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作者：保羅．斯威齊、哈里．馬格多夫（Paul M. Sweezy ＆ Harry Magdoff）
1993年12月11日于紐約市立亨特學院
12月26日標志著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之一的毛澤東的一百年誕辰紀念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思想領域，軍事的戰術和戰略以及政治領導。可是，對我們這些處在20世紀和公元第二個千年行將逝去的人們來說，這些都還不是使我們懷念他的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得以成功，只有當革命賴以產生的形勢變得令人無法忍受并且明顯地超出了現有的統治權力可以挽回的能力。由此而產生的新的領導，代表人口中被排斥的分子，而且準備推行那些代表他們利益的政策。（社會的）緊張狀態因而得以緩和，許多人經歷了他們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改善，于是產生了將來生活更好的希望。事情在一段時期內進展良好，可是新的形勢遠不是靜態的，新的社會沖突在發展，在革命中有所損失的那些人們會重新整補并且計劃卷土重來，于是革命的領導逐漸衰敗下去，新上來的人們取代了他們的位置，這些人因為手中有權而享受到實惠，對他們來說現狀要維持而且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來營造。久而久之，一個開始時富有活力的、相對開放的革命后的社會變成一個跟它大不相同的東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
社會這個舞臺于是又處于周而復始的狀態。通常對毛的看法是這樣的：他是從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起到1949年得到權力的有激勵人心能力的中國革命領袖。此后，直到他在差不多30年后逝世時為止，他是黨的主席，也是戴有中國特殊標記的革命共產主義的主要設計師。今天中國官方的觀點是這樣的，毛的晚年迷失了方向，從1966年起他把中國推入他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努力是誤入歧途，其結局是一場災難，幸而因他在1976年逝世而被打斷。這一觀點是莫斯科導向的共產主義運動所同意的，并且以各種形式為世界上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所公認。
從根本上來說，我們不同意。我們對文革的失敗不表異議。由大家所接受的標準來看，這一點是明顯的。而我們卻相信，在60年代──一個世界范圍的革命騷動時期──的特有條件下，文化革命的發動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即使失敗了，它卻提出了各種問題和視野，它們必然會在將來的歲月里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們持這個看法的理由實際上相當簡單。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樣，中國的革命在持續了一段時期之后，正在惡化之中。領導層中一直就有分歧，一些人的眼光從來沒有超出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而另一些人卻相信有效處理中國的根本問題，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才是可能的，在這里，長期受苦受難的、非常貧困的絕大多數人民的實際利益是至高無上的。毛是后一種傾向的首要推動者；而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職權的人相對來說是有特權的集團，而且趨向于認為所需要的是鞏固權力而不是進一步的改革。毫不奇怪，這個集團支持領導層中更保守的那些人。到60年代中期，這一趨勢正在增長，而且有足夠的力量來進行架空毛的權力的那種細致而艱巨的工作。
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如果這一進程沒有受到反對，其結果也將會使中國革命或快或慢地停止激進。我們怎么能夠確信這一點呢？原因是10年之后的事實證明使毛引退的是他的逝世而不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對派。
毛拒絕一聲不響地被排斥出局。替而代之，他發動了文化革命，特別對準了“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過）。他不是通過政治上的陰謀詭計來進行這場斗爭，而是通過喚起群眾并且鼓勵他們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組，委員會，和代表大會，”這些形式將接受“類似于巴黎公社那種總選制度”的約束，并且將變成“文化革命的權力機關。”
這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這對世界上的官方共產黨來說無疑是最可詛咒的了。毛自己非常了解文化革命有失敗的可能。后來他幾次提及，要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可能需要不止一兩次，也許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在中國或在其它地方將會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當然不是最近。資本主義現在幾乎是一統天下。但是我們確信資本主義在今天這個時代已經變成為完全破壞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滿足無論是人類或是它的自然棲息之地的長期繼續生存的需要。如果這樣，那末革命的新浪潮就不可避免，而且只要發生革命，伴隨而來的將是對文化革命的需求。只有在那個時候，毛澤東的真實的歷史形象才會被充份地認識到。（洛城譯自《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志1994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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