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清明節感想----漫談新中國合法性
嘉賓：邋遢道人、云淡水暖、張宏良、廖理純等
時間：2009年4月6日星期一10：00
地點：烏有之鄉書社（海淀區蘇州街18號院1號樓長遠天地C座1單元901室
電話：010-62760856-0）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參加范圍：感興趣者皆可參加。
沙龍簡訊
四月六日下午，烏有之鄉邀請了邋遢道人、廖理純、云淡水暖、張宏良等四位老師跟我們一起討論“新中國的合法性”這個不該討論的問題。
邋遢道人首先發言：其實有關反對“新中國合法性”，這個問題很早就有感聞了，很多主流把新中國前三十年描黑，說是比解放前還要差，整個三十年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倒退的三十年！懷疑共產黨的合法性。邋遢道人老師是從秦暉的土地私有化，從北大、人大等高校老師的研究的土地制度入手給我們解釋新中國的合法性的。
改革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為顛覆中國革命意義做了大量的工作。這包括對蔣介石政權的美化，對共產黨抗戰的目的、作用的質疑，把國共戰爭定義為沒有意義的“自相殘殺”。質疑中國土地革命的價值也是其中一項，除了公開對劉文彩、周扒皮等地主“恢復名譽”，秦暉、高王凌等學者出版一系列否認地主對農民實行了殘酷剝削的“學術著作”。這些所謂“顛覆性”的觀點往往成為眾多精英們吹捧的重點和熱點，在公開媒體上到處散布，如果成為流行理論，就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因為假如60多年前中國農村根本不存在明顯的剝削，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就是歷史的謬誤，依賴動員農民進行的戰爭就是一場造成數百萬人傷亡的純粹的陰謀“奪權”活動，共產黨就是一群陰謀對抗政府的“共匪”，今天的共產黨的“出身”就是“匪幫”。一旦“有事”，中國共產黨的下場就比蘇共還悲慘。
高王凌2005年出的《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大致論述了這樣一個意思：“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通過政權與學界的共謀”，夸大了解放前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根據高先生研究，當時占人口5%的地主占有耕地不是60-70%，而是40%以下。同時，實際發生的地租率不到50%，而是只有30%。因此，地租占農業產出比例不是30%（50%地租*60%土地）而是低于12%（30%地租*40%土地）。如果高先生的“研究”是真實準確的，那么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率實在是不算高，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鬧那么大的革命，死了那么多人，確實是中國的一次災難。
邋遢道人對高先生的看法提出一些邏輯上的質疑。首先，解放前的一些統計調查是很粗略的，完全用這個時期的連統一都談不上的國民政府的統計作為“鐵證”是不行的。這樣的信息需要很多旁證來證實。
解放前占農村人口4-5%的地主究竟擁有多大比例土地是很難說清楚的。說中國古代是個自耕農占主體的社會是一個籠統判斷。在戰亂期間，尤其是大的戰亂結束時，土地集中程度就會降低。政權統一，社會穩定階段，土地兼并就開始發生，土地集中度會逐漸上升。因此，古代既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描述，也有男耕女織的小農田園生活的描述。上世紀30年代中國只有40%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并不是不可能的。因為自19世紀中后期，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王朝末期，太平天國、捻軍、白蓮教等農民起義，20年代前后的軍閥混戰，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遍布全國的土地革命，都會使土地集中程度下降。這種下降是農民對抗土地兼并的結果。即使30年代地主只擁有40%的土地，也不能說明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不是土地問題，不能說明在小農經濟加土地私有制條件下，土地不會越來越集中，大量農民不會越來越多的破產并失去基本生產資料的趨勢。
同時，5%的地主擁有40%的土地并不就證明土地革命是不必要的。6%的中小地主、富農占有40%的土地。也就是說10%左右的人占有有70%—80%的土地，諸位專家有沒有想過剩下的90%的貧農、佃農只占20%—30%的土地怎么活的？ 這群“精英”永遠只站在受益者的立場，說什么他們地主剝削的太少了！！！真不明白精英們到底想干什么？
由于中國在清末人均耕地面積已經很低，加上當時畝產很低，對當時依賴佃租土地的貧雇農和下中農來講，日子是很難過的。30年代中國人口大約6.2億，耕地18億畝，人均不足3畝。30年代最高年份糧食產量13868萬噸，畝產145斤，人均450斤。當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90%以上，農民人均土地不過3.2畝。如果按5%的地主擁有40%的土地，富裕中農以下農民人均擁有土地就只有2畝。按照當時單產，人均擁有原糧不過290斤，每天不足6兩半糧食。因此，對于50%以上依賴租佃地主和富農耕地的農民來講，不吃糠咽菜是活不下去的。其中一定比例的農民會處于生死邊緣。也就是說，即使按照高王凌先生的數字，也能說明為什么共產黨能夠“忽悠”出那么多農民為分到土地提著腦袋鬧革命。革命不需要很多理由，活不下去就夠了。
中國在60年前的二十多年中鬧了一場以農民為主力軍的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一定有深層社會經濟因素，起碼不可能是共產黨忽悠出來的。秦暉、高王凌等人費盡心機論證當時中國根本不存在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關系，根本不存在地主階級對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關系，根本不存在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只能顯出他們是用屁股思考的。他們把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算得越小，把階級矛盾說得越輕，越難以說明為什么百十萬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農民軍會摧枯拉朽般地把擁有美式裝備的數百萬國軍打得滿地找牙。
新中國的合法性問題，黨中央都不著急？！他們不會傻到不知道這是在挖其老根嗎？土改如果錯誤，那共產黨就不合法，是亂黨、土匪，執政就更不合法！
這些“精英”從純學術入手，掏出一把血淋淋的刀！
廖理純老師發言：提到新中國合法性問題，合哪個法？美國法？大清取得政權又是合的哪個法？大清軍隊因為有多爾袞無私、盡本分，所以取勝是合的自然競爭之法！共產黨合的哪個法取得政權？是靠的董存瑞黃繼光等無私奮勇的英雄取得的，這是一種精神的認同，是合乎自然法則的！這是人民對共產黨的認同，是對國民黨的否定。我們新中國建立后的三十年，我們取得的成就是大大的，農業保持在3.1%的增長率，這是世界都沒有過的，到1976年我國成為第六大工業帝國！外國可以不給我技術，你給我十年我就什么都有了！雜交水稻、衛星、原子彈、氫彈等我們都有了！所以怎樣看待合法性，去看看我們真正的現實吧！還有，當時，蔣介石連個琉球因為有日本人都不敢要，我們新中國恢復了大清版圖，否則我們國家將會面臨分裂的狀態，我們的西藏、新疆、東北都會被分割出去！我們應該在這樣一個國家力感到自豪啊!
所以，千萬不要說我們不合法，我們是合法的，是合自然競爭之法的，我們是經過無數的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清明祭祖是為了什么？是因為沒有先烈就沒有我們現在，是對一種無私英勇精神的繼承！只有繼承這種精神我們才能避免亡國！
云淡水暖老師發言：今天說新中國的合法性問題，我都覺得有點可笑！從1976年到80年代這樣對毛主席一步步的反思中走過來的，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他們的傷痕文學是反思文革，邏輯繼續往前推接著是說文革是個錯誤，再接著文革之前也不對，整個否定了新中國的合法性！國民黨當時殺害了多少知識分子？他們不去反思卻一直反思文革中他們的遭遇！楊奎松之流說什么“蔣介石整合了中國的中上層階級，毛澤東整合了中國的下層階級，因此，無所謂光明和黑暗！”整個把毛主席說成是個陰謀家，只是權術比老蔣高點而已！真是無恥啊！他們連個判斷是非的標準都沒有！他們是一群沒有立場的精英！共產黨的40萬軍隊把你老蔣的300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這是為什么？這是民心所向啊！現在是民族主義高漲，我們都感到氣不順，但在49年以前在我國土地有租界，我們的領空被美國隨意占領，連制空權都沒有的國家還算是什么主權國家呢？
一個中央黨校的教授在《南方人物》中說，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只能講特點！人家西方的經濟學家都整天講資本主義怎么怎么好，你一個中央黨校的教授居然說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居心何在？ 有很多高層的知識分子他們很奇怪，他們事實上享有的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福利待遇，另一邊卻罵社會主義制度不行。廖子光先生說：“中國的經濟學家，他們要出去都會餓死，那我們讓這些要餓死的人為我們國家出謀劃策，那我們大家都要餓死！”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問題，但像楊奎松這樣的從根上把社會主義拋掉的人他也要餓死！清明節我們是吊念革命先輩的時候！那些知識分子坐在書齋拿一些數據來研究中國的農民問題，假如他們寫的這些東西將來變為歷史了，就應了魯迅先生那句“城頭變幻大王旗”了，那就變成這樣一種歷史了，沒有是非，沒有對錯，沒有光明，沒有黑暗，就像楊奎松說的那樣“毛澤東和蔣介石沒有區別”！所以，我們青年知識分子看待歷史要客觀的看待！一定要對當時民心所向問題做一個判斷。父母那時處于剝削階級的立場上都說當時的社會應該滅亡，我們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去看待當時的歷史！否則我們就會迷失！
張宏良老師發言：清明節討論這個話題真是氣憤！他們想清算共產黨、清算社會主義、清算人民當家作主！西方法制是自然法，是天地良心，那我們就用天地良心為最高法律來清算所有違反良心法律的行為。我們重新審視所有的理論、思維方式，我們現在應該有戰略防御開始轉向戰略反攻。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民族崛起還是民族毀滅，是國家要強大還是肥大這樣一個十字路口。民族崛起、人民解放是時代潮流，西方龐大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他們打的旗號正是“尊重勞動，共享成果”、“以人為本”這樣的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方針，張老師還強調說，“尊重勞動”是胡錦濤主席在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講話中，專門加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前面的一個重要概念，不要小看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由精英政治理念向大眾政治理念的歷史回歸；“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更是胡錦濤新政對“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治否定。總之，構成胡錦濤新政核心理念的這些口號，全都成為目前歐美反資本主義大游行的主題口號。這一系列的變化在為中華崛起奠定了政治基礎！大型國有企業賤賣股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左翼要在理論上進行戰略大反攻！
張老師說：“我現在為中國的合法性辯護也是因為我父母是八路軍，我絕對不能讓父母變成‘土匪’，這就是階級仇、家國恨啊！”西方的經濟危機已經引起了社會動蕩，如果東歐、美國的民眾都起來的話，就會引起世界性的戰爭，西方國家一定會通過戰爭來轉嫁危機，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中國國內的矛盾也在激化。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把世界領向一個光明的世界，我們要擔負起這個任務。我們左翼已經是主流了，我們反應了人民的聲音。最后，張老師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策略，現在政府的黨政一體化一定要轉向黨群一體化，恢復毛主席時代的政治體制，把黨和人民再次融到一起，只有這樣我們的民族才能崛起，國家才能夠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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