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應提供更多更好的學術創新和政策建議

應提供更多更好的學術創新和政策建議
——程恩富接受五國記者采訪
 

2006年2月13日，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恩富接受了來自美國《奈特•里德報》、法國《世界報》、加拿大《環球郵報》、瑞士《時報》兼法國《快報》、德國《明鏡》周刊等多家媒體的采訪，就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實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下面是程恩富副院長接受采訪的主要內容。

問：為什么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的基礎上重新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答：第一個原因，從學科隊伍建設及發展的需要看，原來的馬列所規模比較小，只有50多人。建院后我們將擴大到200人的編制。原馬列所學科重點是研究中國當代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學科體系相對單一。馬研院成立后，下屬五個研究部，每個研究部有二至四個研究室，研究內容可以非常廣泛，將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學科為主體，同時涵蓋和涉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社會學、文學以及國際戰略等多方面學科，從理論到現實，從國內到國外，將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置于一個廣闊的視野和空間。所以，從馬克思主義學科發展看，需要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需要加強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發展改革、開放的現實問題。
第二個原因，從國際方面看，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同世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想對話、磋商交流。我知道在座的幾個國家都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先進文化，應該成為全球多元文化、多樣學科中的一個園地。對文化進行分類不應該局限于一種方式，比如可以按照宗教對文化進行分類，即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文化，也可以按照其他方式進行分類。社會主義思潮作為一種文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起著一定的進步作用。我們愿意同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學者進行交流，共同繁榮社會主義的學說和文化。我們也將歡迎各國研究社會主義思潮和文化的學者到馬研院演講交流。
馬研院成立還有一個原因和背景，即中國要實行和平、發展、合作的對外方針，倡導建立一種國際和諧社會，也需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提供學術支撐和理論基礎。我國已經改變了冷戰時期的某些做法。中國不主張實行革命輸出，或意識形態輸出。但是各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有興趣，我們可以共同研究。我們的研究也將廣泛吸收非馬克思主義、非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2004年中央決定實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國社科院為了適應這一研究工程的需要，決定擴大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為建立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為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提供充分的學理支持、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石。因此，從國內外的發展來看，都需要加強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關于成立的背景主要是這些。
在今后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工作中，我們將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理論宣傳、應用探討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要進行學科、學理、學術探討；對中央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要大力宣傳，科學闡釋；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要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將這三方面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來增強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力、創造力和適用性。這一工作思路主要是針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而提出的。過去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似乎就只是一個宣傳問題。我們要打破這個傳統的做法。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社科院領導的支持。
關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現實問題，并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這項工作也要加強。如：對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思想，我們要從學理上探討科學發展觀同經濟學、哲學、政治學等學科的關系。科學發展觀中的重要理論之一是以人為本，這在中國古代就提出來了，西方學界在啟蒙時代也提出了這一思想。這就要從學理上闡述，從學術上創新，要探索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思想的學術淵源關系，要在中國古代、西方的基礎上創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以人為本觀。這是一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工作，我們將按照中央的精神，大力向人民宣傳科學發展觀。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根據我們的學術研究和中央的精神，有針對性地探討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以及社會發展政策中，哪些方面還有待于充實與完善，還存在著哪些亟待改進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政策性建議。
比如，人口政策對中國很重要。中國有20個左右的省市規定，農村戶口的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關于這項具體政策，從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并運用于分析當前中國的人口問題來看，我不是很贊成這一政策。因為中國如果想提高人均國力，要更加合理地使用中國的資源，就必須控制中國人口的發展。而按照二胎政策，中國還將多出生很多人。盡管可以養活這些人，但是要迅速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生活水平困難很大。按照預測，中國人口最多時可能會達到15億，甚至超過15億，然后總人口才開始下降。因此，我認為，人口的增長如果控制的更加嚴格一些，從長期來看，更有利于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更有利中國資源和能源的節約。這樣的問題，就涉及到我們剛才講的如何理解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精神實質問題，是允許二胎政策，還是實行較嚴格的一胎政策，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理念的落實。這就是一個運用性的探討，是需要我們做的。從短期來看，可能允許二胎政策有助于緩和某些矛盾，但是從長期來看，就會妨礙現代化快速實現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有人批評馬克思主義不能指導現實問題、應用問題，只能教條式的宣傳，而我始終認為，一個具有創新能力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現實問題應該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說服力，應當比非馬克思主義者有更多、更好的學術創新和政策性建議，否則就不是一個合格稱職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再舉個例子。在十幾年前，我就主張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起點不應該是800元人民幣，而應該是1200元或者是1500元。因為當時在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里，月收入800元屬于低收入，或者中偏低收入，對這些低收入階層就不應當再收稅了，否則他們就會對政府有意見，我很窮你還收我的稅。另外，收稅本身也需要成本，而且普遍的收稅還會導致普遍逃稅現象。直到去年，政府有關方面才來討論要不要提高征稅起點的問題。十年前，反對把稅收起點提高到1000或1200元人民幣的一些中國稅務學教授，他們的理由是，因為美國是普遍交稅，所以中國也應當普遍交稅。他們的“仿美”思維邏輯就是這樣的，沒有從現實出發，而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就是一切從現實出發，從國情出發。
我舉第三個例子。最近一兩年上海等城市市房價升幅較大，要不要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這在學界、公眾和政府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如果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考察問題的話，那么肯定需要進行調控。因為房價上升太快，對收入處于中下層的廣大人民是不利的，要是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來觀察問題，自然就會主張國家進行調控。另外，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也需要宏觀調控，不能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觀。所以，從國家必須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使房地產市場能夠有序的發展，必然要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如果是站在某些房地產投機者、炒作者，或者是站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或者再增加一個角度，站在房地產價格越高愈有利于經濟發展這樣一個錯誤的思維方式和立場來看問題，那就會反對必要的調控。從房地產這個例子就能說明，馬克思主義觀察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以及原理，是可以作為解釋和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的。
以上三個事例說明，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關于社會制度、人類社會發展及世界觀等大問題的理論，運用馬克思主義也是可以解決關于交通、能源等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的。我本人是搞經濟學的，我覺得沒有什么問題可以離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和基本原理。我也看過許多西方經濟學的書，認為很多理論是可以吸收的，但是，西方經濟學缺少一種勞動者整體的立場和科學的辯證法。我們要學會用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揚有棄對待西方經濟學。

問：馬克思主義的哪一部分理論是來闡述中國的人口政策的？
答：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為我們正確解決人口問題、制訂科學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依據和線索。比如說，人口的數量和現有的生產資料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假定在生活水平和勞動質量不變的前提下，如果生產資料越多，那么人口和勞動力的數量就會相應增長。實際上就是生產資料、人口數量和生活質量三個變量的合比例的關系問題。三者的比例要適度，如果生產資料相對貧乏，人口的大量增長必然會影響綜合國力、經濟績效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就有這樣思想，就是經濟要按比例發展。按比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都要按比例，才能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西方經濟學理論多用均衡發展一詞。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也可以用來作為人口政策的理論依據。我們可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規律理論來指導制訂人口政策。比如有些人想多要小孩，我們可以滿足這些人的愿望，這似乎是解決了一些家庭的矛盾，但是如果從長遠來看，這一眼前利益的滿足將對這些人造成更大的不利。這里就有一個經濟辯證法和方法論的問題。就是說，是有助于矛盾的短期解決，還是長期解決。馬克思在描述人口增長的時候曾經概括出這樣一個規律，即越窮的人越生，越生的人越窮。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所以，我們政府對農村提出的口號是對的，即少生快富。甚至我個人的人口政策還主張，社會輿論應倡導不生育，多方面地尋找減輕我國人口增長壓力的途徑，就像歐美等國家一樣。現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已經有少數年輕人在維持不生育的丁克家庭。這里有一定的生育經濟學的道理。我主張在大學里應該開生育經濟學的課，可以有助于計劃生育。馬克思主義不可能為中國提供現成的人口理論和政策，而是要我們順著其思路去思考或者用它的基本觀點去考慮現實問題，就會有新的發現。如果再綜合一些西方某些合理的理論，制定政策就更加圓滿和科學。西方學者提出了一些不少技術方面的觀點。

問：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目前的貧富差距比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還要大，比如說比美國？這如何解釋？
答：我認為，根據統計資料，應該是美國的貧富差距比中國大。這里我要作一個說明。美國的大學生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大學里，盡管學習了八年、十年，但都沒有接觸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具體說，就是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教科書里面，缺少一個關于財富的結構和分配問題的實證分析理論。他們只有收入分配概念，收入分配概念又用兩個指標來衡量，一個是基尼系數，二是五等份，即把家庭分成五等份。要是單純根據這兩個指標來衡量中國和美國的貧富差別，中國與美國相近，甚至中國某些指標會超過美國，比如說基尼系數。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實證分析的觀點，就不僅要考慮收入的結構，更要考慮財富的結構。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美國1%的最富的家庭的財產要占全美家庭凈資產的1/3，較富的9%的家庭又要占全美家庭凈資產的1/3。兩項相加，全美10%的家庭要占有全美家庭凈資產的80%。家庭凈資產包括了股票、地產等有價證券。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家庭如果對照這個數字，1%的家庭的財產有沒有占全中國家庭凈資產的1/3？較富的9%的家庭有沒有占全國家庭凈資產的1/3？進一步說，10%的中國最富有的家庭有沒有占全國家庭凈資產的80%？肯定是沒有的。雖然西方的經濟學或社會學教科書內容很豐富，可能有120萬字之多，但它回避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和經濟學道理。如果西方教科書把這些基本事實寫明的話，西方的大學生中馬克思主義者就有可能多起來。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觀察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同。

問：中國現在有沒有一個意識形態真空？你是怎么來說服中國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的？
答： 一方面，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和西方的交流越來越多，各種思想和思潮大量傳入我國，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生活中私有制的比重也越來越大，這樣就面臨著國外思想和國內現實的挑戰。因而現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宣傳不可能是封閉式的，而是在一個開放式的條件下研究和宣傳，也不可能做到每個人都相信馬克思主義。大家有自由選擇權，在一定的教育環境下，他最終有自己的選擇。如果在中國發現有人不相信馬克思主義，這屬于正常現象。現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精英階層，在中高級干部、中高級知識分子的階層里，他們應該比較相信馬克思主義。我們工作的重點在這里。這些工作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不是十分理想。

問：那么你是說還有一些中高級干部精英階層不相信馬克思主義？
答：確切地說，這個工作不是十分理想。我們的經濟學教授應當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可是某些人沒有做到。比如，有些人在海外學習了西方的經濟學，但是他回國以后沒有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時候，他就很難做到十分科學。去年7月，社科院的顧問劉國光教授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問題發表了重要意見，在中國學術界和經濟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甚至在黨內外和社會公眾網絡上都有大量的評論。前年朗咸平教授抨擊MBO，引起了朗旋風，也引起了馬克思主義觀點與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激烈爭論。朗咸平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他發現中國搞得MBO和西方搞得不是一回事，他實際上是批評中國的MBO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做法。我認為朗咸平是受三民主義影響發表了這個意見，朗咸平確認了我這個觀點，他是受三民主義影響。三民主義的核心經濟理念和政策之一就是大資本屬于國有。

問：在過去的20年中是不是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西方學習之后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
答：有相當一批人。但是，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時候采取了獨立思考的學術研究態度。認為中國應當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應當簡單的照搬歐美模式。這樣的學者越來越多。比如，在馬研院工作的許健康，他在美國進行了十幾年學術研究，還是比較贊成馬克思主義的，而且也比較贊成沃淪斯坦的反世界體系論。還有一位去年剛剛回國的在清華大學工作的年輕的經濟學博士朱安東，他在美國麻省大學師從于大衛•科茲攻讀博士學位，比較相信馬克思主義理論。還一個是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回國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他也比較相信公有制的。在日本也有一大批學者都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

問：按照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理論，他很強調企業家、工商界的作用，現在胡錦濤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恢復以前被忽略的思想？
答：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比如，江澤民總書記為社科院題詞，“把中國社會科學院辦成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都屬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都是政治家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都是和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有所發展，每一種理論都又有一定的新意，有一定的新內容。

問：在《資本論》里應該沒有說資本家也可以成為共產黨員吧？如何理解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呢？
答：只要符合黨員條件，任何人包括資本家都可以加入黨組織。在中國革命時期，解放前有很多共產黨人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著名的共產黨人彭湃就是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后來把地契撕了，參加了革命。恩格斯也繼承了很多財產，擁有很多股票。問題主要在于他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他的現實表現是否先進，是否符合共產黨員的標準和要求。深圳有一個大資本家，億萬富翁，他每年花很多錢來救治白內障患者，并立下遺言死后把他的財產全部捐給社會，不留給后代。這樣的大資本家，如果他政治上是信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那就是最符合標準的。所以主要考察他是否符合黨員標準，而不是資本家能不能入黨的問題，理論上是可以入黨的。據說在英國，資本家要參加英國工黨，要比一般的工人黨員多交一些費用，這有一定道理的，要考驗他。

問：據國務院發改委上周發布的報告，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使人民相信馬克思主義呢？
答：關于這個問題，在解釋上有一定難度。貧富差別的主要根源，我的觀點和流行的觀點不同，我是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來理解的。一是貧富差別的形成與私有制的比重越來越大有關系；二是由于國家缺乏宏觀調控，在一些國有企業、國有事業單位內部也拉開了收入差距。這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比如說，同樣是國有企業，企業本身可以獨立決定其總裁的收入，有的差別就非常大。在國內大學里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大的，這屬于非理性的擴大。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許多人工作的積極性。而非理性加大貧富差距就屬于濫用國家資產。這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符合西方經濟學，既不符合中國國情，也不符合國際慣例。這種濫用國家資產和學生學費的風氣還在上升。

問：這種現象是不是也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影響力的下降？
答：這說明那些大學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就是西方經濟學水平也要進一步提高。因為這也不符合西方經濟學原理。西方的大學里不會僅僅因為畢業學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不會因為是在美國大學畢業的就年薪20萬，在法國畢業的就年薪5萬，西方大學也不是這樣，國際慣例也不是這樣，所以他們都要加強學習。

問：我們認為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制度對廣大勞動群眾是一種剝削，而政府是支持這種剝削的，那你們為什么要在馬克思主義里尋找這種理論基礎？
答：按照現在中國的基本制度還是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允許私有制的發展。既然允許私有制發展，私有制的剝削性就會表現出來。但是，根據鄧小平理論，我們最終還是要消滅剝削的，只是在初級階段我們比較注意發揮私有制及其剝削的積極作用。這是一種發展的具體需要。比如說凱恩斯主義也主張建立一些國有企業，建設一些公共工程。凱恩斯主義為什么會發展這些企業，它應該是完全自由放任的，是主張私有制而不是國有制的。凱恩斯解釋，這是為了更好的發展私有制所以需要國有制。我們正好相反，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國有制而需要在現階段發展一些私有制，這就是當初羅斯福總統碰到經濟危機時也大辦公共工程作為反危機的一個措施一樣，似乎和資本主義政黨傳統的理論是相矛盾的，但羅斯福的最目的不是為了發展國有制。這個道理是一樣的。西方國家發展一些公有制，特別是發展一點國有制是作為發展私有制的補充，我們現在發展私有制是作為國有制等公有制的補充和輔體。

問：你認為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可以作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模式嗎？
答：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或者按照中國目前的觀點，國家的模式是應該由該國的公民自己選擇。如果該國的政黨贊同，覺得中國的發展模式不錯，那么可以學習。如果你認為不好也可以不學習。比如，從時間先后來說，越南就是學習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但是我們知道，古巴、朝鮮、老撾這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沒有學習，最近委內瑞拉宣布21世紀也要搞社會主義。究竟采用什么樣的模式，這由委內瑞拉人民自己決定和選擇，就像我們國內有些人主張學習歐洲模式，有些人主張學習美國模式，有的人主張學習日本模式一樣。我的觀點，中國應該更多的借鑒日韓開放式的市場經濟模式，其次我覺得還可以參考歐盟的一些做法。我們特別強調不能照搬美國的模式，因為美國的模式是已發達的模式，不是后發展模式。而且這個模式連布熱津斯基等一些美國官方領導人都認為是有重大缺陷的。布熱津斯基寫的一本書里面就認為美國有20個大問題。如果要學習國外執政黨的經驗，就應該更多地學習新加坡執政黨的經驗。反腐敗也要重點學習新加坡以及我們香港的一些經驗。美國總體上治理國家不是很好的。

問：目前在中國是否存在著這樣兩種觀點，即一些同志認為應該開放的更快一點，另外一些人認為開放的步伐太快了，要放慢速度，馬研院的成立后會不會影響決策的意見？
答：現在的主要爭論不是快一點和慢一點的問題，或者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而是改革開放朝著一個什么樣的方向發展，是一個方向問題。有三種選擇。一種是沿著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繼續發展，真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像日本東京大學伊藤城教授所說的，歐美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也是這樣認為的，即關鍵在于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策。第二種是主張走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仿照蘇東國家走的路，也就是走拉美已經拋棄的新自由主義道路。第三種是主張以私有化和非調控化為基本特征的中間道路，即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主張搞私有化，但是又要注意公平。關于這三種改革觀的爭論較多。還有個別學者主張某些“左”的觀點，對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做法持肯定態度。所謂新左派實際上沒有統一的思想，其思想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體系，也沒固定的學說范疇來支撐。如果一定要說明新左派是屬于什么思想體系得話，我認為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現在在清華大學工作的的崔之元，他自稱自己的觀點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崔志遠發表了一個宣言《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宣言》。他反對大資本，主張經濟民主，不反對私有制，不主張公有制一定要占據主導地位。而我們不是新左派，我們是新馬派。

問：在三條道路中，哪一條是最得人心，哪一條是胡錦濤主席比較青睞的？
答：從前年郎咸平事件以來，從網上可以看到，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是極力反對以北京大學張維迎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觀點的。而大多數人支持郎咸平和我們。我當時與北京上海等地的十位中年經濟學家發表了一個支持郎咸平的學術聲明。大部分網民都是年輕人，并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都極力支持我們的觀點。所以應當說大多數人民還是支持新馬派的。他們既不贊成回到極左的時代，但也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官方應該說與新馬派的觀點比較一致。我舉一個例子，關于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官方的最早是在十四大報告中提出要兼顧公平和效率。一年以后提出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一直沿續到前兩年。最近一兩年，以胡錦濤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就沒有效率優先這個提法。在他們講話和中央文件里都是強調社會公平。所以我們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我本人就主張兼顧公平和效率。我認為效率優先這個提法在學理上難以做到科學性。我創立了一個理論，就是公平和效率同方向變動論。簡單地說，就是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就越沒有效率。關鍵是對公平的認知，而不是簡單地應理解為機會公平。
在這里，我還要說明一個問題，馬研院將來不僅要研究領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研究中外學者的馬克思主義，中外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前兩年，我首次提出要建立官方馬克思主義和學界馬克思主義的良性互動關系。我不贊成毛澤東、斯大林時期用官方馬克思主義替代學界馬克思主義這種做法。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要真正成為政府的思想庫、智囊團，就要借鑒西方思想庫的模式，就是說思想庫提出的理論政策主張肯定和官方不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就不存在思想庫了。所以，思想庫應該提供多種政策方案，就像武器庫一樣，有20、30種武器可以供官方選擇，這是西方思想庫的特點，我們應當借鑒。十年前我在上海建立了海派經濟論壇，就是試圖這么做的。這是中國第一個經濟學派。我們在經濟學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比如說關于公平和效率的問題，在前十年就是按照我這個提法來研究宣傳的，我們沒有贊成效率優先的提法。正是在這個觀點的不斷研究和倡導下，現在官方文件才贊成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個提法。
我再糾正一個中外學者的誤傳，就是認為最先主張改革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但實際上在兩個最重要的理論上，恰恰是過去非常堅定，現在仍然非常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來的。中國學術界有一個廣泛的說法：厲股份，吳市場。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就澄清和糾正了這個誤傳。1979年初，是中國社科院的經濟學家于祖堯首先寫了關于市場經濟文章，文章的標題是《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于祖堯是社科院經研所的副所長。1983年，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蘇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出，要搞股份制。社科院的劉國光首先提出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要擴大市場調節的成分。這三位老經濟學家都是我們新馬派的資深教授和領軍人物。我提出的股份制也是比較早的，包括市場經濟，所以新馬派一點也不保守。

問：改革以后來自外國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最久遠的是什么時候的？
如果說是吸收和研究國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思潮，那么從80年代初開始就做這方面的工作了。首先是吸收東歐社會主義的改革思想，后來又吸收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等等。后來我們進一步擴大了關注范圍，比如說對美國的羅伯特的市場社會主義觀，包括剛才提到的大衛.科茲的思想。我們也廣泛吸收西方一些左翼的思想供我們參考。西方右翼的學說思潮我們也在進行不斷的研究。

問：在你們圖書館資料里有沒有原來從西方吸收進來的馬克思主義原著？
答：這個有，我們社科院以及重點高校都購買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以及學術期刊，西方主要的學術期刊我國都有。所以，我們對西方文獻是全方位、全面地進行研究的，并不局限于馬克思主義。
問：據報道，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差不多需要一億到兩億元人民幣的經費？
答：沒有進行精確測算，但是編教材是要有費用的。這個費用還包括到國內外調研，包括重大課題的研究經費，還包括十卷本的馬恩著作、十卷本的列寧著作的編纂，需要專門的出版經費。最后使用多少經費還要看任務的立項情況，但是每個學者最后從這個研究中能夠變成個人可以消費的貨幣是極少的，是象征性的，是貢獻大于收入小的。經費主要用在調研、收集資料、研討會的成本方面。所以，和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研究經費還是不算多的。
（原載《社會科學報》2006年3月9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