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紐約“全球左翼論壇”綜述

2006年紐約“全球左翼論壇”綜述

程恩富  丁曉欽

2006年3月10－12日“全球左翼論壇”（Global Left Forum）在紐約庫柏聯盟（Cooper Union）召開[①]。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恩富教授、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丁曉欽博士有幸受邀赴紐約參加此次會議。

此次論壇由左翼論壇、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社會學系和研究生院共同主辦，并得到了許多社會組織和媒體的支持，如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美國國家律師學會（National Lawyers Guild）、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布萊希特論壇（Brecht Forum）、《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社會主義與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新政治科學》（New Political Science）、《新政治》（New Politics）、《激進的教師》（Radical Teacher）、《馬克思主義反思》（Rethinking Marxism）、《理性》（Logos）、《社會文本》（Social Text）、《社會主義記錄》（Socialist Register）、《靈魂》（Souls）。

本次論壇的標題是“危險時代：全球的抵抗和帝國的衰落”。會議分為開幕式、分會場討論、閉幕式三個部分。

開幕式于2006年3月10日晚上7點在庫柏聯盟會堂舉行，主題是“挑戰帝國”（Challenges to Empire）。開幕式由WBAI電臺主持人蒂帕·弗蘭德茨（Deepa Fernandes）主持，庫柏高級科學藝術聯合學院院長喬治·坎貝爾（George Campbell Jr.）致歡迎詞，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經濟學教授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秘魯社會調查中心的安尼波爾·奎加諾（Aníbal Quijano）、比利時“三大洲中心”弗朗西絲·霍特德（Francois Houtart）、德國ATTAC的塞賓·雷迪（Sabine Leidig）以及巴西世界社會論壇的芝科·懷塔克（Chico Whitaker）分別作了精彩的主題演講。閉幕式于2006年3月12日晚上6點進行，主題是“繼續前進！”。

閉幕式由“全球左翼論壇”的理事艾瑞克·卡尼帕（Eric Canepa）主持，《國家》（The Nation）雜志的卡特里那·梵登·何弗（Katrina vanden Heuvel）、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加里·永吉（Gary Younge）、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的史丹利·阿諾維茲（Stanley Aronowitz）、憲法權利研究中心的邁克爾·雷特那（Michael Ratner）以及美國反戰勞工組織的南希·羅默（Nancy Romer）分別作了演講。

分會場討論總共分為74個專題，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教育、軍事、文學、藝術等多個方面，每個專題的討論時間為2小時。分會場的組織形式是，有一名主持人，3－6人作主題發言，然后是自由提問和辯論。其中一個由《每月評論》和“全球左翼論壇”聯合主辦的分會場，專門用以紀念今年1月1日剛剛去世的《每月評論》的主編之一哈利·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

下面，本文將從五個方面對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進行介紹。

一、從 “社會主義學者大會”到“全球左翼論壇”

從20世紀80年代到2003年，每年春天“社會主義學者大會”都會在紐約召開。“社會主義學者大會”原由美國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主辦。其主要組織者是反共產主義的，但任何左翼團體都可參加會議。受邀在大會發言者會往往表達其政治傾向，因而大會從不邀請堅持列寧主義的代表發言。但唯一的例外是英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②]，雖然他是個溫和的列寧主義者，但仍然是一名共產黨員。大會偶爾也會邀請法國共產黨的代表，因為他們是反蘇的，而且在蘇聯解體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和以工人階級為基礎。

由于內部左、右翼力量的對立，2004年大會的組織機構分裂為兩支，其中一支仍然沿用了“社會主義學者大會”這一名稱，但2004年未能正常召開年會；另一支即為“全球左翼論壇”，其組織形式與原來基本相同，但從受邀代表在大會的發言來看，其傾向稍稍偏“左”了。“全球左翼論壇”組委會的主要成員仍來自原“社會主義學者大會”，如史丹利·阿諾維茲（Stanley Aronowitz）、艾瑞克·卡尼帕（Eric Canepa）、曼寧·馬羅波爾（Manning Marable）和弗朗西斯·弗克斯·畢文（Frances Fox Piven）。今年的大會便邀請了美國共產黨的執行副主席賈維斯·泰納（Jarvis Tyner）發言，他此次是代表“黑人激進同盟”（Black Radical Caucus）發言，但其本身也是一個著名的共產黨領袖。20世紀90年代以前，每此年會一般有2000－3000名代表參加，但90年代以后，參會人數開始減少，今年有1100多人參加。

2006年紐約“全球左翼論壇”的召開有其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在美國，公民自由權利被侵犯，廣大人民缺乏經濟安全、文化自由受到威脅。政治賄賂，虐待戰俘，布什政府的丑事不斷。布什政府破壞社會保障計劃的失敗，政府對新奧爾良人民的集體被判，家庭非法監視事件的曝光，反對武裝占領伊拉克呼聲的日益高漲，導致對布什政權的反對高潮，以及左翼力量的復興。

國際上，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左翼和中、左翼政黨在大選中獲勝，對新自由主義的計劃來說也是致命的一擊。在知識分子的支持下，工人和農民社會運動的興起，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千百萬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民經過長期斗爭，將會帶來真正的社會轉型。在歐洲，從對歐洲憲法的反對以及像“歐洲左翼政黨”這樣的新左翼組織的出現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強烈的抵制。“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以及由其引起的各種地區性運動也在不斷發展。在美國，非裔美籍、女權主義者、公民自由主義的運動受到布什政府的嚴重威脅，但他們正采取對策全力應對。勞工運動的分裂也給左翼提供了新的機會來恢復勞工組織的力量。

二、當代中國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觀

美國麻省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經濟學系教授大衛·科茨（David Kotz）認為，新自由主義自認為為一個國家經濟體制的轉型提供了“最好的也是唯一有效的”指導方案，但由于它與歷史實踐的嚴重不符而成為悖論，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方面。當中國經濟在1978年開始轉型時，西方專家向其推薦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的領導者并未采納新自由主義的建議，而是發展了其自身的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模式。中國的轉型戰略主要包括以下組成部分：（1）逐漸取消對物價的控制；（2）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推延擱置了一個很長的時期；（3）在一段時期內仍然保留了對大型國有企業的國家指導；（4）國家開支的擴張，尤其是國家對國有企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5）總體上擴張性貨幣政策；（6）把銀行系統控制在國家手中；（7）國家控制跨境貿易和資本流動。中國不是直接從舊的國有企業中，而是通過鼓勵發展非國有的市場導向的新企業來催生出市場經濟。

大衛·科茨（David Kotz）認為，中國國家指導下的轉型戰略績效可以從GDP的增長中體現出來。與遵循了新自由主義戰略的任何一個國家不同，中國在開始推行轉型之后并沒有經歷一個初始的經濟衰退。自從1978年以來，中國的GDP沒有一年呈現過衰退，最差的一年是1990年增長3.8％。從1978年到2003年期間，GDP的年均增長率為9.3％，這是同時期世界主要國家中最快的增長速度。2003年的GDP比1978年多了9倍。

大衛·科茨（David Kotz）進一步指出，盡管近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想和政策具有廣泛的影響，但歷史實踐和理性分析同時表明：新自由主義經濟轉型的戰略是低效的，沒有實現其所宣揚的目標。國家指導戰略是推行經濟轉型或經濟發展的唯一有效戰略。是否存在著能夠長期保持國家指導戰略的路徑呢？似乎只有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體制中才可能長期保持國家指導戰略，那就是在這個社會中不存在富有的強勢精英階層，普通民眾掌握著政治和經濟權力。也就是只有在一個實行公共所有制和經濟計劃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框架下，才能夠長期保持國家指導戰略。1978年，中國的領導層開始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更快速地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之后，的確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然而，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后，一個新的富人精英階層也隨之發展起來。這個新的精英階層具有放棄國家指導戰略的利益驅動。這也許是成功轉向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市場經濟在產出分配上是非常不均勻的。這些市場經濟中的成功者變得富有起來，富有者又逐漸擁有更大的權力。如果中國想要避免走向阻礙其經濟持續發展和威脅其社會穩定的新自由主義未來，中國在決定其未來的經濟體制演化模式時就要考慮到這些經驗教訓。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恩富教授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要構建初級社會主義的“四主型經濟制度”：第一，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即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包含資產在質上和量上的優勢），發展中外私有制經濟。它應當表現在資本結構、就業結構、GDP結構、稅收結構、外貿結構等多方面。第二，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勞分配為主體，多要素所有者可憑產權參與分配，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呈現交互同向和并重關系。目前中國強調“注重社會公平和正義”，是極有針對性的，應采取產權和分配上的雙重措施，才能真正做到“提低、擴中和控高”的分配和諧。第三，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制度，即多結構地發展市場體系，發揮市場的基礎性配置資源的作用，同時，在廉潔、廉價、民主和高效的基礎上發揮國家調節的主導型作用。現在中國講究改革的科學性和協調性，就是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止“國家調節失靈”，又要用國家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實現一種“基礎－主導”功能性雙重調節機制，這樣，容易達到社會經濟和諧。第四，自立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即處理好引進國外技術和資本同自力更生的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和高效利用本國資本關系，實行內需為主并與外需相結合的國內外經濟交往關系，促進追求引進數量的粗放型開放模式向追求引進效益的質量型開發模式轉變。應在結合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術）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和民族跨國公司，突出培育和發揮知識產權優勢，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國的世界工廠而非世界加工廠，從而盡快完成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和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型。在以往的對外開放中，土地、資源、生態、稅收等一些問題上均存在程度不同的無序性和不協調，值得進一步改善。

加拿大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的李民騏（Minqi Li）認為， 在過去的25年中，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奇跡。1978－2004年間，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為9.4％，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取得如此長期快速的發展。然而，中國經濟的增長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和環境代價。近年來，社會經濟發展越來越不平衡，環境惡化，農村問題重重，城市失業和貧困人口增加，政府腐敗嚴重，公共服務尤其是基礎教育和醫療缺乏，社會治安不好。由于中國人口眾多，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而中國的環境危機也是世界的環境危機。但中國以及世界的環境危機不可能在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中有效解決，要建立一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經濟體制，使生產和消費從以追逐利潤和資本積累為目的轉移到以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為目的上來。

李民騏（Minqi Li）強調，中國經濟如果繼續以目前的方式發展，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將面臨能源危機，糧食產量的急遽下降，可飲用水的枯竭，公共健康危機以及嚴重的自然災害，到時，不僅中國的經濟而且中國的社會結構也會崩潰，對人口所造成的后果將不堪設想。因而，要維持并改善中國的環境質量，中國必須首先控制其能源、水、土地的消費量并逐步減少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李民騏（Minqi Li）最后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才能滿足人民對能源和水的最基本的需求？歷史事實和理論論證都指出，在市場資本主義制度下絕對不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唯一的希望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民主計劃。從這一點來講，毛澤東時代以有限的物質資源滿足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對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提供了很好的經驗。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同樣談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全球環境的影響。中國目前面臨著很多社會和經濟問題：腐敗、失業、罷工、社會服務缺失、生產安全隱患、環境污染、侵占農地等。早在20世紀80、9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都預言，中國引進市場改革將會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生產效率，減少浪費，增加就業，帶來政治自由，創造一個更為“理性”和“正常”的社會。在他們看來，原來的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中央指令經濟會導致中央計劃的非理性，勞動生產力低下，“鐵飯碗”，人浮于事，商品短缺。如今的中國，用資本主義的術語來講，取得了更為“正常” 和更為“理性”的經濟發展，但與此相應的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對農田的侵占，寫字樓的高度建設，大量的失業和無家可歸者，醫療、住房、教育的私有化，侵吞國有資產以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等。老問題沒有了，新問題又出現了。在某種意義上講，資本主義是好的，因為它提高了上百萬人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它導致了環境的惡化。

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認為，如今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天堂，因為中國有“最好的”資本主義的勞動紀律和壓制工會的國家集權主義，這就使中國能夠生產出地球上最便宜的商品。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如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認為資本主義道路是中國唯一的希望，中國必須像美國人一樣消費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誠然，我們沒有理由不讓中國人像美國人一樣消費，但問題是地球不足以提供讓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像美國一樣消費的資源。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是美國的18％，但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原材料和商品的消費國。除了中國，還有印度、尼日利亞、印度尼西亞，它們也要消費大量的原材料和商品。如此多的資源從何而來？所有亞當·斯密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有哈佛和芝加哥的聰明人，他們對此都毫無思路，毫不關心，他們只會假設市場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學沒有解決環境危機的任何答案。如果整個地球都在追求斯密式的經濟模型，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想消費最多，都不為他人和未來著想，人類將會“行尸走肉”。

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最后提出，中國13億人民需要提高生活水平，但不能像美國人一樣個人主義、無止境的拜金主義。中國人民應該得到更好的食物、住房、交通、教育和娛樂等等，但必須換一種方式。中國可以走“有機農業、循環經濟、公共交通”之路。

三、美國霸權的衰落及帝國主義的未來

美國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的理查德·杜波夫（Rechard B. Du Boff）教授將全球霸權定義為：某一個民族國家在的組織、管理和穩定國際政治經濟事務方面具有支配性地位。武力的使用一直是“霸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軍事力量最終依賴于一個國家所能支配的經濟資源。武力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問題，還會帶來帝國主義擴張的危險。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在二戰期間樹立，并且在此后的三十年間一直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現在，美國依然在國際政治、經濟方面內擁有強大實力，沒有任何單個國家可與其匹敵。然而，連美國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自己也意識到，它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影響并控制他國事務。美國在經濟、政治領域的實力已經不能與其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相匹配，這種軍事優勢在維護全球經濟秩序，以及美國在其中的利益方面的作用值得懷疑。即使是在美國霸權的鼎盛時期（1944－1971年間），美國仍然無法避免在越南的軍事失敗，在朝鮮也只是打了個平手。

理查德·杜波夫（Rechard B. Du Boff）認為，在國際金融方面，美國不僅僅漸失支配地位，美元作為國際主要流通貨幣的地位從七十年代開始就被慢慢削弱，其中伴隨著若干次周期性復蘇。1981年到1995年間，歐洲貨幣在全世界私人儲蓄總額重所占比重從13％上升到37％，而美元所占比重從67％下降到40％。自從1999年歐元發行以來，新增合同中有44％使用歐元，48％使用美元，兩者數目接近。歐元的發行，使得全世界從二戰以來第一次擁有了除美元以外的，被普遍便接受用于支付與流通的貨幣。與此同時，美國國際收支赤字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點。

目前，美國雖然可以從國際投資者那里獲得資金來彌補財政赤字，但這并不是永久的。赤字促使美元貶值，這使得原本看好美國的人們不禁懷疑，美國希望用廉價的美元來償還不斷飛漲的貿易赤字。美元貶值，外國投資者美元資產的收益也會下降。如果外國投資者失去信心，停止對美投資，并出售其美元資產，美元將會貶值得更快。美國的利率可能會上升，貸款隨之愈來愈難，美國人需要花更多的錢來購買進口商品，其他商品的銷售收入相對減少，整個經濟都會受到不利影響。美元貶值會使得謹慎的投資者拋售手中的美國股票和債券，這將使華爾街陷入蕭條。現在人們已經意識到美元和歐元以及其他幾種貨幣（日元、英國貨幣、瑞士法郎）相比同樣具有風險。

美國麻省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經濟學系教授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f）認為，2000年初證券市場和宏觀經濟崩潰使得美國經濟衰退、失業率大幅上升。經濟徹底垮臺擊碎大眾的希望。今天的消費水平是靠借錢花費和更努力的工作支撐起來的。經濟緊張的家庭生活艱難，人們心中充滿怨憤。布什政府面臨經濟蕭條和悲觀、絕望的工人階級。在國外，執行了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外交困境使得很多國家成了美國的敵人，這體現了美國經濟蕭條、政治壓制和社會混亂的現狀。

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f）說，“9.11事件”后，美國明顯地調整了政策以解決這些問題。擔心民眾由于“9.11事件”而指責政府玩忽職守，布什發動了對地處遙遠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放棄了集體主義的努力，美國轉向了一種新的軍事單邊主義：對“恐怖主義”無止境的動用無力。征服全球和美國絕對霸權的夢想成了現實中的政策。由此產生的愛國主義把國內高漲的不滿情緒轉向對付一個新的“敵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種族的外國人，同時對“美國的民主”也感到困惑，以至憎惡。布什政府的目的是使工人不認為長期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是一個主要的威脅。

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f）指出，世界上的很多人，包括許多美國公民，越來越反對和批評這些政策。美國工人可能加入此行列，因為他們的經濟和個人條件繼續惡化。這樣，布什繼續妖魔化他國、孤立和壓制批評，愛國法案、最高聯邦法院、國會和司法部長阿斯克夫特也努力地減少民權。一種特別的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若隱若現，聲稱打擊外國敵人挽救美國的自由，推銷美國“萬能”的價值觀。

比利時“三大洲中心”（Center Tricontenental）主任弗朗西絲·霍特德（Francois Houtart）認為，美國的壯大，對人類而言是構成帝國主義者傲慢、危險、寄生及災難性的基礎性因素。在當今的世界中，帝國主義者的全球化建立在巨型炸彈之上。由于美國的霸權對于美國的壯大是必要的，因而就需要對戰略性資源，諸如原材料、石油、微處理器和外太空領域實現控制；就需要對競爭對手甚至獨立國家進行斗爭對抗；就需要對參與全球化的所有國家履行自己的“義務”，對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進行掌控；因此對反抗美國的區域發動軍事控制和懲罰成為必要的手段；本國跨國公司無休無止的擴張同樣是一種必要。一方面，美國經濟體制存在的矛盾推動其進一步實行霸權，如若不然，美國的無上權威將遭質疑，美國的資產階級的收入與財富將處于危險之中。另一方面，所有這些與20世紀的整體發展相悖——到1990年，非殖民化以及第三世界的各個國家紛紛獨立。這同樣有悖于各民族抵抗的意愿及他們的組織能力。多極化及多邊化的世界，源于世界人民數個世紀的渴望，現在正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正在遭遇美國單邊霸權的野心。

弗朗西絲·霍特德（Francois Houtart）指出，美國視中國為其頭號敵人，尤其反對使中國朝著社會主義邁進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然而，中國發展的規模同樣為其憂慮。以目前的發展差距，中國在2030到2040年國內生產總值可以超越美國。中國的壯大因而是超一流的，與中國相連的亞洲近鄰同樣如此。中國以及亞洲的發展意味著出現了這樣一個區域，從人口和經濟增長而言都可以擺脫美國的控制，那將是白宮不可承受之重。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是不穩定的。與美國經濟增長相聯系的霸權違背了各國以自由和獨立方式謀求發展并獲益的意愿（而非像現在，僅有一部分美國跨國公司的股東獲得滿意的利益）。美國視中國為社會主義的第一大力量，競爭對手，并想方設法阻止其復興。所有這些都與帝國主義相連，并帶有當今全球化的特征，這些將會使世界變得極不穩定，甚至導致波及全球的暴力戰爭。

四、全球化與新自由資本主義

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經濟學教授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說，聯合國發展計劃署2000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末，80個國家人均收入低于80年代末。當我們考慮人均收入的數據遮掩了其中大多數國家巨大和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和貧窮泛化時，情況就更糟了。貧困正在大多數國家日益加劇：因為支付給外國金融機構的債務已占用了這些國家出口創匯的大部分；外國投資沒有創造所需要的工作；以及正如那些富國日益增加的作法一樣，免稅和對跨國公司的激勵措施耗盡了當地的社會支出預算。

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還指出，全球經濟增長率也已經下降。不但沒有增強經濟的穩定性，金融自由化還導致世界大多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一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發現，在1980年至1995年期間，基金組織中181個成員國中的133個國家至少遭受一次包括顯著金融困境的動蕩。世界銀行確認，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1994年，90個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發生了超過100次的重大金融領域破產事件。基金組織三分之二的成員國遭遇這樣危機的事實不會是那么巧合，而是歸結于IMF這些年強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結果。

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認為，這些并不真正是令人吃驚的。新自由主義的政見（或者“華盛頓共識”）要求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非管制化、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競爭性的匯率、財政控制、減少稅收以及裁減政府機構，但這些措施沒有哪個能確信帶來大規模繁榮。現在很顯然，新自由主義在刺激經濟增長、減少貧困、增加經濟穩定性方面的失敗，導致了“擴大的”華盛頓共識，那些曾制造“華盛頓共識”原版的家伙又把這個新版本帶給你。他們指責那些曾順從其指令的國家實踐新自由主義時失敗，在這個指責受害者的劇目中，旁白就是更有效地實施原來的目標和戰略，它指望當地政府應更好地履行這項計劃。

美國《全球觀察》（Global Macroscope）雜志的執行主任麥克斯·弗雷德·沃爾夫（Max Fraad Wolff）認為，當今的資本主義已經鮮明地采取了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模式。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1）包括貿易、生產和金融在內的全球經濟高度一體化；2）對大型跨國公司和銀行的管制放松和私有化；3）對大型跨國公司和銀行“權利”的強化，如在所謂的“知識產權”領域；4）削減或取消國家對工人階級和一些其他群體有利的社會計劃。

麥克斯·弗雷德·沃爾夫（Max Fraad Wolff）進一步分析，與早期的有調節的、國家福利資本主義相比，現行的全球新自由資本主義秩序在關注工人階級和其他非特權階層的利益方面做得更少。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秩序不僅使一般民眾的生活條件更加惡化，它還系統性地瓦解他們的力量。每一個階段的資本主義都是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來攫取社會主要權利，但是民眾通過斗爭已經歷史性地享有了一些權利，如通過職業工會、政黨，國家和地方政府中的公民代表，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而新自由主義則力圖削弱和邊緣化這些民眾已經取得了一些發言權的所有機構，而把權力集中于巨型跨國公司、銀行和代表他們的國際機構。

美國圣·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比爾·迪法茲奧（Bill DiFazio）指出，新自由資本主義使得我們人類社會已經開發出的高度發達的科技能力，與資本主義體制在滿足個人和群體的人類需要方面的無能為力之間的劇烈反差進一步加劇，從而在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抵抗運動。工人階級的所有社會角色都受到了影響。作為生產者，工人們通過工會和政治行動，來反對他們正面臨的日益惡化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與其他社會階層和團體一起，工人階級也正在反對諸如醫療、教育和公共運輸等社會服務方面的數量減少、質量下降；農民通過運動已經在反抗對他們的生活和社區帶來的攻擊；土著社區也在反抗對他們社區以及文化的侵蝕；社會改革者已經在反對商業化價值觀念對社會的侵蝕；年輕人在反抗一個對他們而言有著更少希望的未來；關注環境的人們已經在抵制對大公司必要管制制度的瓦解；和平主義者在抗議當局在長期的冷戰對立格局已經結束后仍然推行持續性龐大軍費開支、戰爭以及侵略性外交政策。在20世紀90年代末，這些發源于世界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群體以及不同主題的運動，開始聯合成為一個新的全球化正義運動。這不是偶然的。各類運動中的行動者逐漸認識到他們面臨的是同一個敵人：即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

五、拉丁美洲：國家和社會運動

委內瑞拉東方大學（Universidad de Oriente）的史蒂夫·艾爾納（Steve Ellner）說，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負面影響的逐漸明朗，到了21世紀初，在拉美，公開表示贊同新自由主義學說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或普通公眾似乎寥寥無幾。拉美出版的書刊和報紙上也幾乎沒有公開支持新自由主義的言論。相反，在各種場合批評新自由主義的人卻很多。“再殖民主義”、“第二次反殖運動”、“帝國主義”、“呼喚阿連德”，甚至“革命”的字眼也不斷出現在左翼人士的文章和演說中。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2004年5月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演講時用明確的語言說：“新自由主義理論已經失敗了，它甚至沒有力量進行自衛，它僅剩的力量就是大炮的武力威脅，然而，即使用武力也難以推行這一理論，看一看伊拉克正在發生的事吧。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垮臺的時刻，南方應該發起攻勢，是重新提出六、七十年代主張的時候了……從‘南方’提出恢復人性的問題對‘南方’的解放事業該是多么重要啊，因為從‘北方’已經無法恢復人性。”拉美知識分子和民眾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從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發展到文化倫理領域，從價值觀、道德觀上否定這種反人性、異化人的本質的發展模式。

秘魯社會調查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的安尼波爾·奎加諾（Aníbal Quijano）指出，拉丁美洲具有抗議性文化傳統，這一傳統在急速發展的全球化浪潮中得到進一步發展。比如，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阿根廷的“攔路者”運動，“五月廣場母親”運動，智利馬普切農民運動，以及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的印第安農民抗議運動。抗議運動的規模迫使統治集團正視它們的存在，與它們的代表坐在同一個談判席上。委內瑞拉、巴西和厄瓜多爾等國進步政府的上臺與它們的推動有很大的關系。民眾性抗議運動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巨大阻力，并在現行資本主義模式中打開了一個不可忽略的缺口。

安尼波爾·奎加諾（Aníbal Quijano）認為，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民眾性抗議運動形成了一些不同與以往群眾運動的非常鮮明的特點。他們的行動方式已遠遠不是以“罷工”為標志的傳統行為方式。新的行為方式不僅更引人注目，而且頗具象征意義。比如，印第安農民占領城市的行為帶有“收回故土”的象征，失地農民對土地的占領具有“無名氏要求生命權利”的象征，“攔路者組織”的含義是，攔截道路是他們獲得警察“尊重”的唯一方式。一些組織已經有了自己的“根據地”，據此自給自足，保證生存，逐步落實長遠的積極烏托邦藍圖。比如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建立了無數開展互助生產的小營地，厄瓜多爾印第安農民擴大了原有的居留地，建立起古代式的“氏族領地”，墨西哥恰帕斯印第安農民在拉坎多納叢林建立了自己的營地，等等。這些組織從自己的邊緣地位出發，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現行價值觀，對資本主義體制內的“公民”概念提出挑戰性的質疑。他們擺脫了從外部吸收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左翼傳統，擁有了印第安農民出身的自己的知識分子，并從被新自由主義拋到窮人隊伍里來的城市知識分子中吸收了新的文化成分。他們自己承擔起了大眾教育和培養干部的任務。比如，厄瓜多爾印第安農民運動建立起“印第安民眾民族文化交流大學”，由印第安人自己領導著三千多所雙語學校。“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在自己的營地建立起1500多所學校。阿根廷的“攔路者組織”也計劃建立自己的教育機制。

巴西的群眾運動領導人芝科·懷塔克（Chico Whitaker）介紹了“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發展情況。為回應并對抗每年于瑞士達沃斯（Davos）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y Forum）中強化貧富差距、以資本為中心的經濟政策，“世界社會論壇”自2001年開始每年召開，旨在提供一個開放的場所讓全球的公民社會組織集會、討論、分享、交流并相互成長，學習如何對抗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風潮，及其所擁護的資本主導的社會。就積極的方面來說，“世界社會論壇”努力尋找從人性出發、尊重多元文化、并以民主人權為基礎的“另一個世界”，這也是“世界社會論壇”以“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貫穿會議主調的原因。隨著每一年度論壇的舉辦，“世界社會論壇”的與會者不斷增加，2003年和2004年會議分別有超過10萬人與會，2005年有注冊代表15.5萬人，實際有超過20萬人參加，可見“世界社會論壇”在全世界的影響力與日劇增。這些與會者分別來自公民社會組織，有社會運動者、非政府組織（NGO）工作者、經濟學家、農民、作家、媒體工作者等等，絕大部分的與會者則是來自基層的人民，以會談交流、上街游行、歌舞表演、街頭藝術等等不同形式發出草根的吶喊，傳達攸關人類生存的種種議題。

芝科·懷塔克（Chico Whitaker）認為，2001－2003年以及2005年“世界社會論壇”4次在巴西南里奧格蘭德州州府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舉行，這與那里的民眾抗議運動基礎、左翼人士當選市長有密切關系。世界社會論壇的意義在于試圖引導群眾性的游行示威活動、民眾的抗議情緒，從中創造出一種真正的抵抗性文化。大會的中心口號“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集中體現了這一文化現象的精神核心，它反映了民眾的變革愿望、團結的愿望、面對強大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勇氣、自信心和創造欲。第2屆論壇的文件中指出，“多樣化是我們的力量，多元化的表現是我們團結的基礎”。論壇的發起人之一伊格納西奧·拉莫內特認為“新世紀確實將始于阿萊格雷港”。第3屆社會論壇于2003年1月舉行，當時新當選的巴西總統盧拉和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都到場發表了演說。“世界社會論壇”至今已進行了六次，每次的規模都越來越大，已經成為抵制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以社會論壇主辦國巴西為首的21個發展中國家集團在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五次部長級會議上挫敗了發達國家的計劃。

這樣的形勢鼓舞了拉丁美洲民眾的斗爭勇氣和信心。以“世界社會論壇”為榜樣，在拉丁美洲涌現出許多民眾組織聯合的論壇。2003年7月有1500名代表參加的第4屆中部美洲論壇在洪都拉斯首都舉行，這是從墨西哥南部到巴拿馬的社會民眾組織每年都要舉行的地區性討論會。僅在薩爾瓦多一國，2004年就將舉行“水庫與生態多樣化研討會”、“中部美洲農村和印第安婦女論壇”以及“反對新自由主義性別歧視第1屆中部美洲婦女懇談會”等許多此類性質的民眾組織討論會。2003年11月，36個國家的350名學者出席在古巴哈瓦那召開的“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大會”（CLACSO）。這是1967年誕生的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包括21個國家里的150多個研究機構和社會科學研究生項目，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咨詢關系。此次會議的議題正是新的世界霸權、變革的出路和抗議性民眾運動。許多民眾運動領導人，如玻利維亞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埃沃·莫拉萊斯應邀出席會議。

以上是這次會議主要內容的介紹。當然，這個會議遠遠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只是西方的泛左派聯會性質的，魚龍混雜，各種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后現代學究派的影響相當大，這既有目前世界形勢錯綜復雜的客觀因素，也得從西方左派自身的思想方法上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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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程恩富（1950－），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丁曉欽（1977－），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秘書，經濟學博士。

[①]  庫柏聯盟（Cooper Union）是美國一個著名會址，美國歷史上很多重要的辯論如19世紀關于奴隸制的辯論都是在這里進行的。

[②]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1917年夏生于埃及亞歷山大。1919年后全家先后移居奧地利和德國。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全家又從德國來到英國定居。霍布斯鮑姆在倫敦圣·馬里萊大學接受大學預科教育，后進入劍橋大學攻讀歷史學，并加入了英國共產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他被迫中斷學業參軍服役，戰后重返劍橋獲得博士學位。1947年霍布斯鮑姆被聘為倫敦大學拜克學院歷史系講師。1959年晉升為高級講師，1970年為經濟和社會史教授，直至1982年退休。1949至1955年，他同時在劍橋國王學院兼任研究員。霍布斯鮑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國勞工史、農民史和資本主義發展史。他的歷史研究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同現實生活有密切的聯系。在研究方法上，他深受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提倡并努力實踐“總體史學”，即從人類社會的各個角度、從人類生活的各個層次、從人類社會的各個階級或階層的綜合中，探討人類歷史矛盾運動的真締。他廣泛吸取當代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理論、方法應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在勞工史研究中，他強調不能把工人階級作為一個孤立的階級去研究，不能把工人作為抽象的個人去研究，而主張通過工人階級同其他階級的關系中，通過工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具體狀況去研究工人階級的歷史和現狀。《勞工們》（1964）、《勞工界》（1984）、《最初的反叛》（1959）、《盜匪》（1981）等著作，開辟了英國勞工史和資本主義發展史研究的新領域，使他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被認為是英國新社會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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