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2004年接受上海《社會科學報》采訪
非主流經濟學派掘動主流經濟學帝國根基
——訪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楊帆教授
記者（王婷）：楊老師，您所批判的新自由主義與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有什么不同？
楊帆：自由主義一般理論和我所批判的“新自由主義”不同，它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理念，基本點是反對專制，主張個人主義和民主自由，有些前提在中國沒有，比如沒有基督教根底的“個人主義”，沒有民主法制的“經濟自由”，在中國都會產生與西方不同的結果。
經濟自由主義是一般自由主義的一個經濟分支。作為經濟學理論有一定科學性，它所研究的是如何通過市場機制，調動人對于利益的追求，提高經濟效率。80年代初，中國深受30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苦，特別是深受10年文化革命之害，急于尋求新路，自由主義包括經濟自由主義，自然如雨后春筍。當時的經濟自由主義只是一般自由主義的一個部分，促進了中國改革開放。
90年代盛行于俄羅斯，拉丁美洲和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則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它實質上是以以“新古典主義”和“制度學派”經濟學理論包裝起來的西方意識形態，是西方經濟大國防止其它國家崛起的國家競爭謀略，是新霸權主義意圖統一天下的政治綱領，是西方文明壓制其它文明，制造思想控制的一種信仰。因為打著“自由與人權”的旗號，又有“經濟學”外衣，有巨大欺騙性。特別是我們出現意識形態真空的時候，新自由主義馬上加以填補，在中國成為“神學”，所謂“經濟學理念”成為信仰，而“ 著名經濟學家”則成為神甫。這不僅歪曲了經濟學，也歪曲了自由主義。
記者：在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帝業是如何建立的？
楊帆：這是由官方政策造成的。90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忽視政治社會文化全面發展，官方對于經濟學給予比較大的自由度，傳媒進行商業化炒作，以新自由主義控制社會主流輿論。新自由主義經學家獲得政策優惠，才得以破格提拔。政府，國際和民間大量資源，通過學術會議，辦論壇，評職稱，學術獎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見，對其他經濟學家進行封鎖，制裁和妖魔化。
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源于西方文化的“雙重標準”。他們排斥不同意見的辦法是從美國那里學來的，不與你平等討論問題，而是聯手把你排斥于他們控制的學術活動之外，在各種場合不提你，不請你參加應該參加的論壇和會議。等到不能不提的時候，就說你學問不足，表達不規范，言語激進，態度不理性等等，從資格貶低到人格妖魔化，無所不用其極，以此來掩蓋觀點和立場上的分歧。這次“非主流”出了書，引出一批小經濟自由派在網上反映，也還是漫罵貶低那一套。這反而暴露了他們自己進行學術壟斷，欺世盜名的真相。
正是如此，也奠定了他們必然失敗的命運，他們違反了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反壟斷，學術自由平等”原則。一小部分經濟學家得到特殊巨大利益自封主流，而把大多數經濟學家，人文學家，記者，民間知識分子邊緣化，結果是把自己邊緣化。這大概就是我們剛剛打起“非主流”旗幟，就獲得極強烈社會反響的原因吧？
西方話語霸權的另一個表現，是過分強調經濟模型和數字的規范性，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這種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數字，需要大量經費。中國的數字統計十分不完備，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隱蔽性利益轉移，沒有數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覺判斷。如果過分強調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與國際接軌，必然排斥和貶低對中國問題的真正科學研究。
記者：在您看來，新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壞”在何處？
楊帆：當經濟自由主義背棄了民主，民生和民族的時候，就蛻變成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越來越壞了：
歪曲哈耶克自由主義 中國新自由主義者只利用了他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中反對人為建構制度的思想，而且專門用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對于市場經濟，在西方文化中從來是被列為“唯一符合人性的，沒有任何建構的制度”。但哈耶克還有其他許多著作如《致命的自負》，他非常強調傳統，說“傳統是本能與理智之橋”。
新自由主義主張不惜代價與國際接軌，不給弱勢階層補償，人為擴大兩極分化，帶有人為建構的意思，甚至有以暴力強制推行的意思，根本上違背哈耶克的自由精神。
最堅決地反對歷史上一切革命 新自由主義者最堅決地否定歷史上的一切革命，貶低毛澤東，把平等思想貶稱為民粹主義。他們徹底否定毛澤東，原來是為了否定“左傾”，促進改革開放，后蛻變為徹底否定毛澤東的一切，包括抗美援朝。他們不改變對毛澤東徹底否定，肆意詆毀的態度，意味著他們非理性，不尊重歷史和大多數人人民的基本愿望。
制度決定論 以美國制度學派為理論武器，把中國一切問題歸結為制度，主張學習美國經濟法律制度（不包括民主），照搬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制度，強制實行不惜代價。新自由主義對斯大林主義深惡痛絕，在深層思維方式上與其并無本質區別，都是“人為改變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的核心是改變所有制”，只不過從左傾的國有化變成右傾的私有化。雖然言必稱科斯，我還是看出他們屁股后面有斯大林主義印章，稱他們為“右翼斯大林主義者”。
反對民主，忽視民生 新自由主義者有漸進和激進之分，漸進者更加反對道德建設，主張以腐敗形式消解國家和政府。激進者近來比較盛行，一般來自留洋派，講求公開化透明度，主張以強制手段實行休克療法，建立西方制度，其口號是“推倒重來”，從股市到銀行，再到別的什么，只要推倒一個，其他就連鎖推倒，決無“重來”可言，這實際上也是文化革命“不破不立”的翻版。所有新自由主義者都反對民主，忽視民生，如張五常說“選票不如鈔票”。因為他們看到：中國大多數人對他們鼓吹的“新制度”越來越不感興趣，如投票他們未必有多數，還是依靠權力最好。從反對專制立論，到拋棄民主結束，這就是中國自由主義墮落為新自由主義的心路歷程。
中國新自由主義正向買辦發展 新自由主義者有民族和買辦資本之分，前者代表民營資本原始積累并謀求合法性的需要，又分為生產資本，商業資本和投機資本。在2000年左右，新的買辦資本代言人出現，以“與國際接軌”的名義準備吞吃國家資本和民營資本，促使經濟學界分化。目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正向買辦方向發展，他們反對以國家力量發展戰略產業，主張以外資彌補比較劣勢產業，進一步對國際霸權妥協。他們反對進行利益格局調整，主張繼續擴大兩極分化。他們反對政府必要的干預，這意味著使環境破壞，兩極分化等問題更加嚴重。
從強者哲學到買辦哲學 以達爾文進化論為基礎，強調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是中國新自由主義者的座右銘。無數傳媒都在以各種手段吹捧成功者，貶低失敗者，假造精英與天才，貶低人民大眾。是非顛倒的價值標準，無羞恥心的道德心態，極端衰弱的輿論監督，使強者哲學滲透了人心，這是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但新自由主義者犯了致命的錯誤。他們忘記了中國的個人，企業，軍隊，政府，國家和民族，包括新興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全球化背景下都處于弱者地位。這一點在比較封閉狀態下，權力資本進行國內原始積累時看不清楚，相對于老百姓，他們是絕對強者，非常追捧強者哲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正是因此得到金錢和名譽成為主流派的。
在加入WTO以后，國內有一個更強的力量----國際資本出現了，喪失了國家保護的民族資本馬上暴露出弱者的本質。新自由主義者如果再談強者哲學，無異于代表國際資本侵吞自己原來的社會基礎。如果放棄強者哲學，就等于轉變到他們一貫輕視和排斥的經濟學非主流。他們的處境更加尷尬，在2002年中國股市大辯論中就有充分的表現。在國際資本代言人極其猖狂的打壓和貶低面前，真正出面維護中國股民和證券公司利益的，不過寥寥數人，而且是經濟學非主流派。那些號稱“證券市場之父”的著名經濟學家們，在國際資本代言人面前，缺乏骨氣和勇氣，缺乏智慧和理論，沒有能力提出對抗國際資本的思路和見解，不再能夠代表中國證券界和股民的利益。在其他領域也會出現類似的事件，越來越多，新自由主義及其洋教條將隨著自己在實踐中的失敗，喪失其影響力。
記者：您將當下的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歸為新自由主義者，如果按照他們的思路發展，對中國最大的危害會體現在哪里？
楊帆：無論新自由主義引起多少經濟與社會危機，中國許多人就是不以為然。或者他們真的非常糊涂和天真，不相信美國有策劃和誤導；或者對于計劃經濟和毛澤東的反感已經使他們喪失了基本判斷能力；或者有些人真的就和國際“休克療法”中心有勾結，做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人？其實，最大根源是既得利益集團，正在利用國有企業改革的機會，準備大規模侵吞國有資產，走向買辦化。張五常推銷的產權理論，是他們的理論武器。左傾時期不重視知識分子，缺乏自由民主，使知識分子多年不和政府合作，熱中于和國際接軌。多年西化教育宣傳和美國文化的吸引力，是新自由主義能夠在中國取得“主流”地位的主要原因。
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路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重大的社會危機，而且比其它國家要嚴重得多。與俄羅斯和拉丁美洲不同，中國人口資源狀況嚴峻，國際社會既不允許中國人大批移民，也不可能為中國提供安全保障，他們沒有能力解決中國問題。到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就只有少數人能夠得到巨大的，不合法的好處，而大多數人無法邁進“小康”社會。按照現在“全球化”的模式，中國社會難免被世界性的兩極分化拉成兩半，那時許多老百姓恐怕連生存條件也不能保證。
記者：您和您的同盟者何時開始與新自由主義者對話，他們對你們的回應是什么？
楊帆：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與經濟自由主義發生的第一次公開爭論，是在1994年，一部分經濟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控制通貨膨脹和加強中央政府控制。左大培發表文章“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我則在1996年提出“超越左右翼”和“經濟學非主流”的概念。“非主流”的意思不是直接針對政府的，而是針對經濟學界的經濟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蛻變。
新自由主義者有意忽略我們“經濟學非主流派”，是因為無法理解和面對我們。我們根本就不是老左派。我是最早參加中國改革開放的人之一，楊斌是留學美國10年的學者，左大培，盧周來，韓德強都是精通西方經濟學的，何以說我們僵化保守？因此他們對我們就只好聽而不見，視而不聞。希望我們自生自滅。直到2003年，才不得不在思想爭論中把我們列入，當然，是作為反面角色列入的。這也表現出我們的影響不可忽視了。
記者：非主流經濟學派的觀點和主張主要有哪些？
楊帆：經濟學非主流反對任何話語霸權，反對以規范化扼殺獨立的思想，反對教條主義，主張以實踐衡量一切，主張以通俗的語言表達深刻的思想。實事求是，反映真實情況，是最起碼的準則。
經濟學非主流堅持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社會責任感，反對片面模仿西方知識分子的職業化技術化，反對中國經濟學家片面為強勢利益集團服務。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繼續同時承擔科學和信仰雙重職能，成為中國社會良心的代表。在研究中國客觀情況時，也應該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狀況，他們的立場和思維方式。因此，指明道姓的批評是必要的，除去學術，也應包括那些“著名經濟學家”的個人行為，當然是與他們學術有關的個人行為，如他們的財產狀況，兼職狀況，在為那些利益集團服務，他們的言行是否一致，他們的影響是否有害于社會，國家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等。因為他們從中國所得到利益的實在太多了。
經濟學非主流認為，改革需要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必要的體制改革應補償受損失的社會群體，由各個社會階層公平負擔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資力量提高中國企業運營效率，推動體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卻只能來自于中國大多數人民。絕對不可以拋棄國家的信譽，不承擔歷史責任，在喪失人民支持的時候，轉向“國際社會”去尋求改革的合法性，絕對不可以美國標準強加于中國，即使某項“與國際接軌”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慮保護中國人民和企業的現實利益，防止國際資本和國內買辦勾結，趁機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影響政治決策。
經濟學非主流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對中國人鼓吹強者哲學，與強勢集團勾結損害大多數人利益。我們為弱勢群體講話，這個弱勢群體包括全體中國人，包括面對國際資本的民族資本，也包括面對國際霸權的國家和民族。我們承認弱肉強食規律的存在，但反對以強凌弱，認為弱者有權利，有必要打破強者壟斷，通過自身努力強大起來。
我們認為有必要提醒全社會特別是國家領導人，對于國際資本和國際霸權以“經濟規律，自由化，全球化”為理由，所推行的全球戰略，應該提高警惕。對于新自由主義者以各種形式與國際資本進行戰略配合，損害國家利益應提高警惕。
我們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主題但不必然存在，它不是國際霸權者恩賜而來，不是妥協退讓乞求而來。只有以綜合國力的提高，包括以國防和戰略產業所帶動的高科技產業的真正發展，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恢復高漲，社會平等與和諧，經濟社會全面可持續發展，強大國防和外交政策，才能真正獲得。
中國在獲得巨大發展時，也醞釀重大危機，其根源就是人均資源極端短缺，權力與資本的結合，社會道德信仰的瓦解，國際霸權壓迫日甚。經濟學非主流以反危機為政策中心，主張提前認識危機，并且提前調整以化解危機。民主改革應加快速度，適合中國國情，成為大多數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道德和信仰在民族文化基礎上重建，在此基礎上健全法治，以低成本方式遏止腐敗，恢復政府能力。
只有有效克服未來危機，中國才能持續穩定發展，戰略調整是關鍵。如果不能主動調整，危機發生遲早會促進我們調整，問題是中國人民要付出更多代價。克服危機的根本動力，是十幾億中國人要生存。
用不著爭論，反危機實踐將清算新自由主義。我們和新自由主義爭論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真問題。我們的爭論不為自己取勝，而是致力于在中國防止危機。我們相信，只要真心為中國大多數人民做研究，歷史會給我們的努力以正確的評價。
記者：您認為非主流經濟學在今天有何存在價值？
楊帆：我對某些非主流的經濟學者的觀點不贊同。我所以加入他們陣營，是因為當今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太過分了，需要有強大的反對力量與它抗衡。蘇聯東歐各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之所以演化成了一場經濟上的災難，原因之一是西方式的主流經濟學在那里的轉軌經濟政策中占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蘇聯東歐國家的“西方式主流經濟學”，只不過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拙劣模仿者，它們在學術水平上低到只能簡單地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政策結論。可是，正是由于這樣一種“西方式主流經濟學”完全統治了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政策觀念，而在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上又缺乏一個足夠有力的非主流經濟學與它對抗，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使蘇聯東歐國家在經濟上元氣大傷。今日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也正在逐漸地將我們引向類似的災難。在這種形勢下，需要我們這樣的非主流經濟學來校正經濟政策的方向。
觀點
左大培：非主流經濟學家強調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導向，反對主流經濟學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的傾向。某些主流經濟學者以“講效率”為口實，極力鼓吹對老的國有企業實行斬盡殺絕的政策，以便最終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著“企業改制”的旗號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轉移到少數私人手中。他們主張的“企業改制”和“民營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財富上的兩極分化，讓少數人成為企業全部資產的所有者，而剝奪國有企業大多數職工的工作崗位和一切社會福利待遇。
非主流的經濟學者們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與中國人民有著長遠利益上的重大沖突，要求以國家政策的手段與外國企業損害中國長遠利益的作法相斗爭。反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由貿易政策主張，而要求堅決地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度比較高的產業；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可能帶來重大的危害，因而堅決反對放手讓外國企業奪取中國投資機會的政策。
非主流經濟學者們大都重視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結構因素，特別是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大多數非主流的經濟學者認為，為了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發展中國家絕不能信守“當前還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就不要發展”的教條，不僅要以關稅等一切可能的手段來保護本國幼稚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而且政府要以資金和稅收來補貼企業的研究和開發活動，盡快提高本國產業的技術水平。由于發達國家對我們的軍事工業實行技術封鎖，我們尤其有必要投入大量資金來發展本國自己的高科技軍事工業，不這樣就不可能在當今這個實行強權政治的世界上有效地保護本國的國家安全。
韓德強：中國人落入了囚徒困境，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腐敗不但是一些官員的行為方式，而且成為正常的國民心態。應該拋棄市場神話，而不拋棄市場，實行有政府強力控制的市場經濟。這“10大神話”是：
-------“雙贏”：市場交易雙方自愿公平的，因而對雙方有利。實際上，交易雙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對稱，不公平才是本質。最終是社會兩極分化，經濟危機，雙輸。
-------資源配置最優化：價格機制把資源配置到利潤最高的行業中去，但總是吸引過量的資源，形成投機泡沫。
-------交易成本低：實際是大量資源消耗在打敗對手上，如廣告，包裝費用已經占到成本50%。
-------市場經濟自動滿足人的需要：實際上是對富人供應過剩，對窮人供應不足。
-------競爭對消費者有好處，因而對每個人都有好處。但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富人多為消費者，窮人多為生產者，因而競爭對窮人害處大。
-------市場經濟反對壟斷。實際上市場經濟形成壟斷，競爭在主要在工人之間。
-------競爭促進社會進步：實際上促進軍事和技術進步，不能促進社會進步。
-------自由貿易使各國利益最大化。實際上利潤集中到強國企業手中，就全球而言，失業將大量增長，需求嚴重萎縮，從而使各國利益最小化。
------經濟發展了，財富將點滴下流，窮人也能受益。實際上工人待遇的改善是自己組織起來斗爭的結果。
-------美國的今天是中國的明天。實際上如果奉行市場神話，中國可能永遠給美國打工。
盧周來：非主流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在特征上的基本區別有兩個：首先是立場上有差異。主流經濟學家是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的漸進式徹底市場化改革的設計者與操作過程的參與者，也是增量改革的獲益者，使得他們的立場站在參與增量改革者與受益者的新興資本集團（企業家）、權力集團（政府官員）以及知識集團（學者）一邊；而受到強勢集團的支持同時又作為社會的強勢集團本身的一部分，他們也理所當然地擁有絕對的話語上的霸權地位，而使他們成為今日經濟學界的主流；而非主流經濟學家，由于他們較有人文關懷，一開始就將眼光放在附著在存量上的利益集團如普通工人、農民，因而他們未從增量的改革中受益；相對于前一部分經濟學家從強勢集團那里受益， “惺惺相惜”的心態更是將這部分經濟學家的立場推向了附著在存量上的中國當下的弱勢群體一邊。同時，由于受到成為改革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了的強勢集團的排斥，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排斥，他們只能處于邊緣與非主流的位置。其次是學術規范上的差異。主流經濟學家絕大多數出生了大學體制內，他們中許多人還直接在西方留過學，在現代經濟學素養方面整體上較強，他們的研究因而也更雅致，更符合經濟學一般規范。因而他們的這種學院派研究成果很容易被他們本身以致于國外同行認可，而且他們更注重理論體系的構建，在重視理論層面的研究同時注重對策研究，這進一步鞏固了其主流的位置；而邊緣與非主流經濟學家，他們中也有許多人在現代經濟學素養方面絲毫不遜于前者，但整體上卻弱于前者。相對而言，非主流經濟學家在主流占據統治的世界中，因其想首先打破主流的話語霸權，因而批判性文字多，指謬性文字多，而建構性文字相對較弱；對策層面的文字多，理論層面文字少，他們更類似于西方以社會思想與文化批判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因而經濟研究中講究規范從整體上也不如前者，這也決定了他們在經濟學界的非主流地位與邊緣地位。
非主流經濟學家不完全名單
左大培：1994年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經濟學界
也要反腐敗”一文。
楊帆：1995年發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發起了“經濟學非主流觀點”等討論會，主編《世紀選擇叢書》。
趙英：《大國世紀》
楊斌：《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
韓德強：《碰撞》，最近又出版了批判薩繆爾遜經濟學的專著。
胡鞍綱，楊帆，朱寧等：《大國戰略》
楊帆，荊林波等：《中國走向選擇》，提出跨世紀中國的重大爭議和選擇問題。
程恩富等一批在高等學校教馬克思主義的教授，正在以“馬克思主義新綜合”為主題，完善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教學。
張祥平：《美好的中國人》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
王小東，房寧，喬邊：〈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
盧周來：《窮人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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