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郎咸平先生挑戰新自由主義以來，引起了社會公眾的極大關注。
8月28日，邵振偉先生和烏有之鄉網站聯合舉辦“資產流失與國有經濟發展研討會”，國內本土派、實踐派、非主流經濟學家楊帆、左大培、韓德強、楊斌等人受邀出面集體支持郎咸平，一舉改變了郎咸平孤軍奮戰的局面，將“郎顧之爭”引向社會大討論的階段。此后，經濟學界、法學界、文學界、政治學界、社會學界等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非常熱情地加入了大論戰，猛烈批判誤國誤民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違反憲法，掠奪人民財產，侵害人民權益。此間，正值重慶、咸陽等地工潮發生，工人階級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宣言聲明在這場大討論中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他們質問新自由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地位，削弱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9月28日，新浪網邀請本土派的楊帆、王小東、韓德強三人做客聊天室，超越“郎顧之爭”，對新自由主義展開進一步的還擊，明確提出暫停MBO，要先反腐敗，再討論改革方案。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國資委表態大型國有企業不搞MBO，與楊帆等非主流派經濟學家提出的意見驚人相似。同日，《法制日報》發表社論指出，監管制度接縫點缺乏控制，MBO成國企腐敗新途徑。
一個月來，國有企業改革大討論取得了豐碩成果，成為新世紀的思想解放運動，也為全國大反腐敗進行了社會輿論的民眾大動員。
2004年10月4日下午楊帆、韓德強兩位應邀做客烏有之鄉參與開放沙龍，圍繞反腐敗主題展開討論。
楊帆先生首先引用自由主義學者孫立平的話說，既然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冰棍”效應，那么就應該改變天熱的外部條件，進行降溫處理，防止“冰棍”溶化，這就是反腐敗。楊帆先生主張，暫停MBO，先進行反腐敗，遏止腐敗后再談論改革方案。
楊帆先生講了大家的一個共識，在中國改革過程中發生的權力資本化就是最大的腐敗，這個腐敗背景不解決，政府的公共職能就不能很好發揮，任何好事都可能適得其反。
雖然大家對腐敗深惡痛絕，但是很多人對反腐敗失去信心，看不到希望。楊帆先生提醒大家，在這次郎咸平引發的大討論中，已經形成了中央高層和民間輿論的良性互動。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順利實現了中央高層權力的平穩交接，這既是前一階段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論戰取得重大成效的關鍵因素，也是開啟反腐敗新紀元的戰略良機。自從胡溫上臺以來，注重發揮政府和民眾的兩個積極性，樹立了良好的親民形象，得到了民眾的擁戴。接下來，要大反腐敗，從最高領導身邊開始，上行下效，遏止腐敗，必定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所以，大家應該對胡溫充滿信心，充滿希望，不要對反腐敗喪失信心，要相信中國還是有前途的，反腐敗是能夠取得真正實效的。
關于對腐敗問題的認識，楊帆先生認為，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權力始終居于主導地位，起著培育市場、發展資本的作用。實際上中國的改革成了一個權力資本化的過程。改革初期，設計者的思路是發展民間資本，依靠資本的力量去分享一部分權力，形成相互監督制衡的民主局面。而實際上資本是從權力轉化而來的，結果是權力和資本相互勾結，合謀瓜分人民財產，侵犯人民權益。從改革至今，中國的資本已經走過了商業資本、生產資本、金融資本的階段，現在正向買辦資本演進和轉化，性質日益反動。
最后，楊帆先生說，一般腐敗我們大家都不再談了，習以為常了，已經能夠忍受了，我也不多說了，主要講一些大家難以容忍的超越底線的腐敗問題。
第一，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全國出現1億農民工干一年活結果卻拿不到工錢的事情，建設部公布拖欠農民工工資達到3000億。這與殘酷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十分相近，還不如資本主義的勞動雇傭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的勞動雇傭關系下資本家還支付給工人以勞動力成本，就是工人養家糊口的工資，而我們現在是讓工人白干，只管吃住，這接近于對待奴隸的辦法。這些問題，自由市場解決不了，最后還得國家總理出面，還得政府行政干預才能幫農民工討回一些工錢，而依靠法律根本解決不了，愿意幫助農民工的律師也少。為什么會如此？不是工頭有多壞，很多是連工頭也拿不到工錢，主要是因為腐敗，腐敗官員和黑惡大資本家勾結，聯合剝奪弱者。溫家寶幫助農民討工錢的故事里，就是地方政府部門拖欠工程款造成的。
第二，傳染病問題。中國去年鬧SARS，這些年來河南鬧艾滋病，還有一些地方血吸蟲病死灰復燃。官方媒體只說好話，只說假話，不說真話，掩蓋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惡化。SARS問題要不是有民間媒體突破封鎖，后果肯定更嚴重。河南愛滋病村的消息也是民間輿論突破官方封鎖之后才為外界所知道，才引起社會的關注，促使政府設法解決。其實，這是河南衛生部門的系統腐敗所造成的。1992年后，河南衛生廳開發人血資源，作為一套工作思路進行部署，后果造成了諸多的愛滋病村。這種腐敗絕對是超越底線的，是極大的犯罪。
第三，醫療產業化問題。醫療衛生資源本來屬于公共資源，卻在90年代后期大肆搞起所謂產業化，其結果是在本來就存在醫療腐敗的情況下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醫療風氣，造成“有錢治病，沒錢等死”的諸多人道主義災難。像這樣的問題，世界各國恐怕只有在中國大陸才有，難道這就是“中國特色”？這種系統性的醫療腐敗還能容忍嗎？
第四，教育產業化問題。教育本來在中國階級分化極其嚴重的情況下成了保持中國階層流動的唯一通道，而陳至立主政教育部的時候在中國掀起的教育產業化惡浪幾乎要斷絕這條最后通道，還趁勢從整體上收買知識分子群體，將全社會都變成“經濟人”的活動場所，將一切社會活動都變成“經濟人”的交易行為，就連談戀愛、婚姻都如此，更有經濟學家將父母生養孩子解釋成一種人力資本投資的行為，造成了類似“馬加爵案”、學費殺人等等諸多人間悲劇。教育產業化的系統性腐敗不是超越底線了嗎？
第五，生態環境惡化問題。20多年來片面追求GDP增長的模式是極端錯誤的，造成了嚴重的資源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所以胡溫開始提倡“科學發展觀”，提倡“五個統籌”，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總之，我們要意識到我們還需要為子孫后代考慮，要看到資源硬約束的存在，而不能像那些腐敗勢力集團那樣對子孫后代喪失責任感。
第六，腐敗勢力集團干政問題。前述所有問題都是腐敗勢力集團造成的，為什么他們的能量這么大呢？其根源就在于90年代中后期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從理論、指導思想、社會輿論到制定政策、法律制度再到執行的腐敗勢力集團，就是自由主義學者孫立平所言的從權力和資本勾結到收買部分經濟學知識精英形成的“精英聯盟”，他們操縱我國的政治決策和社會輿論，干預政治，一度控制了中國社會。現在，所謂徹底的反腐敗，遏止腐敗，要害就在于打掉這個腐敗勢力集團，打掉這個“精英聯盟”。
楊帆先生的重拳出擊不僅引來陣陣喝彩，更讓聽眾對于開啟反腐敗的新紀元有了系統認識和重大信心。接著，韓德強先生做主題演說，探討怎樣開啟反腐敗的新紀元。
首先，韓德強先生順著楊帆先生的話概括了三種超越底線的腐敗。第一，在執行層面，省部級以上出現重大腐敗案件屬于超越底線的腐敗。正常情況下，老百姓對國家上層都是信任的，對下面出現腐敗都在容忍接受之列，屬于一般腐敗范圍，而一旦高層出現腐敗，國家政權就容易失去人民的信任。第二，在政策、法律制度制定層面發生腐敗，就是一些人利用這些關鍵權力謀取系統性的集團私利而危害國家和社會、公眾利益，這是絕對屬于超越底線的腐敗。第三，在理論、指導思想層面誤導社會輿論，誤導路線制定，誤導決策，這種腐敗是最大的超越底線腐敗。90年代中后期以來，這三種超越底線的腐敗在中國愈演愈烈。現在提出開啟反腐敗的新紀元，這是人們對新一屆中央政府的期盼，是民間的輿論，是人民的心聲。十六屆四中全會剛剛召開，中央高層權力順利交接，開啟反腐敗的新紀元就要到來了。
其次，韓德強先生評論了主流的反腐敗思路。他認為，主流的反腐敗思路是取消公共權力的思路。這個思路的基本邏輯是，在“經濟人”假設前提下，只要公共權力存在，就必然有腐敗，所以要消除腐敗，就要取消公共權力。其主張就是取消權力空間，拓展資本空間，要“小政府，大社會”，“小小政府，大大社會”。而韓先生考察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后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呈現出“市場越大，政府越強”的特點，至今恰恰是形成了“大政府，大社會”的格局。而我們的主流反腐敗路線可能導致中國變成“弱小政府，外資控制的社會”，那樣的話，反腐敗路線就可能演變成賣國路線。
再次，韓德強先生探討了反腐敗的新思路。有不少人提過用三權分立的思路來反腐敗，他認為，這種辦法要比主流思路好，但是不太切合中國實際，現在的執政黨不太可能采納這個思路。他提出，如果采取黨內分權和有限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思路，并且同時重振國家精神，這樣就能夠有效遏止腐敗。執政黨內部自上而下設立兩個互不隸屬的垂直系統，由各級選舉產生兩個并行的委員會，一個是執行委員會，一個是監督委員會。也就是說，要將紀檢委獨立出來。單是這樣，韓先生認為還不足以解決問題，還需要有限的群眾運動發揮作用。這就是學習歷史上漢武帝當時采用的“告緡法”。先設立財產登記制度，中央高層領導帶頭登記自己的財產，然后推行全國，此后，鼓勵知情者檢舉揭發，對于揭發屬實者給予重獎，對于腐敗分子給予嚴懲。這種做法，會很快見到成效。在這種前提下，重振國家精神，重建廉潔政府，社會風氣會發生根本變化。
最后，韓德強先生講，１０年前中央查處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一案，顯示了反腐敗的決心；今天，要開啟反腐敗的新紀元，也應該從高層開始，從最高領導身邊開始打老虎，這樣才能也就能取信于民，才能也就能贏得人民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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