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交待一下本文由來。讀到《海岸線》雜志上的令狐安《釋詩》一文（2006年秋季號），正值陳良宇案公諸于眾，稍后又有邱曉華一案被揭露。作者令狐安是原中共云南省委書記，《釋詩》以作者的一首舊體詩為緣起，剖析并回顧了前幾年轟動全國的云南省省長李嘉廷案，其中除理論思考之外，也包含了若干重要細節。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此文引起海內外的特別關注和議論，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歧義和誤解。《釋詩》引用當時中紀委領導的話說，李嘉廷回云南工作后，“眼紅、手癢、跟著干”，是他墜入罪惡深淵的重要原因之一。《海岸線》主編周（良沛）老師電話里告知，這段話被人引申追問道：李嘉廷所“跟”的這個人，究竟是誰？
其實，在我看來，對于根治腐敗而言，追問李嘉廷所“跟”的這個人究竟是誰——仍然只是在治標，而非治本的層面上思考問題。真正重要的，是與腐敗相關或者導致腐敗漫延的那種特定的風氣、氛圍和倫理。李嘉廷案被揭露后，他的情婦徐福英曾交代說：“我和李嘉廷常常一起出去玩。每次出去，陪著李嘉廷去的不少領導干部也大多帶著女人，那些女人基本都不是他們的老婆，而是情婦。大家一起吃喝玩樂習以為常了，并沒有什么回避和尷尬的意思……”可見這種風氣、氛圍或倫理已經到了何種地步。如果說腐敗是時代的病癥，那么我們必須區分癥候與癥結，必須追溯腐敗現象背后深層的病因。正如沒有靈魂的肉體必然朽壞，在我看來，導致腐敗大面積漫延的根本原因，是我們精神世界的瓦解。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團，曾經“高尚”了兩回。一次是在1949年以前，一次是在1949年以后。在1949年以前的戰爭年代，中共身先士卒，到建國前夕，登記在冊的中共黨員人數為300余萬人，而自建黨以來犧牲的黨員人數有姓名可稽者亦達370萬。中共因此而奪取全國政權（這當然只是原因之一，但作為弱勢的政治集團，這很重要）。在1949年以后的建設時期，中共與工農群眾同甘共苦，共同踐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1956年以后，行政10級以上干部曾三次降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亦降至行政3級。這種同甘共苦的結果，是建立了中國的現代工業體系（社會剩余被高消費階層所消耗，這是舊中國不能發展的一個原因）。中共從建黨伊始，就是一個信仰團體，以“共產主義革命”為理念。實際上，也只有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平衡隨時可能襲來的死亡、艱險、困苦以及權力、金錢等等世俗的考驗和誘惑。這里只說誘惑——法國大革命時期，國庫的地窖里堆滿了現金，墻頭受不住壓力，隨時可能坍塌，然而革命領袖們卻在巴黎枯樹街吃22個蘇的飯。1918年，蘇聯遇到糧食危機。在一次國務會議上，時任糧食人民委員的瞿魯巴因饑餓導致昏厥，而他作為蘇維埃政府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卻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在更加漫長而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史上，這樣的事例更是不勝舉引。信仰作為強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國革命乃至一切革命的靈魂。
與此同時，從延安整風到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盡管不少人受到傷害，但是，這些針對中共精英集團內部的整肅活動，即批評、清理和吐故納新，對于保持競技狀態，激勵團隊士氣，也的確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機制。這種機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發揮到極致，整肅活動發展為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是毛澤東在晚年推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行使社會主義政治權利，參與國家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管理的一次艱辛的努力。這種嘗試如果成功，國家社會主義將轉型為人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將獲得社會主義民主的強大支持。但是，1971年林彪事件造成了嚴重挫折，接下來文革全面失敗，今天看，對中國革命或中國社會主義的打擊是災難性的。中國持續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敘述漸漸中斷，直接導致了精神世界的動搖和瓦解。
從此，“革命”的理念被置換為“現代化”的理念，而這個“現代化”又被轉換為“小康”標準以及同資本主義世界接軌，等等。在中國對新世紀頭20年戰略機遇期的規劃中，所設想的幾乎全是純經濟指標，例如，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3萬億美元，人均超過3000美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00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恩格爾系數低于40%，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0平方米，城鎮化率超過50%，等等。也就是說，當我們面向未來的時候，似乎只有對經濟的規劃，對財富的憧憬，而失去了更加豐富的政治的、文化的想象。理想是什么？不就是對某種特定的未來的想象和追求嗎？因此，缺少對未來的政治和文化的想象，歸根結底，仍然是理想失落或者精神世界動搖和瓦解的結果。
如果中斷了過去的記憶，失去了未來的視野，那么剩下的便只有狹窄的、平庸的、赤裸裸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作為平衡因素，面對財富、金錢、美色等等的誘惑，權力就必然發生傾斜。反過來講，由于失去了理想、信仰、事業等等精神性因素的支撐，人所能追求或撈取的也就只有一點現實的好處和利益了。制度、輿論和法律等外在的監督制約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缺少內心精神力量的支撐或平衡作用，這些因素便都不產生不了決定性的效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托•約•登寧的一段精彩論述：
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段針對資本的論述，同樣適用于失去了信仰力量的權力。
重建信仰，恢復精神世界的支撐作用，是根治腐敗的基礎或前提，也是21世紀中華民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博弈的內在依據。只是這種重建極為艱巨，并且需要等待一個契機。
以上是筆者的一點粗淺看法，在此就教于令狐書記、周老師和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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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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