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主張“性產業”合法化看周瑞金（皇甫平）的改革趨向
武兵
周瑞金（筆名皇甫平）不久前連續發表兩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1月16日在網上發表的《色情服務需要產業化，規范化》，一篇是2006年1月23日在《財經》雜志發表的《改革不可動搖》。
這兩篇東西，可謂上下呼應的姊妹篇。一篇涉及道德建設，一篇涉及政治方向。依筆者之見，這兩篇東西其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這個事物，就是他所主張的“改革”趨向問題。筆者想從這個角度切入，作點粗淺分析。
“性產業”合法化的主張是哪個階級的黨性？
周先生是在上海市第十二屆人大、第十屆政協第四次會議正在召開之際，以“獻計獻策”的名義發表《色情服務需要產業化，規范化》這一奇文的。為了對周先生的“建議”和他的改革脈絡有個全面了解，筆者把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做個簡要介紹。
首先，何謂“性產業”，周先生做了詮釋：“‘性產業’是西方60年代以后出現的一個概念。國際學術界一般認為，作為一個產業它包括三個方面內容：一是賣淫業，包括女對男的賣淫，也包括男對女或男女同性之間的賣淫，稱為‘直接性服務’；二是色情服務業，包括色情按摩服務和性表演、脫衣舞、無上裝酒吧之類的‘間接性服務’；三是性用品和色情品（包括黃碟）制造、加工、運輸、分銷的產銷行業。這三個方面內容組成‘性產業’”。依筆者愚見，周先生在這里之所以打出這個“國際”標準，無非是告訴大家，他主張的“性產業”，可是符合“與國際接軌”要求的，并且與實行“全球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舉措。
其次，介紹、評價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性產業”的概況與成果。當然，周先生還是依據“國際”標準來聯系我國實際的。他說：“目前在我國，賣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脫衣舞、無上裝酒吧，以及制黃販黃等，……地下‘性產業’連帶一批旅館業、娛樂業，是一種具有相當規模的產業了。有一支數量可觀的性工作者隊伍為這個產業服務，而且隊伍還在不斷擴大之中。這些性工作者分為‘二奶’、‘包婆’（‘包娼’）、‘陪女’（歌廳、舞廳、餐廳的坐臺和出臺）、‘叮咚小姐’（住店通過電話拉客，‘叮咚’地按一下門鈴上門服務）、‘發廊妹’或‘按摩女’（以洗頭、洗腳、按摩為名服務的）、‘街妹’（在賓館、娛樂場所、電影院門前拉客的）、‘工棚女’（與外來民工住一起的）等七個層次，從高到低，除共同‘賣身’外，還有‘賣肉’、‘賣俏’、‘賣騷’等不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巨大變化，國人的性觀念也悄然變化，與性有關的社會現象也層出不窮?！越稍絹碓缴佟瓝嘘P部門不完全統計，……從1984年到1998年全國累計查處大約237萬人次。而社會學家估計，賣淫嫖娼人員的‘查處率’才到10%……我國社會實際上已形成地下‘性產業’，有性工作者約400萬人。去年產值達到5000億人民幣。這個地下‘性產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運行機制和系統：‘制黃販黃’是它的廣告部門，‘三陪’服務是它的展銷部門，江湖醫生‘治療’性病是它的售后服務部門，而直接‘以錢買性’和‘以性換錢’則是它的核心‘生產’部門?！闭堊⒁?，周先生津津樂道地把中國性產業的各種“商品”擺上攤位的時候，他的口氣顯得多么輕松、輕巧！似乎這5000億“性產業”的“碩果”使他甚感陶醉和亢奮！
再其次，論證“性產業”改革的制度趨向——這是他這篇文章的落腳點。在周先生的眼里，這樣的大好“產業”，是不能讓它退出歷史舞臺的，于是，就洋洋灑灑地擺出一大堆理由來推動性服務的“產業化”和“規范化”：“對地下‘性產業’的管理，在國外是將其納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圍。普遍對‘性產業’制訂行規進行規范，以設置‘紅燈區’辦法，把它從地下轉到地上來”，并且政府要關心那些“性工作者”，“嚴把性工作者健康關，杜絕性病流行”，還要“成立專門工會組織，為性工作者開展維權活動和社會保護”，“我們再不能無視地下‘性產業’的存在，任其悄然發展，也不能再單純依靠‘禁止’‘嚴打’這一手了”，政府應“借鑒西方國家政府公共管理經驗，出臺‘性產業’的管理辦法”。
周先生不愧是老報人，很會寫文章，結構、層次、論點、論據、邏輯，幾乎滴水不漏，無懈可擊。但是，聰明的周先生卻不該忽略這樣三個問題，那就是，第一，“性產業”是哪個階級的屬性？第二，你是什么身份？第三，你主張的這樣的改革是朝著什么方向走？從一般常識上講，“性產業”當屬道德范疇，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自從人類社會分裂為不同階級以來，人們的道德觀念、道德評價的標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道德規范、道德原則，也就產生了分裂。不同的階級，形成了不同的道德觀念、道德評價標準、道德規范和道德原則。不同階級的道德就被各自的階級用來作為進行階級斗爭的武器。誠然，我國憲法規定，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有言論的自由，任何公民都有權利向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不管對與錯；然而，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尤其是作為一名曾經是高級領導干部的共產黨員，那就另當別論了，因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言行，特別是涉及黨的宗旨和國家性質的言論，就不能不接受黨性的約束。黨性是什么？是階級性的最高最集中的體現。共產黨的黨性是什么？是無產階級階級性最高最集中的體現。因此說，共產黨員的黨性是衡量每個黨員階級覺悟高低和立場是否堅定的準繩。黨章在黨員義務里的第八條就明確規定“發揚共產主義新風尚，提倡共產主義道德”。周先生所主張的“性產業”合法化，是提倡什么樣的風尚和道德呢？這種主張體現的是哪個階級的“黨性”？很有趣味的是，周先生這兩篇文章發表后，2月5日他在“答東方網編輯問”時，竟然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解說：“作為一個為黨的主流媒體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報人，我一直以黨的決議、決定的精神為指導，然后結合實際，結合民眾的愿望和要求，寫些觸及時弊、為民請命的文章”，“而且是一以貫之的”。黨章和周先生的文章都白紙黑字擺在那里，周先生貫徹執行的怎么樣，人們可以通過對照，不難得出答案。周先生應當清楚，你的表現是哪個階級的黨性，你又為哪個階級的“民”請命，人們不會僅從你自己的表白來判斷的，事實勝于雄辯。
“性產業”與社會制度“無關”嗎？
周先生在文章中提出，“性產業”的出現“并非由社會制度決定”的，即是說，“色情服務”一類的社會弊病與社會制度無關。果真是這樣嗎？
道德——包括“色情服務”的妓女現象——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鮮明的社會制度屬性。這個歷史事實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是不可抹殺的。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性產業”中妓女現象的由來。在奴隸社會，奴隸們被奴隸主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和私有財產，可以任意買賣和屠殺。從史料上看，雖然這時還沒有出現“妓女”一詞（“妓女”一詞，最早出現在史料上的是《后漢書》“梁統傳”），然而，年輕貌美的女奴是可以被奴隸主們任意占有的。奴隸主享有淫亂的特權。在這個時期產生的號稱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里，就有一些強烈表現身為奴隸的婦女們被奴隸主任意蹂躪而充滿血淚生活的民歌。在封建社會，“妓女現象”開始產生并且愈發嚴重起來。在我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對這種現象就有許多生動而深刻的描述，例如唐代的《李娃傳》、元代以后的《救風塵》、《玉堂春》、《杜十娘》等文學作品都比較真實的揭示了妓女們任人蹂躪的悲慘命運。至于資本主義社會，妓女作為可以交換的“商品”，“以錢買性”已成為資產階級糜爛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作料了。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在這個問題上早有深刻論述。例如，《共產黨宣言》就有這樣幾段入木的文字：“它（資產階級）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薄百Y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薄艾F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礎上的呢？是建筑在資本上面，建筑在發財上面的。這種家庭充分發展的形式，只是在資產階級中才存在，它的補充現象是無產者的被迫獨居和公開的賣淫。”“你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公妻制的呀，——整個資產階級異口同聲的向我們這樣叫喊?！鋵崳覀兊馁Y產者裝得道貌岸然，…….公妻制無須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一向就有的。我們的資產者不以他們的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受他們支配為滿足，正式的娼妓就更不必說了，他們還以互相誘奸妻子為最大的享樂。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瘪R克思又在《經濟學和哲學手稿》中斷言，所有工資勞動是一種形式的賣淫：“正像婦女從婚姻轉向普遍賣淫一樣，財富即人的對象性的本質的整個世界也從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關系轉向它同整個社會的普遍賣淫關系?！瘪R克思為這段話作注時又說：“賣淫不過是工人普遍賣淫的一個特殊表現形式而已，因為這種賣淫是一種不僅包括賣淫者，而且包括逼人賣淫者的關系，而且后者的下流無恥遠為嚴重。所以，資本家等等，也包括到賣淫這一范疇中?！绷袑幵凇顿Y本主義和婦女勞動》一文中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論述，他指出：“對于賣淫現象的任何‘道義上的憤慨’（99%都是假的），都無助于取消這種婦女肉體買賣的事情：只要雇傭奴役制存在，賣淫現象就必然存在。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的階級，從來都是被迫（對他們的剝削也就在這里）第一向壓迫者提供無償勞動，第二把他們的妻女送給‘老爺們’當姘婦?！保ā读袑幦返?6卷，219頁）
筆者記得有一本書說，從奴隸社會開始就由原始社會的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過渡了，可是，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哪個認真實行過？外國的不說，奴隸社會不說，就從我國封建社會說起吧，從公元前475年的戰國開始至1840年這長達2315年的悠悠歲月里，那些封建皇帝、士大夫和地主老財們哪個不是妻妾成群？那位“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文學大師曹雪芹的名著《紅樓夢》，就是封建地主階級糜爛生活的最好寫照。1840年以后，我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下，勞動人民更是苦不堪言，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除了我黨領導下的解放區以外，“納妾現象”、“妓女現象”一直就沒有杜絕過。
所以，周先生所說的“色情服務”、“性產業”這種社會弊病的產生，“并非由社會制度決定”的說法，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因此也是站不住腳的。
“性產業”合法化的主張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使人類社會第一次由受盡剝削與壓迫的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無產階級在包括我國在內的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中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社會主義陣營里，開天辟地第一次消滅了私有制，鏟除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土壤，廣大婦女從此獲得了真正的解放。實現了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婚姻家庭關系上實現了真正的一夫一妻制，舊社會的惡俗陋習被一掃而光，“納妾現象”、“妓女現象”、“把他們的妻女送給‘老爺們’當姘婦”的現象，都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一掃而光。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妓女們也獲得了解放，開始新的人生，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從此，幾千年來沒有過的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婚姻家庭關系和社會道德風尚在新中國的大地上誕生了，全國人民萬眾一心、歡天喜地的邁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億萬勞動人民真正過上了美滿幸福的生活，婦女們有了自己做人的尊嚴。
然而，從上世紀末開始，在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刮起了一股“倒退風”，由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政策的進攻與各國共產黨內上層叛徒集團的出賣，原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向資本主義，公有制倒退到私有制，于是，與私有制相伴而生的包括“色情服務”、“性產業”在內的各種丑惡現象又滋生泛濫開來。2000年，筆者去俄羅斯，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現恢復圣彼得堡舊稱）等城市，見到賭場、妓院都恢復了，許多公共場合都有幽靈般的妓女出沒。在筆者下榻的賓館，每晚的電視節目都有不堪入目的色情服務廣告。2001年筆者去泰國，在風光旖旎的芭堤亞市，也見到成幫成伙的來自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年輕姑娘從事著被周先生稱之為“性工作者”的“生意”。近些年，在我國許多城市也常常見到她們凄楚的身影。
至于我國“性產業”的情況，周先生的文章已經介紹得夠詳細了，無須筆者再著筆墨。不過，筆者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妓女、“二奶”，這些人大多是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的子女。《詞典》對“妓女”一詞就作了這樣的解釋：“舊社會中被迫賣淫的女子”。試問周先生，當今中國的幾百萬的“性工作者”中，有多少“先富”階層的子女？恐怕是很難找到的！
對于舊社會和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這個社會毒瘤，周先生竟然公開鼓吹不能“受意識形態束縛”，要產業化、規范化、合法化，呼吁政府“借鑒西方國家政府公共管理經驗”，設立“紅燈區”，并且說這是“為構建文明和諧社會計”！真是不可思議。周先生不是一再大呼小喚的批評別人是“反對改革”，是“后退”嗎？請問，你的這種主張，是不是后退呢？可以肯定，無論從黨的章程、國家的憲法，還是社會主義制度上看，周先生這種所謂“不能動搖”、“不能停止”、“不能后退”的改革主張，毫無疑問都是一種嚴重的倒退行為。如果周先生非要堅持這種是“進步”而不是“后退”的改革主張，那么好吧，就請這位倡導者，把自己的妻女動員到這個“進步”的“性產業”中來，給老百姓帶個頭好嗎？！
主張“性產業”合法化是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
周先生的《色情服務需要產業化，規范化》一文發表之后不幾天，又拋出《改革不可動搖》一文。幾個月來，許多有正義感的學者對其進行了客觀地分析與嚴肅地批評?？梢哉f，這場爭論，實質上是兩種改革觀的交鋒與斗爭。
周先生“性產業”合法化的建議，充分暴露了他的改革觀就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新式武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主要標志是經濟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化，集中起來一句話，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徹底“西化”。而馬克思主義的改革觀與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堅持、鞏固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前提下不斷完善、發展社會主義，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而不是否定、改變社會主義。這兩種對立改革觀說到底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周瑞金在文章中提出“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薄肮铡闭?，即拐彎，改變原有的前進方向。本來“性產業”是一種資本主義傾向，周先生不是主張去限制它，鏟除它，反而要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去肯定它，用立法的形式來支持它，發展它。周先生到底要讓中國“拐”到什么方向上去呢？恐怕絕不是“拐”到社會主義上來吧？如果這樣，就根本不存在“拐”的問題?，F在不是有人也主張中國要“轉型”、“轉制”，甚至“轉向”嗎？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去年9月21日在“中國向何處去”的講演中，就明確提出中國要盡快“轉向”和“拐彎”的問題，“拐”到哪里去？當然要“拐”到“西化”社會制度上來！如此叫囂，如此圖謀，如此“后退”，并未見周先生有任何反對的表示。在這個背景下，周先生提出中國“拐彎”問題，難道不發人深省嗎？
本來周先生所鼓吹的一套改革觀，是出自帝國主義陰謀搞垮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但是，周先生在文章里竭力否定某些“改革精英”們與新自由主義有染，并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指責堅持馬克思主義改革觀的同志是什么“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然而周先生并沒有把你們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理由和根據擺出來，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文字游戲，恰恰說明周先生的挑戰實在缺乏底氣。
周先生說：“否定改革開放就曾經成為一股甚囂塵上的思潮?！比绻f，你所指的“否定改革”，就是否定你們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的話，那么，這種否定好得很！至于“塵上”“甚囂”得還遠遠不夠，更談不上形成“思潮”！
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泛濫，在許多方面和領域“拐”向資本主義的傾向比較嚴重。在經濟領域，有人主張“國退民進”，“國有企業整體戰略退出”，把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賣光，實行徹底私有化；在政治領域，有人主張多黨制，鼓吹“多元化”和西方的“民主政體”，甚至提出中國共產黨是“非法”組織，而意欲打倒之；在意識形態領域，從散布“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到公開攻擊誣蔑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地步。周先生在“答東方網編輯問”時，不是還攻擊劉國光同志去年的一篇談話中所批評的“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話，也是什么“否定改革”嗎？！在這些涉及黨和國家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周先生是站在什么立場上說話，不是很清楚嗎？！
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觀作祟，產生的腐敗之風久剎不絕，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以及群眾反映強烈的新的“三座大山”這些問題，周先生一方面矢口否認與新自由主義有關，另一方面又別有用心地把罪過歸之于“舊體制”，是什么“改革遇到阻礙，難以深入、難以到位的必然結果”，這無疑與巫醫讓人吃砒霜，吃锝病入膏肓后，還要人加大劑量繼續吃下去，沒有什么兩樣！周先生給改革開出的這個新藥方，依然是新自由主義那一套“砒霜”，什么不能有“‘仇富’情結”呀，什么實行“現代工商文明”啊，什么“公共品”要“打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通道”啊，什么“只有改革才能救社會主義”啊等等。可是人們不能不懷疑，周先生是在“救” 社會主義，還是在“救”資本主義？
最后，筆者奉勸周先生一句，要珍惜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不要再以鼓吹新自由主義來誤國害民了?。▽懹?006年4月20日）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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