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什么樣的未來更符合我們所有人？——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

什么樣的未來更符合我們所有人？——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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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平

 
“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極端會有問題，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過來說，“美人之美”走到極端也會有問題，那就喪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別人的好。

兩大問題的提出

費孝通先生去世后的短短一年中，政協、民盟，包括他工作過的社科院、北大、民大，都開過很多研討會和紀念會，我想我們真正理解他、讀懂他、繼承他，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更重要的不是為了今天怎么懷念他，而是來探討他提出的兩個大問題：三十年代他提出的鄉土中國問題，九十年代他提出的文化自覺問題。

費老當初作江村經濟也好，在大姚村作廣西的民俗調查也好，一直到八十年代他重新出來主持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他都注重做具體的實地調查和經驗研究，比如他去研究諸如西北的老百姓要不要養兔、怎么養兔等問題。那個時候一些媒體采訪他問，您這么一位大學者，怎么去研究甘肅的農民要不要養兔？當時他回答：從我年輕時起就碰到怎么使中國的老百姓富裕起來的問題，簡單說就是“富民”問題。他年輕的時候追求，包括通過認識鄉土中國來研究中國該怎樣發展，到了晚年他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問題。這個問題他晚年不斷地講，反復地講，里面的許多深意我們并沒有真正地理解。

十多年來，我自己在三類不同的人之間游走，一類是做三農問題研究的，基本上只是關心當下中國的三農問題，或者主要在政策層面做研究，許多研究做得很具體、很深入、很扎實；第二類就是廣義的做文化研究的學者，也包括人類學學者，我們討論很多價值層面，或是以理論形態來討論價值層面的問題，包括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問題；第三類也很重要，就是做歷史研究的，他們可能既有現實關照又有文化視角在里面，但是主要從歷史的脈絡來理解。我有一個感覺，過去這類人對話不多———當然有些人是有跨度的。如果我們能打破學科和領域的界限，這三類人湊到一起來談問題，可能會更有收獲。

多元一體，和而不同

我覺得，“鄉土中國”不只是一個描述概念，而更是一個分析概念、一個問題意識。如果費老健在，我想他也一定愿意與我們討論，中國走到今天，甚至在今后很長時間內，中國最大的特性之一是不是仍然還是其鄉土性？費老在《鄉土中國》里，開篇就講鄉土中國有個特色是不流動的。而我在想，中國的鄉土特色是否可能既是鄉土的也是流動的？而這個鄉土性，并不是說只有農民、農村才是鄉土的，今天我們這些在上海、在北京的人身上是不是也充滿著鄉土氣息？這個鄉土氣息未必就一定是落后的、不好的，要被拋棄掉，當然其中可能還有一些次要的、會被歷史無情淘汰或被我們擺脫的成分。

這個問題甚至使我想到七十年代初，提出解決資產階級法權，毛主席引用列寧的話，說到我們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當時我們很年輕，以為小生產者就是農村種自留地的，然后跑到城里來搞買賣，需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對象。后來我接觸一些老先生，包括馮友蘭先生，也包括地位很高的領導，記得他們都說過：這個小生產者，或者小資產階級、小農，其實包括我們這些人在內。馮老說包括他自己，我們都是小生產者，實際上不是說它好壞，這就是中國社會本身的鄉土性。當然也可以說它是有文化的，比如現在人類學比較關心人際關系，以及一個由我及他的過程。如果鄉土性是在這個層面上講，那它就不是描述曾經有過的一個農村，隨著走向現代，它就會被甩掉的問題，而是說它是不是可以成為一種“問題意識”。有了這個“問題意識”，再去討論一個個的問題，比如說，三農問題、農民增收問題、農民工欠工資問題、下崗問題，那可能會有一個很不一樣的視角。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即使帶著這樣一種問題意識，意識到了中國社會的鄉土性——當然你還可以說中國還有別的什么特性——也仍然要進而去理解費老講的文化自覺。我覺得，這個自覺不是簡單弘揚自己的傳統，然后張揚我們或者是西方意義上的自主性，其內涵要豐富得多，也比我們自己現在講的宏揚民族的優秀傳統豐富得多。這個文化自覺又要回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話題。我記得費老80多歲時，在一次有國外學者參加的場合講“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當時翻譯好像很困難，而一旦翻譯過去以后，很多國外的學者，包括一些很優秀的學者，都覺得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我覺得，“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極端會有問題，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過來說，“美人之美”走到極端也會有問題，那就喪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別人的好。其實這兩種我們都經歷過，認為中國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我們有過盛唐那樣的輝煌，所以后來直到晚清我們都還認為只此一家。但晚清以后這個觀念幾乎就沒有了，于是只剩下“美人之美”了，而且這個“人”好像只剩下西方一個了。其實在這種變成跪在地上、已經連自己的根都沒有了的情況下，你也欣賞不了別人，所以費老在晚年提出“美美與共”才能“天下大同”，而且這個“大同”是“和而不同”。

因為我們希望看到的全球化不是同質化，而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那么如果帶著文化自覺來處理剛才那個“問題意識”，處理養兔也好、養豬也好、增收也好，現在的城鄉一體化協調也好，乃至新農村建設、合作化或新形式的合作也好，包括那種“差序格局”的理念，有沒有一種新的可能？而不是出現很多搞農村研究的人所擔心的，把新農村建設簡單理解為村莊整治、修路，然后搞個什么文化站，再往這個站的墻壁上貼個什么標語的情況。

如果把這樣一種問題意識和文化自覺作為一種思考路徑，費老當初的努力，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他們的努力，還有從牟宗三、馮友蘭的努力，特別是毛澤東等自二十到三十年代以來的努力，也可以進入到一個脈絡里面，包括我們處理所謂的“短期內的將來”，至少有這么一筆豐厚的文化資源在那兒。就像我所在的社會學界，無論討論什么，每次討論一定不是韋伯(MaxWeber，1864－1920)就是涂爾干(EmileDurkheim，1858-1917，法國社會學家)，除此好像就沒有任何別的文化資源可以借用、調用了，甚至包括想象也沒有了。

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既喪失了問題意識，也喪失了文化自覺。以后就變成了——不只是學術界和廣義的文化界，還包括操作或實際的層面——有時候不假思索就認為一定要那樣，一定要符合那個曲線、那個模型、那個警戒線。甚至有過一次最可笑的是，聽說基尼系數達到0.4就不得了，而中國現在才0.39，很多人認為那就沒問題了！

再有，我覺得中國的問題意識或文化自覺的喪失，很容易找到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洋八股、新八股、新新八股和當今的各種八股的影子。現在一開會，一發文章都是八股，包括打開電視。本本主義肯定妨礙了立足本土、從本土生出問題和對問題進行闡述和做出可能的解答，這種本本主義毫無疑問直接妨礙著我們的思想和想象，但是如果看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還在困擾我們的問題，其實也和冷戰結束是有關系的。

二戰結束進入冷戰時期，第三世界紛紛從殖民地、宗主國獨立出來，重建家園。這些國家的發展，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思路、經驗、問題和對問題可能的解釋。實際上在冷戰期間及之后，大量這樣的東西要么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要么即使翻譯出版了，卻躺在書架的某個犄角旮旯里。今天去看，不管是商務、是中華、是三聯，還是一些完全不知名的小出版社，都有很多這樣的東西，有些甚至不斷地重印，但是基本上沒有成為我們討論中的一筆資源或可能的經驗，哪怕是借鑒。乃至今天有些人在討論中國問題時，真正的問題并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很大程度上不只是由于我們的教條主義，而是由于有這樣一個大背景。即使有一些沒有受教條的影響，是不是還受大的冷戰和冷戰結束的影響，以至于我們看不到費老先生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也看不到在1945年以后亞非拉各個地區的實踐、經驗、問題和他們從那些問題里生發出來的不同解釋。那些基本上在我們的腦袋之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發展主義加消費主義陷阱

再一個就是我們現在面臨全球化的問題，其中之一是農村問題。即使是就事論事地討論三農問題，可能也需要換一個思路，也許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怎么增收，而是怎么減輕農民的開銷？另一個最重要的不是怎么解決他們窮的問題，而是怎么組織他們互助，怎么創建互助的農村社群、社區，里面還要有一種親情、信任和自信？從這樣一種思路出發，而不是從技術意義上再增加多少錢，再撥多少款，再去找投資，搞慈善和救濟。這樣去看三農問題也許會走出那個發展主義加消費主義的陷阱。看起來好像只有拼命投資、拼命講錢才能解決問題，所以有了錢之后就拼命蓋房子，不斷翻新。當然，從這個看法里面可以深入的討論不只是西方的消費主義，其實也有一個攀比問題，像浙江現在從修墓到修房子等現象，應該想想我們身上是不是也出了什么問題。下一個問題也一樣，就是為什么希望做文化研究的和做歷史研究的也參加到當下三農問題的討論，而不要只限于很小的圈子，即所謂的農研圈子里，哪怕他們做得很好。我覺得，如果我們注意一下本期《年度學術》討論古希臘土地制、私有制起源，討論英國公田制度，討論明清以來的中國土地問題，如果我們也有這樣的歷史視野，對考慮今天安徽的問題、湖南的問題等等，可能就會給我們一個新的角度。要討論今天中國的貧富懸殊、城鄉差距問題，如果我們能慢慢把類似南亞經驗、拉美經驗、非洲經驗也作為研究的資源，結論可能會很不一樣。或者說，至少是我自己，看了原來的歷史經驗和先賢的論述，例如宋代的土地問題，或者今天非洲的問題，有時候真是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最后回到費老，他晚年去過日本好幾次，有一次日本學者問他，你是不是試圖重新把中國傳統找回來，只不過不用新儒家的辦法，而是用人類學的辦法把中國傳統的資源找回來，以抵御全球化？費老當時一笑，說，其實不是這樣簡單的……費老當時的意思是說，中日之間可能有不一樣，但是真正想處理的是，不管有一天科技如何發展，市場怎么競爭，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價值我們還能夠共存共享，最后能夠“美美與共”。對于傳統的東西，它其實是生生不息，還在不斷延續的。不能說它就在那兒擺著，我們一下子把能找回來就完事了。

我們更不是要揀起任何一個所謂的傳統來抵抗全球化，而是尋找什么樣的一個世界或者未來更符合我們所有人，不管他是哪個學派或哪個國家。我們真正追求的是價值，它就是“美美與共”，就是“和而不同”，這樣才有可能“天下大同”。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讀書》雜志執行主編。本文是作者根據他在中國文化論壇上的發言稿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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