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巖在烏有之鄉“紀念郎顧之爭5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郎顧之爭，我主要是旁觀者，沒有參與進來。不像 韓德強 老師他們，挺身而出推動了這場辯論。前面很多老師都講的很好，后面講的越來越難，能夠講的東西不太多。我簡單說兩點。
第一，為什么是郎咸平，為什么這個大幕是由郎咸平把它挑開的？前面也有人介紹， 包括韓 老師， 左老師，還有楊老師，他們“三劍客”本來就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話語有過很多批評，但為什么一直沒有引起大的動靜？為什么2004年郎咸平出來后，一下就把新自由主義改革話語的一統天下給打破了？實際上，“郎顧之爭”就像 左大培 老師說的一樣，是一個標志，是國內思想界、知識界左右力量消長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但是為什么是它呢？除了 韓 老師剛才說的，郎咸平本身的身份外，郎咸平能夠造成那么大的風浪，也是一個偶然。這個偶然主要就是顧雛軍太傻了，傻到去起訴郎咸平。如果他不訴諸法律，可能一點事都沒有，可能郎咸平就像國內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一樣，只能在那里自說自話。當時至少在觀念上已被高度控制的媒體，不會怎么理睬他。掌握了絕對話語權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可以沉默、冷淡對付他、封殺他——這是他們最拿手的。在顧雛軍以前，郎咸平就解剖了不少國內有名的大企業。解剖之后，主流經濟學家和被解剖企業家的反應都是不理睬，不回應。這種戰略很有效，掌握了話語權的人不理睬、不回應，媒體就興奮不起來，郎咸平也沒轍，只能說給他極少數聽眾聽，所謂“郎旋風”就刮不起來。只有顧雛軍，我估計，從他的經歷看，顧本身是一個發明家，也是資深知識分子，可能他有一種特別的傲氣，認為自己對知識界很了解，包括對郎咸平的“底細”很了解，知道對方想要什么，怕的又是什么。所以就選擇去告他，他以為這樣一告，郎咸平就會害怕，撤退。
沒想到，這一告就告出一個大新聞。海外學者批評國內企業、或內地非主流學者批評主流經濟學，都不構成新聞。但國內著名企業老板狀告批評的學者，無論從哪種標準衡量，都是轟動性新聞，媒體必然趨之若鶩，主流學者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何況他們并非直接控制，反應必然慢一拍。司法官司也為媒體的介入提供了無風險的角度：既可以報道此事，又不致觸犯主流話語。其結果是，郎咸平的觀點首次進入公眾視野，獲得廣泛傳播，與民眾的切身感受相契合，贏得廣泛認同。加上后面非主流學者的跟進，民眾通過網絡發出聲音，整個形成合力把它變成了一場運動，改變了全社會的思想與話語格局。
第二，我覺得當時有一個很值得觀察的現象，在郎旋風打破了話語壟斷、改變了思想話語格局后不久，現實政策層面也發生了明顯改變，表現出某種朝野互動的痕跡。所謂胡溫新政，提出和諧社會等口號，輿論普遍認為政府向左轉，大概都發生在此前后，時間上銜接得很緊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巧合。我認為并不是中央或某個執政者看到社會的思想話語格局變化了，也跟著向左轉，調整政策。他們是早有此想法，調整醞釀已久，只是在等待、醞釀時機。大家知道，從鄧小平時代開始，胡錦濤就被確定為接班人，他在旁邊等待、觀察的時間很長，必然形成了一套想法、做法：社會經過xxx時代的變化后，弊端何在？從何處著手可緩解危機，推動前行？如此等等。我認為他的觀察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某些方面在市場化的道路上走得過遠，造成了諸多嚴重問題，包括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環境被嚴重破壞，資源過度損耗，等等，需要轉向、調整。這就是胡溫“向左轉”的來由。包括他的科學發展觀也好，和諧社會也好，都是他這么多年在接班人這個位置上，觀察、思考的結果。郎旋風及其造成的影響，確實為執政者創造了一個調整的機會，一個發力點，于是形成了人們看到的一種朝野互動。但是，他調整也好，自己的一套也好，科學發展觀也好，并不是剛才幾位所說的，重新回到傳統社會主義的方向，重回公有制的老路。經過這么多年的觀察，大家可以看到，并非如此。
他的調整很簡單，覺得右得過頭了，要稍微往左的方向多傾斜一些，但他并沒有想要改變鄧小平時代確立的，改革開放的主基調，好象也沒有打算徹底改變已經形成的基本利益格局。他只是希望特殊利益集團相對守規則一點，不要讓其他人無路可走。這是他能夠做也似乎愿意做的。
現在中國到底會向好的方向走，還是向壞的方向走？有一個判斷標準，就是看現在的執政群體，是否已經被既得利益所綁架。對此，迄今為止還不易得出明確結論，還需要繼續聽其言、觀其行。但無論如何，今日中國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關乎我們這個國家明天還有沒有希望，能夠擁有一個什么樣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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