用、濫用，但同時也希望‘社會公權力’為多數人的利益發揮更大、更公平的作用，和合理的經濟調控作用。‘人民民主’監督和限制‘公權力’是為了制止‘公權力’為少數人而用，限制公權力私用，而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

　　‘私有制’‘公有制’這兩種社會制度都需要監督。限制社會的‘公權力’，但監督和限制的目的是不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公權力不光有限制約束的問題，還必須要最大程度的使用、發揮好公權力的問題。也就是說，公有制下的公權力，該約束限制的方面必須嚴格的限制起來，尤其是公權力私用必須禁止，該發揮使用的方面必須最大限度的為多數人的利益而使用好公權力，最大程度的使用公權力來保證社會的公平性。讓絕大多數勞動者勞有所獲，勞有該獲。要使用公權力來禁止那些‘不勞而獲’者，還要限制不合理的‘資本獲利’者，因為‘資本獲利’也屬于‘不勞而獲’的范疇，屬于‘食利階級’。

　　在資本主義國家食利者就是‘寄生者’，是受到限制的、是不提倡的，因此資本主義國家都用很高的‘遺產稅’來限制‘食利人群’范圍的擴大。遺產越多賦稅越高。

　　歷史以來的社會制度都是少數人統制多數人的制度，統制階級都是少數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完全改變了歷史，由多數人的無產階級建立的階級專政，這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開天辟地’大好事。而對資產階級來說卻是一種噩耗。從此，社會的等級觀念、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完全顛倒了，過去的壓迫階級被推翻了，封建等級制度下的文化道德觀都將隨之改變。用‘天翻地覆’來形容這種社會的改變一點不為過，

　　“選政”是更換掌權人的一種方法，“政黨內民主選舉”也更換領導人一種方法，“世襲制”也是一種掌權人的更換方法。其目的都是為了保證制度、方針、發展方向的延續。只有當人民群眾認識到當前的制度、方針、發展方向完全錯誤時，才會發生更換‘選舉制度’的訴求。出現這種訴求說明黨政集團的方針、方向令多數人不滿意。當今中國社會有很大的“選政”訴求，希望通過‘選政’選舉出最佳掌權人，這種憂國憂民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不切合中國實際。中國畢竟還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還是認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絕大多數人還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贊成公有制，反對私有制。中國社會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打壓和包圍之中，國內的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正在相互交融的爭斗著，這個時候談什么“選政”，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怎么可能同意呢?不但不會同意而且還會認為有人想要通過“選政”奪取人民的政權，奪取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還有人說：“害怕共產黨再來一次‘反右’運動”。這種害怕不奇怪，因為‘選政’的訴求已經觸動了人民政權，觸動了國家制度，觸動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說實話國家這些年來的制度、方針、發展方向是有偏差，但這只能通過黨內民主從我糾正，恢復黨內民主，讓黨內左右兩派暢所欲言，統一全黨認識，糾正方向、調整方針就能夠回到正確的制度軌道上來。目前來說“選政”不是最佳方法。‘選政’是有階級性的，將來無產階級如何實行‘選政’，目前不好說，但只要人民政權完全鞏固之后，公有制觀念完全鞏固之后，“人民選政”制度才有可能出臺，才有可能自下而上的逐步的實行“人民選政”這種民選‘公權力掌權人’方法，這個“人民選政”絕不會照搬資本主義的“選政”，資本主義國家的‘黨派選政’‘資本選政’都不可能出現在中國這塊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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