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饋機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韓德強

2009年5月4日

      在經歷了房地產市場的多年追漲后，美國房市終于崩潰。在房價一路追高的過程中，華爾街的金融創新起到了關鍵作用。房利美、房地美等企業認準了房價高漲趨勢，向缺乏還款能力的購房者貸款，促使購房需求進一步增長，從而進一步推高房價。這就是一種正反饋機制，繁榮導致更加繁榮，直至某一天系統資源不足而崩潰。

      認識經濟、社會、技術各系統中存在的種種正反饋機制，才能真正認識自由市場經濟的創造力和破壞力，才能真正懂得市場經濟，也才能真正懂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07年9月20日，應《經濟學家茶座》邀請，我寫了如下《想象正反饋經濟學》，加上小標題后，作為本文的一、二部分。

      一、正反饋現象種種

      我在八十年代讀到的書都是說，人類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氣候變暖的主因。但是，近來的科學研究表明，由于氣候變暖導致北極地區的凍土層融解，凍土層中將釋放出大約5000億噸的二氧化碳，接近目前大氣層中的7300億噸二氧化碳。氣候越暖，凍土帶融解速度越快，二氧化碳排放越多，氣候越暖。如此，將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使未來氣候變暖不斷加速。

      惡性循環或良性循環是我們的日常用語，換成系統論語言則是惡性正反饋或良性正反饋。一個系統的輸出信號或變量又反饋回系統的輸入端，增強輸入信號或變量，則該系統是一個正反饋系統。如果削弱輸入信號或變量，則該系統是一個負反饋系統。純粹的正反饋系統越來越遠離平衡，如股票市場的追漲殺跌，或者如原子彈的鏈式反應，或者如癌細胞的裂變，最終必然導致系統的崩潰、爆炸或死亡。因此，正反饋系統是一種不穩定的系統。負反饋系統則每時每刻都指向平衡點，如鐘擺和地球系統，彈簧和固定物系統，太陽與行星系統，高溫物體向低溫物體傳熱系統等。

      顯然，亞當·斯密開創的經濟學以太陽與行星系統為參照系，設想自發的市場經濟是一個負反饋的自動均衡系統，后來被論證為一般均衡模型。但是，經濟生活真的是一個自動均衡系統嗎？或者說，自動均衡模型真的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市場經濟的理想模型嗎？

      這要取決于市場經濟中是否存在正反饋系統，以及正反饋系統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

      我們至少可以列舉出以下幾類重要的正反饋經濟現象：

      規模經濟。企業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越低，利潤越豐厚。由此，可以進一步擴大投資，擴大規模，降低成本，形成正反饋。這實際上否定了一般均衡模型的重要假設——生產的邊際效益遞減，而意味著生產的邊際效益遞增。

      范圍經濟。企業生產的品種越多，不同品種單位產品分攤的采購、生產、運輸、廣告、銷售渠道建設越低，利潤越高。由此，可以進一步擴大投資，增加品種，降低成本，形成正反饋。

      品牌效應的形成。品牌效益需要長時間積累才能形成。企業發展之初，技術粗糙，質量不穩定，人才缺乏，消費者不接受，虧損累累。但如果能夠承受初期的虧損，則慢慢企業穩定下來了，人才積累起來了，消費群體擴大了，質量提高了，企業從虧損轉入盈利了。扭虧為盈后，經營心態穩定了，思路開闊了，越有條件吸引技術、管理和銷售人才，消費群體進一步擴大，口碑逐漸形成。如此，則利潤逐漸增加。有了越來越多的利潤，則可以提高研發經費，改造生產設備，改善員工生活，大企業的形象日益豐滿，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以更低的代價吸引各種資本。這樣，逐漸就能夠在市場上打造品牌效應，排擠競爭對手，形成壟斷地位。

      股票市場上的追漲殺跌現象。中國股市正在追漲過程中，由于股民預期牛市還沒有結束，逢高惜售，逢低進倉，多高的股價都有人買，買了就賺錢，吸引更多的資源進入股市搶購股票，從而進一步推動股市上漲，股價越來越遠離股息，直至某一天崩潰。

      外匯市場交易量增長。隨著浮動匯率時代的到來，跨國公司為了避免匯率風險，紛紛購買外匯期貨以保值增值，買賣外匯和外匯期貨的玩家越多，外匯的波動幅度越大，波動幅度越大，主動和被迫進入外匯市場的玩家越多，交易越頻繁。三十多年前，外匯交易中的80%是為了貿易和投資，至今，每天外匯交易中只有不到1%的交易量與實際的貿易和投資有關。世界經濟逐漸從一個實體經濟，變成了“虛擬經濟”，從實干經濟，變成了“投機賭博新經濟”。

      經濟周期。例如剛剛過去的90年代美國“新經濟”時期，計算機、通訊、互聯網產業高速發展，前景樂觀，吸引了大量資本進入。由于大量資本進入，形成投資高潮，設備、技術和人才都供不應求，利潤高漲。由此，進一步吸引更多資本進入，形成一個正反饋。但是，供給正反饋迅速遠遠超過了需求正反饋的速度，結果，正反饋崩潰，納斯達克指數暴跌，經濟從繁榮的頂點跌下蕭條的谷底。幾乎每一個經濟周期，都可以看成是一個正反饋逐漸起動，加速，狂歡，崩潰的過程。

城市規模爆炸。城市發展超過某個臨界點，交通方便，醫院、大學等生活條件良好，產業群形成，各種門類的高技能人才集中，高收入顧客多，將吸引各種資源進入城市。有了更多的資源，城市可以進一步發展交通、通訊，提高收入，擴大居住區域，提高房價，從而吸引更多的資源。如果不加行政控制，北京市的人口恐怕早就超過了墨西哥市。

財富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弱者由于不得不尋找下一頓飯錢，所以，無法選擇，撞上什么活干什么活，無論強度多大，工價多低，沒有經驗可供積累，都得干。如此下去，體力不斷透支，越干能力越差。強者積蓄充足，可以長時期尋找高利潤的機會，積累知識和經驗，輕輕松松賺大錢。如此，知識、經驗、技術、人際關系、市場感覺越來越豐富，財富擋不住地滾滾而來。強者愈強，對于強者而言，這是一個良性正反饋。弱者愈弱，對于弱者而言，這是一個惡性正反饋。但兩者都是正反饋。當然，這兩種正反饋也都會崩潰。當弱者開始搞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時，搶劫、殺人、放火、偷盜，則強者愈強的正反饋就到崩潰的時候了。當強者被迫或自愿通過二次分配，將部分財富轉移支付給弱者時，弱者愈弱的正反饋就到崩潰時候了。

      可見，市場經濟中充滿了重大的、根本性的正反饋現象。搭上正反饋的順風車，完全可以一夜暴富。遇到正反饋崩潰時，一夜之間又可以從億萬富翁變成億萬負翁！最近英國第五大銀行差點破產倒閉，就是趕上了美國次貸市場正反饋的崩潰階段。

      除了以上這些市場經濟內在的正反饋現象以外，在技術積累、產業演化、人才成長、組織發展等與經濟活動聯系密切的領域都存在著廣泛而深刻的正反饋現象。

      技術領域里最著名的正反饋現象是“摩爾定律”：集成電路芯片中的晶體管數量每18個月翻一番。根據這一正反饋趨勢，40多年過去了，每個芯片中集成的晶體管已經達到了2.9億個。由此，計算機性能不斷提高，價格不斷下降，發動了一場可與工業革命相提并論的信息革命。

      汽車產業演化過程展示了一個相當典型的正反饋邏輯。第一輛汽車在速度、道路適應性、舒適性上都不如馬車，但是，汽車的各部分，底盤、發動機、燃料、傳動機構、操縱機構、車體、涂料，無一不在正反饋型的改進中。隨著產業的演進，道路網在形成，加油站遍布各地，汽車技師分工日益細密，汽車駕駛員數量翻番增長。如此，從十九世紀末期的第一輛汽車開始，形成了今天遍布世界的汽車研發、生產、銷售、駕駛、維修的龐大網絡，汽車的性能價格比不斷提高，給世界裝上了輪子。

      人才成長過程也可以看成是一個正反饋過程。世界上的人有兩類，一類是能夠不斷沿著興趣發展，興趣不斷增長，認識越來越深刻，越來越有創新性，由此進一步增強興趣，形成一個成長正反饋。如果這種正反饋發生在諸如寫作、微雕領域，此人可以成為作家、微雕家。如果這種正反饋發生在汽車技術領域，鋼鐵技術，或核工業，電子工業領域，則可以成為頂級的技術專家，引領技術潮流。一類是沒有什么特別興趣，或者興趣正反饋到一定程度就自我滿足了，或者對工作內在樂趣感受不深，靠外在名利刺激的人，這一類人往往只能起輔助性的作用。即使在大學、研究機構，第一類的人也不常見。現代的教育體制往往注重培養第二類人，而不利于第一類人的成長。如果懂得興趣在人才成長過程中的作用，那么，保護、鼓勵興趣正反饋的形成，將遠比傳授知識重要。

      組織發展也往往是一個正反饋過程。例如，傳統零售業的巨頭沃爾瑪現在是全球第一巨頭，擁有近7000家門店，遍布全球各地，銷售額3500億美元左右。但是，這家企業創辦于1962年，前期資金短缺，人才匱乏，發展緩慢。但是，由于創始人沃頓的長期艱苦努力，由于沃頓宏大的想象能力，企業發展形成了一個良性正反饋。1970年后，沃爾瑪開始加速發展，其迅速恰如摩爾定律。

      市場內在的正反饋機制與技術、產業、人才、組織的正反饋機制相互作用，使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節奏大大加快，復雜程度日益加深。只有理解這些廣泛而深刻的正反饋機制，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市場經濟，才有可能進一步理解這個復雜的世界。

      二、正反饋機制的特征種種

      但是，如此理解市場經濟必然與流行的一般均衡論的經濟學相抵牾。

正反饋本身意味著非均衡，越來越遠離均衡。正反饋及其崩潰，意味著市場不能完成自我調節，或者必須以破壞性的方式，“創造性的毀滅”，完成自我調節。“創造性的毀滅”是熊彼特的用語，意指新技術的創造對舊技術、舊產業的毀滅，這還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現實生活中，正反饋還可能意味著“破壞性的毀滅”。高息攬儲型的正反饋，只有毀滅，沒有創造。金融崩潰型的正反饋，也是只有毀滅，沒有創造。社會能不能接受這樣的非均衡？正如索羅斯認識到的，如果加強市場紀律，意味著加強市場內在的不穩定，從而引發社會的不穩定，社會能不能接受？

正反饋意味著先發優勢。誰先形成技術、產業的正反饋，誰就擁有進一步發展正反饋的人才、技術、設備、市場和資金優勢，誰在就該技術、該產業擁有壟斷優勢，誰就有力量阻擊后發企業、后發國家，從而固化不平等的國際產業分工秩序，使落后者永遠落后。

正反饋意味著路徑依賴。在技術和產業發展之初，往往有多種選擇，誰碰巧選擇了正確的技術路線，誰就擁有該技術路線上的一切優勢，而足以消滅競爭對手。例如，過去的Betmax和VHS錄像格式之爭， 正在發生的GSM和CDMA兩種移動電話技術之爭，都有可能使一家碰運氣選對了技術格式的企業壟斷市場。

      再進一步，正反饋還意味著長遠利益、整體利益的重要。在一般均衡論經濟模型中，經濟主體都是短期、物質利益的追求者，是理性經濟人。然而，正反饋意味著，經濟主體可能追求正反饋的長期效應，即追求長遠、整體利益。當啤酒行業競爭激烈，利潤遠低于一般利潤率時，由于啤酒行業各企業的當事人都追求本企業正反饋發展的長期效應，價格戰可以愈演愈烈，陷入“囚徒困境”，使均衡市場模型想象的市場出清機制失效。

      在正反饋機制的影響下，不但企業將出現激烈的價格戰，甚至每一筆交易的價格都將變得極不確定，與生產成本脫鉤。一個演員，成名之前，到處無償演出，尋找成名機會，一旦成名，則收取天價出場費。一個畢業生，寧愿不要錢白干，也要擠進跨國公司的白領隊伍。一個員工，為了升遷，自愿加班加點工作，既積累經驗，又博得老板的好感。這個演員、這個畢業生、這個員工，是在承受正反饋前期的虧損，而博取正反饋后期的重大利益。但是，這就意味著演出經紀人、跨國公司、企業有資格使用極其廉價優質的勞動力，從而嚴重干擾市場均衡。

      正反饋機制的廣泛存在，還意味著公平變得難以確定。例如，一個精通技術的工程師A，10分鐘就可以找出一條生產線的問題，再10分鐘可以解決問題，20分鐘取得了10萬元的報酬；另一個技術不精的工程師B，忙了3天，得了90元錢，但沒解決問題，每天停產損失10萬。在老板看來，甚至是工程師B看來，A工作20分鐘拿了10萬元，這是公平的，因為A解決了問題。但是，就社會整體而言，將造成極大的貧富差距。稍微深入一下可以發現，在正反饋廣泛存在的社會中，僅僅是按勞分配就可以造成極大的收入差距。過去講按勞分配，沒有說清楚是按勞動的結果分配，還是按勞動的過程分配。按勞動的結果分配，掌握技術的人就將獲得巨額財富。按勞動的過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分配，則人們將沒有動力鉆研技術，技術進步速度將大大放慢。如果認識到技術積累是一個正反饋過程，組織成長是一個正反饋過程，那么可以想象，處在正反饋系統的某個關鍵時刻、關鍵位子上的人，將能以公平的名義，以按勞分配的名義，將巨大的社會財富據為己有。

      更進一步，正反饋意味著偶然性的重要。無論是斯密的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的經濟學，都強調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強調經濟運行內在的客觀必然性。然而，一旦引入正反饋概念，那么，同樣的市場經濟體制，有的產生出了良性正反饋，有的產生出了惡性正反饋，其結果可以有天壤之別。產業、經濟甚至歷史的演化，就將出現了巨大的偶然性、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與正反饋中心當事人的選擇、想象、意志、道義等品質密切相關。

      可見，一旦認識到正反饋在市場經濟中的廣泛而深刻的存在，西方近代以來以均衡為中心概念的經濟思維必將受到嚴重沖擊。隨著牛頓力學均衡思維的局限性不斷暴露，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論將給我們越來越多的啟示，我們也將越來越深刻地認識生命、社會系統的非均衡特征。

      三、重建市場與政府關系

      正反饋機制既意味著豐富的創造性、多樣性和生命力，但也意味著巨大的破壞性、毀滅性和單調化；既意味著新技術的迅速普及，也意味著經濟活動的大起大落；既意味著艱苦奮斗、勤勞致富，也意味著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

      由此可以得出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市場不能自動均衡，自我調節，必須加以政府調控。新自由主義的信念，放任自由的市場學說，都是基于市場的一般均衡模型，因此，都忽視了市場內在的種種正反饋機制。進一步推論，持主流的、一般均衡論的經濟學家，從亞當·斯密到薩繆爾森，更不用說他們的中國追隨者們，其實都不懂市場經濟。他們所擁有的，只是一種神話、一種信念。他們與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沒有什么根本區別。他們以科學的名義宣揚的，其實是一種市場神學。

      第二個結論是，政府調控市場的根本任務是：

一、鼓勵形成創造性的正反饋，為創造性的正反饋培土、施肥、除害，但防止揠苗助長，必要時甚至要放慢正反饋的速度，以使其成長得更為結實、持久；

二、防止出現破壞性的正反饋，甚至要鏟除滋生破壞性正反饋的土壤；

三、監管兼具創造性和破壞性的正反饋。

四、對于大自然長期演化所形成的正反饋果實，如礦產資源；或者由于歷史條件所形成的正反饋果實，如政府信譽（以及學校聲望等）、技術進步、城市的級差地租等，都是公共資源，都應該公共所有，以免造成地區、行業、個人間的不合理兩極分化。

五、對于創造性正反饋所形成的兩極分化趨勢，通過設置累進所得稅、遺產稅等負反饋機制加以調節。

六、對于創造性正反饋所形成的經濟大起大落機制，例如鋼鐵產業的投資狂潮，通過設置信息公開、利率調節、稅收調節等負反饋措施加以調節。

1、             鼓勵形成創造性的正反饋

創造性的正反饋，其核心往往是創造性的人才和組織的成長。

創造性人才的成長，主要與教育過程有關。目前的教育理念、體制和方式，一言以敝之，是應試教育，極不利于創造性人才的成長。以往人類歷史積累下來的知識，只是創造新事物的工具。現在的教育模式給了孩子們無數靜態的知識，結果，“上課記筆記，考試背筆記，考后忘筆記”，看上去似乎有知識了，實際上卻可能浪費了青春，變成一個現代白癡。實踐出真知。切斷了知識與實踐的聯系，也就切斷了知識與創造的聯系。許多人天天講，21世紀是人才競爭的世紀，但我們卻在天天培養現代白癡。這是最嚴重的問題。

創造性組織的成長，則主要與社會環境有關。當然，最具創造性的人才，沒有條件也能創造條件，環境越嚴酷越能發奮圖強。但是，這對于極少數人可以。對于多數創造性人才，還是有一個鼓勵性的社會環境，更能使其形成創造性的組織。這方面，西方社會有許多直接學習的措施，例如，較低的創業門檻，對創業失業更寬容的社會輿論。但是，也要注意西方社會對創造性組織形成的揠苗助長教訓。無論是思科公司，還是亞馬遜網上書店，都得到了社會的過渡鼓勵，無數資金涌入這些還在創業階段的小企業，使其創業過程欺騙性過強，結晶粗糙，難以持久發展。

      鼓勵創造性的正反饋，還意味著要防止那些已經在正反饋爆炸期的跨國公司欺侮中國正反饋前期緩慢成長中的小企業。否則，跨國公司利用先發優勢，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中國的創造性企業。這就需要政府能夠為本國創造性企業提供強有力的市場保護。

對于目前的中國而言，這意味著需要退出WTO，用雙邊貿易規則替代多邊貿易規則。否則，中國的創造性企業無法獲取正反饋發展的必要利潤，中國無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更進一步，則需要反思WTO。WTO是相信自由貿易能夠導致世界利益最大化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物。事實上，WTO導致發達國家的企業發揮先發優勢，壟斷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同時使發達國家工作崗位流失，造成全國范圍和各國內部巨大的兩極分化。因此，在國際范圍內，中國應倡導有管理的公平貿易，使各國都有機會成為發達的技術和工業國家，從而真正使全球利益最大化。

2、             鏟除形成破壞性正反饋的土壤

正如正常人體應該割除癌瘤一樣，正常的經濟體系也應該割除癌瘤，進而消除產生癌瘤的土壤。

      根據世界各國的經濟史教訓，最容易形成破壞性正反饋的，是在股票市場、期貨市場、衍生金融商品市場、外匯市場。緊隨其后的，是保險市場和銀行業。其他各行業的創造性正反饋，如果沒有這些市場的推波助瀾，其起落的幅度不可能如此上天入地。對這些市場，我看應該分別對待。

      1）股票市場

      2006至2007年，中國股票市場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追漲正反饋：越高越追，越追越高；2007年底至2008年，則又出現了一個殺跌正反饋：越跌越殺，越殺越跌。由此造成巨額資金集中到極少數人手里，而城市白領的多年積蓄則一掃而空，內需顯著萎縮。縱觀世界各國股票市場，可以下一個基本結論，股票市場是貧富兩極分化的“粒子加速器”。無論如何監管，都改變不了股票市場的不對稱賭博的特性。因此，應該取消股票市場。

      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要保護私有產權。既然已經有了股票市場，直接取消，會侵犯私有產權。怎么辦？可以改變交易規則，從目前的T+0、T+1，變為T+180，即買入股票180天以后方可交易。這樣，投機不行，炒股票不行，形成追漲或殺跌的正反饋不行，但是投資可以，分紅可以，與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可以。

      有人可能會問，這樣只能分紅不能炒作的股票市場，還有融資能力嗎？企業融資問題怎么辦？靠銀行就行。在日本和德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年代，其融資90%以上靠銀行，證券市場只起到極有限的補充作用。20世紀90年代后，德、日也向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資本主義屈服，擴大了證券市場的作用。但這一時期，恰好兩國經濟進入了衰退期。

      靠銀行融資不是沒有問題。但是，問題比股票市場小，監管難度也遠比股票市場小。監管銀行，世界各國都已經有一套較成熟的辦法。監管股票市場，至今沒有好辦法。即使在美國，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發生和蔓延，股票市場的意義和價值也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懷疑。

      因此，與其開放股票市場，不如開放私人商業銀行的設立和經營。

      2）期貨市場

      2008年，石油價格上竄147美元，旋即回落40美元。中國民航系統和高盛公司對賭油價，造成巨額虧損。事實證明，期貨市場的實踐遠遠偏離設立該市場的初衷，不是穩定價格，而是放大價格的不穩定。各國期貨市場的共同特點，一是保證金交易，少量資金可以炒作大量期貨，贏了1：10，輸了也是1：10。二是莊家炒題材，炒信息，操縱市場，卷走大量散戶的資金，也是個不公平的賭場。因此，期貨市場沒有任何生產性、建設性，卻有投機性、破壞性，也應當取消。

      同取消股票市場一樣，既然已經有了期貨市場，直接取消會侵犯私有產權，因此可以改變交易規則：已經購入的期貨還是你的，但是，要求追加保證金至百分之一百。如此，真正從事生產、需要避險保值的企業，還可能繼續留在期貨市場，發揮期貨市場的設計作用。但那些玩“空手道”的，絕大部分都會離場而去。

      3）金融衍生商品市場

      金融衍生商品其實就是金融期貨，是造成這次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機的首要因素。數學天才們施展數學魔法，玩出許多金融創新產品，直到他們自身也受重創。無論是1998年的長資基金破產危機，還是這次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閉，都證明了金融衍生商品市場是杠桿率更高、信息更不對稱、危害更巨大的市場，其內在的正反饋發展機制足以摧毀整個世界經濟。

      幸好，中國還沒有充分開展金融衍生商品市場業務，所以，不存在取消問題，只需要繼續禁止就行。如股指期貨一類的初級金融衍生商品，就永遠不要再試驗了。

      4）彩票市場

      如果說股票市場還勉強可以說與生產沾一點邊，彩票市場是與生產一點都不沾邊的。

      如果說股票市場是專門洗劫白領的，彩票市場則是專門洗劫藍領和貧民的。雖然莊家從彩票市場上聚斂的錢財遠不如股票市場多，但是，彩票市場的錢都是彩民幸幸苦苦打血汗工掙來的錢，彩民的受剝奪和受欺騙的感受遠強于股民，對彩民家庭的破壞性也遠烈于股民。許多彩民不但因購買彩票而傾家蕩產，而且從此喪失辛勤勞動的品質，從此在社會上游蕩，走上靠偷竊、搶劫為生的道路。

      因此，關掉彩票市場是毫無疑議的。

問題在于，這樣一個純粹投機性的、造成許多家庭破壞、治安惡化的市場，當初為什么會開放？深層原因恐怕在于市場迷信。改革開放以來，市場迷信逐漸統治了一切領域。相信一切自愿的、有規則的自由交易，相信應該給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選擇權。淺層原因是財政資金緊張，政府卸包袱。面對體育、福利等部門的資金要求，“只給政策不給錢”，放出了彩票市場這個惡魔。由此可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時一些領導理論上缺乏認識，更缺乏自信，政策上放任自流，于是，在實踐中，往往同流合污于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

      5）外匯市場

      外匯市場不可能由一國政府來決定，但中國應該有責任在世界上倡導定期協商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本來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制度創新。他們相信，市場既然可以自動均衡，那么外匯市場也可以靠市場調節而自動均衡。但是，在浮動匯率制下，真正保持匯率相對穩定的，并不是市場機制，而是各國央行的行政干預。如果各國央行放任不管，或干預能力有限，那么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出現的外匯市場大起大落，就將頻繁出現，造成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巨大不確定性。

      既然如此，干脆將浮動匯率制切換成各國政府和央行定期協商調整的固定匯率制，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相對平衡。

      在定期協商的國際固定匯率體制形成之前，中國應該堅持目前的外匯管理體制。

這一點非常重要。許多人總是想借與國際接軌的名義，倡導自由浮動的外匯體制。如果中國早聽這些人的意見，中國的外匯市場早就出現重大的動蕩了。但是，堅持外匯控制的人似乎理不直、氣不壯，他們在理論上屈從于外匯市場的自動調節信念，在政策上則被動地逐步放松對外匯市場的管制。現在，以正反饋市場理論為后盾，以定期協商的國際固定匯率體制為遠景，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堅持實施外匯管制。

6）保險市場

      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是一次性的、壟斷性的大事。這類事情就不適合市場化。但是，商業保險公司將這種一次性的、壟斷性的人生大事市場化，來賺取大錢。在危險沒發生時，保險公司以未來的空頭承諾給人“錦上添花”。在危險發生時，保險公司又千方百計減少理賠，落井下石。保險公司的這種行為是本能性的、國際性的。保險公司常常抱怨投保人的道德風險，但實際上，承保人利用專業合同條款陷阱欺騙投保人，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這些大事的處理，本來是靠家庭、社會和政府。但是，這就意味著個人對家庭、對社會、對政府有一定的依賴性。反過來，也意味著個人更愿意對家庭、對社會、對政府承擔一定的義務。由此，人與人之間將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幫互助的人際關系。那些極端自私自利的人將被社會拋棄，而那些樂于助人者卻可以得到社會的尊重。

因此，商業保險公司的正反饋發展，就意味著道德的淪喪，意味著社會的解體，個人生活的原子化。因此，商業保險公司也應在逐步取消之列。作為第一步，可以減少險種，加強對保險合同的審查，將合同條款的解釋權從商業保險公司手中收回到政府機構，迫使其履行投保人印象中的保險責任。因為，投保人是根據其印象中的保險收益來支付保險金的。

與此同時，政府公開向全體人民開出一張大保單，為各類重大的地震、火災、水災、戰爭以及交通事故等無條件承保，制定出各類救災方案和災后重建機制。同時，制定嚴厲的查處懲罰機制，給那些故意制造、利用災害的犯罪份子以嚴懲。

2008年的汶川地震說明，真正有了災害，商業保險公司只會救手旁觀，起作用的還是政府，還是社會。

7）銀行業

      銀行業也很容易形成破壞性的正反饋。最典型的機制是高息攬儲機制。少數銀行既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用超高利息吸收巨額存款，揮霍一空而倒閉；也可以在較長時間內用較高利息吸收巨額存款，同樣揮霍一空而倒閉。中國的長城機電公司非法集資案，美國的麥道夫集資案，或者，美聯儲超額發行美元，造成美元貶值，都屬于此類破壞性的正反饋。只不過，一般的高息攬儲游戲，其作用的時間較短，范圍較小；美聯儲發行美元的正反饋機制則積累時間可以長達100年，范圍可以大到全世界。

      因此，一旦開放私人商業銀行經營，如何防止其利用高息攬儲的破壞性正反饋機制來暴發，鼓勵其老老實實通過低息吸儲、高息放貸，利用存貸差賺錢，這將是一個問題。

      當然，這方面的監管機制已經相對比較成熟，問題不太大。

有人可能會責疑說，以銀行為主要融資渠道的德國，其監管銀行體系的能力不可謂不強，德國人的行事風格不可謂不穩健，但是，據德國《明鏡》雜志報道，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德國前20大銀行持有的不良資產高達三千億歐元，德國金融體系的不良資產總額估計高達上萬億歐元。照你前面的邏輯，銀行也不容易監管，我們是不是也關掉商業銀行了事？

我認為，德國銀行體系的巨額不良資產主要是因為購入了華爾街發明的各種衍生金融商品。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世界性金融創新風潮中，德國也受感染，或購入衍生金融商品，或照葫蘆畫瓢“研發”出許多金融創新產品。只要把這部分的因素剔除，德國銀行體系的監管仍然可稱是穩健、成熟的。其間出現的問題，只要在可控范圍內，就是正常的，應該允許的。

3、             監管兼具創造性和破壞性的正反饋

最具挑戰性的是監管那些兼具創造性和破壞性的正反饋。

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無論是個人成長，還是企業經營，還是技術創新，還是大國崛起，每一個具有重大創造性的正反饋，都往往蘊含著其正反饋后期的巨大破壞性，甚至是毀滅性。人類社會在經歷工業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的創造性正反饋發展之后，就面臨著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的危機，面臨著人類毀滅的危險。

最好的情形是當事人自覺，主動察覺到那些導致其走向反面的因素，懂得“滿招損、謙受益”，從而主動放慢正反饋的步伐，甚至功成身退，將越來越巨大的事業交給社會。中國的傳統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智慧，可以實現這種最好的情形。

也許，今后能夠具有中國智慧的人將越來越多。但是，目前社會條件下，這樣的最好情形還很少。所以，在制度設計上，就必須充分考慮到如何處理兼具創造性和破壞性的無數正反饋。

我看，最基本的處理應該是區分公共性、壟斷性產業和競爭性產業。凡涉及住房、醫療、教育、交通、水利、森林、海洋等公共性、壟斷性產業的，就不能交給私人去經營，去發展。在吃、穿、用等競爭性產業上，放手讓私人去創造、去經營。聽任這些私人企業的正反饋成長，也接受其破壞性后果。一會兒高速擴張，一會兒倒閉破壞，一會兒猛招工，一會兒又大裁員，只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就應該允許。

換成新自由主義者聽得懂的話說，在沒有股票市場、沒有期貨市場、沒有外匯市場、沒有保險公司的市場上，在住房、醫療、教育、交通等領域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的前提下，允許普通消費品和部分生產資料市場的自由競爭。

以此眼光觀察，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是在一個公共性、壟斷性的領域放任市場競爭，結果出現了雙重正反饋，一是出現了正反饋增長后期的房地產巨頭，二是出現了綁架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業正反饋的崩潰形勢。如果說前者加速了兩極分化，鼓勵了不勞而獲的社會氣氛，后者則使中國宏觀經濟決策左右為難：聽任房市崩潰，則國民經濟將衰退；鼓勵房市進一步上升，則未來的衰退將更嚴重。

在醫療市場上，情況也有相似性。大城市三甲醫院越發展，名氣越大，吸引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就醫，從而越有資金擴張，能夠吸引更好的醫生，形成良性正反饋。廣大的小城、鎮醫院設備差、醫術差，越不能吸引患者，就越缺乏資金，好醫生就越流失，形成惡性正反饋。結果，大醫院就醫人滿為患，小醫院卻門可羅雀。大醫院提高收費，本意是為了將部分病人分流到小醫院去。卻不料，病人寧可節衣縮食，也相信優質優價，要到高收費的大醫院就醫。這正如股票市場上的追漲風潮，股票越漲，買得人越多，買得人越多，漲得越快。如此，醫療資源的配置就兩極分化，大城市集中了最好的醫生、最好的設備，服務于少數有錢人，而大多數人窮人卻得不到基本醫療服務。

在教育領域，少數學校集中好教師、好學生，形成巨大的社會聲望，可以不斷提高擇校費。高擇校費使學校的條件進一步改善，更容易吸引其他學校的好老師。于是，學校兩極分化，大多數學生只能在沒有希望的學校中混日子。

這三個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出現巨大的正反饋效應，已經威脅到了社會的基本公平，威脅到了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必須予以正視，找到解決辦法。

當然，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已經造成的問題，沒有皆大歡喜的解決辦法。對于房地產市場，要有接受其崩潰的決心，才能想辦法減少崩潰造成的影響。久拖不決，只能使問題越來越嚴重。下了這樣的決心，辦法就有了：對于投機購入多套房產的，實施累進房地產持有稅。使持有房產但自己不居住者，每年付出的持有稅達到房租收入的一到五倍，甚至更多。這意味著在房地產正反饋的主鏈上，加一個負反饋的附鏈。這樣，房地產價格就會一路走低，低到一定程度后，將啟動低收入群體的購房能力，從而擴大了內需。

當然，房地產業應該逐漸回歸到服務居民的公共事務的性質上來。集資建房、單位建房，或者政府規劃建房，都是可行的措施。建筑環節可以市場化招標，但在開發環節、購買環節應當由政府、企業或社會主導。

醫療領域和教育領域的情形特別復雜，如何調節問題容當單獨討論。

4、             歷史形成的正反饋果實應該歸公共所有

礦產資源，無論是煤炭、石油，還是其他礦藏，都可以看成是大自然某種正反饋演化過程的結果。這是大自然賜給全體人民的，不能因為少數人發現它，開采它，而成為這少數人的私有財產。歸公共所有，還意味著，不能因為在中石化或山西大同煤礦工作，就因此坐享高薪。相應地，還有水利資源、風源、潮汐源、地下熱源，甚至是自然景觀資源，都應該歸公共所有。

隨著技術的進展，世界越來越依賴這些自然資源。現代化其實就是利用自然資源工作。因此，自然資源的公有化，意味著讓全體人民都分享現代化的好處。如果沒有這一步，現代化將只是服務于少數人，而失去其進步性和合法性。

照此原則，我們可以向世界提議，礦產資源應該歸世界人民公共所有，其收入應該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地球人。但是，在沒有世界政府分配、管理這筆公共財富前，可以首先在一國范圍內實行自然資源公共所有。

除大自然演化過程的正反饋果實外，人類歷史演進中也產生了許多正反饋果實。

其中，最具經濟價值的，當數一個國家長期穩定行政后，社會經濟生活中產生無數重大的正反饋果實，從而使國家各部門、各層級權力的含金量正反饋增長，權力尋租空間的正反饋增長。當然，國家法定貨幣的信譽也在正反饋積累，為濫發鈔票奠定了基礎。邏輯上說，只要腐敗蔓延的正反饋速度低于權力含金量增長的正反饋速度，只要通貨膨脹的正反饋速度低于貨幣信譽積累的正反饋速度，政權就還可以繼續穩定。

也就是說，國家權力含金量的正反饋增長，應該歸功于啟動國家權力正反饋運動的人士，而不是在正反饋后期行使權力的人。在正反饋初期，增長慢，風險大，條件艱苦，需要真正有長遠理想的人才能堅持。到了正反饋后期，增長快，風險小，條件優越，無數貪圖榮華富貴的人都會喬裝打扮混入其中。如果啟動國家權力正反饋增長的人，堅持國家權力應該服務于人民，而不是自我服務，那么，邏輯上說，此后行使國家權力的人，就應該將國家權力含金量正反饋增長的果實，通過社會分紅等方式，返回給全體人民。

學校，特別是大學的聲望也有類似的問題。例如，北京大學的聲望是在歷史長河中逐漸積累起來的，無數人對此作出了貢獻。但是，該大學現任的各級領導卻都可以濫用這種聲譽，為自己謀取與自身勞動遠不相稱的地位和權力。為學校積累聲譽的工作，是長遠的、看不見的、無法量化的。而濫用學校聲譽為學校帶來的收入，卻是當下的、看得見的、可以量化的。于是，大學的墮落就難以避免。怎樣解決此類問題，有待集思廣益。

其次，則是技術正反饋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收益。今天，一個普通鄉長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可能遠遠高過數百年前的王侯將相。出有火車、飛機、轎車，入有山珍海味，夏有空調，冬有暖氣，通訊有手機、互聯網，娛樂有全球的大牌明星侍候。但是，技術正反饋發展的另一面則是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工作細分化、簡單化。當一部分人享受著技術正反饋發展的巨大收益時，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的鄉村、山區居民卻在失去溫飽，失去尊嚴，失去清潔的水和空氣，甚至失去身上的血液和器官。如何使技術正反饋的收益惠及全體人民，除了縮小兩極分化外，還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

第三，當數城市正反饋擴張、人口正反饋聚集，由此產生了巨大的級差地租。巨大的級差地租使部分城市居民可以不勞而獲，而鄉村居民則勞而不獲。因此，首先應該使級差地租收歸公有；其次，應該使級差地租在城市和鄉村間進行合理分配。這樣，才能縮小城鄉差距，放慢城市擴張的正反饋速度，使經濟和人口布局合理化。

正因為我們既享受著大自然的正反饋果實，又享受著歷史演進的正反饋果實，因此，我們應該祭拜天地祖先，崇敬為新中國誕生而獻身的無數革命先烈，謙虛地認識自己在歷史長河中的客觀地位，滿懷感激地、有節制地享受勝利果實。這樣，才可以放慢腐敗墮落的正反饋速度，使和平更加長久。

5、用累進所得稅、遺產稅等調節創造性正反饋形成的兩極分化

即使取消了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形成純投機性正反饋的土壤，即使將大自然和人類歷史演化的正反饋果實收歸公有，只要鼓勵生產性、創造性的正反饋，出現大批世界級的技術專家，出現大批能夠經營跨國企業的企業家、銀行家，大批能循循善誘的教育家，仍然會出現兩極分化現象。或者用通俗的語言說，即使取消了純粹的投機，鼓勵了腳踏實地、勤勞致富，只要保持私有制和市場交易的基本制度不變，一部分有思想、有遠見、有組織能力、有創造能力、能夠腳踏實地工作的人，仍然將逐漸擁有巨大的財富，這些財富也仍然能夠成為支配他人、雇用他人、剝削他人的工具，這些財富當然也有可能成為腐蝕權力的“糖衣炮彈”。

這正是新中國前三十年致力于消滅私有制和市場交易的基本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輿論一律認為，消滅私有制和市場，導致了經濟效率低下，創造力和活力不足，造成前三十年經濟增長緩慢，因此，要恢復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顯然，在新中國六十周年紀念之際回顧歷史，這種改革開放的輿論宣傳是偏面了、極端了。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由于人民群眾建設國家的熱情高漲，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也創造了無數人間奇跡，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技術基礎，顯示出公有制與集體主義價值觀相結合的巨大創造力和活力。

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我們主要利用了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創造力和活力。對于相當一部分自利性較強者的創造力和活力，對于希望成名成家者的創造力和活力，利用得不夠，甚至打擊得過多，造成商品不夠豐富，社會生活過于單調等。

相反，后三十年則過于鼓勵了個人主義的創造力和活力。對于那些仍然具有理想主義、集體主義思想的人，后三十年的輿論將他們描述為僵化、保守、極左形象，謾罵成改革開放的對立面，務必去之而后快。因此，各種社會丑惡現象沉渣泛起，腐敗以人性自私的名義迅速蔓延，不勞而獲、一夜暴富成為無數人的夢想，黨的形象和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嚴重威脅。

總結兩個三十年的巨大反復，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既鼓勵公有制、計劃經濟與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結合，又鼓勵私有制、市場經濟與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結合，使兩種體制的優越性和積極性都充分發揮出來。

      既然要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有優越性，個人主義的積極性也要利用，那么就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貧富分化，也接受一定程度的剝削。經過前后兩個三十年的豐富實踐對照后，普通工人不再自信那么大公無私，從而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剝削。但是，如果沒有那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煽動，本來那部分通過勤勞致富而先富起來的人，也愿意接受政府調節，以確保自身利益的長治久安。

      因此，在生產性、創造性的正反饋發展中，允許一定程度的剝削，并通過累進所得稅、遺產稅來調節貧富差距，將是一個經過六十年歷史探索后的新社會共識。

6、如何面對創造性正反饋形成的經濟大起大落？

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性、創造性的正反饋過程同樣可以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

例如，中國的鋼鐵產業，近十年來經歷了一個正反饋型的高速擴張。2008年，中國鋼鐵產能達6.5億噸，是美、日兩國鋼鐵產能之和的三倍。因此，中國鋼鐵產業產能的嚴重過剩，鋼鐵企業開工率顯著下降，鋼鐵價格跌回到1994年的水平，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經濟活動的大起大落。

當然，如果沒有中國股票市場、期貨市場以及美國的次貸危機的刺激，中國鋼鐵產能的擴張不可能如此迅猛，其價格下跌也不會呈自由落體狀。

但是，即使沒有中國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的刺激，沒有美國次貸危機的刺激，中國的鋼鐵產業就不會有大起大落嗎？也會有，只是幅度小一點，速度慢一點。

對此，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如何把握呢？

我看，既然接受、利用了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創造力和活力，就不得不接受它所伴隨的無政府主義特征，不得不接受市場經濟的正反饋繁榮及崩潰的內在周期，關鍵問題在于調節其速度和幅度。只要取消了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放大正反饋的金融市場，其速度和幅度就從根本上受到了限制。

其次，強迫各大企業公開投資、建設、設備安裝調試及產能利用信息，加強行業內、外部的自發和自覺兩種協調機制，硬化債權約束，放任那些高位入市的企業破產，包括放任那些在繁榮后期追漲、貸款給這些破產的高位入市企業的商業銀行破產。

再次，才是凱恩斯主義的利率和稅率調節。

這些措施也可以用新自由主義者熟悉的語言概括，在沒有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非銀行金融市場的前提下，放任競爭性產業發展，但加強信息公開和協調，嚴格實施市場紀律。

四、挖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豐富內涵

面對這場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各國政要紛紛檢討。

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指出：“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場至上主義，不過是披著經濟哲學外衣的個人貪欲。”他希望：“各國政府在對銀行有金融市場采取干預措施時，也要注意發揮自由市場的積極作用，不要將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法國總統薩科齊認為：“在全球化條件下重新平衡國家和市場的作用，金融資本主義是一種不負責任甚至不道德的制度。……在金融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邏輯為所欲為，以錢生錢，勞動、生產和實干精神卻被貶低。”

德國總理默克爾說：“我們從當前危機中學到的重要一點就是，我們必須對金融市場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我們必須確立金融市場秩序及其相關的國際標準。我們要有共同的政治意愿，不鼓勵金融市場主體過度冒險。”

美國總統奧巴馬痛斥：“我們之所以會到現在這個地步，是因為此前那個極度不負責任的時期。從美國一些最大企業的高管到華盛頓身居高位的權要，私人和公共機構都未能幸免。”（以上均轉引自中央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文獻與研究》總第202期，2009年4月28日）

可見，重新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建立一個真正鼓勵勞動、生產和實干精神的、以社會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是世界各國共同的愿望。

盡管迷信自由市場經濟是西方的傳統主流思維，但是，一百多年來，因為自由市場的正反饋特性每每造成經濟大起大落，社會兩極分化，投機賭博橫行，因此，西方也早就有許多有識之士提出要拋棄市場迷信，設計新的社會經濟體制。除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設想外，還有約翰·穆勒的自由社會主義，戰后西德的市場社會主義，戰后英、法、澳大利亞等國都流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我國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義等。這些設計有一個根本的共同點，要利用市場的自由和活力，但是要節制市場的投機性和破壞性。

但是，這些設計也有一個同共的盲區，就是不知道該如何面對證券市場。據說證券市場具有融資功能，據說證券市場能夠成為觀察經濟增長的睛雨表，據說證券市場能夠自我穩定，據說證券市場意味著投資自由化、民主化、大眾化，因此，對證券市場都畏懼三分，不敢觸碰。后來出來了期貨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這些都借了市場的大名、創新的大名，使政治家們只敢小心翼翼地迎合，不敢大膽地從體制的角度予以否定。

于是，我們就迎來了這場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機。世界終于懂得，所謂投資自由化、民主化、大眾化，其實是遇到了自由、民主、大眾的悖論，成為極少數大資本和金融天才利用自由、操縱大眾、實施金融專制的巧妙偽裝。所謂自我穩定，其實是放大風險，投機賭博。所謂晴雨表，完全可能表錯睛雨。當實體經濟欣欣向榮時，證券市場往往萎靡不振。當實體經濟陷入衰退時，證券市場開始大放異彩。所謂融資功能，其實往往異化為圈錢、騙錢功能。既然數百年來的各國證券史都如此這般，為什么不能直接取消，且永不再設呢？

說到底，無論是自由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還是三民主義的設計者們都對自由市場心存畏懼，都對市場內在的正反饋機制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把握。

還是鄧小平說話留余地：“證券、股票，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為什么鄧小平能說出“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這種話？因為中國不但曾經關掉過股票市場，而且關掉過一般商品市場。中國政治家對自由市場沒有骨子里的迷信，愿意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探索。前三十年，主要是聽卡爾·馬克思的教導，關掉了一般商品市場，確實帶來了一些問題。后三十年，主要是聽亞當·斯密的教導，不但開放了一般商品市場，而且開放了證券市場，帶來了另一些問題。現在，該到我們中國人放棄對西方人的迷信的時候了！

放棄迷信，總結歷史，避免兩種傾向，防止兩種極端，恢復中國史論結合的傳統，增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密切互動，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也是我們中國人的智慧源泉。為此，我們既需要從理論上重新認識自由市場，又需要在政策上設計出相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

以上論述，還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理機”。 即使就“原理機”而言，也還有一些重大問題存而未論。例如，中國農村私有化的正反饋進程怎么辦？如何避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成“權錢勾結”的保護傘？在私有制和市場機制仍然發揮基礎作用的社會里，如何在政權及公有經濟體系中造就為人民服務的新人？如果說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相適應，那么這種混合經濟體制需要什么樣的政治體制？如何放慢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進步與資源消耗的正反饋，避免人類的毀滅性前景？等等

但是，原理一旦清晰，設計思路也就會打開。無窮的問題會在新思路下出現，也會在千百萬人的實踐中得到解決。從“原理機”到“樣機”到“試驗機”到大批量生產的“實用機”，的確還有許多路要走。但是，堅冰已經融化，方向已經找到，只要我們邁開雙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就能為中國、為世界尋找到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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