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座談：社會正義與文學批評

　　社會正義與當前的文學創作
　　王紀人：今天很高興，大家有機會集中在一起，討論一些問題。最近這幾年來，一些人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對社會的作用越來越大，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倒是有所減弱，處于邊緣化的狀態。這當然是一種看法。但從文學領域的實際情況看，中國的作家、批評家和廣大的文學研究者的思考和討論并沒有停止過。19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見證著我們時代的社會文化的歷史變遷。可以說，今天文學領域可以討論的問題很多，談論的方式也是層出不窮。前幾天，與一些同志商量，有的說，可以討論一下社會正義與文學批評問題。因為社會正義是目前社會上、學術研究領域和文學批評中談論較多的一個話題。也有人提出可以關注一下作家個人在文學史書寫過程中的作用問題。我覺得都可以，只要大家有興趣，各種話題都可以提出來。
　　“社會正義”是針對分配不公、非法獲得、非義占有等現象而提出來的。這本來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的命題，但文學作為社會現象的一種表征，近幾年來對此現象也有所涉及，如所謂的“官場小說”、“底層文學”等。但批評界卻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一種意見認為底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關涉到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公正、公平性問題，文學對此有所表現，表明了作家重建知識分子的立場，重溫人道主義的關懷，批評界應予贊成與鼓勵。他們對有關的作品往往作了過高的評價，臺灣作家陳映真也從大陸和臺灣左翼文學的歷史角度為曹征路的中篇小說《那兒》加以辯護。另一種意見認為目前的底層文學滿足于平面描述，缺少審視和深度開掘，也缺少文學性。“倒霉蛋的故事”并不是正宗的底層文學。更有對倡導底層文學的批評家提出質疑，認為是“打底層牌”、“意識形態秀”。不知大家對此有何見教？
　　郜元寶：我前段時間寫過一篇小文章，談到一些人所倡導的“無產階級文學”、“無產階級寫作”。我認為其中一個關鍵概念“底層”，盡管有其社會學的清楚所指，但在文學上，仍然是含義模糊的。其實，中國文學從“五四”到今天，并不缺乏對“底層”的關注。至于文學批評和研究界熱心關注“底層”，就更不用說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文學史在評價一個古代詩人作家的時候，不就是以他們是否關心人民疾苦為一條屢試不爽的重要標準嗎？但無論在文學史上還是在當代文學中，這個標準都被反復證明是并非唯一的合適的文學批評的標準。至于有的研究者因為某些所謂重要作家做出關注“底層”狀，就興奮地認為終于看到了改變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狀態的一個契機，我更感到可疑。最近許多批評家“發現”了曹征路的小說，如獲至寶，大力鼓吹，但我想用不著多久，《那兒》和圍繞它的一切有趣的鼓吹恐怕都會被遺忘得一干二凈。因為文學的好壞，并不決定于作家寫了什么；文學的好壞，還是要看作家在關心和描寫人的感情和靈魂的真與深時所達到的程度。與其說一些學者“發現”了“底層”，不如說他們幫助我“發現”了他們的文學觀念原來有多么的陳舊。我最近重新把“左聯”的創作宣言讀了一遍，真有點吃驚。對于創作的生硬規定，狹隘的價值判斷，急功近利的要求，以及超乎這一切之上的政治正確性的標準，七十多年過去了，竟然還那么頑固地盤據在一些人的頭腦里面，——當然，學術的用語確實改換得頗為時髦了。
　　王紀人：《阿Q正傳》是寫底層嗎？
　　郜元寶：是，但也不是。我的意思是說，魯迅確實寫了“底層”，但絕對不是以今天的“底層”或“無產階級寫作”的鼓吹者們所規定和所想象的方式來寫的——大概他們也不會承認魯迅寫了“底層”吧。魯迅所關心的不僅是阿Q的階級屬性、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更是阿Q身上反映出來的國民的劣根性，是阿Q的“皮肉以外的東西”，是某種“咬他的靈魂”的他自己想不清楚、說不出來而他周圍的人更加感受不到的精神上的實際的痛苦。魯迅關心的是“底層”的人的豐富性，但“底層理論家們”（姑且這么說吧）關心的是身處“底層”的一些政治概念或經濟概念上的抽象的動物，他們只是借用這些抽象的動物來表達自己的某種高明的學術觀點或者某種更加高明的道德訓誡，他們和今天的“底層”的距離，絕對要比教育部簽事周樹人與阿Q、祥林嫂、單四嫂子在精神上的距離遙遠得多。但魯迅仍然承認，他自己其實也并不了解祥林嫂內心的想法。當祥林嫂問死后的情形時，他只好老老實實地交了白卷。我猜想，魯迅肯定不會自信到把自己的小說歸屬于“無產階級寫作”。十年之后，也就是他在政治上“轉向”之后，他仍然把自己歸入反叛的暴露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和暴露的文學。“底層”充其量只是一個政治的或經濟的概念，直接運用于文學，中間恐怕還是需要一點轉換的手續。
　　鄒平：中外文學史上有描寫底層生活的文學，如左拉的一些小說，高爾基的一個劇本就叫《底層》，日本的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還有日本當代作家五木寬之寫的自傳式小說，也大量描寫自己的底層生活，這些作品是底層的文學，但也不能說就是現在所謂的“底層文學”。并不是因為寫了底層，或作品人物是底層人，就是底層文學。那些作家大都有親歷的底層生活經歷，所以寫得出真正的底層。現在一些作家底層經驗并不多，是批評家給他們貼上“底層文學”的標簽。印象中，深圳前幾年關注的“打工仔”文學里，倒是有一些底層的文學意味。一批打工仔出身的人，直接書寫自己的打工經歷，其中提供的人生體驗有一些是當代文學少有的。從世界文學的范圍看，的確有一批作家出身底層同時又描寫這種底層生活的文學作品。這種文學與進入中產階級之后，回過頭來寫底層生活的文學是有所區別的。真正的底層文學是有的，那是作家的生活和他的創作處于同步狀態，而不是回頭看或俯視式的構想出來的。譬如曹征路的《那兒》最后一個情節，主人公自己用汽錘將自己的頭軋碎。我倒是想起了美國俄裔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蒼蠅》中最后的情節，主人公因為無法將自己變回人類，結果用汽錘將自己變成蒼蠅的頭砸碎。這種構想上的相似性是能夠說明一些問題的。
　　朱小如：構想出來的“底層”文學，常常表現為創作上相似雷同的現象。大家一窩蜂地圍繞某個設定的主題來做文章。今天是“底層”文學，明天還可能發明另一種文學。不知道大家想過沒有，為什么一提到“底層”文學，出現在讀者視野中的就是農民工、下崗工人、為生活所迫的妓女，等等，除此之外，好像沒有更多的關注。但這與今天我們自己對生活的感受相比，你會覺得生活遠遠比這些創作豐富得多。還有就是社會正義問題，有時我在想，社會正義與文學、文學批評還不是一回事。
　　鄒平：文學創作從文學史的歷史進展看，也是左、中、右并存。如果只有一種文學而沒有別的文學，從文學自身發展狀況來說，未必是好事。今天一些讀者為什么對中國當代作家作品不太滿意，就是因為寫欲望、寫個人小感覺的東西多了，而寫社會政治，寫民生問題的作品太少。民生問題、社會政治問題也應該是當代文學表現的一個重要領域，文學史上不少優秀的作家作品就是著意于這些方面而成就了自己的輝煌。
　　楊揚：我覺得目前討論文學問題有一種脫離文學創作的現象。批評家可以隨意地選擇一些作家作品來為自己的觀點服務，根本不顧作家作品自身的特點。你當然可以說這是批評的選擇，但反過來我也可以問：批評有沒有限度。過度闡釋使得一些批評家的思想瘋長，但除了滿足自己的制造需求之外，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并沒有多少意義。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那些過度闡釋的學者和批評家，在今天并沒有站在文學批評的第一線，尤其是對那些需要挖掘和發現的年輕作家，在這些學者的論述中是空缺的。這種缺乏現場感的思想論述，只有所謂的理論，而沒有文學的氣息，只有情緒，沒有理性。

　　社會正義與當前的文學批評

　　郜元寶：今年4月，《南方都市報》刊發了一些思想界人士“炮轟”文學界的文章，在他們看來，今天中國文學的思想含量太少，道德嚴重滑坡，遠遠跟不上思想界的前進步伐，對不起社會對于文學的要求。有思想界人士甚至認為，思想不深刻、道德不高潔的作家，實在對不起納稅人的錢。這場討論后來好像還延伸到上海的《文學報》。社會應該向文學提出怎樣的要求，文學家應該如何面對向文學提出的這樣那樣的要求？這確實是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
　　王宏圖：在文學創作中是思想領先還是文學領先，對于文學而言，是一個已經被重復無數次的問題，我覺得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什么新的對話的可能性呢？張揚思想，給人的感覺，總有一種道德上的先天優勢。誰不想擁有強大的思想呢？但問題是這些思想與文學有什么關系？作家作品的思想不是外在敷貼上去的，而是發自內心的激動。有些思想可能在外人看來很正確、很有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能夠與時俱進。但對一個寫作者而言，根本就無法做到。文學創作是感性述說，沒有經驗和體會，可以虛構，但不能通篇都是虛構。文學的華彩來自于恰到好處的呈現，而不是人為的拔高和緊跟形勢。這就猶如一件衣服，質料不錯、款式也不錯，大家都說好，社會也很流行，但就有人說不喜歡，有什么辦法呢？這其中的道理也沒有多少好說，完全是個人的事。一個作家都去認同一種正確的思想，創作上未必一定能夠領先。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創作實際。我覺得只有從事實出發，才能談論問題。假如先抬出一個“正確”的戒律，然后要求每個人表態：反對還是贊同，這是沒有辦法進行討論的，也沒有多少意義。
　　鄒平：如果照你這樣的說法，那么，思想交流又如何進行？我還是要重復剛才說過的話，眼下的一些“底層”文學，并不一定真的是“底層”文學，但從文學史范圍來看待問題，我覺得任何時候的文學，都同時存在左、中、右三種傾向。“底層”文學是存在的，激進的文學表達和思想也是有價值的。只是一種激進的思想存在，并不妨礙其他思想類型的存在和發展。現在的文學討論好像又陷于一種彼此都不寬容的狀態。倡導“底層”文學的評論家認為眼下中國的思想問題、社會問題是由他們首先提出來，只有他們才代表了社會正義；而不同意這些激進思想的評論家就反其道而行之，認為思想應該自由，誰也代表不了誰，激進思想的倡導者都是裝模作樣地在公共場合做秀，講一些自己都不懂或自己都做不到的思想。其實，超越非此即彼的局限，我覺得今天的文學批評面臨著不同以往的新問題，這就是在新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的文學批評歷史建構已經開始了。只不過有的從右的方面，有的從左的方面。
　　楊文虎：我覺得社會正義這個話題，放在社會背景之下來談，是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的。大概不會有人會反對正義，但正義未必只有寫“底層”才能表達。關鍵還要看表達的人是什么樣的人，作家表現什么，這是作家的自由權利,沒有誰能夠事先規定。作家的表達和表達什么之間，是有區別的。表達什么是由作家自己決定的。他可以寫“底層”，也可以寫“富人”。文學史上有不少寫“富人”的作品，都是極其動人的，如《紅樓夢》中的不少人物，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的不少人物，我們讀了之后，總會被感動。作家是通過他所掌握的文學技術來表達他的理念的，他也通過文學的技術來影響讀者。當他運用某種角度或語調來敘述“上層”，也可能是一種反諷。當然，“底層”幾乎總是社會不公的最大受害者，在當前情勢下關心“底層”，去表現他們的痛苦，是有良知的作家的責任。作家寫什么是沒有什么好非議的。但作家的表達倒是可以評價的。有的作家盡管寫“底層”，但對“底層”談不上有多少了解，腔調和語言全是自己想像出來的東西。有的借寫“底層”來懷戀“文革”歲月的生活，這些東西大概不會有太大的藝術價值，在思想上更是極其有害的。
　　談崢：“底層”文學我讀得不多，但從觀念上，自己有些想法。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的一個主要教訓，就是文學不能承擔太多的社會任務。我們在談論當代文學的時候，有必要記取這一教訓。尤其不能認為文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社會批評，甚至反過來，認為凡是有社會批評的，就是文學。西方文學批評之祖亞里士多德曾認為，悲劇模仿的是帝王將相，而喜劇模仿的是平民百姓，所以悲劇是一種高于喜劇的文學體裁。但后來的文評家就不同意亞里士多德的看法，認為并不能根據文學所描寫的對象的階層的高下，來判斷一種文學體裁的高低。我們現在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凡是反映底層生活的，就是好的文學。我覺得，文學描寫的對象可以是底層，也可以是中層，也可以是上層，但是一部作品的價值，并不以其描寫的對象為轉移，而是它作為文學本身的價值。也就是說，文學作品一定要關心美，即便有了一個好的主題，也要考慮怎樣用美的形式，把這樣一個故事寫出來。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再好的社會批評，也沒有文學價值。當然，作家需要關心社會正義，在文學技巧上也需要。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如果不是站在社會正義這一邊，又如何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如果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那么也就沒有達到文學的效果，也就不是一部藝術上成功的作品。但談到社會正義的時候我們要注意，就是在文學作品中的社會正義，并不一定是當時的社會對正義的定義，或者是最流行的對正義的定義。作家對社會正義必須有他自己的思考，而且他的思考必須有一定的前瞻性、超越性，只有這樣，一部作品才能有恒久的價值。而文學批評也包含道德批評，但同樣，批評家的道德觀念不能為當時社會上最流行的道德觀念所局限，而應有批評家自己的道德思考。

　　文學批評論爭的底線
　　王紀人：文學批評論爭不能蛻變成一場道德說教競賽，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的詰難是不可取的。論爭雙方相互之間還是應該保持一種學術的姿態。我自己的考慮，對爭論不能有一種預先的規定，好像幾個人代表了真理，大家的發言一定要圍繞這幾個人的話來統一口徑。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討論社會正義問題，反映了今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遇到的問題。但包括社會正義、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中，都有較為嚴格的界定。對文學研究而言，一些概念、名詞的界定，也應該有一個規范。像“底層”文學、“官場小說”、“財經小說”等，命名方式的科學性方面，都還有商榷余地的。許多批評意見未必是價值觀念引發的，而是由于命名的不科學、不合理而造成的。
　　徐俊西：眼下很多對“底層”文學的論爭，如果單是從政治或道義方面來說事，似乎是不應該有多少分歧的；但是如果從文學審美的特征來看——這點盡管常常會讓很多人感到不適，但它確實只是文學的惟一特征——則是一個在文學界爭吵多年的偽命題。正因為這樣，所以即使像最講政治的小平同志也告誡大家，寫什么和怎么寫“不要橫加干涉”。因為“寫什么”是個題材問題，早在1960年代就有過關于“題材決定論”和“題材無差別論”的爭論，到后來看法上似乎是趨于一致的；至于“怎么寫”，當然就更不用說了。但是盡管如此，我也不認為所謂“純文學”就一定要純到不食人間煙火。因為文學創作說到底畢竟是社會人生的審美體驗和情感形式，是精神的寄托和心靈的住所。它雖不能直接去示范或說教（因為它不是“真實的”），但卻能慰藉人的情感和凈化人的心靈；或相反，傷害人的情感和污染人的心靈。正因為這樣，所以人們才對當前文壇上的那些精神垃圾和心靈污垢深惡痛絕。總之，還是那句話，就是在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上，不要隨意去對文學創作指手劃腳，讓它去干它應該干的事去。
　　楊揚：我有時也在想，歷史的共同性和建構性是一種怎樣的關系。什么是歷史的建構？歷史的建構不是讓一些人手握真理，以真理自居來否定別人的思想。對“文革”也好，對“新時期”也好，有人留戀，有人認為正面經驗總結不夠，但這只是少數幾個人的意見，但怎么就變成了一種歷史建構了呢？好像一批評他們，一與這些人有不同意見，就變得不是觀念上的差異，而是知識能力方面的問題。我想這大概是一種誤解。事實上，所謂的激進思想家們在知識儲備方面并沒有多少優勢，硬傷也很多。
　　鄒平：懷舊在今天不少人中是存在的，但這些懷舊與激進思想應該區別開來。我不贊同用懷念“文革”的正面經驗來解說今天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但思想討論的底線還是應該放到今天社會面臨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所引發的各種話題。
　　楊文虎：如果從社會問題角度來討論，的確今天是有不少新的問題，但不能用懷念“文革”來作為激進思想的動力。經過“文革”的人，有幾個說它有正面經驗值得肯定的呢？我覺得很奇怪，倡導社會正義怎么會與“文革”經驗聯系在一起，這是不是一種論辯的修飾，好像不用一點刺激的言詞，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思想。
　　郜元寶：我想既然是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就還是從具體的文學現象出發為好。“通過”文學或“借用”文學來講一點和文學無關的閑話，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反過來，把這些題外話當作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金科玉律。我總覺得在我們中國，不管是理論家還是作家，似乎都喜歡聚在一起，講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甚至彼此之間都不能互相理解的閑話。討論、探討、研討、爭論，永無休止，好像這樣就可以給文學制定出一條絕對正確的規律來，好像這就是學術繁榮和文學繁榮的標志，好像這樣才可以證明文學有這個用處，有那個用處，可以完成這樣或那樣的嚴重的使命。結果，我們的文學史就不可能是杰作的歷史，不可能是真正有個性有獨立精神的作家或批評家的歷史，而是大家聚在一起說閑話的歷史。激烈一點，動靜更大一點，就是流派、社團和文學運動的斗爭的歷史。這是很可悲的。更可悲的是，好像作家和理論家們到現在仍然難以走出這樣的歷史。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走出這樣的歷史，就是被歷史拋棄了，所以還是拼命要往那里面鉆，非鉆進去不可，非去領一張當代人認可的進入歷史的通行證不可。我覺得，這種緊張感或許也算是一樁好事情，至少說明這樣聚在一起說閑話的歷史正在嚴重地衰落下去，我們的作家和理論家們正處在不得不和熟悉的文學史想象揮手告別的痛苦的精神斷奶期。聚在一起，當然可以彼此取暖，但只有分散開來，獨立去面對問題，才能真正講一點屬于自己的真心話來。那時候，無論你寫什么，怎樣去寫，都會給別人貢獻一點有價值的東西。
　　王紀人：今天大家各抒己見，討論得很熱烈，也很暢快。因為時間關系，不能再展開了，希望能夠寫成文章，有更多的成果出來。謝謝大家。

　　（楊揚整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