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第二次“重慶模式”研討會紀要
（特約通訊員）伴隨著重慶“唱紅打黑”的發展和傳播，重慶吸引了全國人民的目光。那么“重慶模式”究竟是怎樣的，它的意義與發展前景是什么？2010年12月26日上午，在偉大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117周年誕辰紀念日里，烏有之鄉在北京組織召開了一場以探討“重慶模式”為主題的研討會，參會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大學學者、教授和社會獨立學者等二十余人。研討會由巫若枝主持，發表觀點的學者有左大培、司馬平邦、李克勤、楊曉青、徐維國、劉海波、余斌、一清、云淡水暖等。
眾人口中的“重慶模式”，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最早提出和報道“重慶模式”的是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記者紀碩鳴，他認為“重慶模式”就是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是對共產黨傳統的回歸。正式被官方采用則是2010年6月12日經由七大部委聯合推出的，有其特定的所指。一般認為，“重慶模式”主要是指這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以“唱紅打黑”為主體的社會治安整頓和精神文明建設、公租房規劃、戶籍制度改革為標志的城鄉統籌發展，和以建設內陸大開發戰略高地為戰略的包括重組國營、民營、外資三駕馬車、優化經濟結構等內容。研討會涉及的有關問題可以分為以下三部分：
一、“重慶模式”產生的歷史條件和深層原因
（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小農經濟的發展和后起的房地產變相“私有化”及級差地租的存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分田到戶，實際上是小農經濟，隨著市場化和社會進一步發展，很自然產生了小農心理和私有文化。后起的房地產在私有與市場為主要特征的競爭中使用權幾經周折，以及級差地租的存在，實際上是變相的土地私有化交易。
余斌老師認為“讓農民成為小私有者，是對農民掠奪的開始”。小農生產適應不了現代私有化為競爭核心的工業社會，農民生活窮困，重慶很多人背上了高利貸，而黑社會是保持高利貸回收的重要力量。黑社會或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產生的基礎就是私有化與剝削。左大培老師認為，允許土地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和質押的發展將加劇黑社會發展和社會問題。
劉海波老師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土地和房地產制度是變相地向中國傳統社會的回歸，中國唐宋至民國土地制度都是以土地私有、市場自由交易為主的，這一點比當時歐洲要市場化。問題不在于個人使用或利用多大面積的土地，也不在于使用的權利為市場交易決定，而在于社會成員地租占有的不平等，形成土地食利集團，社會財富為土地食利集團吞食。制度安排事實上鼓勵私人對地租的無限度占有，這樣的社會激勵機制形成人人都要“攢錢買地或靠權勢占地”，導致社會矛盾不可化解、經濟發展陷入鎖死的困局。在城市化進程中，現在中國的土地制度鼓勵私人對級差地租的無限度占有，我們回到了傳統社會，“讀書做官、攢錢買地、公權私用”為其特征。“沉渣泛起”而非撒切爾、里根的新自由主義更好概括近年“主流”們的理論與實踐。
徐維國老師認為，重慶模式的實踐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設，是運用毛主席大公無私的思想對那具有“腐敗性的傳統文化”的又一次蕩滌，以馬克思主義立場來看，這些腐敗性文化的死灰復燃則是基于私有制與市場競爭的。李克勤老師認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強調“公”，而社會治安和風氣好的“南街村”、“大寨”都是強調“公”的文化。
重慶黑惡勢力產生和城鄉矛盾及公租房規劃無不與這一歷史基礎有關。另外學者還認為，與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還有基督教來調節社會市場造成的道德文化缺陷。在一味發展市場經濟和強調GDP的過程中，我們喪失了社會主義文化調節機制，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必然需要一套完善的邏輯的理論體系和文化體系。重慶建設新社會過程中，需要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毛澤東思想來教育人。
（二）房地產商業化與泡沫化發展。
近年來，房地產在市場競爭中迅猛發展，對拉動GDP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們學習的卻是“歐美模式”，房地產運營過程的私有化、放縱與市場化。左大培老師認為，房地產已出現泡沫現象，這是金融精英、金融貴族為代表的金融資本主義在操縱國際市場，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人民。重慶公租房的規劃是政府宏觀經濟計劃性的重要表現。
（三）建立在私有化與市場化基礎上的“資本下鄉、農民進城”的城市化進程之弊端。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雖然表示在思想上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政策追求，也取得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但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有些甚至是根本上的。由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大量的關閉，大批工人下崗，大量民營和外資企業蓬勃發展，農村的小農生產方滿足不了生活需求，大量農民工出現。而實際上，農民工在城市被當做二等甚至三等公民。
余斌老師認為，這樣的發展是“資本下鄉，農民進城，為中國的傳統模式做辯護”。中國是工農聯盟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民主人地位不可動搖，改變城鄉對立的二元對立結構，重慶戶籍制度改革是做出了重要的探索，也是實現農村現代化和工業化邁出的重要一步。
二、“重慶模式”的特點和現象
（一）牢牢把握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重慶的唱紅打黑不僅僅是一場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現象，也是一場階級斗爭。楊曉青老師認為，唱紅打黑是對黑惡勢力和腐敗官僚的專政，“將打黑除惡和懲治腐敗相結合，是今后進行階級斗爭的重要形式。這是重慶做法給我們的啟示之一。”余斌老師也認為這是一場階級斗爭，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就是階級斗爭的另一種“高度藝術”的表述。
重慶人民為什么說“共產黨又回來了”？那是共產黨人和工農為主體人民一道對剝削階級、腐敗分子的專政，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實實在在的最高位置。司馬平邦老師說，重慶警察跟外地不一樣，他們是“用心”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
（二）要有一批高素質的干部帶頭人。
司馬平邦老師曾應邀去過重慶三次，他認為重慶是“強人政治”，有了強人才能帶動人民做事情。如薄熙來這樣的領導人，富有個性、不懼挑戰，他崇拜毛澤東（他能整段整篇地背誦毛主席的文章），而毛澤東一生充滿挑戰但從未被任何挑戰所壓倒。調研過十幾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村的李克勤老師認為，無論是“重慶”還是“南街村”、“大寨”都要一批“紅色鄉土企業家”，他們很重要。楊曉青老師強調了干部制度好、干部能力強對于打黑除惡的有著重要作用。
在新的發展階段，要創新要改革，要培養一批有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高素質的干部隊伍，要完善干部制度和法制，使又紅又專的優秀人才始終掌握在人民群眾手里，而不是如徐維國老師所說的“人才逆向淘汰”現象，選上來的都是庸才，不為人民做事情，更不允許一團亂的“惡人當政”。
（三）公租房規劃、戶籍改革城鄉一體化等增強了經濟和社會管理的計劃性，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過多的強調了轉變的路徑，而忽視了對最終的目標的研究。社會主義被等同于國有制和宏觀調控。但是宏觀調控與國有制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有的現象，如何使國有經濟的存在起主導作用，尤其是對非國有經濟起到示范效應，應該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應有之意。左大培老師認為，如果僅從個人獲利角度衡量，普通百姓必然支持公有制，而精英們由于具有能力等優勢，不會支持公有制。共產黨為“窮人”打天下，“公有制”對窮人有利，要落實在目標上，給人民提供福利。沒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國營經濟，共產黨就是失去了執政的經濟基礎。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經濟發展中的全國統一性、計劃性是理所當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本質區別就是堅持堅持公有制為基礎和經濟運行中國家有絕對權的計劃性和調控性。重慶公租房就是國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的計劃性和調控性的發揮，如果任由經濟發展受市場和私人資本擺布，這是很危險的。
（四）總結正反經驗，綜合運用現代技術與管理手段，把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精髓，實事求是，開創社會主義新階段。
有的學者認為，重慶唱紅打黑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毛澤東時代的符號”，但這不意味著回歸傳統的社會主義。楊曉青老師認為，“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是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既不能全盤肯定或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全盤肯定或否定后三十年。重慶實踐的成功得益于實事求是地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既發揚毛澤東時代黨的優良傳統，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既強調人的因素，也重視制度的作用。”司馬平邦老師詳細介紹了重慶打黑過程中，又紅又專的人才起了決定性作用，比如王立軍同時是科學家，曾獲得多項專利，他們建立的“交警平臺”發揮了重要作用，實現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我們要看到“重慶模式”誕生的起點是改革開放30年，是新中國成立60年。這樣的實踐和突破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和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誕生在工商業發達的西歐，并且提出了建設“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社會。“重慶”在經歷現代市場工商業社會之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否不同于東歐“原始公社”與“游牧民族”之上的社會主義呢？
社會主義的曲折發展和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需要我們總結經驗和教訓，重慶的大膽探索，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三、“重慶模式”評價與展望
（一）重慶模式是對沿海發展模式、歐美模式的解放思想，是社會主義新階段的重要探索。
余斌老師認為，我們要解放思想，當前解放思想就是要從沿海發展模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歷史已經證明，以深圳為代表的沿海模式并不能普及全國，也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歐美模式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諸多成就，社會迅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諸多問題。社會主義新中國經過60年的發展，生產力和現代管理總體上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問題和制約瓶頸及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明顯加強，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重慶的率先改革意義深遠。
（二）探索發展中的重慶應走向深入，解決微觀民主問題，發揚創新“鞍鋼憲法”精神，進一步發展完善“人民法治”。
有的學者認為，日本企業采取了勞資長期合作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譬如終身雇傭制的同時存在著過勞死現象，意味著剝削非常嚴重。日本企業實際上是將勞資之間的縱向沖突轉化為勞動者之間的橫向監督。重慶國有資產增殖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宏觀經濟民主問題，但是公有制企業要解決的是“微觀經濟民主”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宏觀經濟民主可以在標準化需求沒有滿足下借助于福特主義模式，例如重慶吸引惠普進駐，提供的勞動者主要是低技能的農民工就反映了這一點。隨著西部市場需求的升級，迫切需要解決產品的質量和創新問題。毛澤東時代創造的“微觀經濟民主”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會主義建立后微觀經濟民主問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左大培老師則闡解了“鞍鋼憲法”對現代企業管理民主的重要意義。
重慶未來的發展不僅是經濟上，而且也是政治和法律上要走向深入，只有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了屬于人民的“人民法治”才能持續的發展，不會因人亡而政息。我們要借鑒歐美法律合乎社會主義的東西，絕不要它普世價值支配下的“資本法治”。社會主義的“人民法治”是雙向的，黨的領導和人民對黨的監督，既有一般狀況的井然秩序，也有特別時刻的人民代表表達運動，總之一切都在“人民法律”的秩序內。
（三）“重慶模式”究竟是否存在，或許稱之為“重慶現象”、“重慶經驗”是否更合適？重慶模式未來如何？
研討會上，徐維國老師發問，重慶模式究竟有沒有？只有成熟的穩定的才能成為“模式”，有的學者贊同用“重慶現象”或“重慶經驗”。而余斌老師認為，“重慶”是一種“反模式”的模式，重慶實踐本身就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以已形成的沿海社會政治經濟模式的逆反，并已證明了迥異于深圳模式的實踐可以非常成功，在這個反模式的意義上，重慶模式完全可以成立。劉海波老師認為，重慶是中西部一個“省”，具有典型和代表意義。這涉及到不同地區在政治過程中的博弈，究竟如何還要看體制變革和進一步發展。
一清老師因臨時出差給研討會發來了書面意見，概要如下：“重慶模式”是一種更廣義上的表達。相對于狹義的如公租房建設的重慶模式、綠色經濟重慶模式、房地產調控重慶模式等，這里外延要更寬泛一些，甚至就是中國新一輪出發的全面模式，包括了各個方面。重慶模式的核心，即共產黨宗旨里所清楚地表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應是執政黨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重慶的各種措施都是“愛人民”理念的回歸。重慶'新文化"是對西方主流文化挑戰的有力回應。
研討會上，盡管大家對探討過程中提出的某些問題仍存在分歧，但大家一致認為“重慶模式”值得肯定，是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和重要探索。在全球經濟危機剛過和近幾十年國內外敵對勢力、資本主義與腐朽勢力淡化社會主義意識背景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悄然興起，重慶的存在和發展是否意味著中國未來的走向？總之，我們應該關注重慶、支持重慶、宣傳重慶、學習重慶，并進一步研究、完善重慶實踐，為解決目前的困局、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探索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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