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學術研討會綜述
郝首棟 唐洲雁
2006年9月7日至9日，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當代文獻研究中心、中央黨校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和湘潭大學、韶山管理局“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學術研討會，在湘潭大學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共120余人參加了會議。莊福齡、朱佳木、有林、侯樹棟、沙健孫、梁柱、滄南、許全興、汪裕堯、程中原、壽曉松、雷云、余品華、李佑新等專家學者在大會上發言，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閉幕會上作了題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需要新視野》的總結講話。研討會結束后，與會者們瞻仰了毛澤東故居，向毛澤東銅像敬獻花籃，并向韶山管理局贈送了題有“國魂”二字的書法藝術品。
這次研討會以《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為主題，集中研討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會議入選論文93篇，內容基本上涵蓋了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方方面面。研討會多側面、多角度地研究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及其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基本經驗、基本規律的認識，有力地推動了新世紀新階段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深入發展。
現將這次研討會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關于毛澤東在20世紀中國社會偉大變革中的歷史地位
20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歷了革命、建設、改革三個歷史階段，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產生了站在歷史潮頭、推動歷史進步的三位歷史偉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與會者援引胡錦濤同志最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周年暨總結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大會上的講話指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85年里，我們黨緊緊依靠和緊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其中的兩件大事，都和毛澤東的名字密不可分。從第一件大事來看，毛澤東成功開創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帶領黨和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正如鄧小平所說：“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還會在黑暗中摸索。”從第二件大事來看，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奠基者和偉大探索者，帶領黨和人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帶領黨和人民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新時期，堅定不移地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于毛，成于鄧”。
有學者提出，毛澤東是改變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劃時代偉人。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毛澤東扭轉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將一個一百多年來受壓迫、受奴役、受侵略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使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二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了開創性地探索，他所創造、積累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為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奠定了基礎和前提。
有學者通過分析毛澤東一生的主要經歷，進一步闡明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為創建新中國所建立的功績，全黨第一，且富有獨創性。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毛澤東繼續為黨、國家和各族人民立下了重大的功績，也有重大的過失，但總的說來是功大于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犯了全局性、長期性的嚴重錯誤，然而這些錯誤同他一生的功績比較，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具體實踐中，他對于開辟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對于振興中華民族，增強國家實力，保障國家安全；對于維護世界的和平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情系祖國，情系人民，始終關注著黨、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始終關注著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不愧是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人民領袖。
與會者強調，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必須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準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這一歷史決議，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了毛澤東的一生，充分肯定毛澤東在20世紀中國社會偉大變革中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我們應當高度自覺地予以遵循，堅定不移地把它作為研究和評價毛澤東思想的最權威、最基本的根據。
二、關于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明了唯一正確的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他善于把握時代特征，善于認識中國國情，善于總結群眾經驗，善于集中全黨智慧，善于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比較系統地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對此，有學者提出，毛澤東對20世紀中國社會偉大變革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道路。這一貢獻主要包括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其實踐貢獻表現為開辟了兩條道路，即成功地開辟了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初步地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其理論貢獻表現為形成了內涵豐富、特色鮮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體系——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我們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學者們還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兩大命題的關系進行了研討。認為這兩個命題既相互聯系又有一定區別，前者包括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后者則主要是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基礎，這就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主體的世界觀，以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為主體的認識論和以群眾路線、調查研究等為主體的方法論。有學者指出，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道路，主要得益于三個方面：一是正確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二是對中國實際問題的進行深入研究和了解，三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批判繼承和發展。這三個方面互相聯系，不可偏廢。其中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系統學習和成功運用，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基礎和關鍵。
有學者還具體分析了毛澤東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吸收、利用與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問題，指出毛澤東以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世界性的理論視野，汲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找準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不僅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理論基礎，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容，而且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核心和最優秀的成果之一，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發展的方向。
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途徑和方法，有學者也作了具體的分析。認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前提和基礎；調查研究是認識中國國情的根本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具體途徑；善于總結國內外正反面歷史經驗，從而揭示和認識真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手段；善于集中全黨智慧，發揚群眾首創精神，同時又發揮黨的領導核心的關鍵性作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心環節；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立場觀點和方法具體化為各個時期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并通過政治思想教育使之為廣大干部群眾所掌握，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途徑和方法。
與會者強調，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黨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取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間，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關系。其中，毛澤東思想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堅實基礎。因此，在新世紀新階段，進一步深入學習、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對于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進程中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三、關于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和貢獻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奠基人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創者，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歷史貢獻，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也是這次學術研討會的一個重點。
有學者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要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是一個十分深刻而又重要的思想。“第二次結合”的歷史使命，就是要解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歷史課題。這反映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的主要內容，反映了他在這個時期戰略思考的重點。20世紀50年代以后毛澤東所致力的探索，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努力探索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二是努力探索一條能夠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歷史性課題，關系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問題。今天，我們正面臨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和國內正進行的歷史性變革的關鍵時期，進一步認識毛澤東兩大探索的重大戰略意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其合理的因素，繼續完成毛澤東提出的進行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課題。
有學者結合黨的八大召開和《論十大關系》發表50周年，對毛澤東當年運用對立統一學說，探索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實踐進行了具體分析和總結。他們認為，在經濟建設上，毛澤東提出了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要搞幾個“并舉”：包括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工業和大力發展內地工業同時并舉；中央和地方同時并舉，等等。在政治建設上，毛澤東提出了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局面，要有集中、又要有民主，要有紀律、又要有自由，要有統一意志、又要有個人心情舒暢。這是毛澤東獨創性地運用對立統一學說來解決人民與政府的矛盾、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矛盾、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矛盾，第一次初步地回答了如何建設、如何鞏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個根本問題。在文化建設上，毛澤東提出了建設中國社會主義藝術和科學文化，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他運用對立統一學說來分析、解決科學文化和藝術矛盾，促進社會主義科學文化和藝術發展的又一創舉。50年前，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原理具體地分析當時經濟、政治、文化和科學技術上的矛盾，并根據這種分析，提出解決矛盾的方針政策，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有學者指出，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及其成果，其中包括了對計劃經濟的探索及其成果。由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從始至終都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有其歷史必然性。毛澤東探索的成果，在鞏固新生政權、改變落后面貌、基本解決吃飯穿衣問題、初步形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迅速提升國際地位等方面，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而且也為我們在改革開放后所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寶貴經驗。毫無疑問，毛澤東對計劃經濟探索所得到的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年代的局限性。今天，任何留戀計劃經濟體制的想法，都是既缺乏理論根據又缺乏事實根據的；任何試圖恢復計劃經濟體制的做法，都是既不利于跟上時代步伐又違背絕大多數人民意志的。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建國初期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就錯了，幾十年來對計劃經濟的探索就毫無意義了；更不意味著計劃經濟只有束縛經濟活力的弊病而沒有改變國家落后面貌的巨大作用。
還有學者運用大量數據分析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認為毛澤東領導時期造就了新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奠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進一步發展的物質基礎；培養了大批知識分子，造就了科技與管理干部隊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人才資源；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大規模開放提供了基礎。一些主要數據表明，和世界上其它國家同時期經濟發展相比，中國在1952年至1978年的建設成就也同樣引人注目。學者們認為，毛澤東領導下這段歷史，是在曲折中前進的建設史，是在嚴重的挫折中艱難發展的探索史。這段歷史的主題和主線，是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失誤，也是探索中的失誤。因此，我們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一定要完整性地進行研究。千萬不能因為犯了錯誤，就否認它是一種探索；千萬不能因為犯了錯誤，就不敢承認這個時期有建設成就。
四、關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思想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從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出發，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這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發展階段和發展任務的科學把握，也是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三農”建設理論和實踐的繼承和發展。在這次研討會上，這個話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一個亮點。
有學者認為，盡管毛澤東本人沒有明確提出建設新農村的概念，但從他的有關論述、文稿及在他指導下形成的一系列文件指示中，仍可大體勾勒出他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構想。其中，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走農業生產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農村基本的組織形式；采取多種措施發展生產，逐步改善農民生活，是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中心任務；大力興辦農村的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事業，是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重要內容；注意協調好各種關系，是建設和諧的社會主義農村的重要保證；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支援農村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農村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今天，我們總結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經驗教訓，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不動搖，堅持以發展農村經濟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不動搖，堅持以人民利益為本不動搖。
有學者強調，毛澤東一生關注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為此進行了卓有成效地探索，這是我們必須加以珍惜的寶貴遺產。在新世紀新階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們要注意研究毛澤東當年開辟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的基本經驗，重視農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意義；要注意總結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根據毛澤東的有關論述，協調好有關新農村建設的各種關系，包括正確處理國家和農民間的關系，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間的關系，正確處理城市和鄉村間的關系，正確處理農業內部各業間的關系，正確處理生產發展與生態建設和水土保持的關系。此外，還要正確處理農村中干部和群眾的關系、農民之間的關系、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關系，等等。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僅僅依靠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對此，有學者指出，毛澤東在強調農業問題農村必須首先依靠農村自身的力量外，還特別強調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支援農村建設。他主張城市要支援農村，工業要支援農業；強調除了在物質方面、技術方面、財政方面盡力支援之外，還要在組織領導方面和人才方面盡力支援；除了政治工作人員、農業科技人員要到農村去外，在商業、財政、金融、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都需要派大批的人員到農村去。所有這一些可貴的探索與設想，都值得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踐中認真借鑒。
有學者還從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緊迫性出發，提出要重新解讀毛澤東重要文獻《組織起來》，從中找尋破解當代“三農”問題的智慧與理論源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他們認為，當前農民分散化、原子化趨勢愈加明顯，重要原因是長期以來基層政府對農村剩余的過度提取，導致鄉村治理危機。因此要深刻把握《組織起來》的理論內涵，學習領會毛澤東的合作社思想、處理好“公”與“私”之間的矛盾關系的思想、黨必須與群眾緊密結合的思想，使得組織起來的農民與資本、國家之間能夠處于可長期維持的一種較為平穩、較為協調的關系狀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農村社會的和諧。
五、關于毛澤東在其他方面的探索和貢獻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的重要問題以外，在這次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還多角度、多側面地研討了毛澤東在20世紀中國社會偉大變革進程中所作的其他方面的探索和貢獻。
關于毛澤東對黨的先進性建設理論和實踐的貢獻。與會者指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同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實踐相結合，探索出了一條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的成功之路。他所提出的關于“兩個先鋒隊”的思想，關于把黨建設成為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關于“兩個務必”的思想，關于在執政條件下提高黨的領導能力的思想，等等，不僅在當時有力推進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而且對今天加強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仍然具有重大指導作用。
關于毛澤東對中共八大的歷史貢獻。有學者認為，毛澤東主要從三個方面對中共八大作出了重大貢獻。一是確立了八大會議的主題和指導思想，主持制定了八大路線；二是領導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不僅直接領導和參與政治報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而且對黨章的修改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審閱修改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及報告；三是對建立堅強有力的中央領導集體作出了重大貢獻，正是在他的正確提議下，八大適時地充實和完善了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陳云、鄧小平等在其中擔當了重要領導職務。
關于毛澤東對新中國法制建設的歷史貢獻。有學者指出，那種認為毛澤東只講政策，不講法律，對法學缺乏研究的觀點是錯誤的。毛澤東在法學方面不僅不是一無創見，而且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事業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他領導制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根本大法——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法制原則和思想，包括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立法原則；民主的立法原則；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立法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改造第一、給予出路的刑罰思想等，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關于毛澤東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有學者認為，在教育思想方面，毛澤東具有獨特的見解和獨有的貢獻，其主要內容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人；培養以實踐、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多面手”；培養高尚的“道德人”。概括地說，就是使受教育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德智體全面發展；個性充分發展。與此相聯系，他還探索出了一條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途徑，即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工、學農、學軍；實行半工半讀制度；學校開展勤工儉學等。毛澤東的這些教育思想和實踐探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對于今天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關于毛澤東的醫療衛生工作思想。有學者認為，毛澤東的一生就是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了勞苦大眾能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所以，關乎人民群眾健康的醫療衛生事業在他的心中始終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1965年6月26日，他在同保健醫生談話時，針對農村醫療衛生的落后面貌，指示衛生部“要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 “六二六”指示發出后，一方面促使衛生部逐步將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重點放到農村，另一方面極大鼓舞了廣大醫務工作者投身農村建設的熱情，激發了農民群眾徹底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落后面貌的決心，使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出現了飛躍發展。歷史地考察“六二六”指示，對于加強今天的醫療衛生工作尤其是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關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有學者探討了毛澤東“有理、有利、有節”軍事斗爭策略在臺海斗爭中的實踐與發展問題，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1954年至1958年）的臺海斗爭中，黨中央和毛澤東較好地運用了“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走一步、看一步”，使國內有限的國力和軍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既取得實際的利益（即有利），又在保障國家發展正義性方面贏得了支持（即有理），還很好地把握了斗爭分寸（即有節），維護了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綜觀臺海斗爭歷程，毛澤東“有理、有利、有節”斗爭策略主要有如下特點：量力而行，確立有限的戰略目標；先易后難，分步實施；區分打擊和遏制的目標；嚴格控制作戰時間、空間和手段；適可而止，適時停止軍事行動；政治、軍事、宣傳、外交斗爭相結合。從昔日臺海斗爭中汲取經驗，有利于我們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包括仍未解決的臺灣問題以及其它問題。還有學者選取毛澤東的積極防御戰略思想、建國后毛澤東重大軍事實踐及思想、毛澤東對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戰略指導等問題，對毛澤東軍事思想進行了研究。
此外，還有學者對于毛澤東與新中國外交，與中國科學技術的自主研發，與當代新疆農墾，與治理淮河，與長江三峽工程，以及毛澤東的國家利益觀，毛澤東的政府價值觀，毛澤東的創新精神，毛澤東的語言風格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研究。這次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將會盡快結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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