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中公有資本的所有權與產權結構
左大培（2006年9月29日）
在當代的市場經濟中，一個公有資本占投入企業的資本比重很大的經濟，也可以有效率地運行。
在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術語所進行的討論中，關于“公有”還是“私有”的爭論，主要圍繞著企業的所有權，圍繞著企業是“公有”還是“私有”，而與個人消費品的所有權無關。就是在實行按勞分配的計劃經濟中，大部分個人消費品在將要進入最終消費時也都會變為私人財產。社會主義者主張的“公有制”指的主要是企業的公共所有，是企業的所有權歸公共所有。
企業的所有者掌握著企業的所有權。掌握著企業的所有權意味著對企業的一切活動有最終的控制權，并且由此獲取企業經營活動的剩余（surplus）。但是企業是一個由許許多多人和物組合成的復雜整體，企業的所有者必須依靠他對某些物的所有權而獲得其對整個企業的所有權。
企業所有者依靠對何種物品的所有權而獲得其對企業的所有權，這取決于企業活動的社會環境。在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下，公有企業的所有者依靠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掌握其對企業的所有權。而在市場經濟下，企業的所有者依靠其對資本的所有權而獲得其對企業的所有權。
馬克思曾經正確地指出，“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它是一種運動，是一個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循環過程”（《資本論》第二卷中譯本，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1972年版，122頁）；因此，資本是“處于過程中的貨幣”，“它離開流通，又進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擴大自己，擴大以后又從流通中返回來，并且不斷重新開始同樣的循環。”（《資本論》第一卷中譯本，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72年版，第177頁）在這樣的循環和流通過程中，資本循環式地分別采取貨幣、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產品的具體形式，而且每次循環都從貨幣開始。
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所有權之所以由資本所有者掌握，其原因在于：不由資本所有者掌握所有權的企業必定由該企業的經營者或勞動者完全控制；而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運營必須使用資本；由于資本首先采取墊付的貨幣的形式，或者是可以隨時化為貨幣的實物，資本所有者將其資本交給企業使用就要冒極大的風險——企業中的勞動者可以將這些貨幣用于自己的生活而不償還借來的貸款。這樣，預付價值的運動就會中斷而不再進行，這意味著資本由于經營失敗而消失，而資本的消失意味著資本的所有者失去自己的財產。為了保證自己投入的資本能夠收回，資本所有者就只有在資本所有者掌握企業所有權、最終控制企業的前提下，才會將其資本投入企業。這就使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所有權幾乎全部由資本所有者掌握。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領導人，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資本論》第一卷第369頁）。這種最終由資本所有者控制的企業就是“資本雇傭勞動”式的企業。
但是，一旦在企業中實現了“資本雇傭勞動”，私有制就達到了一種黑格爾式的自我否定。在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中，私有制已經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它已經不是勞動者對自己個人勞動中使用的生產資料和生產的產品的“私人所有”，而變成了資本所有者對企業中的勞動者的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私人所有”，變成了勞動者們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甚至對自己已經出賣了的勞動力的“沒有私人所有權”。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論證私有制合理性的經典理由就是，私有制可以最充分地利用人們對自己財產的關心來提高維護和使用財產的效率。但是在“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制度下，真正付出努力的企業員工是使用別人的財產在為別人生產，對于這樣的企業員工來說，不可能靠他們對自己財產的關心來形成維護和使用財產的效率。在所有的“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中，員工行動在維護和使用財產上的效率都來源于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principal-agent）關系，來源于作為委托人的資本家對作為代理人的員工采取“激勵相容”（incentive compatible）的管理方式。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企業融資和金融活動有了實質性的演變。在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制度的基礎上，現代股份公司及其所有權的交易，使對資本的“所有權”（ownership）和“產權”（property right）的結構不斷發生著質的變化。
在當代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對資本的“所有”（ownership）已經不再等于對它的各項具體的“產權”（property right）。對資本的“所有權”是法律上承認的資本歸誰所有（“資本是誰的”）；而對資本的“產權”則是指對資本的某一項具體權利。如對資本的出借權、贈送權、占用權、使用權、支配權、收取利息權、收益享用權等等，都分別各是一種對資本的“產權”。
對于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資本來說，這種“所有”與“產權”的區別表現得特別明顯。從法律上說，上市股份公司運營的全部資本都為公司的股東所有。如果某人持有通用汽車公司的萬分之一的股票，那么按照法律，他就對通用汽車公司自有資本的萬分之一享有所有權。這萬分之一可能是100萬元，或者等于公司的4臺汽車的市價。但是，通用汽車公司的這位股東并不能憑著他持有的股票就去通用汽車公司開走4臺汽車，也不能據此到通用汽車公司財務部支走100萬元現金由自己使用。這也就是說，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東（資本所有者）并不享有公司資本的直接使用權和經營支配權。
在現代股份公司中，小額資本的經營支配權通常是在公司經理們手中，公司經理們有權決定每一筆資本如何使用；而最終直接使用資本（開汽車、開機器等等）的還是公司的員工們。股份公司的股東們真正享有的權利，是獲取紅利和股息（資本的收益）的權利，是參加公司的股東大會從而參與決定有關公司命運的重大決策和選舉公司董事會的權利。這是資本收益的享有權、對資本使用情況的監督權、對使用資本者（企業領導及其員工）的最終決定權和資本使用權的收回權。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東還享有另一項權利——有償轉讓上述各項權利的權利，也就是賣掉股票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股份公司資本的所有者（股東）們所享有的“產權”。
對資本的各項產權幾乎都可以歸入兩個方面的權利：一方面的權利涉及到支配資本的權利，也就是決定如何使用資本的權利；另一方面的權利則涉及到分配和享用資本的收益的權利。所謂資本收益是資本按照市場利率所應獲得的利息與用資本經營企業所得的剩余（利潤）之和。對資本的這些產權都是排它性的：某人或某些人擁有了某項產權，別人就不能具有這項產權。
如果資本所有者是個體勞動者，他直接使用自己的資本去勞動，去生產和銷售，他就同時也是資本的最終使用者。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所有者自己直接決定如何使用資本、享用全部資本收益，從而擁有對資本的所有各種產權。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明確了資本歸誰所有，也就界定了對資本的所有各項產權，不需要再另外界定對資本的產權。這當然是一種最省事的理想狀態，可惜它并不合乎現代經濟的要求。
隨著分工和交換的日益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本的所有者不再同時是它的最終使用者。特別是現代的企業發展起來之后，最終使用資本的企業員工幾乎都不再是它的所有者。這樣，對資本的產權就勢必越來越多地從所有者的權利中分化出來歸非所有者擁有，勢必會越分越多，越分越細。僅僅就涉及支配資本的權利那方面的產權來說，就分化出了四大類產權：
第一類是對資本使用情況的監督權和最終收回對資本的支配權的權利。這是資本的所有者無論如何也必須保留在自己手中的權利，是能夠留給資本所有者的最后權利；如果連這一類權利也放棄了，那就等于在實際上放棄了對資本的所有權。
第二類涉及對資本的支配和使用的產權是對資本的最高支配權。一個人如果可以不經別人同意就決定將資本使用在何處、如何使用，那他就享有對資本的最高支配權。
在現代的經濟中，對資本的最高支配權一般是與對它的經營支配權分離的。這種分離的最高支配權主要是決定將資本交給誰支配的權利、決定將資本用于哪個經營過程中的權利；如果將資本交給企業經營支配，對資本的最高支配權就表現為決定由誰負責領導企業的權利。在當代的市場經濟中，許多私人資本的所有權和最高支配權也是相互分離的。私募基金和財產代理人往往對大筆資金具有最高支配權，但是卻不是這些資金的所有者。
這方面的第三類產權是對資本的經營支配權，它是決定如何在企業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中使用資本的權利。一個生產流通型企業是由許多個勞動者結合起來的，其作用就是將不同的生產要素結合起來以向社會生產和提供有用物品。生產流通型企業的特點就是在生產和銷售流程中統一安排和調配各種生產要素，其中也包括資本。它必須有權決定如何在某個具體的生產和銷售過程中結合生產要素、使用資本。生產流通型企業決定如何在生產和銷售過程中使用資本的權利是對資本的企業支配權，它就是資本的經營支配權。
涉及支配和使用資本的第四類產權是對資本的最終使用權。資本在生產和流通中所化成的實物（機器、原料等）最終必定是由從事生產或流通的勞動者使用的，因此企業中的員工必定享有資本的最終使用權。
在一個有效率的經濟中，分配和享用資本收益的權利必須與支配資本的權利相對應，上述每一種支配或使用資本的權利都必定有與之相對應的享用資本收益的權利。
這四大類有關資本的產權并不是簡單并列的，而是形成了一個權利的等級，這個等級中體現著嚴格的“委托人－代理人”關系：掌握著前一種權利的人是掌握著后一種權利的人的委托人，掌握著后一種權利的人則是掌握著前一種權利的人的代理人，這四大類產權恰好構成了資本運營上的3個層次的“委托－代理”關系。
在這樣的資本所有權和產權結構下，即使在市場經濟的范圍內，在保存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框架下，公有資本也有了廣闊的活動空間。
這種市場經濟中的公有資本必定有著一般的資本所分化出來的那4大類或4個層次的“產權”，只是其所有權屬于某一個公共集體。顧名思義，對公有資本的“所有”只能是由公有者們公共所有；但是對公有資本的“產權”卻可以有許許多多種、許許多多項，這些項產權可以分別屬于不同的人。個人對公有資本的各種“產權”，是在保持公有資本歸公共所有的前提下個人對公有資本的各項產權。
從法律上說，公有資本歸某些特定的人組成的集體公共所有，這個集體可以大到一國人民全體。公有資本的真正所有者們當然不能直接使用他們公共所有的資本的每一部分。對由全國人民公共所有的資本來說，情況就更是如此。這就決定了對公有資本的上述四項產權必定分屬于不同的人。界定公有資本的產權就是以法律為基礎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明確對資本的上述四類產權分別屬于哪一類人。
最終使用公有資本的只能是在企業中從事生產和銷售的勞動者個人，因此公有資本的最終使用權也歸于企業中的勞動者。與公有資本的這種最終使用權相對應的是勞動者獲取勞動收入的權利，因為他使用公有資本的權利使他得到了勞動的可能。
還需要明確的是對公有資本的其它三項權利——監督使用和最終收回權、最高支配權和經營支配權應當分別屬于誰，應當如何在政府機構、企業和其它機構組織之間分配這些權利。
監督使用和最終收回權是必須由所有者行施的最低限度的權利，它只應當掌握在所有者或其直接任命的代表手中。對于歸人數較少的集體所有的財產來說，所有者集體可以通過會議、投票等等直接行施這種財產的監督使用和最終收回權。而對于那些歸包括許多人的集體所有的公有財產，就必須由所有者集體任命專門的管理機構，代表公有財產的所有者行施監督使用和最終收回權。對于國有財產，這種權利當然應當掌握在專門的政府機構（如財政部或國有財產管理局）手中。
例如，國有財產管理局這樣的政府機構作為全國人民的代表，應當對國有財產擁有下述權利：對國有資本使用情況的監督權，包括執行嚴格細密的財務和會計管理制度、審計和統計制度的權利和義務；最終收回對國有資本的支配權的權利，也就是撤換和懲處有故意侵害國有資本行為的資本使用者的權利；規定國有資本的資本收益（利潤）按什么比例分配的權利；按照上述規定的比例收取用于社會消費的那部分資本收益的權利。這些用于社會消費的資本收益可以用于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如養老、教育補助、科技資助等等。
之所以要讓政府機構對國有財產擁有上述這些權利，首先是因為我們前邊所指出的，這些權利是資本所有者無論如何必須保留在自己手里而不能放棄的權利，特別是監督和最終收回權更是所有者權利的最終體現，放棄這些權利就等于實際上放棄了所有者的權利。此外，行使監督和最終收回權是一種偵察和懲處性的工作，它類似于警察和法院所行使的職能，作這種工作正是政府機構的特長。國有資本遭到的任何嚴重侵占，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都必定是政府機構放棄了其監督和最終收回國有資本的職能。
如果所有者集體人數不多，公有財產的所有者直接掌握其資本的最高支配權可能也是有效率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由于精力和多數人能力上的局限性，公有財產的所有者集體直接支配其財產往往是沒有效率的。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應當由代表所有者集體的專門機構或個人來行施公有財產的最高支配權。
但是，掌握公有財產最高支配權的不應當是政府機構或其官員。政府機構連國有資本的最高支配權也不應當享有。舊式國有企業經營不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讓政府官員掌握了國有財產的最高支配權。不應當讓政府機構掌握國有資本最高支配權的原因在于：
政府機構的運作不應該以盈利為目標，政府機構的經費和政府官員的個人收入也不可能與國有資本收益的多少掛鉤。但是在這樣一種收入分配格局下，政府機構支配國有資本將反而不利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那時政府官員在決定如何使用國有資本時，考慮的常常不會是這樣作是否最有利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而是其它因素，如政治上的需要、與自己的個人關系、甚至是個人可以得到的灰色收入等等；政府官員在重大投資決策和選拔企業領導人上擁有的也是“廉價投票權”，他們在決定由某人作企業領導時，依據的常常不是此人能否使國有資本經營有最好的效益，而是此人與自己的個人關系，甚至是其它的不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個人考慮。
對公有資本的經營支配權毫無疑問應當歸生產流通型的企業。我們前邊已經說過，對資本的經營支配權也就是對它的企業支配權，要想有效率地經營生產流通型企業，這個權利就應當歸于企業，因為企業經營的效率就在于它在其生產和銷售中獨立地統一調配其資本。為了鼓勵企業領導有效率地使用資本的經營支配權，應該讓企業的領導者有合法地分享資本收益的權利，包括合法地分享企業經營的剩余（利潤）的權利。
但是，不應該允許生產流通型企業擁有對公有資本的最高支配權，其原因在于：
首先，生產流通型企業實際上無法擁有公有資本最初投入時的最高支配權。開辦企業需要初始的資本投入，在開辦企業時投入的公有資本顯然不可能由該企業自己決定其投入，而必須由企業之外的、決定開辦該企業的人決定投入該筆公有資本。新投入經濟活動的公有資本也必須是先有人決定了它投入哪個企業，然后企業才可能支配它。這樣，公有資本最初投入時的最高支配權不可能處于生產流通型企業手中；它不是處于專門的資本代管機構手中，就是由政府機構掌握。
其次，企業對公有資本的最高支配權即使只限于企業已經使用的資本，也會妨礙公有資本在企業之間的流動。因為企業支配的資本多一些，企業就可以利用這筆資本使自己的員工收入高一些。如果生產流通型企業掌握了自己使用的資本的最高支配權，利用資本的效率低的企業就不會讓資本的回報（相當于折舊和資本收益）流向利用資本的效率高的企業，這就妨礙了資源的最優配置。
最后，企業對資本的最高支配權意味著由企業自己任命企業的領導。在生產流通型企業中，這只能導致由企業員工自行選舉其領導。但是，一旦企業領導由其員工自行選舉，他在經營決策中考慮的就將是員工們的工資福利，而不會重視公有資本的保值增值，這不利于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不由本企業員工自行選舉其領導，那就又會讓政府機構任命企業領導，產生“廉價投票權”所帶來的那一系列問題。
前面所說的一切使我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應該讓獨立的、經營性的公有資本代管機構來掌握公有資本的最高支配權，特別是國有資本的最高支配權。這種公有資本代管機構或運營機構既不是政府機構，又不是普通的生產流通型企業，而是以公有資本保值增值為唯一目標的經營性機構。它在公有資產管理機構等政府機構的嚴密監督下運行，享有在不同企業之間分配和收回公有資本的權利、任命使用公有資本的企業領導的權利、支配資本收益中用于積累的部分的權利和分享資本收益的權利——它的經費完全來源于從其管理的公有資本的資本收益中按比例提取。其實中國各級政府20世紀90年代之后所興辦的那些資本運營公司、控股公司、投資公司、某些集團公司、國有基金等都是這樣的國有資本代管機構。有人認為它們也是“企業”，但它們是特殊的一類企業——經營資本的企業，需要國家極為特殊的管理。
新加坡的國有公司淡馬錫控股公司就是這種掌握公有資本最高支配權的公有資本代管機構。在西方的許多國家中，也有其它的一些形形色色的控股公司、基金等等，它們是國有的，掌控著許多企業的大量股權，這些控股公司、基金等等也都是這種掌握公有資本最高支配權的公有資本代管機構。
由這種機構參與構成的有效率的國有財產經營制度最多只有3個層次：一層是政府的監管機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應當擔負這種職責），它掌握著對國有資本使用情況的監督權和最終收回對國有資本的支配權的權利，負責根據法律規定，監督國有財產經營機構的運作，根據過去的經營業績任免這種國有財產經營機構的負責人，將成功的國有企業負責人提拔為這種機構的負責人；第二層是贏利性的國有財產經營機構，它掌握著國有資本的最高支配權，其唯一使命是管理和經營國有財產使其盡可能贏利，并按照自己的經營業績獲取機構和個人的報酬；第三層就是使用國有財產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它們具有對國有資本的經營支配權。
這樣構成的公有資本經營管理體系幾乎完全復制了當代市場經濟中私人資本經營上的那3個層次的“委托－代理”關系，它至少可以保證公有資本的“經營效率”，不過這種“經營效率”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標準衡量的。
理論上說，這樣產生的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在經營上沒有差別，唯一的差別是投入企業中的資本歸公共所有。就其實質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國家的國有企業就是這樣經營的。聯邦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和“儲蓄銀行”經營的業績告訴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這樣以公有資本來運營的企業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
這種企業的存在可能導致一種爭論：這是否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在定義和分類的性質上作過多的爭論。我們需要作的只是：讓公有資本控制的企業更好地保障其員工——勞動者的利益；而在不想進一步增進這種企業的員工的待遇的一切地方，都要使企業真正最好地為整個社會的利益而工作，這首先意味著保證公有資本真正歸全體人民公共所有，為全體人民的利益服務。
對社會主義者來說，需要公有資本控制的企業這一點應當是毫無疑義的：在中國，員工的待遇在國有和集體企業中都好于私有企業；即使在歐洲國家中，員工的待遇在國有企業中也比在私營企業中好，否則法國工人就不會那樣大規模地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了。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某些能夠影響甚至控制經濟政策的力量使中國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推行了一場真正的“悄悄的私有化”。這種“悄悄的私有化”采用了對中國的原公有制企業進行“改制”的名義，以此來將越來越多的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所有權變為歸于私人所有。
這股“改制”風最初在90年代初興起于南方沿海的廣東和福建等省，采取的形式一個是“賣”（主要是將原國有和集體企業出售給外資、外國企業），一個是實際上的“分”（主要是對原鄉鎮企業實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將其所有權變成股份分給其員工，而原企業主管一般都分得了較大股份）。在這場“改制”浪潮中最先出現了“靚女先嫁”的口號，要將最好的公有制企業先賣給私人。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4－1996年，“改制”風已經蔓延到中國東部各省。當時最引人注目的是山東省諸城將所有的國有企業都以資產原值賣給其職工而變為“股份合作制”企業，這時出現了“經營者持大股”的主張。但是改制搞得最多的其實是浙江和江蘇兩省。這兩省的改制都不事聲張，卻力度極大。到1996年，浙江將幾乎所有的鄉鎮企業都變成了私人所有或股份制，而且股份制企業實行的都是“經營者持大股”。江蘇原來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很發達，到90年代下半期也把鄉鎮企業幾乎都變成了所謂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而且這些企業幾乎都是“經營者持大股”。在這個時期，連遼寧的許多地方都實行了所謂的“一元錢送國企”的政策，將許多中小國有企業變為經營者私人所有。
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后，公有制企業“改制”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發展民營經濟”和“引進外資”為口號，紛紛攀比公有制企業“改制”和“民營經濟”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業和國有企業為光榮。在這個時期之前，對原來的集體企業的“改制”已經基本完成，許多國有企業也完成了改制，但是“改制”還基本限于原來的中小型公有制企業。而在這個時期中，“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國有企業蔓延，在各地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場運動，地方政府也紛紛出臺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讓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以極低的代價取得國有企業的私人控股權。國有企業工人曾經形象地把這樣的“股份制改造”描述為“量化到個人，集中到干部”。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00年以后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也熱衷于對其企業實行“MBO”（經營者買斷），力圖以此成為擁有上億私人股權的企業大股東。而某些股票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這樣的MBO。這種掠奪國有資本的行徑在2002－2003年達到了一個駭人聽聞的高潮，在最近使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倒臺的將社保基金“借”給私營“企業家”“購買”國有資產的腐敗丑聞，不過是這種私有化的一個典型例子。
中國的這一類私有化行為的核心做法，是以實質上贈與資本所有權的方式實現“經營者持大股”，使原公有企業的領導成為私人持有企業大部分股權的真正的資本家。這樣作的最終目的，是要制造出脫離現代的多層次“委托人—代理人”關系的原始資本主義企業。這就脫離了以有效率的多層次“委托人—代理人”關系經營公有資本控制的企業的正確道路，不僅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加劇了中國社會中的貧富分化和不平等，而且也使中國經濟和企業經營體制倒退，降低了經濟效率。
2004年發生的“郎（咸平）顧（雛軍）之爭”，在中國的輿論界掀起了針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即私有化“改制”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充分顯示了中國人民對私有化企業改制的憤怒，遏止了“悄悄的私有化”瘋狂推進的勢頭。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繼續努力，以制止任何的私有化，使中國經濟再回到建立和發展有效率的公有制企業這條正確與可行的道路上來。
參考文獻
左大培：《混亂的經濟學》，石油工業出版社，2002年5月
左大培：《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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