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關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答記者問 2006.9（一）
（分三個問題連載）
記者：馬上就要召開中共16屆四中全會，希望您能夠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主題談談看法。
一． 和諧社會理論的社會意義：
集中力量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
楊帆：
從計劃經濟時期到文革結束是28年就算是30年吧，改革開放也是30年。我26歲上大學，非常同情老百姓，在長春五一節，我和北京兩個同學，印紅標，陳兆綱，冒著大雨去訪問工人住宅區。暑假回北京，和印紅標騎自行車看北京南城這一線，全國上訪的在這里，搭著小棚子住，真悲慘。見到我們就拉住不放，訴苦沒完沒了。那是三中全會以后，一個歷史時期結束30年嘛！那時期整人太多，積累問題如山，反右派，反右傾，復員專業軍人，插隊知識青年，各種冤案無數，中央說你們回去吧，不可能一時解決！后來用10年左右時間，把前30年積累基本問題解決了，還是不錯的。
我見過秦皇島市的一名普通的中學老師，姓付，因工資待遇問題連續給鄧小平辦公室寫了8封信，最后還真有批示，國家還給解決了，他親自給我說的，大概是1984年，大概前后左右10年，解決前30年的遺留問題，當時國家和社會非常之窮，力量多差呀！那么多年的極左，冤案肯定比現在多，時間也長，國民經濟那么緊張。只要政府有這個意愿，就能克服困難，叫落實政策?，F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和權力部門都有錢了，但是不想給你解決問題，這就更麻煩了。
這次又積累30年，無論什么政策再好，總會積累矛盾，總有另外一面的東西，現在說問題，不意味著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問題，要承認改革開放有失誤。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打仗還有誤傷的，打仗誤傷的不給追認為烈士，算不算烈士？自己把自己傷了算不算烈士？要調整是應該的。一個政策搞了30年怎么會沒有問題？現在是新的一代領導集體上臺，舊的領導的事，大家肯定集中反映，這是好事，寄希望于新的領導集體解決以前的問題，而且他必須要解決，這是很正常的。
舉個例子，歷史上新皇帝還要殺一批貪官呢！他當太子的時候就微 已經謀劃好了，誰最貪，誰最有權力，殺了再說。總得把以前的矛盾好好解決一次，而且要集中解決。 不是說按日常的民主法制軌道，30年積累的矛盾要有一次集中的解決，中央領導親自掛帥，不是搞群眾運動，但是要依靠群眾。叫中心工作，集中起來解決。不能僅僅靠西方法律思想，靠舉證告狀這一套，那太慢，而且舉證是要成本的，老百姓打得起官司嗎？司法現在又腐敗，所以不能完全靠這個，要靠中央政府加強上訪辦。現在地方政府不聽，上訪辦給批準回去，下面不給解決，反而打擊報復。所以得中央親自解決，組織工作組派到各地加強上訪辦公室，代表中央直接解決民間問題。
問：現在你覺得信訪渠道有什么問題嗎？
楊帆：沒有什么問題，關鍵是地方政府不聽中央的，這和小平時期不一樣，和改革開放初期不一樣，地方政府和部門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團，上訪之后你把他送回去，更麻煩。
我建議作中心工作來抓，派一個中央書記親自抓，連政法帶上訪一起抓，這個問題不能僅僅批示，說希望地方政府妥善解決，或者讓老百姓向地方法院告狀來解決，得用工作組，中央政府直接派人調查，把問題搞清楚。直接處理，如果涉及地方惡霸犯法，可以先落實政策，補償老百姓，再移交地方法院審判責任人。審判也得公開化，或者到最高法院來審判?？康胤秸F在不行。
我這個判斷已經和1964年搞四清的時候基本接近。 他們都說我是左派，那么我就說說左派解決民間維權的思路，應該由共產黨親自來抓，不是推給行政和司法系統，成立工作組強化上訪渠道，中央直接處理問題。司法系統是在最后審判時用，取證他也沒有這個力量。
案子最后調查清楚了，再轉交給法院走司法程序，處理人判刑是要經過司法的，不能搞文革方式，讓老百姓把他們家給抄了。但是取證舉證前一階段不能盲目接受西方司法，舉證成本太高，弱勢群體沒有能力干，需要中央政府下決心親自組織，各省對調成立維權問題工作領導小組，直接強化上訪辦公室直屬于中央，工作組人員各省對調，解放軍，大學生，記者，各報紙，包括那些專門搞維權的，都加入，也有司法系統派人?；旌掀饋恚騺y各種腐敗系統的關系網。中央應該是總書記親自抓，象抓三個代表學習和保持先進性教育，用三到五年把積累30年的矛盾基本解決，嚴懲各種權力和利益集團。
如果不是這樣，中央政府沒有權威。通過這種辦法換一批人，培養新的一代干部。 中紀委抓的是黨內高級干部的問題，基層怎么辦？集中三五年，中央親自抓，集中一次解決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人民內部矛盾。
許多人說，我的建議不可能被中央采納。 我說，還有什么新辦法？那就是沒辦法，就這么拖著？這么拖者已經被敵對勢力利用，直接通過介入維權要推翻共產黨了。
我的建議是可行的。共產黨到現在為止還是政治資源，有組織能力，雖然資源在急劇流失，還是有自己的資源，就是政治優勢。特別是新領導上來了，不能僅僅停留在過年過節，下去看看礦工，掉幾滴眼淚，這說不好聽的叫做秀。 老百姓擁護胡溫，下一步就是切實解決具體問題。要把貪官污吏抓起來，換一大批人，痛下決心清腐敗。
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集體，要在老百姓龐大的弱勢群體，和貪官污吏既得利益集團之間有一個選擇。不能融合湊合，抓一兩個做做樣子，那不行。
劉少奇當年搞四清就發現基層政權許多已經腐爛，不得不派工作組搞扎根串連了。他和毛澤東對腐敗的判斷區別不大，對基層貪官污吏要懲治，搞不動就扎根串連，用解放前反國民黨的辦法，工作組到了基層，成了地下黨。 你說地方政權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他們欺負老百姓，成了一個霸，黑社會。中央派工作組進去成了背對背揭發問題。
劉少奇在理論上沒有毛澤東這么左，他是說，現在的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毛澤東就說，不對，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老毛急了，而且把問題歸結為上邊出了修正主義。干脆發動群眾，打破法律和秩序，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也是想制止腐敗，使用了最過激的辦法。
可以看出那時已很腐敗，那還是計劃經濟呢，干部權力可沒有現在這么大，上面控制很嚴，還這么腐敗。那你說，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財富這么多，干部權力這么大，法律這么不完善，社會利益集團發展又是這么不均衡，腐敗會成什么樣？所以我認為，我們黨中央如果沒有決心不行。當然不能再搞文革，但我認為類似四清的程度是可以的。
再一個思路就是按照西方維權的思路，搞民主。維權現在被自由主義控制，很危險。我們共產黨不敢用傳統辦法做，又面對這么大的社會矛盾，基本無能為力了。這時被西方法律思想所控制，號稱政法系的政治自由主義代替了經濟自由主義。說共產黨是非法組織，改革就是讓共產黨下臺。
實際上是，三十年經濟自由主義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在人民中又砸了牌子，搞得很臭，在國內外都是這樣，所以退居二線了。
學法律的現在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 經濟學里面還有我們非主流跟他們干了一陣子。經濟學里的自由主義很猖狂，但還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這一支，還有我們號稱非主流經濟學這一支，有我們這兩支思潮，和他們斗爭10年之久，基本上把他們打敗了。
現在是政治自由主義，政法系，比他們還厲害，政法系里面基本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后一段可能有好轉，就是西方自己的批判法學很興盛，傳到中國之后會改變這種情況。
中央政法委還是很清楚。要搞社會主義法學理念。法學理念這30年被西方自由主義所控制，他們的思想已控制中國維權，廣泛結合外國NGO，外國政府也介入，作為戰略全面介入，成為顏色革命一個環節，這就很危險了。
在這樣的問題上共產黨不能讓步。但光不讓步也不行，抓人是應急措施，社會矛盾怎么解決？你不能抓下面老百姓呀。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混在一起，要分別處理吧！
我說的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實質性問題。
西方的思路也是有意義的，可以把法律作為最后一道審判程序，要防止文革的極左。但在前面取證階段不能那么做，因為你沒有證據，取證得用工作組的方式，中央派工作組到各地去接受上訪，進行調查。調查之后把案子轉到司法機關，就跟中紀委是一樣的，該雙規的雙規。
有人依據西方法律思想，說雙軌規違反了人權。我看他們真是腐敗的代言人，不這樣做就更沒辦法治理腐敗了。 這次抓陳良宇就是中紀委做的，非常好。我去那里做過報告，還嫌他們手太軟呢。
中紀委只能整黨內的不能整黨外的，這次處理上訪，不管黨內黨外，一塊調查，不能簡單用無罪推定，該雙規的就雙規，該清查財產的清查財產，讓他自己申報財產，先申報，完了再去查，這很厲害。
如果這個事不能很好解決，還是表面上訪貧問苦，掉眼淚，發點補貼，不管用。如果17大和18大期間，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我有一個基本判斷，18大前后政治危機就可能出現。提醒中央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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