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紅軍后裔：今天要學會說不

 

        對于革命者來說，最初革命的時候對住房的想法差不多都可以用“居者有其屋”來概括，中國革命成功57年了，這個最初的革命理想實現得怎樣了呢？是和原來的理想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本刊記者采訪了原老紅軍之后、曾經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副秘書長蘇鐵山。
        今年兩會前夕，蘇鐵山在北京組織了兩次活動，讓幾位全國政協委員及老革命后代周秉德（周恩來侄女）、董良輝（董必武之女）、任遠征（任弼時之女）、劉太行（劉伯承之子）、羅東進（羅榮桓之子）、胡木英（胡喬木之女）聽取來自民間的聲音。
         以下是本刊記者整理并經當事人認可的記錄，但并不代表本刊觀點。

 

        居住問題是個大問題，它關系著社會安定和安居樂業。首先是安居，然后是樂業，這是一個大問題，是關系到人生根本性的大問題。
        說到居住問題，你就首先看 “安”字，它是一個寶蓋下邊加上一個女人的“女”，寶蓋的含義就是房子，女人呢，有了女人就意味著家庭的完整。有了房子和女人，一個完整的家庭就構成了，社會細胞就建立了。有了這樣一個社會細胞，社會才能夠走向安定。
        南泥灣的359旅后來在王震將軍領導下解放了新疆。進新疆后，毛主席給他們任務就是屯墾戍邊。一批大老爺們，都老大不小了，怎樣屯墾戍邊？王震就在全國招女兵，這批女兵到新疆后就和兵團戰士成家了。十萬大軍才在戈壁灘上安頓下來，然后一代一代兵團戰士在那兒落地生根，才有了今天新疆的安定和諧。
        從歷史來看，凡是有志于解決社會問題的人，這樣一些人，都是把解決人民的居住問題當成他們的社會理想。最典型的就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孫中山的老三民主義和后來的新三民主義、天下為公、“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也包含著解決人民居住問題的理想。
        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孫中山“天下為公”的思想，賦予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吸引許多知識分子到延安去，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說得稍微細一點，這種核心價值觀實際上就是建立一個平等社會，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方住、沒有剝削和壓迫。他們犧牲了個人的利益，為了大眾的利益在奮斗。“取得政權以后自己要住多大的房子？”他們想都沒想。當時的生活很艱苦，居住條件很簡陋，但是他們朝氣蓬勃。
        建國初期，干部的居住條件還是比較差的。開始，軍一級和兵團級的干部，也不過就是100多平米的房子；師一級的干部，就是住兩、三間房，幾十平米。后來國家的分配制度從供給制逐漸發展到“薪金制”，干部從一級到二十幾級，工人分八級，等級就逐漸拉開了。
        后來有了住房標準。團一級的干部也就是幾十平米，師級干部也就是幾十到一百多平米，軍以上的干部就是一百多平方米。再到后來，住房的標準不斷提高，正部級干部大概二三百平米，相應的軍級干部住房也就200多平米，標準整個提高。
        80年代，有一批革命老干部離退休。師級干部的住房最開始也就是九十到一百平米左右，后來團級干部就達到了這個標準。現在處級干部的住房從條規上仍然還是90平米，相當于部隊團級干部的水平。但從實際居住情況來看，許多干部都超過了相應的職級居住標準。這樣，參加革命晚的干部就比建國前參加革命的離退休較早的同級干部居住條件好。而有關方面對此采取了默認的態度。
        盡管這感覺有些不公平，但咱公平的說，這些老同志基本上都住著國家的公房，通過房改都把房子買下來了，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現在真正面臨大問題的，是后來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的住房問題成了主要問題。如果他們當時不在國家機關或者國營大廠工作，而是在基層或者街道的一些小廠，當時沒有條件建房也沒有享受到公房分配的這些人，他們的居住成了大問題了。
        住房是一面鏡子，我們通過住房的面積和豪華程度，把能夠把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看得清清楚楚——有的人住著高級、豪華、舒適的房子，他們的主臥室、主浴室、大浴缸、按摩盆，還有游泳池、陽光屋、按摩床，都是高級的，無與倫比；另一方面，有些人處于城市邊緣地帶，自己撿了一些磚頭或者木棍、木板搭了一些簡陋的窩棚，還要經常受到有關部門的清理。
        造成這些分化的原因正是對市場迷信和私有制迷信的結果，對按資分配放縱不管的結果，這樣對社會財富的占有就形成了嚴重兩極分化。住房在這樣一種大氛圍中間，進入兩極分化的過程。有些人住的房子非常非常豪華，一套房子不止，有幾套房子，甚至有別墅；而有的人干脆分不上住不上。這個不平等越拉越開。
        隨著大學擴招，大學生就業問題進一步尖銳化，越來越不好找工作，而且他們的生活水平還連年不斷下降，這些年輕人的居住問題越來越難。他們如果跟父母住在一起的，現在還有地方住，但是要結婚成家的時候，要搬出來單獨立戶，就面臨了住房問題。
        很多年輕人遠離父母，到遙遠的地方去謀生。他們的收入被不斷壓低，住房問題成了一個最大的問題。據我所知，他們的工資從100、200元開始，北京80％的年輕人的工資都1500塊錢以下，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也只占20％。他們要吃飯，要穿衣，要打電話，要坐公交車，要租房子住，非常艱難。他們沒辦法買房子。沒有房子，他們又怎么談戀愛。這么點的收入怎么結婚，又怎么撫養下一代，又怎么敢生孩子？明天怎么辦？
        中央提出來要建設和諧社會，那我們的當局者就要思考，這個社會如何才能夠安定，這個社會如何才能夠和諧。年輕人屬于我們社會的精壯力量，他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社會如何安定？
        作為一個老紅軍的后代，我覺得我父輩們非常了不起。他們參加了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他們的革命理想是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當然包括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目標。他們把這副重擔交給我們這一代人后，社會上有些人放棄了革命先輩們建設理想社會的追求，迷信市場，迷信私有制，追求按資分配，使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實際上是革命先輩們追求的社會理想成了空想。我覺得需要做深刻的檢討。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蘇聯一年鋼的生產能力是1700萬噸，打敗了德國法西斯。我們今天每年生產好幾億噸鋼，這個生產能力和過去相比是天地之別。這些生產能力只要能夠公平分配，每個人基本生計問題是不難得到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你按照天下為公、為人民服務和為多數人謀利益的理念來組織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呢，還是按照為少數人謀利益、少數人利益為先的價值理念來組織和安排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
         有些人占有很大的房子和私家花園，甚至有些不僅占有一套，還有好多套。整個社會資源和財富就這么多，中國的土地就這么少，農田就18億畝，自然給我們提供的條件也就這么多了，有的人占有過多，必然導致其他人占有的少，甚至干脆占有不上。所以要解決這一個問題，必須對過多占有的人——說不。
         要對過多占有的人說不，就先要對造成這個社會后果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說不，就必須對私有制迷信和市場迷信、按資分配理論說不！那些積極推行這些理論并排斥其他理論的社會精英，應當對今天的社會后果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