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2日下午全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在北京東風賓館舉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研討會”,老中青三代馬克思主義學者與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恩富教授回顧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者是改革的首倡者和支持者。其他與會學者辨析并批駁了企圖誤導我國改革方向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和政策,并反思了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自身原因。最后,大家形成共識,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要堅持追求真理的原則,本著為國家和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的使命感,努力提升發展面向中國當下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水平,與社會公眾和媒體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系。
下面是北京大學法學院鞏獻田教授的書面發言稿:
到底是改革前進還是復辟倒退?
北京大學鞏獻田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3月4日在北京西山國務院所屬的杏林山莊召開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向座談會”,是我國最近發生的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其性質是非常嚴重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后果將是極端危險的!
其嚴重性不在于發言者個人發言的內容,嚴重的是整個會議記錄表明,對于如此反動的發言整個會場竟然沒有遭到一個人的批評和反駁,反而得到該研究會頭頭高尚全的“大家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的總結的評價和感謝,并且表示“非常尊重各位的發言”!!
更為嚴重和危險還在于,這樣性質的一個會議,竟然沒有在我國多數主流媒體得到抵制和批評!!
我認為,這是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正在按照黨的基本路線,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先后提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使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自主創新,批判新自由主義,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形勢下,西山會議派們在其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帶來的消極影響和危害后果,正在逐漸被人們認清和受到質疑的甚至抵制的時候,他們配合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外交轉型和顏色革命,向我黨和全國人民發起的一次政治上的猖狂進攻。
這次進攻的策略是打著所謂改革和維護改革的旗號,提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妄圖改變我國國家政權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和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今天如何判斷人們言行的是非呢?沒有其他標準,惟一的,就是憲法和法律。其中,載入憲法的、作為我國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衡量是非曲直的標準,因為:一是憲法的規定既是公民權利的保障,同時也是每一個公民行為的尺度、標準和限制,二是通過了長期歷史實踐的檢驗,三是全國各族人民達成的共識。西山會議派的發言以及達成的共識是直接與四項基本原則對立的。
首先,西山會議派主張和維護的所謂“改革”究竟是什么貨色?
我國的改革究竟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還是向資本主義復辟和倒退?
鄧小平在1985年明確指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2頁)在1986年他指出“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揮咱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8頁)
還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鄧小平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作為我國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1983年明確指出“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立國和團結全國人民奮斗的根本。”(同上,第44頁); 1985年他說:“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年譜》下第1047頁)這一年他講過“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我希望宣傳方面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別的現代化。……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
在同年他還強調指出:“如果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7頁)1986年他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往往忘記是什么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3頁)
在這年的9月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一些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81頁)
1987年他說:“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是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4頁)
在同年他又明確地談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 頁)
1989年他還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7頁)
1992年初他講:“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依靠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文選》379——380頁)
1987年他就講過:“到了下個世紀五十年代,實現第三步目標,我們中國人就可以說,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搞對了。如果搞資本主義決不可能達到這個水平,甚至于還擺脫不了貧困的狀態,可能有百分之幾的人生活得很好,但是百分之九十幾的人要重新鬧革命。所以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年譜》下第1186頁)
西山會議派公然主張我國改革要走向“臺灣模式”,主張私有化,主張土地私有化,主張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制,難道這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嗎?
經濟私有化、政治自由化和西化、文化產業化、指導思想多元化、社會兩極分化等,難道這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嗎?
關于國家職能問題上鼓吹的一系列謬論, 是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請注意閱讀我國現行憲法總綱,共有32條,其中有西十個“國家”為主體的職能!!而他們主張削弱國家職能,把40項國家職能責任交給所謂“社會”或私人承擔,有這樣的社會主義嗎?
難道不是新自由主義是什么?
什么“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是什么指導思想?
一邊發表文章說什么“市場經濟呼喚雷鋒精神”一邊宣揚什么自私自利的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是什么?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還是趨向資本主義制度、復辟倒退?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
改革問不問姓社和姓在資?鄧小平在其文選第二、三卷中有864頁878個社會主義,236個資本主義,何來不問??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4頁)
能夠說什么問題都不爭論嗎?鄧小平不僅講爭論而且講斗爭!(三卷共講了461個斗爭)1982年7月指出,體制改革,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黨的建設這四個搞好現代化建設的保證,“堅持四個保證,一天也不要丟掉,把它變成一種經常性的工作和斗爭。這四件事情當中反映出來的問題不都是階級斗爭,但有階級斗爭。”(《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09頁)
第二、到底是誰在怕總結和反思改革?
正確全面地總結歷史經驗、冷靜科學地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嗎?鄧小平多次說改革是一種探索,錯誤是難以避免的。問題不在于犯不犯錯誤,在于是否承認和改正!可是西山會議派,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是不會有什么問題和錯誤的,探索的都對!所以他們就反對回頭看,反對總結經驗。
而鄧小平說:“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見,但這里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開放,這是很自然的,沒有什么好奇怪的。”(第3卷第265頁)“我們做的事情太多了,有好多事情我們預料不到。……我們沒有預料到的失誤,估計今后還會有失誤,但我們相信,及時總結經驗,可以糾正錯誤。”(年譜第1217頁) “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文選第3卷第174頁)
第三、是誰在阻撓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進程?
在立法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當著有人提出草案是違背憲法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同意見時,不是就所提問題展開討論和批判,而是圍攻、污蔑、漫罵提出意見的人,扣上“反對改革”、“人民公敵”、“歷史罪人”、“法盲”、“蘇俄走狗”“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罪人,難道這是立法民主化和科學化嗎?
人大立法吳邦國就提出姓社姓資之分。
2005年9月26日吳邦國提出修改物權法:“要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立足于中國實際。法律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與西方國家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私有制有著本質區別。制定我國的物權法,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確立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的物權法律制度。我們要借鑒國外物權法律制度中對我有益的東西,但絕不能照抄照搬。 ”
我國立法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他們是在給誰施加壓力,難道一個人就能阻擋國家的立法進程嗎?難道還有比這更荒唐可笑的嗎?他們反對的是誰還不清楚嗎?
第四、到底是誰在反對鄧小平理論?
他們制造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對立,之后又歪曲和背離鄧小平理論!請看:
關于多黨制——鄧小平1980年1月說:“從根本上說,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有什么好處?那種多黨制是資產階級互相傾軋的競爭狀態所決定的,它們誰也不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66——267頁)
關于三權分立——鄧小平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5頁))“關于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并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適合中國實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0頁)“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1頁)1987年在會見美國總統卡特時講“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系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搬你們的。……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4頁)89年6月9日他又講“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也并不都是實行三權鼎立式的制度。”(第307頁)
關于軍隊國家化——鄧小平說:“我們這個軍隊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頁)“我們這個軍隊,歷來強調一切行動聽指揮,強調自覺遵守革命紀律。不這樣,我們能夠戰勝比我們強大得多的敵人嗎?能夠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嗎、貫徹黨的路線和政策嗎?”(同上82頁)
他們的主張與鄧小平理論還有什么共同之處嗎?
五、他們的矛頭對準了誰?
是對準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
中央是個加工廠。是誰在提供錯誤的信息,堵塞真確信息的通道?
又是誰在嚴重干擾、阻撓和影響中央的正確決策?
為什么對于改革中的某些做法只能說好,不能說不好!更不能說壞,這是為什么?
為什么不允許總結和反思改革?
在前幾年一次中央電視臺的報道中,山東某市的“左手倒右手,公有變私有”是個別現象嗎?
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難道不同反對建立和諧社會的言行進行斗爭能夠建立起來嗎?
前幾天中央電視臺播的新聞中說什么:黑龍江所謂國家林場私人承包后,報道說“林定權,樹定根,人定心”!還有比這個更荒唐的嗎?難道過去林沒有定權,樹不定根嗎?是什么心沒有定?難道能夠說這里沒有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嗎?
“一個黨如果允許它的黨員完全按個人的意愿自由發表言論,自由行動,這個黨當然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戰斗力,黨的任務就不可能順利實現。”(《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71頁)
那些反對黨的章程,不承認黨的綱領和不遵守黨的紀律的黨員繼續留在黨內到底是為什么?
我們呼吁:是該執行黨的紀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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