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每年都會過很多節，如春節、五一節、端午節等等。這些節的來源無非兩類，一類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如春節、端午節等；另一類則是現代的節日，如新年、國慶節、建軍節等等，中國人過這種現代節日的歷史，頂多也不過一百多年。時下時髦的年輕人還動不動照搬洋人的節日，過個圣誕節、情人節、愚人節什么的。
中國的現代節日里有許多起源于外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新年和五一節了。有意思的是，許多外國起源的節日其實有中國傳統的節日相對應，如西方人過的“年”是我們所謂的“新年”，而中國傳統節日中的“年”節就是現在的“春節”；西方人過情人節，中國傳統的七月七其實就是中國的情人節。西方人有個圣誕節，把耶穌的誕生當成了救星來臨；與這個相對應，中國的左翼正在鼓動將毛澤東的誕辰作為節日，這就是把毛澤東看作中國的救星、新時代的救星。
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個起源于外國的節日，紀念它表現了現代社會對工人和農民這樣的體力勞動者的尊重。很遺憾，好象中國的傳統節日中并沒有一個與五一勞動節相對應的節日。這種對應，就像中國的春節與外國的“新年”相對應。
現在好了。中國的工人終于有了自己的節日，這就是“7·24”！7月24日，這是中國工人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捍衛國有財產、捍衛社會主義的日子。它理應成為中國自己的“工人節”。
2009年7月24日，成千上萬的吉林通化鋼鐵公司職工在廠區內聚集，反對私營企業河北建龍集團控股通鋼集團，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在工人的抗爭中，建龍集團派駐通化鋼鐵公司的總經理陳國君受重傷不治身亡。
消息傳開，互聯網上的跟帖幾乎一邊倒地為反對建龍集團入主的通鋼職工叫好。中國的左翼發表文章，盛贊“通鋼的工人階級打響了反對私有化的第一槍”。“中國的工人階級終于以主人翁的姿態，登上了21世紀的政治舞臺”。
右翼的資本家喉舌在惡毒地咒罵，說通鋼的工人抗爭“其實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日夜追逐自己私利的資本家們的走狗竟然有臉指責工人為私利抗爭，足見資本家的幫閑們邏輯混亂已經到了什么程度。其實，中國的工人們終于不再俯首帖耳地為資本家的私利賣命，而是敢于為自己的利益進行最無畏的斗爭，這正是中國工人進步為現代社會公民的表現。反抗建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通鋼職工，無論他們主觀上是如何為了個人的私利，他們的斗爭所捍衛的，都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地位和尊嚴，都是中國的國有財產—那是全體人民首先是中國工人的財產。
中國工人的這場抗爭，其意義絲毫不亞于1886年美國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罷工。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罷工帶領著全世紀的工人爭取到了每日8小時的標準工作日，而通鋼工人的抗爭，必將為中國的工人爭得在企業治理重大問題上的真正發言權，為制止中國的掠奪式國有企業私有化而發揮決定性的影響！
在最近20年這個新自由主義橫行的年代中，資本主義的走狗們推行的私有化正在全球肆虐。在這樣的年代，通鋼工人對私有化的暴烈抗爭就不僅在全中國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而且具有工人階級反抗私有化的里程碑這樣一種世界意義。能夠作為全世界工人階級反對私有化的代表，這是通鋼的職工們為中國工人爭得的光榮。
基于此，我們應當如實地將7月24日看作一個偉大的日子，它是通鋼的職工以自己的斗爭而為我們創造的一個新的節日，是中國自己的工人節。左翼的朋友們應當討論的是，我們應當賦予這個節日以一個什么樣的名字——是“中國職工節”，“中國工人節”，還是“國有企業節”，“反私有化節”？
某些聽話聽慣了的朋友可能會對此有異議，他們會說，通鋼職工的抗爭導致了總經理陳國君的死亡，政府現在正在抓捕殺人兇手，將這種暴烈抗爭的日子作為節日是否合適？
我的回答很簡單：看看五一勞動節的歷史吧！在資產階級分子們的心目中，它正是工人“殺人犯”暴力殺人而且是殺警察的日子！
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其實反映的是英美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喜好，而這種喜好是嚴重偏向資產階級的。在中譯本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竟然找不到“五一節”、“國際勞動節”、“勞動節”這樣的詞條，能夠找到的唯一與“五一國際勞動節”有關的詞條，就是“秣市騷亂（Haymarket Riot，1886.5.4）”，該詞條的全文如下：
“發生在美國芝加哥市的警察和勞工抗議者之間的武力對抗。這場對抗使勞工爭取官方承認的運動受到重視。是年5月3日，在警方出面干涉麥考米克收割機械公司的一場罷工的過程中，有6人被殺。煽動性的傳單宣布：將在秣市舉行抗議集會。這次集會一直是和平進行的，直到一支警察分隊趕來驅散集會為止。一枚炸彈炸死了7名警察，死者的同伴開了槍，而扔炸彈的人則始終未被確鑿地指認出來。報紙和警方煽起了公眾的歇斯底里情緒。奧古斯特·斯皮斯和其他7名無政府主義勞工領袖，被判犯有謀殺罪。理由是他們曾經同一名尚未查獲的殺人犯進行密謀或給后者以支持，但他們同后者的關系并未得到證實。1887年11月11日，斯皮斯和其他3人被處以絞刑；另一人自殺身死；其余3人保全了性命，于1893年被伊利諾伊州州長約翰·彼得·阿爾特吉爾德赦免。他的這一行動遭到了公眾的普遍譴責。”
這場所謂的“秣市騷亂”就是警察最后殘酷鎮壓著名的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罷工的理由。這個詞條的措辭直到現在都代表著美國社會對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罷工的正統看法。但是早在19世紀末，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就把起源于流血的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罷工（它也要了7名警察的命！）的五一節變成了“國際勞動節”，它到現在已經成了德國等西歐國家官方承認的節日。
我們不必細細比較，就可以看到通鋼職工的抗爭與芝加哥工人斗爭的相似之處。真正的不同在于，通鋼職工的抗爭反對的是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這樣的抗爭更具有新的時代意義。它是中國工人的光榮，值得我們以一個專門的節日來紀念。這個節日，就是反私有化的7·24中國職工節。
吉林警方正在以“抓捕殺人兇手”為名，來抓捕通鋼職工抗爭的“組織策劃者”。這正象100多年前美國芝加哥警方以“懲處襲警殺人兇手”為名，處死了幾名工人領袖。在階級斗爭的環境中，這本來就沒有什么奇怪。但是，正是我們這些與通化鋼鐵公司、與這次事件沒有任何關系的人，有能力作出真正公正的判斷：對那些真正“組織和策劃”了通鋼職工的抗爭的人，官方的任何抓捕和審判，都只會將他們推向為人民而犧牲的烈士的高峰?，F在的中國與1百年前的美國有一點不同：公眾高度支持的是職工們的抗爭。
我們中國其實一直不缺愿意為大眾的利益而犧牲的人。遠的如著名的林祥謙、施洋烈士不說，就是在最近這些年的工人抗爭中，也不斷地涌現出這樣的人物。大約是2001年或2002年吧，遼寧省錦州市附近的楊杖子也發生過成千上萬下崗職工的“聚集”和圍攻。親歷過那個場面的人曾經十分佩服地對我談到：帶領這些聚集的下崗職工的人公然手提高音喇叭激昂地向大家宣告：“犧牲我一個，幸福千萬人”。
聽到這樣的事情，我感到的不止是敬佩，更是慚愧。青少年時代的我，可能是由于精神上的苦惱，由于太好思考人生的意義，再加上當時的教育，曾經把為人民的事業獻身和犧牲生命，當作最高的精神境界。但是失敗了的文化大革命，給了我太多反面的打擊，因為我確實一直到現在還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同派別之間的武斗而死去的所有人，都死的太不值得。為人民而犧牲是崇高的，但是，誰又知道，為什么犧牲才是真正的為人民的事業而犧牲？
據說哈耶克曾經說過，那些自以為對社會作了好事的人，可能實際上作了對社會最壞的事。哈耶克的這一類社會不可知論，其實是經濟自由主義最根本的哲學支柱。這種思想也曾經深深地熏染過我，以致在最近的20多年中，我一直在惶惑，為哪些具體的使命犧牲才算是為人民而犧牲。如果不知道為哪些具體的使命犧牲才算是為人民而犧牲，那么即使真的愿意為人民而犧牲，我們的犧牲仍然不能是為人民的。
所幸20多年來的經濟學沒有白學。恰恰倒是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鉆研，讓我擺脫了哈耶克式的惶惑。現在，我已經清楚地確信，在今天的中國，保衛國有財產，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保護職工不受剝奪和壓迫，就是在為人民的利益而斗爭。為這樣的使命而犧牲，就是為人民犧牲。我敬佩那敢于“犧牲我一個，幸福千萬人”的普通工人。他可能文化知識比我少得多，但是真正的偉大屬于他。
老實說，依我的經濟知識，當年楊杖子下崗工人的鬧事，屬于向政府要救濟的性質；今天通鋼職工要求的，是企業凈產值中已經形成的一部分。通鋼的職工要求的理由，比當年楊杖子下崗工人要求的理由充分得多。在反對通鋼的私有化方面，我們還有什么可猶豫的呢？我希望好好地活下去，最后得以善終。但是，如果我真的不能不不得善終的話，我希望自己千萬別落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境地。在這一點上，我畢竟不能逃脫傳統儒家追求的境界：君子應當“喻于義”，寧可舍生而取義，也不能求財而害仁。如果真的不能逃脫不得善終的結果，那就讓我去為人民而犧牲吧。只有在我真的相信自己的犧牲是為了人民時，我對不得善終的命運才會感到心靈上的寧靜。畢竟，作一個為未來的多數人謀福利的人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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