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5．1．
先看這段文字：
“可口可樂系統的直接經濟影響約為94億元人民幣”，“為中國創造了總價值為214億元的中間需求”，“此外，我們對可口可樂系統的注入給資本形成、利潤、稅收、尤其是就業所造成影響的研究結果表明，由于高度的就業關聯，上述注入對中國就業狀況的貢獻是巨大的。我們估計，可口可樂罐裝生產所單獨創造的就業機會約為466078個”，“另外，罐裝系統的注入所間接導致的政府稅收增加值在1998年約為12億元人民幣，這相當于罐裝系統向政府直接交納的稅收的3倍”，“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影響只是可口可樂系統所作的全部貢獻的一部分，它直接改善了我國的生產過程中的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下游影響，即可口可樂產品及其相關的銷售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家庭與政府的支出造成的進一步影響，可以極大地促進中國這樣一個過渡型的新興市場經濟的繁榮。”
這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廣告嗎？也是也不是。說是，因為它確實跟廣告沒什么本質不同，都是只說好，不說壞，絕口不提可口可樂的進入使中國本土民族飲料企業紛紛倒閉、使中國損失了多少的產值和利稅、使多少中國工人下崗、為安置這些下崗工人的生活耗費了多少社會資源成本等等等等。說不是，因為它名義上不叫廣告，叫“學術研究”。題目：《可口可樂罐裝系統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制作：林毅夫、平新喬、楊大勇。時間：2000年1月。地點：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網站。（）
普通商業廣告是廣告業的“下里巴人”，等而下之，就象樣板戲里的土匪司令胡傳魁，只會直截了當劈頭便問：“你是共產黨嗎”？而“學術式廣告”（或曰“廣告式學術”）就不同了，那是廣告行當里的“陽春百雪”，上上之品。它以“學術研究”的面目出現，廣告的對象是中國政府的決策人，推銷的是經濟決策，一推銷就是整個“可口可樂罐裝系統”，產品、生產線、軟硬件成龍配套，不動聲色又效果顯著，名利雙收還不用交營業稅。比普通的商業廣告技高何止一籌。
那么這個“學術式廣告”的廣告費何來？是可口可樂公司掏的腰包嗎？妙就妙在這里：直接查帳，未必能找出哪怕一分錢直接來自可口可樂公司。所以“精英”們敢于振振有詞拍著胸脯賭咒發誓這決不是廣告，而是他們學雷鋒做好事，無償奉獻，百分之百的“純學術研究”。（“經濟人”居然不認經濟帳了，有意思吧？）
但是別忙，天下的買賣并不一定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現錢交易，而是有零售有批發：既有一天一結算的，也有“放長線，釣大魚”的。就象賣淫，既有計件式的“三陪”，也有包下來的“二奶”。普通商業廣告是計件式交易，而“學術式廣告”就有點類似于“包二奶”了。不信？請看下文：
謝寧在《林毅夫：走向世界的中國經濟學家》一文中指出，根據林毅夫自己提供的信息，北大經研中心“是一個非贏利性質的研究機構，全部資金由發起人自行籌集，沒有求助于政府撥款。目前，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商會等海外民間機構相繼給予中心資助，一些國內企業也提出了捐贈意愿。”（“中國十大學者背后的財團”——《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2月12日）
看明白沒有？“學術式廣告”的廣告費來自何方？“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商會等海外民間機構”，外加“一些國內企業”。看仔細了！外國基金會就是這樣左右中國的經濟決策的。
那么中國象林毅夫這樣從外國基金會拿錢的“學術式廣告商”還有多少？不知道。只知道一個事實：“經濟學家或者學者，拿某些企業或者基金的資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資者的研究，這在經濟學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中國十大學者背后的財團”——《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2月12日）
例如：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的楊帆教授認為，吳敬璉作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許小年作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后是買辦資本，他們之所以不斷發表對股市不利的言論，目的是打壓股市以便讓跨國資本低價吃進。（同上）
——為什么不管股市風起云落，蕭灼基的預測總是利好呢？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教授說，蕭灼基的家屬炒股票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他一個女婿就曾供職于某證券公司北京分公司。（同上）
國家的經濟決策是全體人們的事，那每個人都應該有知情權。“主流經濟學家”們搞國家經濟決策，那就屬于參與公事。既然是公事，那就應該公事公辦，接受“公職人員無隱私”的原則，經濟來源必須接受公眾監督。但讓“精英”們自己主動坦白經濟來源無異于指望太陽從西邊出來。與其靠他們良心發現，不如靠自己動手，利用網絡，發動群眾，弄清“精英”們跟外國基金會的經濟關系。
我建議華岳版主考慮特別設置一個網站，別的不干，專門記錄“精英”們的經濟關系網：誰？哪個單位？拿了哪個基金會的錢？派了什么用場？出國？發工資？蓋房子？作研究？研究的什么課題？結論何在？對誰有益？
比如，根據“張維迎到底是‘主流’還是‘異端’？”（經濟觀察報）一文，“1987年10月，張維迎被體改委派往牛津大學進修” “1988年底，進修期滿，張維迎想重返牛津攻讀博士學位。但隨之而來的八九政治風波使他的出國計劃出現了波折。1990年夏，張維迎把工作關系轉出體改委，經朋友幫忙，辦完出國手續，于9月登上飛往英國的班機。”這段話就很有意思：“張維迎被體改委派往牛津大學進修”是誰出的錢？國家，還是“基金會”？1990年他離開了體改委，“經朋友幫忙，辦完出國手續”。那這次留學英國又是誰出的錢？既然已經離開了體改委，自然不可能是公家出錢了吧？“朋友幫忙”，幫的是什么忙？都是什么人？有沒有外國基金會的影子？再加上張維迎在英國留學而博士學位卻發自美國的傳聞，怎么能不惹人注目？光華管理學院有沒有外國基金會的投資？搞了哪些項目？既然張維迎對改革決策影響那么大，難道中國老百姓就沒有資格了解一下這里邊有沒有外國基金會的作用嗎？
這個網站屬于數據庫性質，只記錄事實，不加評論，為一切關心國家經濟安全的知情人提供一個披露事實的地方。而且這個數據庫要有被“精英”們封鎖搗亂的心理準備和技術準備。如果當事人認為別人講的事實不確，可以否認，可以舉出反證，網站一概照登不誤。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為如果拿了錢，必然要拿出“學術式廣告”來才好交帳。真有“學術式廣告”，網絡上一下就能傳開，人們自會判斷是非。
跟“精英”們的倒行逆施斗，除了罵，還得想方設法做點讓他們更難受的事。大事做不了，做點有益的具體小事總是可以的。魯迅說：“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嗎讓他們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的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想到他們的不圓滿。”
建立這種網絡數據庫就是給“精英”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它有助于把“精英”們的“學術式廣告”、“精英”和廣告買家聯系到一起，把他們的學術交易關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說到底就是給中國人增加一個了解事實真相的渠道。盲目籠統指責“精英”跟既得利益集團和外國基金會有勾搭沒有說服力，也容易誤傷好人。現在就利用網絡，依靠群眾，一個“精英”一個“精英”、一個單位一個單位、一個項目一個項目、一筆帳一筆帳地具體給出事實。一條不嫌少，一萬條不嫌多，誰知道一點誰就有那一點的發言權。“精英”不是瞧不起人民群眾嗎？不是瞧不起毛澤東思想嗎？那就讓他們在網絡上跟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思想較量一下，看到底是“精英”們厲害，還是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厲害。你靠“專家理論推導”，我靠群眾的七嘴八舌；你有權有勢動不動就封網，我專門跟你打“網絡人民戰爭”、“網絡游擊戰”；你才大氣粗收買輿論，我靠人心所向自覺幫忙，看最后誰笑得最好。因為說到底，搞這樣的“精英”經濟關系網數據庫只為了弄清一個問題：中國的改革到底是中國人在決策，還是外國基金會在決策？對于中國人來說，這樣的要求很過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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