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帆: 黃紀蘇《我們走在大路上》系列評論(一)
從《格瓦拉》到《大路》:
批判現實主義文藝思潮的里程碑
楊帆:我于1995年在中國新聞社《視點》雜志發表文章《中國需要批判現實主義思潮》。2001年,出現了黃紀蘇,張廣天的話劇《格瓦拉》,由于觸動了中國自由派“告別革命”的信條,受到他們的激烈批評,這是我組織的“思想討論會”的專門討論。當時我不能帶研究生,所有錄音都是自己整理的。
這樣的討論,5 年以后再次發表,其意義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大。因為作品所揭露的問題,和中國發展道路的內在矛盾,已經完全暴露出來。 《大路》作為戲劇,是十年以來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藝思潮的新里程碑,五年以來反思改革的繼續,是從經濟層面向文化層面的深化。大家可以看看五年前關于《格瓦拉》的爭論,看看誰的理論得到了社會實踐的證明。
楊帆:《我為格瓦拉叫好》
我看了3次格瓦拉,并介紹了30個朋友去看。無論從感情上,從理智上,都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有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什么那樣討厭和害怕這出戲?甚至有些人連看也沒有看過就批判。
經濟自由主義者整天和大款,外國人混在一起,他們當然不會理會這個戲,他們有錢有名,整天在豪華論壇上泡,牛皮大得很,他們已經自命為“上等人”,早已經不理會小老百姓的疾苦了。倒是一般自由主義者秦輝,黎鳴,丁冬,王東成,還比較真誠。他們應我的邀請認真看了,認真和張廣天,黃紀蘇對了話,這幾個人是自由主義里比較好的。
聽了半天辯論,主要是秦輝和張廣天之間,做一些評論。
第一, 這個戲作為文藝作品,是反對世俗理性的,反對世俗理性繼續泛濫,最終解構中國人的全部規范,瓦解中國社會的。它諷刺主流思想對老百姓的貶低和污蔑,對剝削壓迫的吹捧。《格瓦拉》鼓吹英雄主義,浪漫主義,歌頌真善美,表現對社會下層老百姓的同情---這難道不是一個正常社會中應該普遍具有的嗎?哪一個正常社會的知識分子是幫助上層罵老百姓的?那一個稱得上文藝作品的作品,不是揭露丑惡,歌頌美德的?難道你能夠歌頌奴隸主而貶低黑奴?能夠歌頌歌頌鴉片販子而貶低林則徐?能夠歌頌對國家財產的掠奪而貶低工人和農民?這些人性極為低劣,手段極端殘酷,目的極為骯臟的壞人,他們的行為在一定條件下,客觀上有促進歷史發展的作用,但是沒有任何文化作品去歌頌他們。因為真善美比起假惡丑,更能夠推動歷史進步。
否則,我們是不是要肯定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人不是強者嗎?強者不是可以不擇手段欺負甚至消滅弱者嗎?弱者不是應該“靈魂深處鬧革命”,自愿為一個新體制(天知道這是一個什么體制)付出犧牲嗎?中國主流輿論以各種方式鼓吹剝削有理,罵民主,罵民生,罵民族,罵祖宗,罵窮人,罵大多數老百姓;歌頌錢,歌頌槍,歌頌以強凌弱,歌頌沒良心,歌頌坑蒙拐騙,歌頌當買辦,歌頌給外國人當婊子。絕大多數傳媒工具,拼命搞娛樂節目,招貓弄狗選美人,極力把社會世俗化,庸俗化。卻并不見什么人出來批判。剛出了一個格瓦拉,就有那么多人出來批判。有人號稱自由主義,怎么和官方站在一個立場?我看,格瓦拉這種批判目前中國主流思潮的戲,太少了。應該再多起來。
第二,自由主義者反復追問《格瓦拉》的作者:外部侵略和內部專制,那一個更為根本。這是沒有意義的。張廣天認為帝國主義霸權是萬惡之源,和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內專制是萬惡之源一樣,都有片面性。
我在1998年的“權力資本化”一文,已經解決了國內外因素的關系問題。目前問題的國內根源,是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的權力沒有得到制約,也是因為改革開放引進了資本主義范疇,不可各執一詞。政府權力需要限制,但也不可全盤瓦解;外國力量對中國有損害的一面,也有促進國內改革的一面。關鍵要看具體歷史條件下,各種因素的結合,是否有利于中國大多數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總體利益。這不是邏輯問題,而是實踐問題。
第三, 目前中國的實際究竟如何?《格瓦拉》是抓到了脈搏。
那些反對革命的人,邏輯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演革命,就一定會鬧革命;鬧革命,就一定會成功。革命者掌權以后還不如原來的統治者好,所以革命沒有好作用。
一部分知識分子一聽毛澤東就聯想起文化革命,一聽革命就聯想波爾布特殺人,一聽為老百姓說話就聯想民粹主義和專制?是自己立場不對,思維不對。中國老百姓不是這樣想問題。
他們一只腳站在歷史,指責革命者不如統治者;一只腳站在未來,似乎演一個革命戲,革命者就馬上要上臺了。其實在現代社會,政府有了現代化的手段,控制手段加強了,革命和造反只能停留在恐怖活動層次,只能夠起到制約社會,警告社會的作用,很難上臺。而沒有革命,沒有老百姓對于上層腐敗的反抗,就連改良也不會有,就沒有經濟學家說的“均衡”。
2000年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有大規模的騷亂,包括有組織的上訪,有10000多起。正是這些事件驚動了政府和社會,才有整頓腐敗的力度。工人一鬧,社會保障就解決了。比我一個人5年來,寫100篇這方面的論文都有用。經濟學右派一下子卡了殼,再也不敢說腐敗有理,說讓一代工人付出犧牲了。
上層能夠主動改革最好,實際上不可能。上層的改革和改良,是下層造反和革命逼的,有時是外國人兵臨城下逼的。經濟學家不是講效率第一嗎?要有效率,關鍵是有動力,要有動力,在一般條件下是賺錢,提供社會地位,出名的動機,但是在自己活不成的條件下,造反和革命,也是一種“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為”。難道別人剝奪他的飯碗,打他的耳光,搶他的妻女,他反抗倒是非理性的,不反抗倒是理性的?誰這樣教導老百姓,你自己“理性”一個,給大家看看!
第四,關于毛澤東。
毛澤東的形象,在目前社會條件下,已經成為社會中下層大多數群眾,保護自己利益的符號。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把毛澤東看成是專制暴君,鄶子手的象征,這和普通老百姓相差太遠。當權的毛澤東有許多錯誤,但90年代以來中國老百姓懷念毛澤東,包括汽車司機普遍把毛澤東頭象當作護身符,是有道理的。毛澤東關于反對特權,依靠群眾,大民主的思想,不管在實踐中演變得多么荒謬,現在的意義已經大不相同。老百姓懷念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實際當權完全不同。毛澤東為什么能夠當權?是因為中國經過了100年的磨難,不斷戰敗,被外國人肢解,完全沒有安定,大家才擁護一個領袖并把他神化?,F在的中國,沒有產生毛澤東的社會條件。
現在的毛澤東形象,仍舊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是老百姓反對權力資本,維護自己利益的最有代表性的符號。90年代以來讓老百姓信仰錢,能行嗎?錢和利益,永遠不能夠成為信仰。結果是,賺不到錢的社會弱勢階層,卻信了法輪功。教訓還不深刻嗎?中國不是一個有統一宗教的國家,真正在老百姓中間根深蒂固的,就是毛澤東的形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民,對于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他們肯定會賦予毛澤東的形象,以現代化下維護人民利益的新涵義。
如果腐敗再得不到控制,3000萬干部的上層建筑繼續膨脹,把最終負擔最終轉嫁到農民身上,農民可能會以“毛澤東思想戰斗隊”的名義,驅逐干部,抗捐抗稅。毛澤東思想就是他們保護自己利益的武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告別革命”的呼聲,不僅蒼白,而且令人厭惡。
《格瓦拉》作者的主觀愿望,大概反對帝國主義的因素多,實際上,大家擁護的卻是對于中國內部反對腐敗的意義。通過這類文藝作品的提醒,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擺脫歷史情結,多考察一下群眾情緒,以免又犯錯誤。不要擺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子,告訴大家:革命沒有用,既使你成功,建立的社會可能還不如舊的。老百姓在造反時,想的卻沒有那么復雜,既沒有想掌握政權,也沒有想建國方略,他們只是肚子和工作問題。至于自己掌了權以后怎么辦,他們沒有想,也不可能想。因為希望幾乎沒有。
第五,許多格瓦拉的批判者,沒有搞清楚革命的定義,他們說:復制舊體制是造反,以新體制代替舊體制是革命。這樣說,中國歷史上就只有造反沒有革命。
中國歷史上早有“革命”一詞,說的是具有充分理由的造反。統治者如果失去“道”,那么天道(既中國人心目中的客觀絕對真理)允許新的真命天子,率領人民造反,取代舊王朝,建立新王朝。雖然復制的還是舊體制,但是就叫“革命”,革命是正義的,合理的。中國歷史上公認的“革命”典范,是周武王打倒商紂王。辛亥革命前夕,日本人把孫中山領導的事業稱為“革命”,孫中山非常高興,采納了。于是革命一詞時髦。
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都承認革命的合理性。只有現代精英主義否定革命。他們在中國永遠不可能有群眾基礎。
希望《格瓦拉》的成功,成為中國思想和文藝界劃時代的轉折點!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