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們想準備一個關于中國現在新左派的稿子，也打算要采訪經濟學家。所以能不能請您也講一下，新左派這樣一個概念對您來說是怎么樣的？因為前兩天左大培老師跟我們解釋說覺得中國大部分占主流的經濟學家是傾向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其它也有一些人是反全球化，或者是傾向于傳統的毛澤東思想的。那您是怎么看新左派這個概念的呢？
楊帆：這是國際學術界的一個說法，我一直沒接受這個概念，我也不認為我是新左派。但我的思想有點類似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
記者：象新左派這樣一個概念的提出，好像是右派的人給您的稱呼，覺得您的思想是偏左的。
楊帆：對。這是右派的理論陰謀，他們說的是：中國存在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對立，是這么說的。
記者：那您覺得現在就整體的經濟學界來說，有沒有這樣一個統一的學術思潮，就是對現行的經濟政策有一些批評意見，有一些偏左的思想在里面呢？
楊帆：是有的。
記者：那像這樣一個思潮怎么去叫它呢？是屬于左派還是別的什么？
楊帆：我是把它分為四種思潮：極左、極右、中左和中右。
記者：那象您是屬于哪種？
楊帆：我屬于中左，中間偏左。1995年以后一些政策我認為屬于極右。所謂有些自由主義者，中國大部分的自由主義者，是屬于中間偏右的。那些教條主義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屬于極左。
記者：那么在屬于中左思想的學者中，有沒有人是用毛澤東的一些思想去批判現行的經濟制度呢？
楊帆：我就用啊，但我不同意毛澤東一些極左的思想，比如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跟一些民間的“毛派”雖然關系很好，但是我不同意他們為文化大革命翻案。
記者：您的理論中用的毛澤東思想是哪一些？
楊帆：那有很多。比如強國，關心勞動人民，反對腐敗。毛澤東思想中的最基本的以弱勝強，關于造反的理論。毛主席說世界上基本的有兩種理論，一種是教人壓迫人的，一種是教人造反的。毛澤東的思想很像你們法國的，比如盧梭，巴黎公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才十幾歲，當時就有很多法國人喜歡毛澤東。我也知道，1967年文化大革命時法國也有學生鬧革命，跟我們那時候很像。
記者：不管我們怎么稱呼左派這個概念，現在這個思潮在中國的政界會有什么影響嗎？像六中全會提出的和諧社會的概念，有很多思想跟左派思想符合。
楊帆：對，就是中左，胡錦濤就是中左的思想，跟我們完全一致。
記者：那在學界還有政界，中左的思想影響有多大呢？或者說其地位是怎樣的？
楊帆：從理論上說一直受到壓制，沒有什么理論體系。
記者：現在也是受壓制嗎？
楊帆：嗯，是。還沒有形成比較完備的理論體系。這主要是由于官方支持極左的理論體系，他們說的是極左的理論，行的是中左政策。中國文化有這個特點，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記者：剛剛您提到胡錦濤現在的政策是中左的，跟您的思想比較像，您也說中左的思想比較像歐洲的社會民主黨，那也就是說胡錦濤現在的思想也偏向于歐洲的社會民主。但這兩個還是很不一樣的，歐洲的社會民主思想的理論基礎和中國不一樣啊。
楊帆：也不一定，得看是什么不一樣。理論上不一樣，但政策卻是一樣的。像我剛說的，中國人說和做是不一樣的。
記者：但歐洲的社會民主政策還包括新聞自由、個人自由等，這個哪怕是和現行政策也是不一樣的。那您說的政策一樣是偏向于經濟政策方面的嗎？
楊帆：對，經濟社會方面一樣。在政治上和沒有接受民主思想。
記者：那我們是不是能說現在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也是中左派思想的勝利呢？因為它的思想跟前任不一樣。
楊帆：是。就是中間偏左，從極右向中左過渡。
記者：另外我們注意到從今年開始，黨內也好，在媒體上也有反映，有許多關于改革方向的爭論。一方面有些人一直在說要堅持繼續走現在的改革開放的道路，堅持現在的模式，吸引外資，甚至把一部分國企私有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說要搞經濟民族化，使我們國家的經濟更加獨立自主一些。在這方面您怎么看？
楊帆：這方面網上有很多文章。我的思想是中左，在產業方面是國家和民族主義。極左強調國有體制，我不強調國有體制，我強調國家體制。國家不等于國有。國家不一定通過股份制，通過股權控制，可以通過非股權控制。
記者：在整體的方向上看，您認為在經濟政策上咱們會往哪個方向走呢？還是按原來的方向走傳統的模式還是說更偏向于您說的左派的國家體制呢？
楊帆：就是我所說的這種中左，是民族主義，或者叫國家主義。而不是他們極左派說的那種，傳統社會主義。
記者：您說的中左的路線可能是將來經濟政策的主導，但如果我們看一些官方的說法，像人大會議結束后溫家寶總理就說，改革要繼續向原來的方向走。而且具體看現在的政策好像也看不到產業民族主義這種思想，好像并沒有什么改變。
楊帆：其實已經有了很大改變。他們當時講話是迫于右派的壓力，實際上有很大改變，比如提出自主創新。即使在政治上，最近的六中全會也有新的提法。提到利益集團協調，反對特殊利益集團，這實際上就是民主的意思。
記者：那您的意思就是說，比如最近幾個星期反腐敗，上海陳良宇案件，這都屬于是一個信號吧，年初的時候溫家寶總理是迫于黨內或者說是政治局的壓力才不得不那么說的嗎？
楊帆：胡錦濤可能是如此吧。
記者：他們兩個人的政策到最后應該是差不多吧？
楊帆：我覺得以后經濟政策更多會由黨制定，國務院參與會少一些。
記者：就您個人來說，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嗎？就是黨更多的介入經濟政策的制定，而不是靠國務院？
楊帆：后一階段至少十年應該是這樣的。因為國務院政府官僚太腐敗了，基本是右派思維。要是我們這些人當了部長,黨就可少管，讓我們做就可以了。這主要是人的問題，不是機構的問題。
記者：那您對國務院發改委是怎么看的？一直以來經濟政策都是他們在做。
楊帆：發改委本質上應該就是國家主義，要不然就該取消他們。他們的角色非常尷尬，發改委權力想擴大，自然就搞計劃經濟，是國家主義。如果他們迷信市場經濟，先取消他們算了。
記者：現在我國經濟的發展主要還是靠出口，靠外資，內需沒有拉動起來。這樣的話，您覺得中國需要實行保護主義嗎？
楊帆：在戰略產業上國家是應該實行保護的，比如核，航空航天，電子，戰略物資儲備這些方面。
記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這個可能性嗎？
楊帆：當然有，各國都在保護，只有中國不保護。
記者：有個例子，航空航天方面法國空客在天津和中國做了個合資，按您的觀點中國人應該自己造飛機，就是不跟他們合作？
楊帆：要有自己的品牌和技術標準?？湛涂梢院献?，可以幫我們制造零件。
記者：就是說從長遠來說，中國還是應該有自己的技術，能夠自己造飛機，自己發展核能，造核電站，有自己的戰略儲備？
楊帆：對，那當然，現在就得有。比如中國只存20天的石油，而美國和日本都存90天，這叫全球化嗎？
記者：您覺得現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在戰略層面上完全獨立是可行的嗎？
楊帆：我說的是要品牌和技術標準，國家采購。在制造方面可以和國外合作，但是品牌和技術標準應該是自己的，要有自己的牌子。
記者：也就是說，合資企業可以存在，但是應該是中國的技術，讓外國人去造，是嗎？
楊帆：是，作為戰略產業，大腦和心臟應是由中國控制，不能把大腦和心臟放到美國去控制。因為外資企業不會把技術給我們，我們要是沒有技術的話就成了我們給他們配零件了。我并不反對全球化，問題是大腦和心臟在誰那里。我們不能只做手和腳。但是也不是說什么都要我們做，我們技術畢竟比他們差。我說的是關鍵產業，關鍵產業我們得不到技術支持要自己做。一般的就無所謂了。
記者：您覺得從中國內部市場來說的話，應該做些什么事情來拉動內需？
楊帆：先把出口減下來。出口必須先下降，內需才能起來。
記者：要不要減少基礎建設的投資呢？
楊帆：這方面不能減少。特別是高科技和國防，還有治水，興修水利。
記者：如果針對于土木建設呢？因為現在國內到處在建這些東西，甚至超過國內的需要了。
楊帆：豪華住宅應該少蓋，要蓋一般的住房，這方面政府應該干預。這也是中左的思想。
記者：您覺得今年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樣一個概念對拉動內需有沒有作用？
楊帆：我對農村問題不太了解，但是治水我覺得是有必要的。就是挖水渠，這是全國性的。
記者：水渠的具體作用是什么？
楊帆：夏天下雨的時候儲水，通過水渠再調到北方，類似于南水北調。先得把水存起來，因為好多水都留到海里了。
楊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人民幣應該升值。
記者：美國人好像就希望這樣。
楊帆：這個問題是我說的，我在1994年就說了。升值后進口就增加了，而且要進口石油，不能自由進口，要國家控制，進口我們需要的技術和石油。我估計五年內人民幣要升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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