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中心編者按：2006年1月7日，深圳綜合研究院在北京釣魚臺大酒店舉行了“2006中國腦庫年會”，上百名專家學者出席了這個會議，并發表了重要的觀點，這次年會一改前些年的話題，將討論的內容伸入廣泛的改革發展視野之中，因此，發生了一些思想上的分歧和碰撞，但也迸發出許多絢爛的火花。我中心對發言內容又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十分可讀。]
中國城市貧困的起因與對策
----2006中國腦庫年會專家發言要點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常明晶 整理
2006年1月18日
李灝（綜合開發院副理事長、原深圳市長）：
本次年會，我們將關注的重點轉到城市貧困群體和反貧困問題上，城市貧困群體的出現和擴大，是我們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隱患，它的出現與城市社會結構變遷、城市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城市體制和機制的變革密切相關。國有企業改革和調整導致失業率大副上升，資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勞動能力的城市居民因失業陷入貧困，部分退休較早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陷入貧困，還有一些流入城市的大量農村人口成為城市里的新貧困階層，而社會保險、教育培訓和醫療保障等制度的缺位與失效，也在產生著新的城市貧困人群。
這種情況導致的城市貧困已經構成重大的社會安全隱患和持續發展的隱患，成為社會不安全甚至產生動蕩的關鍵因素。
丁四保（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貧困很難避免，但決不能任由其發展。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還沒擺脫貧困的困擾，我們的分配制度、經濟制度轉型、農村人口城市化和社會保障體系的缺陷都在產生著大量的貧困人口，貧困人口在城市的高度聚集已經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土壤。今天的中國必須遏制貧困的發展，
2005年10月份，國家民政部公布的我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口數目為2195.5萬人，980萬戶，人均支出只有70元。城市失業人口目前占城鎮勞動力人口的4.5%左右，全國估計1000--1500萬人。被稱做進城務工人員的外來人口和他們的家庭成員已超過1個億。國際上通常所說的“問題城市”如老工業基地和資源枯竭城市全國有180多個，占全國縣級以上城市總數的26%，占地級城市總數的32.4%。
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從1978年的2.5億迅速下降到2004年底的2610萬人，但城市貧困卻在向上發展。其表現為：一、城鎮人口貧困發生率為6—8%，高于同期2.6%的農村水平（2004年），二、上個世紀80-90年代我國的城市貧困率一直在上升，1988年-1995年由于城鎮貧困人口收入下降，貧困率上升了12%，貧困距擴大。1995-1999年貧困率再上升了10%，貧困距增加36%。三、本世紀以來，老工業基地和資源枯竭型城市不斷產生新的失業，吉林省2005年就因國有企業改制涉及到47萬職工，全國就業與再就業的形勢始終相當緊張。
相對于農村的扶貧開發，城市貧困居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不存在“增收和減負”的可能，城市貧困家庭也很少有向其他城市轉移的機會和能力，因為他們沒有土地作為最后的生活保障，很難承擔遷移的風險。第三，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恰恰是使他們陷入貧困的基本原因。
發達國家目前基本上解決了老工業城市的貧困問題，但老一代貧困職工有相當多的人是在貧困中離開社會的。我國一部分城市的貧困居民也面臨著這樣的厄運。他們被國有企業和大集體企業拋向了社會邊緣，但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很難接納他們，他們在就業、保險、培訓、再教育等方面遭到嚴重的排斥。
另一個危險的信號是：他們的子女同樣沒有多少創造收入的能力和機會，普遍的待業預示著我國的城市貧困將部分地發生“代際轉移”。
目前，我國出現了幾種類型的城市，一是沿海發達城市和少數的內地經濟核心城市，這些城市壟斷著優勢資源。二是一批貧困城市，而貧困城市的發展機會在很多情況下被優勢城市剝奪。以新增就業為例，從2000年到2004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的82.6%集中發生在沿海發達地區，（增加1319萬），而東北地區此時間的城鎮就業量減少了13.9萬人。一些城市因此進入自身能力低下與外部機會稀缺的惡性循環。例如2005年，有6個省份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升反降，這反映出了地方發展的差別。
我國城市貧困問題的根源在于失業，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做法就是減人減負，這導致大量人員下崗，而失業是導致城市貧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一般人口貧困機會的6倍。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在基本沒有社會保障準備的條件下開始大規模推行的，這就使失業與貧困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
代際贍養原則和統籌與個人帳戶結合原則體制下的養老保險體系建設，必然表現出喜新厭舊的傾向，即希望更多的新人為保險的積累做貢獻，希望更少的中年人和老人享受保險。
由于醫療和教育體制的改革帶有很濃重的市場化和產業化色彩，公平性和公益性大副度下降，全國因病致貧的人口大約3000—4000萬人。
貧困問題的解決辦法：放寬養老保險的年齡限制，不要取消一些提前退休的工種；落實經濟補償金的發放，從目前按工齡年限最多計發12個月增加到24個月；盡早建立廣大城市貧困居民可以享受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另外，擴大投資，通過新增就業緩解貧困壓力，但是貧困城市接納外來投資很可能面臨“血汗工廠”和“環境不友好”項目，如果貧困城市挑肥揀瘦，把精力放在與發達地區爭奪高新技術項目上，很可能獲得個雞飛蛋打的境地。
張車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新形勢下，政府今后的任務主要是向窮人投資，向弱勢群體傾斜。
仲大軍（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發言題目是：中國不應忽視腐敗型和剝削性貧困----勞動分配不公是當前我國社會貧困的重要原因。當前，中國社會貧困的問題是出現了貧困向城市轉移的現象，城市貧困人口的比例相對比農村貧困人口更多。這一動態和跡象值得關注。具體分析起來，城市貧困不過是由這樣幾個原因造成的，一是資源性貧困，礦竭城衰，二是改制性貧困，減員增效，擠出一批失業人員，三是農民工沖擊，民營企業的競爭與崛起，四是地區發展不平衡導致的城市資源轉移，五是腐敗性和剝削性貧困，政府占有了太多的本該用到社會保障方面的資源，某些企業主過度地剝削工人。
剛才丁四保先生著重分析了資源性貧困和體制改革性貧困。我這里從另外幾個視角做一補充。中國城市的貧困有地區性的不同，但我相信任何地區都共同存在著改制不合理和政治腐敗導致的城市貧困問題。如果一個地區的經濟一直呈增長態勢，而社會人口卻出現了貧富分化，并且一部分人落入貧困境地，那么一定是這個城市地區的收入分配或社會保障出現了問題。
首先我想闡明幾個創造性的新名詞，即政治性貧困、腐敗性貧困和剝削性貧困這幾個新概念。我國的社會貧困決不僅僅是由于資源枯竭、城鄉分割、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的。還要看到政府腐敗和企業主過度剝削造成的社會貧困。
1、改制性和剝削性貧困的表現。
我想用幾個事例來說明改制性和政治性貧困是怎樣產生的。我們觀察研究中心是個民營研究機構，最近卻連連收到許多社會來信，反映企業改制過程中的不公平問題和腐敗問題。譬如，武漢五交通信電子有限公司一些職工最近來信反映，此公司是由原武漢五金交電公司改制過來的股份制企業，擁有1個多億的資產，但董事長在企業無主管單位、無制約機制的狀況下，一手遮天，不擇手段地瘋狂謀“股”，妄圖把企業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經過三年的運做使總股本縮水，職工股東蒙受重大經濟損失。并且此人凌駕于董事會、持股會和股東大會之上，集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于一身，打擊驅趕不同意見的干部和員工，2004年部分職工聯名給董事長寫了一個合理化意見書，結果這些人不是免職就是下崗，最后被全部逼出公司。
這個董事長私欲膨脹，橫行霸道，奢侈腐敗，已經給公司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如果放任他繼續下去，公司現在一個多億的資產將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被他占有和揮霍。這就是當前很多城市里普遍發生的現象：少數人剝奪多數人，造成一批人貧困的原因。我把這種貧困叫做改制性貧困或政治性貧困。而這種貧困將是我國今后的主要貧困原因，如果中國的改革不注重平等和公平的話。盡管誰都不愿意講這些得罪人的事情，不敢挑明了這層窗戶紙，但為了廣大勞動者的利益，我們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必須正視這個現實：剝削和不正當的占有是造成社會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
再例如，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鄭易生教授最近主編的《科學發展觀和江河開發》一書揭露，位于三峽庫區的云陽縣原來有一家曲軸廠，由于廠長轉移集體資產，企業凈資產由1個多億已縮小到8.7萬元，導致許多工人下崗而陷入貧困。此書中說道：“目前，全國各地在國有和集體企業的改制中普遍存在著資產流失的問題，三峽庫區也不例外，如集體所有制企業云陽縣曲軸廠原來一直是該縣的龍頭企業，擁有1億多元的資產，其生產的摩托車產品配件在全國供不應求，經濟效益非常可觀，但廠長劉步云近年在廠區內創辦了一個前任縣長等參股的私營企業森華公司。該公司一無技術人員，二無先進設備，三無銷售渠道，卻盈利40％。曲軸廠則開始年年虧損，到2002年10月，劉步云委托一個并無適當評估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評估，評估出曲軸廠凈資產居然為8．7萬元。曲軸廠一直被云陽縣作為‘工業小巨人’在扶持，2001年剛剛完成技術改造和搬遷，新征地120畝，而現在轉眼就被宣布破產。這加劇了庫區既有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我們要正視這些由于腐敗貪污和剝削造成的新的社會貧困，要好好總結這些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因為城市貧困主要與國企改革有關。城市是國有企業人員的集中地，國企和集體企業搞不好，就會出現城市貧困。我認為，中國的國企改革應該樹立起旗幟鮮明的共同富裕思想，中國的企業改革目標必須是集體富裕，而不是少數人富裕，多數人犧牲。如果中國的效率和效益是建立在為少數人服務的基礎上，那么這樣的改革必定要遭到廣大人民的否定。
2、政治性和腐敗性貧困的表現。
如果說制度性或改制性貧困是因為企業主剝奪了多數人財富，那么，政治性和腐敗性貧困便是政府和官員過多地占用了公共資源，由此造成社保資金的短缺，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現在許多地區群眾生活十分拮據，但政府開支卻十分龐大，甚至奢侈。由于奢侈和腐敗揮霍了多少公共資源？估計全國每年要高達3000億元。這些年里，中國出現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政府大蓋豪華辦公樓，大造行政中心。譬如山東泰安市的政府大樓和周圍的一系列政府辦公大樓，耗資數億，其規模比人民大會堂還要宏偉和雄偉（請看下面照片）。請問：這么一個地級市政府用得著搞這么大的排場嗎？如此奢侈的政府又有什么人舉報和批評過？
富麗堂皇的泰安市政府大樓（攝于2004年8月）
由于這些建設耗費了大量的財政經費，所以，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就難以建立，社保資金就永遠處于短缺狀態。這么多年里，把政府腐敗奢侈的開支拿出哪怕是一點點，就足夠解決一些貧困社會群體的問題了。
這些年里，社會上廣泛流傳著許多形象的描寫，如“官員屁股下坐著一座山”，在一些貧困地區，人民群眾溫飽問題還沒解決，政府官員卻坐著寶馬轎車，競相奢華。至于說某些政府官員的吃喝浪費，足可以達到富人一席飯窮人半年糧的程度。
電視上曾報道過甘肅地區一個城市的故事，一位靠撿垃圾生活的老人，卻撫養了十幾個孤兒，而當地的民政救濟部門沒有任何行動，只是養了一批人每月領工資。這叫什么政府？
去年我給一個北方地區市的干部講課，我以為這個地區比較貧困就少要了許多講課費。但就在我講完課的幾小小時之后，這一批官員便乘飛機去云南進行10日游了。對此，我感慨萬千，心中涌出一陣被騙的感覺：這叫什么貧困地區？真是后悔降低自己的講課費。現在全國各地的政府到處都是這種風氣，這么一個龐大的政府，要靠多少人來養活？！
因此，政府奢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保資金短缺？需要有關部門進行摸查。這些年里發生過多少這種事情：救濟款和扶貧款還沒發到下邊，便被截留一空！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講，歷來社會的貧困都是政治性的貧困，中國的專家學者們一定抓住問題的實質，不要在那些次要的環節上做文章。中國歷史表明：打土豪分田地是解決社會貧困的最好辦法。難道今天在座的眾多專家學者們都忘記了這一基本事實？
3、不注重公平的改革實質是保護少數權貴的改革。
這些年里，我們一直在疑惑：為什么中國的改革走上一條效率至上的道路？為什么中國的改革不注重公平和平等？現在我們搞清楚了，那就是如果注重公平，那么一少數腐敗分子和貪婪分子便難以聚斂公共財產，少數強權便難以暴富，權貴利益便要受到損害。這就是“效率優先”式改革的實質。
然而，這種發展模式已經越來越受到人民大眾的質疑，國內存在的各種問題也表明這種發展方式難以持續下去。不強調和重視公平和民主的經濟改革，發展到最后很可能演變成掠奪。鑒于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們的國家要對此給予應有的重視。
另外，根據中國目前的人口與資源狀況，效率型改革肯定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靠提高效率帶來的增量GDP不足于解決因收入分配不均導致的社會貧困，因此，中國發展的目標只有著眼于均衡發展，而反腐敗和反剝削必然是中國社會未來改革的重要內容。
王振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副所長）：
解決城市貧困要發揮政府的作用。
楊繼繩（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
從社會安全角度看，由于農村沒有資源，農民很難組織起來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萬縣事件也只是局部事件，所以我們現在不怕農村包圍城市。危險的是城市，現在就怕城市發生爆炸。城市的工人是有條件組織起來的，因此，城市貧困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安全的主要因素。國企問題是計劃時期把錢都拿走了，毛澤東欠下帳要胡錦濤還。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
市場既能消除貧困也能造成貧困。所以，市場經濟并不是完美的。
1995年，我國的調查失業率為4%，登記失業率為2.9%，勞動參與率為83%，到了2004年，我國的調查失業率為5.8%，登記失業率為4.5%，勞動參與率下降為71.6%。但這個城鎮失業率反映勞動力市場狀況還不充分。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受國企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宏觀經濟周期等因素的影響，城鎮失業現象日益嚴峻化，出現了“沮喪的工人”和隱蔽性的失業。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勞動市場出現的一個最大特點是遭受到農村勞動力的嚴重沖擊，在這一期間，中國城鎮就業總量始終是在增長的，2004年末，全國城鎮就業人員總量從1978年的9800萬增加到2.65億，20多年間城鎮就業人員增加出1.67億人。在整個改革期間，國有單位和城市集體單位就業比重大幅度下降，目前這兩者的就業人員大約7000萬人，而其他城鎮新興單位的就業比重迅速提高，總數大約達到9000萬。然而新興單位的就業增長，仍然不足以彌補國有和集體單位就業的減少，造成統計上的“分總不和”。
進一步觀察，在分單位類型統計的就業人數和城鎮全部就業人數之間有一個差額，差額部分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擴大，到2004年達到大約1億人，比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就業之和還多出32%，占全部城鎮就業的38%。
總體就業人數分項與總數之間差額的存在和擴大，首先反映了隨著經濟活動多樣化和復雜化，勞動統計不能及時涵蓋全部實際就業人員的問題。一部分不能納入統計的就業人員是那些受雇與沒有注冊的個體企業以及自我雇傭人員，另一部分則是回到原企業或到其他企業再就業的下崗失業職工，沒有被雇傭單位上報統計部門。另一方面，這種情況反映了隨著就業壓力加大，失業問題嚴峻化，從而出現所謂的非正規就業。
非正規就業通常是指在非正規部門的就業。非正規部門主要是指自我雇傭、家族企業和微型企業這樣一類生產單位。本問認為，是否與用人單位簽定勞動合同可以當作區分就業是否正規的重要標志。
非正規就業的出現，打破了舊體制的工資剛性，而缺少競爭沖擊的城鎮國有部門和集體部門，即使在失業和下崗最嚴重的時期，這兩個部門的平均實際工資水平仍然每年以較高的幅度增長。
中國嚴峻的城鎮失業主要是一種沖擊型現象，中國經歷的經濟轉軌決定了它所形成的就業困難和失業是格外嚴峻的。應對措施是要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保護。
丁寧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部長）：
建議把社保范圍擴大到在城市工作7年以上的農民工。遼寧省的職工人數占我國老工人的1/10，倘若當年撥給73億元，就不會出現后來的悲慘情況。遼寧省的情況是不正常的。實際上最悲慘的還不是城市工人，而是那些外來務工的農民工，我曾調查過一個打掃廁所的工人，每月只有175元，用工單位表面上卻對外說最低工資是370元。
國有企業的改革的確有問題，的確需要反思，但把國企問題說成是毛澤東欠下的帳要胡錦濤那是胡說八道。80年代幾個會議我都參加了，86年的承包根本就不該包那么多，后來的問題更多。
我和溫鐵軍曾吵過幾次，哪有靠三農政策就能解決農村問題的？現在中國的富人捐了幾個錢？看看外國的NGO是怎么運做的？看看外國的富人是怎么捐錢的。改革不是沒有問題的！
西方國家在二戰后都通過了工會法，允許工人罷工，以致后來出現保障待遇高，養懶漢的現象。可我們國家現在的職工權利和社會保障狀況怎樣？
黃小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
我國的城市貧困與一次分配也有關系。過去有個提法：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這種提法有嚴重的問題，它使一次分配中充滿著克扣工資、壓榨勞工的問題。
財政部講，現在的財政支出比當年增長了87倍，這個增長值得注意----是不是政府拿不出社會保障的錢來？我到過一個北京市區一級的局長辦公室，寬敞得很，一個辦公室，一個會議室，還有一個臥室。而求是雜志某個編委的辦公室是5間一套。是不是太奢侈了？現在象我這樣的政府官員都有個感覺，那就是財政撥的錢多得花不完。
我贊成丁寧寧說的，不是說改革不能批評。
孔涇源（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司長）：
我國勞動力供給狀況在2003年到2015年間是持續增長的，“十一五”期間是峰值期，2007年以后趨緩，因此這一期間就業壓力相當大。任何辦法都難以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目前，地區發展的差距也在繼續擴大，2005年估計有6個省份GDP不升反降，有的省減少幾百億元。
社會保障出現了制度性的缺陷。這是因為過去的政府是經濟建設型的政府，今后政府要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中央到地方都面臨體制轉軌的問題。
我國的初次分配起點就不公平，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稅收制度也有問題，偏重強勢群體和發達地區，并且主要在生產環節征稅，這導致企業總是希望勞動工資越少越好，不拿工資才好。如果我國的稅收重點轉向消費，就會使地方政府關心居民人數和消費。
另外，當前我國的內外經濟嚴重失衡，外資、外貿和外匯等相關問題，扭曲了宏觀經濟的運行。一味追求GDP的增長方式就不可能關注就業、社保和收入公平問題，就會在要素上壓低土地和勞動的成本，政治體制也有問題，在這種管理體制下，勞動沒法用手表達自己，工會不起作用。
陳全生（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工交司司長）：
我說點不同意見。我認為當前的社會是不是關心社保太多了，應當偏向就業，多重視就業。就業是積極的低成本的社會保障，如不重視就業，“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社保基金就會垮臺。我國所犯的人口錯誤已經無法改正，事實已經形成了，人口高峰上百年才能消失，所以重點應放在就業上。
不能把貧困問題都算在改革身上，不能否定改革，很多問題實質上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沒有改革就沒有人民生活質量大提高，改革的真諦是給了中國人民自由和解放，如果不改革，農民還會被限制在農村，個體私營經濟也不會得到發展。文革以前也不平等，當時的右派和學術權威有平等待遇嗎？如果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天這個自由的討論。
農民工問題，外國一個星期的工作時間是48個小時，我國是40小時，所以工廠要超時。重要的是要把農民工組織起來，集體談判，這涉及到全總，工會如何走進企業？工人必須要組織起來。第二，行業協會要發揮作用，單個企業不能談判，客大欺店，店大欺客。行業協會第一作用是自衛，從而保護行業的長遠利益。
我們現在沒有自衛機制，沒法同跨國公司斗，有了談判機制，才能使工錢漲起來，這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工的問題。我在浙江，工人們對我說，每天加班兩小時就行，別4個小時；一個星期能休息一天就行，別一個月才休一天。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學院院長）：
關于農民和城市化的問題，我走了那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沒看到一個成功的典范。香港世貿會上爭論最激烈的就是農業問題，歐洲貿易團原先不準備討論這個問題。韓國等國都是要靠關稅來保護農業。既然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但為什么還要靠補貼來使農業生存？美國一年補貼幾百億美元，日本每個農民有2萬多美元的補貼。這些國家的農業都已經機械化了，為什么還要補貼？
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城市化也都不成功。我直接去過墨西哥、巴西、印度的貧民窟，對這些國家的城市貧困有親身感受。這些國家的城市化為什么說不成功呢？是因為它們將農村的貧困用空間平移的方法轉移了過來，把農村貧民空間平移到城市。貧困狀態并沒改變，只是從農村移到了城市。
所以，這些國家的城市化不過是把農村貧困人口空間平移到了城市。我走了這么多國家，發現中國的三農問題還算是最輕的，因為按人頭和按戶占有土地這條底線還在。否則，農村的貧困程度會更高。
通過比較，我認為向城市空間平移貧困人口絕對不可取。這些城市貧民窟是真正的社會發展嗎？在這些黑社會統治的貧民窟誰敢來投資？所以，中國切忌過分強調城市化！這樣的城市化，實際上麻煩很大。
中國目前的勞動力人口不止7.4億，加上老頭和孩子至少有8億多。誰能解決8億人的充分就業？我想無論何種主義、體制和制度都不能解決我國將來8-9億的勞動人口就業問題。陳全生司長剛才聲音洪亮地說不能否定改革，我不認為現在有誰在否定改革，實際上我們是在反思改革。
譬如，目前打工者的工資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最低價格嗎？現在的工資水平能維持勞動者的基本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嗎？土地法和勞動法都被嚴格遵守和執行了嗎？這些年里只處理了一個鐵本，不建立工會的企業比比皆是！你處理誰啊？誰重視過這些問題？
這些年里，我國的出口商品量巨大，可對海外的投資只占全球跨國投資的0.5%。外國投資為什么紛紛進入中國？說白了就是其他國家都沒有中國這么好的制度，沒有罷工，沒有工會，三分之二的企業不簽勞動合同，這種狀況到任何一個國家不被告上法庭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大家應當坐下來好好交流一下（編者按：因為今天的這個會議分歧較大），研究一點問題。加工貿易就是掙點工資錢，還不一定能抵得上生態環境破壞的成本。你把工資壓的很低，就肯定出現城市貧困問題。
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本身就有問題，可今天我國還在進一步地招商引資，到處搞開發區，等企業都沒有利潤以后看怎么辦？只能搞圈地，進一步壓榨農民，造成大量失地農民的出現。前些年，深圳一年抬出幾籮筐被截斷的手指。
現在的中國經濟是三套馬車，中間夾了一匹瘦驢，這就是消費。消費上不去，給勞動者的工資太低怎么消費？所以，城市貧困不是簡單的問題，它還與發展戰略有關，與增長方式有關，說到底是增長方式造成的。我們要把眼光放寬，全面地來看問題。
李曙光（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
改革開放出現這么大的貧富差距，是制度缺陷造成的。首先是權力貧困，打工者目前的這種權利狀況不足于維持他們的基本生存。這些年80%以上的上訪者都是拆遷戶。對農民掠奪性的盤剝是造成貧困的重要原因。土地的法律制度非常混亂。土地集體所有是一種非常混亂的制度。這是制度缺陷的重要表現。更不用說就業、教育、社會福利保障方面存在著多少權利缺陷了。農民進城后的各種待遇都是由于權利缺陷造成的。
第二，要解決豆腐法的問題。現在我國許多法律是豆腐法，比如預算法等都沒建立起來。必須建立起制度，并有人去很好地操作。可是現在有些真正賺錢的國有企業一分錢也不上繳。第三，我不贊成搞什么反貧困法。社會保障解決這些問題是杯水車薪。
張紅宇（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
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沒有一個發達的農業，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沒有成功的城市化。中國與其他國家存在著較大的資源稟賦不同。美國一個農場200公頃，法國40公頃，日本2公頃，中國只有幾畝地。最近南美幾個國家農產品競爭力非常強，荷蘭的農業產值非常高，丹麥搞裝備機械效益也很好。
我不明白，為什么把城市貧困單獨提出來？為什么不提農村貧困？從1997年到2004年，我國農村1億多畝耕地沒有了，去年一年又減少了1000多萬畝土地，失地后的農民更貧窮，一點也不亞于城市貧困。流動于城市和農村間的勞動力有1億多，應該有1/3的人留下來，因為他們寧愿享受城市的貧困，也不愿回去受窮。
這些年里，國土資源部的門前天天都聚集著告狀的人，現在連農業部的門口也出現了上訪的人員。農村要脫貧就要抓產業，另外要搞社保建設，但是，怎么構建城鄉統籌機制呢？
尹中卿（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主任）：
前幾天我還在重慶搞調查，發現農民工的底層意識，解決發展的隱患是歷史的責任。我認為當前的法律并不是豆腐法，而是有人吃了法律的豆腐。絕大多數法律是良法，但在實施過程中難如人意。有些部門也經常對建筑法、工會法進行檢查，發現勞動合同中存在較多問題，簽合同的只有20%，合同出現短期化。基本上一年一簽，一年以上的不多。
另外，勞動條件惡劣，工人拿不到工資，勞動工資的標準和水平長年不提高，實質上是在變相地剝削勞動者。這些因素都導致了貧困現象增加，
社會保險法早已列入制定規劃，但10了也未出臺。現在是窮國在辦富國的事。最好先出臺社會救濟法，完善最低保障。
于學軍（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司長）：
今天這么多搞農業的人在談城市貧困問題，這說明解決城市貧困問題要有更開闊的思路。我認為預防貧困比治理貧困更重要。今后的中國，有兩個規模很大的人口群體容易淪入貧困，一個是農民工，他們的貧困呈代際傳播態勢，可是第一代人對貧困還無所謂，第二代或第三代貧困者就難以忍受了。前些天法國巴黎發生的騷亂，就是由第二三代移民造成的。移民貧困問題沒處理好，他們的心理與社會隔閡。
第二個容易貧困的社會群體是老年人口，他們的貧困發生率大大高于其他人群。隨著老齡化加劇，我國未來60歲到70歲的老年人口要達到3-4億，80歲的老齡人口將達到1億，中國的老年人口達到這么大的規模是鐵定的。
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存在著高風險，我國要在制度上加以預防。反貧困有幾個層面，第一是制度層面，第二是操作層面。如果第一層面搞不好，必定出現貧困。實際上我國現在的貧困主要是由制度層面造成的。在今天這樣一個混亂的情況下強行制定反貧困法，條件不成熟，會適得其反。
最后發表一點感想：今天的中國腦庫論壇登臺者全是男性，這也是一種貧困的表現。希望明年有所改進。
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城市反貧困是一項戰略任務，很多貧困是權利和機會不平等造成的。改革的目標是要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注：以上發言未經談話者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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