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捍衛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指導地位
——九評《物權法》（草案）辯護詞
史前進
從改革開放第一天起，法學界劈頭存在的大問題，就是堅持還是取消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指導地位問題。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的緊要關頭，最近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明了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為指導，指明了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的重大意義。這是正本清源，匡復國祚，繁榮發展我國法學理論的基本綱領。這一基本綱領，明確了歷史新時期法律科學工作的重要地位、指導方針和目標，理所當然地成為法學理論工作的指路明燈和判斷法學界、政法界大是大非的根本依據。
一、 對待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兩種立場、兩種態度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對待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立場和態度。一種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貫穿到法學科學工作中，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法學科學，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另一種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曲解或閹割經典著作的基本觀點，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以“全盤西化”的態度取消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這兩種立場、兩種態度，一直在不同的路徑上發展著，不斷進行著嚴重地斗爭。
當然，由于受西方法學宣傳的影響，一些學者和法學青年由于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又處于西方法學彌漫的環境之中，因而不自覺地接受一些西方法學理論或研究范式，但這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態度是不同的。對于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和表現，要作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化地得出結論。在識別和批判反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潮過程中，要善于區分非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差異，要善于把握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
判斷思想理論真理性的根據有兩個，一個是發展規律，一個是基本原理。通曉并以這兩個根據為基楚，就可能搞出理論或理論創新；背離發展規律、拋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搞出什么理論的，而且，即使搞出了喧鬧一時的“理論”，也都會隨風而去的。從根本上說，實踐中的發展規律和理論上的基本原理，是對待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兩種立場、兩種態度的試金石。
反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態度的集中表現是：
其一，違反和否定社會發展規律、法律發展規律和法學發展規律，逆發展規律而動，逆歷史潮流而動。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法律、社會主義法學的產生和發展，是合乎規律的結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西向東流，是黃河的流向規律。黃河“九十九道彎”，在整個流程中，有的地方改變了流向，甚至到河套地區千余公里向北流去，可有誰人能說黃河是從東向西流或從南向北流呢，誰人都不能這樣說，因為不符合黃河流向的總規律、總趨勢。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法律、社會主義法學是中國的歷史選擇，是人民的選擇。搞資本主義違反社會發展規律，喪失人心，一定會天下大亂。這又是規律。
其二，推翻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反對經典著作的基本法律觀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法學領域的表現。反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這里沒有什么詭辯的余地。國內外敵對勢力一貫以馬克思主義為敵，他們是帶花崗巖腦袋見上帝的人，指望他們政治上不推翻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不可能的。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一些人不讀馬列、不懂馬列，堅持走法學西化道路，批判經典著作，歪曲經典著作的觀點。這些人沒有什么本事，連批判、歪曲的本事都沒有，人們一眼便可看穿。龔自珍說過社會衰落中不會產生人才，連盜賊都沒有人才。有些人批判馬列都不會批判，卻要打倒馬列，卻要拔著自己的頭發上天。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關于法的本質和屬性的科學學說，也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意識形態。1999年底英國廣播公司在第二個千年10位最杰出思想家的民意調查中，馬克思超過愛因斯坦和牛頓而位居第一。請問堂•吉珂德式玩世不恭的勇敢份子們，你們有任何可能比愛因斯坦和牛頓更有本事一點么？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科學知識的結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主要組成部分，也包括法學等多學科的科學理論組成部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法的科學理論概括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十分準確、十分科學的。
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終結真理，但它開辟了真理前進的道路。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真理繼續前進的道路。最近，“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是黨中央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局出發，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為指導，在認真總結我國法治建設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這一英明決策的貫徹落實，必將開創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新局面，必將出現法學理論研究的新轉機。
深刻認識并堅決落實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統帥，是堅持我國法學研究正確方向的首要前提。20多年來，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漸成氣候，占據主流地位。時下，在多如牛毛的法律書本里，連經典作家的一二句話都很難找到了。就是教材里的研究方法部分，“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方法論原則”字樣，怕是第二本、第三本書里很難見到。法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脫離馬列，有些甚至反馬列的東西，風行全國。國家拿出巨額資金，年復一年地設題、出版、發行，然而有多少是馬克思主義的呢？有些連馬克思主義的“味道”都沒有。
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統帥，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占領法學理論陣地的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不是封閉的體系，它吸收人類優秀法制成果，比較研究各國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但是，對于反映資本主義性質和本質特征的東西、封建法制的東西，不可能兼收并蓄。多年來，西方的法律觀及其一些“法律術語”滿天飛，造成了理論的混亂，也造成了立法、司法和執法的混亂；無視我國國情，全盤照抄照搬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全方位地鼓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引進西方法學“全套設備”；打著依法治國的幌子和司法改革的旗號，否定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如此等等。實踐已經證明，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不除，則國無寧日、黨無寧日、民無寧日。現在，是“收復失地”的時候了！
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統帥，是增強我國法律文化競爭力、擴大社會主義法制國際影響力的根本保證。冷戰結束后，西方列強自以為得計，向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法律輸出、法律文化輸出，愈演愈厲，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法律文化輸出，占領法律文化市場，是為了爭奪群眾，征服人心，為“顏色革命”做準備。“人家美國法律”如何、“人家美國法官”如何、“人家美國監獄”如何之類，每每成為國人茶前飯后的談資；專家教授也者拾洋人牙慧，也跑出來“理論”一番，講上一點ABCD。這樣的溫床和氛圍，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法治國家”、“法治社會”能不失去政治分辨能力嗎？社會主義法制是世界最先進的法制，社會主義法律文化是人類最先進的法律文化。不“輸出”革命，難道我國先進的法制和法律文化也不需要對外宣傳、不需要進行國際競爭、不需要擴大國際影響嗎？
黨中央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決策，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燦爛光輝，充滿了時代精神和時代特征，必定在全國產生極大反響。目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已經進入政法機關，其西方法學對司法解釋、審判組織、辦案工作、判決結案等方面的影響，不可能繼續下去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也應當迅即進政法院系，進課堂、進教材；進新聞出版系統，進報刊雜志、進廣播電視和各種媒體；進理論研究機構，進學會研究會、進研究課題。同時，也應當迅即進立法機關，進法制工作、進立法規劃、進法律法規、進立法審議；進各級行政機關，進行政法規、進行政決議和行政命令、進行政工作，等等。
全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對于黨中央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誰個頂著不辦，或者陽奉陰違，繼續耍弄兩面派，誰個就混不下去了；誰個反其道而行之，頑固堅持反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資本主義法治理念，堅持反人民改革觀，誰個就在全國人民面前輸了理，他的末日也就到來了。
二、 創建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任何法律都是歷史的、時代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代出了法國民法典；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出了德國魏瑪憲法。我們正處于壟斷資本主義不斷走向滅亡、社會主義不斷走向勝利的時代。這是一個偉大的新時代。這樣的時代，必將產生偉大的、嶄新的法律。中華民族有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創建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法律的資格，也有團結全世界人民一道創建人類社會新法律、新秩序的責任。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并沒有真正樹立起來，我國目前法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不夠端正，受西方法律價值觀的影響很深。在這種西方法學理論的指導下，許多立法造成了消極的社會后果，有些后果是相當嚴重的。總結經驗教訓，我國立法的指導思想，應當轉變到制定符合中國實際的、反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的、充滿時代特征的法律的指導思想上來。
第一，立法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從實際出發，正確反映客觀現實。
當前，我國既存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經濟制度”。立法脫離“根本經濟制度”、脫離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實際，專門突出私有制，堅持以私有財產權為中心，是不符合中國當代實際的，不符合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求的。
長期以來，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利用所謂“法人財產權”胡作非為，把國有企業搞到破產的邊緣；相當多的各類私營企業利用“私人財產權”官商勾結，大發橫財；相當多的中外合資企業作假賬，連年“虧損”，逃避稅收，又利用增資、擴股以及改選等手段，使合資企業實際上成為外方的企業；相當多的外資企業大舉進軍中國，截止2005年6月，外資企業近52萬余家，使我國國民經濟和外貿相當大的份額控制在外資手里，等等。這就是客觀現實。
典型的事例是房地產。我國房地產惡性發展的基本動因，是追求超額利潤率。相當多的開發商利用“物權”，搞“空手道”蓋房子，而利潤率一般為40%以上。據報道，去年福州市某中檔樓盤的地價為683元/平方米，每平方米平均成本約為2434元， 8月上旬的銷售均價3900元/平方米左右，利潤率為60%。那房價高企，“坐地翻漲”的京滬等地的“成就”更是“罄竹難書”。
解決房地產問題的關鍵，是端正立法指導思想。在初始階段，國務院文件只講轉讓，不講轉讓的條件，致使全國投機倒把成風，炒樓花、炒地皮、炒圖紙，無所不炒；后來關于土地使用權的買賣，設立了土地使用權出讓采取招標、拍賣和協議方式。這是選擇條款，但實際上土地管理部門和開發公司只選擇“協議”。這就為商業賄賂、權力交易大開方便之門，造成房地產業空前災難，至今不可收拾。直到2001年，國務院才發通知，禁止協議出讓方式，不是太晚了嗎？囤積和惜售，資本主義國家都有立法明令禁止，我國何以不立法、不追究法律責任？
去年的“國八條”說是宏觀調控，結果房價不降反升。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今年3月21日發布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指數，1月和2月，北京新建商品住房同質樓盤銷售價格，比去年同期增長了8.4%和7.33%，而第二天北京市建委和市統計局發布同期上漲17.3%。兩相比較，相差2倍之多！其實，僅是北京市的統計數字也無法與房價上漲的實際情況相吻合。有權威人物出來說，統計不準確是因為“使用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計體系”。明明是房地產搞遭了，人心搞散了，國民經濟搞亂了，現在卻又拿“計劃經濟”說事，似乎搞了20多年“改革”還沒有肅清計劃經濟的“流毒”。1加1等于2，怎樣計算都不會等于3的。這與計劃經濟有何干系？以人民為根本，為人民負責，近期目標一定是把房價降下來，而不是只降價格指數。把房價降下來，使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只能在降低利潤率上下功夫，在打擊違法犯罪上（包括金融信貸）下功夫，在限制國外游資和戰略性投資上下功夫，在擺脫用“香港腳”走“香港路”上下功夫。
若立法符合實際，必須做艱苦細致的調查工作，研究中國國情和實際情況，不能關門立法。關在玻璃窗里立法，從本本到本本，“東抽一點、西抽一點”，然后進行“綜合”，這是恩格斯所痛斥的“把豬鬃和鞋刷子放在一起”。據報導，1998年3月25日—26日“九位專家學者”開會決定起草物權法，“決議委托×××負責起草物權法草案”，結果1999年10月便完成了。即使是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在動蕩時局下，也歷經1907－1911年、1918－1921年這么長時間，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調查，以使當時準備進行的所謂民事立法“兼顧當時中國工商業發展狀況及社會經濟基礎”。我們現在出臺這么重要的一部法律，如不做全面、客觀的調研，又對僅有的材料任意剪裁、為我所用，這怎么得了呢？
總之，立法應當正確處理經濟發展方向與當前階段的關系、外國立法的借鑒吸收與“法律西化”的關系、新中國立法傳統與立法創新的關系，而不能以西方法學理論為圭臬，“中國人立外國法”。“法律是兒子，中國大地是母親”。這句至理名言，應當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第二，立法必須抵制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要求，對于西方立法絕對不能照抄照搬。
西方經濟學文獻均認為“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經濟制度。列寧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正是從“私有制經濟制度”這一點上否定“市場經濟”的。可反人民改革派卻說市場經濟不是私有制經濟，硬把攜帶愛滋病病毒的A型血輸入B型血人體里。“斯人也斯病也”，斯病也無可救藥也。社會主義經濟是最有效益、最科學合理、最以人為本的經濟，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為之向往和奮斗的經濟。本來中央的提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是經濟制度的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不是經濟制度本身。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要求立法反映市場經濟的一般條件和一般要求（不是資本主義特定條件和特定要求），同時堅持立法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然而，中央的提法，不久被人去掉“社會主義”字樣，后來又去掉“體制”字樣，現在剩下的到處都是“市場經濟”這四個字了。因為只有這四個字，才能與西方接軌。經濟制度接軌了，法律制度自然接軌。這里，“社會主義”幾個字，不是繪畫繡花，不是點綴上去的，而是實質和內容；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方針、方法和步驟，是實際行動。誰看見過抽象概念的社會主義？誰也沒有看見過。人們看到的都是具體的社會主義。人民是通過具體實踐去體驗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不是社會主義的。私人老板說他的企業是搞社會主義的，可一年下來，錢都跑老板的口袋里去了，雇工說這不是社會主義。
我國搬用的西方立法，是西方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要求的產物。包括物權法草案在內的一些立法，肯定私有制經濟制度，充分地體現了西方立法的私權絕對、企業自治、契約自由等基本原則。如果再加上私法優位、三權分立、政治中立、司法獨立，那么我國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立法就體系化了。
在與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接軌的思想指導下，我國法學理論、一些立法受資本主義化、西化的影響極大。這種影響，正是通過照抄照搬實現的。
對于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的思想和制度，誰說可以全盤拿來？有人說是魯迅說的。魯迅早就被你們罵倒了，卻又拉他出來做擋箭牌，說他有個“拿來主義”。一時全國到處是“拿來主義”，照抄照搬就肆無忌憚了。查一下魯迅著作，魯迅講的是“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這是只有思想巨匠才能總結出來的真知灼見。還清白于魯迅，一些人的丑惡嘴臉就暴露無疑了。法律“移植”，南桔北枳，法學思想理論照抄照搬，豈非制毒販毒？
第三，立法必須在名詞術語、基本內容乃至結構、體例和語言文字等方面表現時代精神和時代特征。
任何法都是當時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那種超越時代的法是不存在的。物權法草案以“物”為規范對象，但物的含義和表述方式，因襲了1896年德國制定的民法典。當代的“物”，哪里是100多年前德國民法典上的物呢？草案的內容和形式，基本上是抄搬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1896年的日本民法典和1929年國民黨政府的民法典，這就決定了物權法草案的反時代特征。
當代世界早已不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社會化、國民經濟體系化和經濟國際化，是當代立法的基本背景。我們的立法，應當根據社會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深刻認識當代經濟關系的本質和法的表現形式，把握當代中國立法與西方國家幾百年前立法的區別。進一步地，立法的時代特征，還應當表現在法律文本的形式、體例、結構乃至語言文字上。這些方面的時代要求，有些立法沒有什么反映，是陳舊、落后的。當然，立法的根本在于內容。內容上的反時代性，再加上變換形式花樣，搞什么“洋語錄”、“洋句式”、“洋段子”之類滿身披掛，則不但不是什么理論創新、制度創新，而且只能誤人誤國，為世人所笑。
幾千年的中華法系文明，博大精深，獨樹一幟；近一個世紀開創于革命根據地的社會主義法制文明，天地為之昭蘇，神州為之再造。在此基礎上，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認真分析經濟關系的歷史、現況以及未來的可能發展；擺脫對“三洋四舊”即洋教條、洋八股、洋經驗和舊體系、舊內容、舊語言、舊體例的倚賴和束縛；邁開雙腳到群眾中去，傾聽群眾的呼聲，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的調整經濟關系的基本法律，一定能夠制定出來。人民可以滿懷信心的期待，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法律體系，一定能夠建立起來。
中國社會主義立法應當也一定能夠對人類作出獨特貢獻。任何悲觀的觀點、無所作為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西方法學的調門必須少唱，洋奴哲學、賣國理論必須完全休息。
三、“西方法學病”及其防治之法
中國法學患得的大“病”，是“西方法學病”。這里的“西方法學”術語有個變換過程。改革開放后一段時間，沿用“西方資產階級法學”，十三大后用“西方法學”，十五大后覺得這個術語還不怎么好，就改用“現代法學”了。由“西方資產階級法學”變換而來的“現代法學”術語，既能掩蓋西方法學的資產階級本質，又能體現與時俱進的“現代”特征。真是獨具匠心。本文采用的“西方法學”術語，是在“西方資產階級法學”含義上使用的。
言必稱西化，死不談中國，是 “西方法學病”的真實寫照。這種病的病理機制，就是法學理論“去社會主義化”、“去中國化”，其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西化。“西方法學病”主要是傳染病。這種病，是全身的、長期的、重型的。這一結論，可以下列情況說明：
法學科研課題的立項、科研成果的評審、評獎，是以西方法學為轉移的。客觀地說，以資本主義法治理念中的名詞術語、命題、論斷等直接立題的項目并不多見，但申報的每一項目的立項論證和成果，卻充斥著西方法學的立場和思想。你說怪也不怪？凡參加過科研成果的評審或評獎的人，大抵感同此感。在亞當·斯密時代，市場經濟的躁動，新興資產階級法學的喧囂，成就了多少大師、著名學者和法學家？而我們知道，當年，在“經濟人”的圖象上再涂些“學問”色彩，就是眾多英格蘭學者和蘇格蘭學者的真實形象。這些“經濟人學者”又站在人們面前了，不過是通過立項、評審或評獎站在人們面前的。歷史何其相似乃爾。
法學教材特別是統編教材的編寫，其學科內容的科學性、主編的學術權威性、撰稿人的代表性，應當是組織編寫的基本原則。如果統編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西方法學的主導地位，那么主編的確定、撰稿人的挑選和教材的內容，都是從這個目的出發的。因任主編而帶來“學術權威性”；拉“自己人”為撰稿人；教材內容因是“統編”而“科學”，這種教材或統編教材能把人們帶到哪里去，是可想而知的。據說這種教材很“下貨”，賣了一版又一版，主編和撰稿人成名成家了，西方法學傳播了，出版商也發大財了。
在課堂教學中，一些人向學生灌輸西方法學，其典型教學模式是：生活“理論”+案例分析+反面演說。開始是生活“理論”引入，把人們身邊的眼前的故事，歸納為“理論”。講半天幾類和尚怎么賣木梳，然后稱為“梳子理論”；講半天窮人的破房子風可進雨可進國王怎么不可進，然后稱為“國王理論”，諸如此類。這中間一會兒這個斯基說，一會兒那個耶克說。定義講完了，接著是案例分析。把自己辦過的案子拿來，說的津津有味，沒完沒了。這些官司，除了國營打不過私營、私營打不過外資之類，別的就不多了。總之是關公戰秦瓊，國營該輸外資該贏等等。最后講些什么呢？中國要“三權分立”、“私權神圣”呀，“改革開放的敵人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專制”呀。學生們的神經被調動起來了，鼓掌、哈哈大笑。這種教學顯然是“成功”的，能使學生們離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
在評定職稱方面，西方法學占主導地位，論文評審的問題是嚴重的。不知不受西方法學影響的論文能有幾篇。時下實用主義、注釋主義之風盛行，可論文中有經典作家引注的鳳毛麟角，而數不清的是中譯本、外文本“二傳手”的內容。“無西不成文”成了通例。本是學精業勤的學者，何以競相淪為隨波逐流的“風派”？直接宣傳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能夠發表和出版嗎？而沒有論文、著作能夠評上職稱嗎？此外，評審委員會里是些何路人馬，提出和確定其成員名單的領導者最清楚。
在新聞出版領域，西方法學盛況空前。宣揚西方法學的專著、教材乃至“叢書”、“系列”，爭先恐后地出版；翻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天賦人權、自由至上、契約國家、市民社會之類名家名著，以及當代新自由主義法學理論著作中譯本的出版、發行，過多過濫。更有甚者，有些新聞報道和出版物，涉及歪曲民間維權、群體性事件；利用個案炒作詆毀政法機關；損害政法隊伍形象，等等。現在問題比較突出的是大報的子報、地方小報，有些雜志社的問題是嚴重的。
法學研究團體的組織領導性質，決定了各級各類學會、研究會，首先應當是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積極貫徹者、執行者，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陣地。而如果法學研究團體蛻變為西方法學的大本營、西方法學干將的領獎臺、西方法學精英的俱樂部，那將是十分危險的。國外敵對勢力很看重“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在“顏色革命”的準備和進行中的能量和作用，人民已經領教過了。
面對西方文化的入侵，有些人主張用儒學或“新儒學”擋駕。然而，整個中國近代史中，儒家說教一次次地敗下陣來已經證明，“四書五經”捉不住老鼠，也不能抵御洋槍洋炮，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抵抗和戰勝西方殖民主義。
西方法學泛濫成災，直接威脅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政權的生存。大難臨頭，怎么辦？堅決貫徹中央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決策和部署，實行政治思想教育、理論正本清源、采取組織措施的綜合治理。只要認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實際地而不是形式地、鄭重地而不是草率地貫徹落實，事情就會起變化。半年就可以見成效，一二年就能夠實現局面的根本好轉。這樣做下去，確保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指導地位，是完全可以指望的。
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中，首先應當統一思想，明確認識：
其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決不能搞指導思想多元化。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斗中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只能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的思想。這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反復證明了的。現在有兩個流行的說法，叫做“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如果非要在兩者中選擇其一的話，用后者似妥當些。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一系列理論觀點、方針政策，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法學上，黨中央最近概括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提法，真實、科學、準確，應當統一使用。
多元指導思想來源于多中心。必須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什么時候動搖或削弱黨的領導，什么時候就多中心，就政出多門。歷史證明，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亂了“朝綱”，天下就不會安定。民諺說，天上的星多月不明，河里的魚多水不清，朝里的官多亂了法，窮人的債多狠了心。封建時代官多亂法，實際上是政出多門。目前法學界多元化指導思想集中表現為兩個，一個是資本主義改革觀，一個是資本主義法治理念。兩者相輔相成地結合在一起。這兩個東西不破除，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為指導只能是一句空話。
其二，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
“二為”方針，是法學理論領域必須堅持的方針。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不是為社會主義服務而是為資本主義服務，是完全錯誤的方針。有些人搞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卻壟斷對社會主義的解釋權。為了維系這種解釋權，維系理論霸權主義，必然形成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黨八股主導學術理論界的局面。
思想理論怎樣為人民服務、為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服務呢？舊軍隊里說，新兵怕號，老兵怕炮。眼下既無吹號，又無打炮，可一些人卻突然迫不及待地跳將出來。一位黨校副校長在某報刊發表一千多字的“急就篇”，專門講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于發展思想怎么好和改革開放怎么偉大創舉。通篇說這個“要正確認識”，那個“要科學認識”，這樣“是錯誤的”，那樣“是完全錯誤的”。文章大談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主義呢？鄧小平說堅持社會主義，文章卻說“對社會主義進行改革”，改革原來竟是“對社會主義進行改革”。“革社會主義的命”，是不是泄露了天機？西方列強還沒有打進來，反共右派還沒有發動政變，怎能先這般放話呢？文章說“鄧小平提出要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強調最終目標就是為了達到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么說的原話嗎？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決定》說的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最終目標”講的是結果，“逐步實現”講的是過程，兩者是一回事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么全體人民什么時候共同富裕呢？沒有說時間。問題的關鍵正在這里。在這里，“資本主義天然合理論”、“資本主義永恒論”呼之欲出了。文章不講時間、不講過程，這同牧師們念誦的世人只要安于苦難，將來就會到“天堂”、到“極樂世界”有何兩樣？幾生幾世到“天堂”，幾輩幾代到“極樂世界”？牧師們是從來不說的。文章最后是號召“必須保持馬克思主義的清醒頭腦”。這是不是假馬克思主義者又要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搞什么新名堂呢？學術理論界有不少“兩面人”。他們不停歇地演唱“資本主義”，有時又唱“社會主義”高調，窺測方向，以求一呈。演反面人物演慣了，演正面人物總是不大象。但愿這類文章的作者們不是這樣。
曾幾何時，“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蘇東劇變，牛鬼蛇神、變節分子齊聲歡呼“社會主義完蛋了”。然時光不過10多年，有誰人料到，當今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力量正在聚集，各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有了新覺醒，掀起革命風暴的一天不會久遠。有些人認為“世界革命中心正移向拉丁美洲”，是否如此，亦未可知。目前，拉美許多國家正在搞“新社會主義”。這是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委內瑞拉實行國家向私營企業入股，玻利維亞實行重要經濟部門的國有化，巴西的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在拉美，社會主義古巴巋然不動。卡斯特羅烏黑的大胡子上依然掛著瑪埃斯特臘山的風塵，雄辯的激流里總是澎湃著《共產黨宣言》的海浪。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層層包圍中，沒有掩旗繳械、開門揖盜，沒有制造投降理論、賣國思想。革命的戰斗的古巴是聳入云霄的高山，永遠不會成為帝國主義份子所言“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后一張多米諾骨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社會主義要勝利，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其三，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我們黨和憲法提出的“雙百”方針，是發揚學術民主、繁榮學術理論的正確方針。長期以來，不實行或歪曲這一方針的嚴重后果，是有目共睹的。
2004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明確指出貫徹“雙百”方針。提出“努力營造生動活潑、求真務實的學術環境，提倡不同學術觀點、學術流派的爭鳴和切磋，提倡說理充分的批評與反批評”。然而，“學術環境”、“爭鳴”、“批評與反批評”，至今未見起色。有些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聽一點不同意見，立即組織圍攻，“帽子”大得嚇人，“棍子”厲害得要命，而“帽子”是中外合資的“帽子工廠”生產的，“棍子”是中外合資的“鋼鐵公司”批發的。在這般恐怖情景下，能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嗎？能夠理論創新、追求真理嗎？
貫徹“雙百”方針的首要前提，是讓人講話。報紙、雜志上不讓講話，廣播、電視上不讓講話，書本、刊物上不讓講話。這樣做行嗎？有些媒體，不讓誰人講話呢？不讓抵制、反對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人講話；不讓講什么話呢？不讓講社會主義好、共產黨毛主席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好、人民民主專政好、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好。現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法律規定“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就是臺灣。可2004年起，《毛主席語錄》、《老五篇》（毛主席的五篇著作），風行全臺，至今未見禁止。然而，在毛澤東思想的故鄉，有人看見講毛主席一句好話，就氣得渾身發抖，擺出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架勢，必欲除之而后快。豈非咄咄怪事？
《意見》明確指出，“要積極扶持新興學科、交叉學科，使之成為哲學社會科學新的生長點，帶動哲學社會科學的更新發展。要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滲透，推動哲學社會科學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然而，有些人上下串通，要取消某些新興學科、交叉學科。有人公開發表文章，講述怎樣策劃、組織搞垮某一學科。與之相配合，某部委組織的調研組的調研報告，明確提出取消某一學科。這里，“學科”、“學術”只是一些人的政治工具、手掌上的玩偶。這樣做，哪里有一點“百花齊放”的影子呢？
當前突出的事例有兩個：
一是，把某些學者的著述直接或間接變成法律，使一家之言、“學說學派”具有社會一體遵行的法律強制力。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雙百”方針，壓制學術民主。有些立法，使起草人自己著作的體例、結構成為立法的體例、結構；使起草人自己著作中的基本概念、理論主張變成立法的名詞術語和法條的內容。把起草人自己的東西變成法律上的規定，把學者的講義變成國家法律，或對于某種學術觀點利用立法加以支持，這些做法，不但毒害學術本身，也危害國家立法。
二是，西方法學的“學說學派”泛濫成災。建國以來，我國法學界向無所謂學說學派，大家都認真研究社會主義法學理論，其不同學術見解遵照“雙百”方針展開討論，共同促進法學發展，為法制建設服務。所謂“學說學派”之說，始于實行市場經濟之后，近10多年尤盛。有人說法學界有20多個學派，A說、B說、C說、我說，五花八門。學說是創見觀點的論證體系，是未知知識研究的成果體系。無論證、無體系、無成果的“三無產品”，怎么能說成學說呢？無學說何以成學派？嚴格地說，時下法學界無學派，只有宗派。一些人打著“主流學派”的旗號，把西方常識性的東西搬來，略事包裝，美其名曰“學說學派”推銷，實為沽名釣譽，大樹自己，為西方法學開路。
其四，堅持正確的組織路線，選賢用能。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有什么樣的政治路線，就有什么樣的組織路線，也就有什么樣的干部隊伍。資本主義改革路線對法學領域干部隊伍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實行錯誤的組織路線，在用人標準上，片面宣揚所謂“年輕化”，把“三十四十一枝花，五十六十豆腐渣”用到學術理論界；唯洋是舉，“寧要一個洋博士，不要十個土博士”；提拔重用能搞西方法學、能搞關系、能搞錢的“三搞干部”。在用人制度上，什么民主評議制、考察預告制、任前公示制、競爭上崗制，一套一套的，掛在墻上裝樣子，就是不落實在行動上。
法學界的某些政學不分，是造成西方法學泛濫的重要原因。在科研、教學單位，把那些堅持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的人提拔到領導崗位，使之“教授”加上“長”字，從而得以利用權力，在組織人事、行政管理、財務、科研課題、業務安排上，搞順之者昌，疏之者拒，違之者亡，全面建立“獨立王國”，推行西方法學。還有些人本來腦袋里全是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把西方法捧上天，可整天東嗅西嗅，聽一點風聲又“變調”了，滑得像掉在水里的肥皂。
還有個“兩面政權”問題。一些人政治上反動，思想品質惡劣，是國內外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大會講話、工作匯報、與上級領導談話，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之類，可背地里卻是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到處撈錢，與阿貓阿狗、晏鼠之徒勾打連環，干的是見不得人的勾當。
實行錯誤的乃至反動的組織路線，必然把“要搞五湖四海”、“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知識分子政策”，拋到九霄云外。建國以來，我們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法學家。當他們正是發揮作用的時候，卻蝸居在被人遺忘的角落，無以為文、無以為言，在貧困、憂郁中艱難度日。請問反人民改革派，你們所標榜的“公平”、“正義”何在？改革開放以來，法學界到處都有年富力強、德才兼備、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法學家，為什么不提拔到領導崗位？為什么打成“對立面”、被“邊緣化”？是因為反對了西方法學，還是因為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反人民改革派和一切反動派的邏輯；斗爭—勝利—再斗爭—再勝利—直至最后勝利，這是革命人民和人民知識分份子的邏輯。只要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不解決，這個邏輯不會改變。
在中國，國內外敵對勢力一旦上臺，就一定搞法西斯專政、搞白色恐怖。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相信，即使他們得逞于一時，也必定是短命的，是不會長久的。因為中國人民不會答應，世界人民不會答應。國內外敵對勢力們，收起你們那一套吧！請你們一定要記住，你們的復辟之日，就是你們的滅亡之時。人民不可侮，人民共和國不可辱！用人民的鮮血和頭顱祭起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的圣殿，只不過是你們的癡心妄想。久經火與血考驗的中國人民決不容許萬惡的舊中國重演，不管你們說著怎樣迷人的話頭，寫著怎樣騙人的文字。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就像1927年那樣，再一次把中國共產黨人、仁人志士和勞動人民打翻在地，推入血泊，他們決不會屈服，只要還有一口氣，即使只有一根木棍、一塊石頭，也一定拿來戰斗！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我們堅信，在歷史新時期，有黨的堅強領導，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有億萬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擁護，我們的事業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同資本主義的滅亡一樣，都是不可避免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試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家之天下？
第九篇評論寫罷，窗外正黑云翻滾，雷雨交加。這是入夏以來京地的第一場大雨。想起我們黨激情燃燒的歲月，艱難曲折的歷程和風光無限的未來，百感交集。值此迎來建黨85周年之際，獻上一首發表的舊作，以為紀念吧。
水 調 歌 頭
七.一感懷
一九九一年七月
南湖大波涌，
陰霾亂長空。
一卷金陵夢去，
神州走雷聲。
街頭圭臬霧重，
畦澗北斗情深，
擎旗有工農。
サ八年碧血，
染得天際彤。
掛高帆，
繪彼岸，
開新程。
兩彈一星三炮，
豪氣萬丈騰。
幾番風消雨歇，
幾度葉落花紅，
寰球待東風。
紙虎空自闊，
悠悠此蒼穹。
200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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