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公平優先于效率——關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答記者問 2006.9（三）
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戰略和政策意義
第三點就是理論方面，這5年有重大突破，就是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基本框架來探討各方面理論，我看兩種理論都不合適，一個是傳統的馬克思舊理論，在符號、概念、理論上都過時，青年人普遍不接受，效果不大，我對他的有效性表示懷疑。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一支，不能再回到就幾個理論家定義，他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被他們壟斷。
不能用教條主義方式和概念塑造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也不能盲目接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就是這么僵化，所以這么多年來失控。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大部分人都是西方新自由主義。
有朋友說，楊帆，你不要紀念毛澤東，現在整個文化界這些大款、大腕出了名的這些臺長，主編都是右派子弟，他們這些孩子現在都五六十歲了，媒體實際權力在他們的手里，又培養了幾代學生出來，他們和毛澤東是死敵，表面上打著馬列主義的牌子，實際上是這是一代反毛情緒極其頑固的。你不能把他們都給撤了，他們就是那德行，中央精神到了他那就變了味，盲目接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機制，已不僅僅說是概念上，經20年教育，概念上已接受了，立場也有問題。這也是毛本人左傾錯誤造成的，等他們退了休可能好一點。讓更年輕的一代上來至少還可以教育，你說你錯了，你小子要改，他還知道錯。
現在這些人不行，你要跟他們說，他們說老子跟你是死敵，就是要把毛澤東踩在腳下，怎么著吧，你當年把我們家踩在腳下，現在我掌握著報紙就是想著各種辦法丑化你，我現在有我的陣地，以報我殺父之仇，相當多的人就這樣，也見左傾危害，危害到今天還在產生這批極右反共反毛的人。
有些人不敢反共敢反毛，共產黨好多老干部子弟還反毛呢，擁共反毛，擁馬反毛，哪有這樣的呀，今年年底我將在國家安全論壇上正式說這件事，關鍵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別人好說，對毛不好說，因為老毛是實際執過政的，確實做錯過很多事。你說馬克思怎么樣？關鍵是他沒有執過政呀！馬克思有什么錯誤？沒什么錯誤，他沒執過政，如果執政了我看也難免要犯些左傾錯誤吧。
從社會、政治、理論的幾個方面論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可以從第四個方面經濟，本身我就是經濟學家，這方面中央還是基本上都采取了我們的想法，但是不用我們這些人。現在國務院系統基本上是右派掌握權力，我認為應該換他們的人。我只能說在經濟方針上中央政府接受了我們一部分的看法，但是不用我們的人，這就很微妙了
一個是自主創新，我們提出多年，就是反對靜態比較利益論，經濟學主流學派的比較利益學說，就是林毅夫、樊綱包括江小涓，現在都受到國務院重用，就很奇怪了。他們多年來提倡這個，反對自主創新，就是他們提的，中央采取我們看法，是科技部堅決反對他們的思想，原來他們叫開放創新，后來改為自主創新，接受了我們的一半，再下一部爭論的是自主創新的主體是誰，國務院的報告里還說自主創新的主體是市場，我們認為是國家，關鍵是這一點。自主創新的主體應該是國家的力量，不是市場的力量，市場的力量做不到。
發展戰略產業，這都是我們非主流提的，中央基本上都接受了，我進一步提出技術升級和創新的主體到底是誰，大家認為是企業和市場，那不行，主體是根本的力量，背后力量是國家。
第二點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我1995年就說，要公平和效率并重，不能再提效率第一，這回終于去掉了，我認為現在應該是談公平第一了。但中央不這么提，學術界也變了，包括樊綱也變了，也都寫了好多文章叫公平和效率不是矛盾的。
記者問：你認為應該是公平第一？還是并重？
揚帆：現在這一時期，應該是公平第一，把公平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公平優先，不能說永遠是誰。前30年叫效率優先，特別是80年代那是完全對的。我不是左派，我堅決反對他們否定改革開放，80年代當然得效率優先，大鍋飯平均主義都到什么程度了。
90年代以后，兩極分化都這樣了，還效率優先，你還干不干了？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真正馬克思主義講，沒有什么抽象真理，又是毛主席的話嘛，實踐論、矛盾論我們都倒背如流，毛主席的實踐論是很清楚的，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是對立統一。
30年風水輪流轉，好多東西要調整并不是要否定以前，和鄧小平不否定毛澤東一樣，我們也不能否定鄧小平，但調整也是應該的吧！老毛干了30年不是也調了嗎？這是很正常的反思。不許反思，說反思就是反對，那就不對了，怎么不能反思，不反思能有改革？老鄧要不反思老毛，改革開放也沒有，那怎么許你反思就不需我們反思？
三十年了，時間也夠了，公平至少在未來10年是優先的，現在自由派已全面敗退，他們就說干脆并重吧，或者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轉著彎談，畢竟是向我們這靠。但他們又不好意思，因為他們錯了，前些年他們封殺我們，我們提了10年了，他們又不好意思承認我們對，利用話語權，剽竊我們的知識產權。
效率第一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前15年，針對文革晚期極左，平均主義提的，是一個特定階段的口號，包括蛇口，時間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財富，有什么不對的呀？
現在怎么能提效率第一呢，干脆把60歲的老頭殺了就算了，經濟學只能在企業內部可以講，在社會上怎么講呢？整個社會就不能提效率第一，那我生的小孩是傻子怎么辦，把他掐死，再生一個？這就根本沒有效率第一的事呀！那是人道第一，人性第一，孩子生出來了，不管是傻還是不傻你都得養他。
現在是對前30年調整，應該公平優先于效率。等到調整差不多，可以并重了，公平和效率不矛盾就可以不提了，要是福利社會就提效率第一，現在老百姓窮成這樣還提效率第一，就成了資本家第一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口號應該是公平嘛！
第三個是國家開放和安全問題，自由派也徹底敗退了。現在國家更強調安全。 我覺得開放和封閉永遠是一對矛盾，不可能什么都開放，不可能永遠開放下去，也是開放一段，封閉一段，有開放有封閉這個東西離不開的。
開放30年以來我們宣傳有問題，以為開放永遠是對的，比如進了單元房，鄰居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其實是更封閉了，中國鄉村社會包括城市的大雜院生活是開放的，個人隱私開放。現在講個人隱私了是開放還是封閉？社會文化習俗都在變，見到女士還不能問年齡，問結婚，對男士不能問收入。對個人而言這不是開放。家里客廳能開放，臥室是否也開放？國家機密、企業機密加上個人隱私，都是越來越封閉的，為什么就只能說開放，不能說封閉？
說開放在什么時候，什么地點，什么領域說？現在發現一些特務，就是他們把國家機密開放了。所以道理不能光說一方面。
第三條我說開放和封閉，封閉也不見得不對，看啥時候，好的事還是要封閉起來的吧！整天把“反對開放”當成帽子扣。該開放就開放，該封閉就封閉，有多少開放就有多少封閉，有新的開放就有新的封閉，好多以前不封閉的現在還要再封閉起來。
開放要注意國家安全，開放的基礎上講安全包括國家企業個人三個方面，我說了10年又說對了，這個安全不是計劃機制下的，而是開放機制下的安全。經濟安全現在成共識了，石油安全，環境安全，食品安全，空氣安全，技術安全，國防高科技得軍隊編制，不許開放不許調走，這個領域不能講自由，不能講市場經濟主導，利潤主導，利益主導，這個原則就不能通行。我們失誤在原則上。
可持續發展是最好的，現在被理解為環保，偏差很大，科學可持續可發展觀首先是一個防止發生突然事件，防止四大總體危機。
第一， 環境大規模破壞引起大規模的環境事件，因為小的環
境破壞到一定程度會積累成大的，大到足以震動到整個社會的時候就麻煩了，比如今年重慶四川大旱。污染都是小事，最大事是黃河斷流，流不出河南了，上游經濟一發展就會抽掉黃河水，中央黃河水利委員會高度重視黃河水供給和控制。糧食過剩是有水的情況。
第二， 金融崩潰。現在是自由派主導決策，危險在于人民幣
自由兌換。現在國外投機資本向國內流，國內腐敗資本外流，現在還在一點一點的流，進的多出的少，每年在置換，大家看不出來。所以宏觀上泡沫經濟，進錢太多了表面很繁榮，背后腐敗資金特大，估計了國內腐敗資金90%沒有出去，他出不去。
美國人一聽自由就高興，他們不斷要求中人民幣自由兌換。國內為什么總有代言人？是因為貪污分子的錢在中國出不去。如可自由兌換，他們要去銀行取款，銀行就擠兌，他要把人民幣換成外匯，就算外匯再多，人民幣也提不出來。1987年的搶購風就是這么起來的，一宣布價格改革就這么完蛋了。
好多腐敗資金都存在房地產和股票里，有錢人現款是少數，他資產在中國，只要允許他把錢匯出去，他就要拋股票賣別墅，中國房地產股票都要暴跌，人民幣自由兌換最危險，輿論造的差不多了，都在自由派手里，但中央不敢輕易做。
第三個危機是腐敗不可控制，地方勢力和腐敗勢力使得中央到了繼續發展下去不能控制的地步，所以我們應該成為國家主義者，目的是對內加強中央權威，對外保障國家安全。我10年以來一直都是這樣，所以中央政府比較相信我，但是還沒有用我，可能是怕我說話不好聽？現在不是說話好聽不好聽的時候，是要制訂中國新戰略的問題，說話好聽的救不了國。 這就體現了我第一點所說，加強共產黨的權威，利用它的政治資源和組織優勢。運用資源要遏制地方腐敗和分離的傾向，以中央資源為主主導，結合民間資源，形成中央和民間良性互動，形成和諧社會。這5年以來基本形成了中央、群眾和理論界的良性互動。這個良性互動類似小平時期，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當時確實很好。不能讓部門壟斷和地方腐敗勢力繼續盤踞下去，如果控制不住第三個危機就會出現。
第四個就是外部勢力突然動手，要假定他們動手而不是不動手，臺灣獨立會繼續推進，日本突然動手的可能性加大。科學可持續發展觀我首先把他理解為宏觀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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