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混合經濟、政治、文化體制
（征求意見稿）
韓德強
2006年4月27日修訂稿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在總量上的確取得了顯著增長，但是，同樣不容否認的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自主創新能力弱化，對外依存度過高，產業的國際依附性日益增強；產業的地區布局越來越失衡，內地依附沿海，成為資源和勞動力的儲備地區，差距還在繼續拉大。更加重要的是，經濟增長指標與社會發展指數之間出現負相關，貧富差距日益拉大，越來越多的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
正是這種現實，引發了對改革的方向和中國前途的大爭論，也引起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關系的大爭論。參與爭論的各方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改革的共識已經破裂。能否重建新的共識，既關系到如何評價過去二十多年改革的成敗得失，又關系到未來中國的走向，關系到執政黨的前途，更關系到十三億人民的福祉和命運，意義重大。
我認為，爭論各方的分歧并不在對目前問題的診斷上，而是形成問題的原因及解決問題的出路上，是在目標模式上。“資改派”以私有制、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和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的政治體制為目標，“社改派”以公有制、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經濟體制和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領導為目標模式。雙方相互指責對方的立場問題。“資改派”指責后者只考慮工農利益，要回到過去已經證明是失敗的老路上去，狹窄偏執；“社改派”指責前者只考慮官、產、學、媒的精英利益，要搞殖民地型的資本主義，反黨反人民。“資改派”指責執政黨專制自為，“社改派”指責共產黨違背宗旨，不再為人民服務。“資改派”希望改變政治體制，實行多黨競選；“社改派”在邏輯上希望共產黨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在實際操作上也往往設想黨內分權制衡。雙方各有自己的理論資源，各有相應的歷史依據，各有自己的聽眾群，在每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上都可以形成尖銳對立的觀點。由此甚至可以判斷，不但改革的共識已經破裂，社會也已經分裂成兩大對立的階級。這種情況，卻最符合馬克思的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階級地位決定感情、立場和理論觀點。
在這場爭論中，執政黨在哪里？或許傾向“資改派”。面對質疑和爭論，“資改派”的代表人物高尚全自知不能靠說理取勝——這是他比張維迎高明的地方，于是請求執政黨出面來壓制爭論，為他們的改革目標保駕護航。
但是，執政黨是不是也在猶豫呢？執政黨的改革目標是否就真是高尚全他們的目標呢？似乎也不見得。因為，按照他們的設想，共產黨不但應該分成兩派，而且恐怕應該成為多黨競爭中的一黨。或者，應該與時俱進，改變共產黨的名稱，以符合黨的實際政策取向。這才符合他們理想中的英美的社會模式，才實現了改革的目標。
同樣重要的是，“社改派”代表著執政黨的歷史和理論，是共產黨可以一黨執政的合法性來源。以與時俱進的態度，對“社改派”置之不理，則執政黨將既沒有自由主義者所希望的社會契約型的合法性，又喪失來自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斗爭歷史的合法性，執政地位同樣也岌岌可危。
因此，面對兩派的爭論，執政黨的猶豫是顯而易見的。以小人之心度之，這意味著要執政黨放棄現成的政治權力，怎么可能呢？以君子之心度之，執政黨之所以愿意部分接受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改革，并非是為了重走殖民地資本主義的老路，而是為了廣大人民的利益，為了中國的富裕和強大，是為了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過去執政黨也許并不清楚高尚全他們的目標是美國化，是殖民地資本主義的老路，現在清楚了，也許就會分道揚鑣了。退一萬步說，即使執政黨真相信美國式政改是中國的出路，愿意為了人民利益而放棄政權，未來的多黨競選機制是否就適合一個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是否會造成社會動蕩、國家分裂，落到“求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還真是很難逆料。
但是，如果接受“社改派”的主張，搞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經濟體制，又會意味著承認過去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方向性錯誤，否定改革開放的許多成果和政策，特別是否定國企私有化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化，檢討引進外資和加入WTO政策的得失，得罪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和擁護者，也可能使政權不穩。
左右為難之下，執政黨怎么表態都不容易。
出路何在？或許在于兩派之間，探索一個混合經濟、政治、文化體制。
一、混合經濟體制的理論定位
其實，任何一本西方經濟學教材都承認，帶頭倡導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其經濟體制是也混合經濟體制，既有市場、又有計劃。計劃和市場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相互增強。正是市場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走上降低成本、擴大產量的規模經濟之路，形成巨大的壟斷型企業，要求政府進行反壟斷控制。正是市場內在的兩極分化趨勢，要求政府開征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正是市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要求政府進行反周期調控。正是落后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弱勢，要求政府集中國家力量研發核心技術和生產關鍵工業產品，以建立自主技術和工業體系。正是自由貿易導致本國產業衰落，要求政府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用關稅或非關稅壁壘去保護本國產業和市場。正是失業率上升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問題，要求政府建立失業救濟金制度，并采取宏觀經濟措施啟動內需，擴大就業。正是競爭性的貨幣造成巨大的匯率和利率風險，要求貨幣的統一和穩定。正是銀行競爭的風險加大，要求政府加強對銀行的監控，提供儲蓄保險。正是食品、藥品等企業的市場競爭，要求建立相應的質量標準和生產規范，要求政府建立執法隊伍，以有形之手去握住市場的無形之手。20世紀以來，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有波動地上升，即使受新自由主義的沖擊，仍然是世紀初的四倍左右。“小政府、大社會”只是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到了20世紀就演化為“大政府、大社會”的現實。因此，即使真以美國的經濟體制作為目標模式，也是混合經濟體制，而絕不是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
嚴格地說，沒有任何國家、任何時期的經濟體制不是混合經濟體制。十月革命后，列寧不得不向市場讓步，搞新經濟政策。即使斯大林時期，市場成份也并非杜絕。貨幣沒有消失，商品沒有消失，生活資料私有制沒有消失，市場就不可能消失。而要消滅商品貨幣，看來只有徹底實現“兩個決裂”才能實現。由于私有意識不簡單來源于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是和人的物質性感受相關，完全消滅私有意識恐怕在長遠來看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未來可以想象的理想社會中亦將存在一定程度的尊重自主性和自發性的市場成份。
最崇尚放任自由市場的國家不得不有計劃，最崇尚計劃經濟的國家不得不有市場，這說明，混合經濟體制才是唯一現實的經濟體制。各國經濟體制的差異，在于計劃與市場何為主導，何為從屬；主導到何種程度，從屬到何種程度；更進一步，在于指導思想上，是崇尚計劃，還是崇尚市場。新中國建立以后，在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上，我們先是經歷了計劃崇拜，接著又經歷了市場崇拜。現在，應該到了承認兩者各自優點和局限性，從而建立一個混合經濟體制的時候了。
當然，經歷過并不等于反思過。高尚全經歷過計劃經濟時期的一些可笑現象，例如買一個打字機還得坐火車到北京審批，他對計劃經濟的反感情有可原。但是，高尚全也應該懂得，他所經歷的現象也許可以稱為審批經濟或指令經濟。真正合理的計劃經濟我們可能還沒有經歷過，計劃經濟的潛力我們還沒有真正認識過。宜家家居賣什么？賣設計和質量，賣生產經營方案，一句話，賣計劃。正是靠這套復雜精致的、一直標準化到每一顆螺絲釘的計劃，宜家家居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大規模生產和銷售的效率，實現最大限度的利潤回報。一個國家的經濟計劃應該以什么為基礎？應該以國土整治和技術創新為基礎。經濟計劃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在各產業、各領域都有一大批真正的專家群。可是，這一切，高尚全可能也不一定明白。
另一方面，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放任自由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市場經濟可以最優配置資源的神話基本上破滅了，反對者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要求取消市場經濟了，正如高尚全有足夠的理由反對計劃經濟一樣。但是，反對者也可能沒有認識到市場機制的真正價值，不知道承認并利用市場機制。市場與人的自利性相關，與人的局限性相關。只要人的思想覺悟沒有達到“世界歷史的人”的地步，市場機制就有鼓勵人的自主性和自發性的價值，從而有鼓勵技術創新的價值。
如果市場和計劃能夠有機結合，那么計劃的整體、嚴密與市場的自主、創新就可以各自發揮其優勢而避免其局限性，使經濟運行的宏觀效率和微觀效率協調起來，這將是混合經濟體制的最優狀態。
遺憾的是，多年以來，由于我們缺乏混合經濟體制的想象能力，把放任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當作改革的目標模式，在經濟政策上有許多失當之處。對此，我曾有專文分析。有意者可到網上查閱：《排除新自由主義干擾，完善社會主義混合經濟體制》。
二、混合經濟體制要求混合政治體制
在老一輩領導人中，陳云是主張混合經濟體制的。但是，經濟理論界兩派都對此不以為然。“社改派”認為，允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存在，就必然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會沖擊計劃經濟，破壞國有企業，腐蝕黨的干部隊伍。五十年代初新民主主義時期實行的就是混合經濟體制，但怎么樣呢？資本家以種種手法利用、破壞加工訂貨的國家計劃，謀取私利，腐蝕干部，最后不得不搞社會主義改造。”資改派”認為，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符合人的自私性，產權不清晰，預算軟約束，是無人負責的大鍋飯、養懶漢體制，公平有余，效率不足。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什么地方破除公有制比較自覺、比較徹底，什么地方的經濟發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
因此，重提混合經濟體制，就必須認真回應上述兩種批評。
混合經濟體制會給權錢勾結提供土壤，這是事實。但是，只要黨的領導層信仰堅定，不受腐蝕，為廣大干部作好榜樣，同時能夠制定并實施嚴密的紀律和法律來約束干部，那么腐敗問題完全可以控制在一個極小的程度上，至少是可以被廣大群眾接受的程度上。用消滅土壤的方式來保證干部的廉潔，事實證明，也并沒有成功。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權錢勾結的土壤不存在了，但是干部仍然可以用山頭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私心的存在，造成諸多的問題，迫使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發動群眾，來約束干部，造成干部隊伍的強烈逆反情緒。所以，關鍵不在于群眾，關鍵在干部；關鍵不在基層，在高層。只要黨的高層領導能夠重建信仰，混合經濟體制是有可能健康運轉的。
“資改派”的批評也顯然有失簡單化。人性固然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也有無私利他的一面。如果“資改派”的批評可以成立，那么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就會變得不可思議。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相當程度上激發了人們的公心，抑制了人們的私心，其組織效率在理論上將遠勝于私有組織的效率，在實踐上也如此。戰爭年代，國民黨內部，四大家族產權明晰，所以國民黨不團結。共產黨內部，一切產權關系都模糊，甚至羞提產權，但是團結一心。建設時期的前三十年，由于國有企業、院校、研究機構的干部和職工沒有產權意識，所以重大的科研成果捷報頻傳，鋼鐵、煤炭、石油、機械、電子、船舶、核工業、航空航天、載重汽車都有長足進展。改革開放固然有效地以私心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經濟的微觀效率。但也不要忘了，被調動起來的私心也有巨大的破壞性，造成黨的組織大面積腐敗，降低了經濟運行的宏觀效率，損害了集中力量突破關鍵技術、追趕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水平的能力。“資改派”如果不承認這些事實，顯然就有失理性之名。
所以，理論上回應這兩種批評并不難，難的是實踐上回應。因為，這兩種批評各有一部分道理，各有一部分經驗事實作依據，各有清晰的階級基礎。“社改派”理論家的階級基礎是工人農民，“資改派”理論家的階級基礎是資產階級，所以，在實踐中都有足夠的社會動力。
混合經濟體制的階級基礎在哪里？誰有資格來決定在什么領域、什么程度、什么產業、什么地區、什么層次適用什么所有制和經濟機制？單純依靠議會化、日常化、民主化的階級斗爭嗎？工人階級也許要求在絕大部分領域實行公有制，資產階級也許要求在絕大部分領域實行私有制。如果不受到憲法和仲裁力量的約束，日常化的階級斗爭將使兩大階級的力量此消彼長、物極必反，輪流控制政權，混合經濟體制就有可能成為一個“翻燒餅”的體制，造成經濟活動的巨大不確定性。
所以，當1992年執政黨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混合經濟體制想象空間的體制時，兩派“一中各表”。“社改派”讀成“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資改派”讀成“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社改派”想著有朝一日回到正宗的社會主義，廢除市場經濟，而“資改派”想著有朝一日廢除社會主義，搞正宗的、當然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執政黨想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此后的實踐來看，執政黨是跟著“資改派”思想走了。這說明，執政黨并沒有完整、獨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構想。
正因為一個平衡的混合經濟體制缺乏階級基礎，所以，在世界各國倡導混合經濟體制理念的思想家們常常有類似的遭遇：有人欣賞，無人實行。只有在階級力量對比相對穩定、相對平衡的國家和時期，執政黨對混合經濟體制認識清醒時，能夠在必要時發揮恰當的仲裁作用時，混合經濟體制才能夠比較好地實行。例如，在二戰以后的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在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隨著全球化競爭的到來，階級力量對比有利于資產階級，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也逐步偏向資本一方了。
這個事實當然可以說明各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本質仍然是階級斗爭，也可以說明張維迎的所謂“理性思考”，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理性，而不是超越于各階級之上的換位思考的理性。但是，這個事實也說明，如果社會上不出現一種超越階級利益之上，面向社會長遠政治利益，調節各階級力量平衡的政治力量，社會將注定是在階級斗爭中“翻燒餅”：或者是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或者是無產階級統治資產階級。在階級統治過程中，社會走向極端，并轉向自己的對立面。
因此，混合經濟體制缺乏清晰階級基礎的事實，反過來可以說明，混合經濟體制將以中產階級為基礎，并能夠吸引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階級中的那部分考慮本階級的長遠利益者。長期以來，中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代名詞，至少從法國大革命時期起，人們就形成了這種印象，以至于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們也常常把中產階級等同于資產階級。但是，各國歷史都表明，中產階級的地域流動性高于無產階級，而低于資產階級。高流動性的資產階級常常沒有祖國，因為他們可以將資產轉移到境外。低流動性的無產階級也可能沒有祖國，因為誰來了他們都是受剝削、受壓迫者。只有中產階級的祖國感最強，最希望社會穩定，最愿意在兩大階級之間充當調解人。但是，長期以來，中產階級缺乏獨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理論，總是依附在資產階級后面，接受放任自由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理論。在人民民主專政時期，中產階級又總是被當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來處理，也沒有自己獨立的階級意識。中產階級之所以缺乏自己的理論，一方面當然因為長期以來社會兩大對立階級矛盾斗爭尖銳激烈，另一方面也因為在方法論上，啟蒙運動以來的機械唯物主義統治思想界，以至理論家們想象不出有社會和諧的可能性。現在，經過了二百多年的實踐，機械唯物主義已經從多方面露出破綻，歷史經驗教訓已經充分展示給社會各階級，就有可能想象一種以中產階級為階級基礎的、主張社會和諧的、混合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出現，并伴隨著相應的社會理論出現。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混合政治體制是國王、貴族和平民的混合，貴族和平民代表對立的兩大階級，而國王超越于階級對立之上。后來，這種混合政治體制以變形的方式成為美國憲法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美國的政治體制雖然沒有國王，卻以總統對應國王，參議院對應貴族，眾議院對應平民。當然，美國憲法還有其他思想來源，即自由主義的思想來源。自由主義思想希望政府要放任市場自發運作，干預越少越好，干預能力越弱越好，體現在憲法設計中，即三權分立、相互制約。混合政治體制重在平衡階級關系，而三權分立重在約束權力。在面對內在諸多危機的政治現實下，中國需要的是強政府而不是弱政府，是大政府而不是小政府，因此中國政治制度設計著重應該借鑒的是混合政治的思想。
應該承認，西方近代與經濟自由主義相應的政治自由主義，其創新處不在混合政治體制，而在于小政府和弱政府思想。這種自由主義的經濟觀和政治觀在反對封建貴族和國王的統治中起到過重大作用，其歷史價值有資格贏得后人尊重。但是，這種經濟觀和政治觀所迎來的新社會，卻是用資產階級的統治替代了貴族的統治，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形成了與貴族靠世襲權力獲取財富相似的、壟斷資產階級貴族，為無產階級革命鋪平了道路。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共產黨的崛起正是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觀在世界范圍內取得統治地位的產物。如果高尚全要求實行這種改革，客觀上將意味著為新的共產黨從山溝或城市崛起鋪平道路，從而徹底否定現在共產黨的歷史及其執政的合法性。
當然，高尚全可能會說，先經歷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然后才有無產階級革命，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然而，畢竟歷史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經歷了二十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及其輪回，我們應該懂得從歷史中吸取一點教訓了。這教訓或許就在于，既然可以有一群先鋒隊，一群掌握了真理的知識分子，可以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為什么不可能有一群同樣掌握了真理的知識分子，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整體利益，為社會逐漸的和諧化，為階級對立的逐漸消失，主持正義呢？這真理，就是基于對兩種極端反復交替的社會振蕩的歷史，而認識到社會正義的必要性，而將必要性化作可能性。
當然，知識分子也許沒有這么高尚，也許社會中的那一部分人都沒有這么高尚。但反過來，卻也意味著各階級、各階層中都可能有一部分高尚的、正義的、思想深刻、閱歷豐富的人。求仁得仁，求利得利。當我們的政治機制能夠容納這種高尚，我們的社會輿論呼喚、推崇這種高尚時，中國社會就可能產生出一批能夠主持正義的仁人志士。
三、混合政治體制要求重建信仰
“社改派”可能會批評說，社會正義是柏拉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黑格爾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政治就是階級斗爭，沒有超階級的正義。既然混合經濟體制允許兩大階級存在，既然混合政治體制允許兩大階級斗爭，那么，正義難道不會是強者的正義，是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正義嗎？這難道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公開背叛嗎？
我的回答是，如果回到19世紀馬克思主義初創時，公有制、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對追求正義者都是極有吸引力的。共產主義同盟正是從正義者同盟改組而來的。但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表明，盡管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但人的私有意識并未消失，并未隨之發生自然而然的決裂，造成了諸多的問題。“斗私批修”對于少數人是有可能的，對于多數人在相當長一個時期里是很困難的。正是由于對“斗私批修”要求的逆反，才使改革開放具備了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是，改革開放則必然形成新的資產階級，必然形成兩大階級的對立。因此，我們應該從歷史實踐中吸取教訓，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內在理論缺陷，重新認識到社會正義的重要性。同時，也從國際共運中吸取精神營養，懂得追求社會正義的可能性。如果柏拉圖活到現在，他可能會說，無產階級先鋒隊沒有自身利益，追求全人類的解放，他所設想的正義衛士也沒有自身利益，追求全人類的理想國，兩者其實只有名稱上的差別，沒有實質上的差別。
“資改派”可能會從另一面批評說，主張社會正義的柏拉圖是現代極權主義的根源。從柏拉圖到盧梭到馬克思，都是以人民的名義進行極權的理論家。我們眼看著就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又冒出來一個偽民主真極權的正義論，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的看法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興起后，正如共產主義在十九世紀興起后，經歷了許多重大的歷史考驗。共產主義運動需要反思，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也需要反思。法國大革命是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思潮的產物。法國大革命結束后，社會各階級都在反思這場革命，從自由主義貴族的柏克，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帕累托，從自由主義加民族主義的赫爾德、費希特，到自由主義加無產階級立場的馬克思，從美國立憲元勛漢密爾頓到今日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都從不同角度認識到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的種種問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數還來不及認識和體會這些反思的價值，還停留在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的初期，所以才會有許多真誠和狂熱——假如不是美國第五縱隊的話。
真誠的自由主義者會批評說，我們要對任何自稱正確或正義的人保持警惕，善良的動機導致惡劣后果的事件難道我們還看得少嗎？
這種宏論固然有理。但是，放到人類歷史的全局來看，究竟是惡的動機導致的戰爭、殺戮、饑荒、災難，還是善的動機導致這一切？
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的最大問題恐怕就在這里：一味地相信理性，以為理性可以自動地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協調，人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自動地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實際上，在沒有對整體之善的信仰和追求的前提下，理性只能認識個別，認識局部，從而導致全局性的沖突。經過二百多年的實踐后，誠實的自由主義者都能夠承認市場經濟導致兩極分化的邏輯，都能夠承認理性地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可以導致國際戰爭。西方的有識之士都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如果能夠有出路，恐怕還需要重新呼喚善，呼喚信仰，呼喚新的價值體系。自由主義的理性自利的價值體系可以繼續存在，但新的價值體系必須出現。在這一新視野下，重新認識柏拉圖和孔子的價值，探索新型混合政治體制，并呼喚相應的價值體系，恐怕是一個全球性的緊迫課題。對此共識，恐怕只有一些幼稚的自由主義者或者狡猾的自由主義者，還堅持理性自利能夠自動導致社會和諧。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領導執政以來，倡導和諧社會，提出可持續發展，推行先進性教育，樹立八榮八辱觀，都可以看成是在探索這一課題。當然，這是不是一種可行的思路，許多忠誠的共產黨人也抱懷疑態度，更不要說美式民主的崇尚者了。惡意的評價甚至認為，這些動聽的言論是在粉飾現實、誤導視聽，為國有資產的更大規模流失打掩護。
我承認，到目前為止，由于這些新的提法與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不一致，得不到主流學術界、輿論界的理解，也得不到黨內大多數干部的理解，基本上是在轟轟烈烈地走過場。甚至有人認為，這些口號和活動不搞還好。搞了，不起任何作用，反而讓腐敗分子們看輕了新一屆領導，更加膽大包天了。
但是，我以為，這些新的提法卻蘊含著解決社會危機和執政合法性問題的根本思路，值得認真研究和闡發。
這思路的核心就在于重建信仰。
應該承認，文革結束以來，甚至從林彪事件以來，執政黨就開始了信仰危機。在淺層，信仰危機表現為對中央領導集體的信任危機；在中層，則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懷疑；在深層，則是對人性的懷疑。這場危機自上而下襲擊了全黨，不斷擴散，不斷蔓延，日益深入，終于形成了性惡論的共識，開始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固然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但是，腐敗卻幾乎成為黨的各級干部的正常思維和行為模式。
可是，性惡論一旦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那么，理論上共產黨就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既然人人逐私，那么最好的辦法是用多黨競選、分權制衡的方式限制權力。更進一步，既然人人逐私，那么中國共產黨艱難創業的英雄史詩就大可懷疑，執政的歷史基礎就被動搖了。再進一步，既然人人逐私，那么共產主義就將純屬虛構，馬克思主義關于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理論就成了偽理論。一切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這樣思考，不僅是學術界、輿論界。張五常聲稱，可以用一句話就可以駁倒馬克思，要給馬克思的棺材釘上最后一顆釘子，其理由無非如此。
所幸的是，在理論探討、政策設計和執行時，性惡論者常常把自己排除在外。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私我獨公，甚至連厲以寧、張維迎都這樣聲稱。為什么要賣國企？因為國企不賣就搞不好，賣了還能收入回一些錢來，變實物資產為金融資產。為什么要市場化？因為市場機制下，人有足夠的工作動力。所以，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是利用人的私而實現社會之公的方式，不是要追求政策設計者自身的利益，相反，是體現了執政黨沒有私利，一心為公。正是這一點，使一些改革英雄曾經大義凜然，也使干部的腐敗速度有所放慢。
問題在于，相互以對方為私，形成一種逐私的潮流。所謂“黨員也是人”的說法，就這樣為黨的大面積腐敗鋪平了心理道路，也為性惡論提供了證據。理論和現實結合得如此天衣無縫，難怪有那么多人在給中國下病危通知書。
在這種情況下，要重建信仰，的確非常難。有人甚至可能會嘲笑，不用開刀動手術，不用暴力革命，要用重建信仰來挽救一個垂危病人，這不是巫術迷信是什么？也有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說，經濟基礎都已經私有化了，上層建筑還能夠重建推翻私有制的信仰嗎？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嗎？更可能有人說，靠信仰來建立一個政權的合法性，這不是要回到神權政治，回到黑暗的中世紀嗎？
這一切批評都有許多歷史依據，也有不少常識依據。但是，退一步說，中國解體和淪陷的威脅在前，是一根稻草也得撈一撈。進一步說，上個世紀軍閥混戰之際，中國共產黨不正是靠信仰才能打出人民江山，創造出奇跡的嗎？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這樣的奇跡實際上并不少見。
四、怎樣重建？重建什么樣的信仰？
當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重建信仰都有巨大的困難。
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就提醒全黨，萬里長征才走完第一步，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還遠著呢。同志們要牢記信仰，繼續艱苦奮斗，切不可驕傲自滿，貪圖享受，當官作老爺，回到老路上去。此后，從整風運動到四清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都是要全黨保持信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可是，以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以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以對革命年代的真切記憶，都沒有能夠阻擋信仰危機的發生和蔓延。今天，這一切都已經不復存在，為什么還有可能重建信仰？
首先需要解釋，信仰是怎樣產生的。回顧歷史，人們不難發現，信仰常常不是在社會良性運行階段產生的，而是在社會危機階段產生的。基督教信仰是在猶太社會被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產生的。伊斯蘭教信仰是在阿拉伯社會的兩極分化時期產生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是在中國四分五裂、軍閥混戰時期產生的。只有在社會危機時期，其中一些人才能痛切地感受到個人命運與社會命運的聯系，并下定決心以自己下地獄來拯救社會，由此形成各種各樣的信仰體系。在社會承平時期，人們各安其位，反而認識不到這種聯系，個人奮斗似乎更符合經驗和常識。毛主席當年希望通過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培養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但是，群眾運動的風浪再大，也不如社會危機的風浪大。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經歷過文革時期的群眾運動的風浪，此后又經歷過改革的風浪，現在面臨更加復雜的社會危機的風浪，有可能形成更加堅實的信仰。中國社會各階層也同樣經歷著巨大的社會風浪，其中也完全可能產生出一些能夠迎接復雜而巨大挑戰的有信仰者。
其次，重建的信仰不完全是原來的信仰。如果是重建對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信仰，不說是否可能，現實上就出來一個問題，改革開放是不是完全錯了。改革開放有錯誤，這不難承認，但說完全錯了，也有失民心。至少在改革開放的前期，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是有群眾基礎的，受益面是比較廣泛的。雖然其核心假設——性惡論，有問題，但當時沒有像今天那樣走極端，干部隊伍的價值觀還比較多地受黨的傳統教育的影響。改革開放初期的許多措施只是對文革時期的“左”傾錯誤的糾偏，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走得沒那么遠。
更進一步說，原來對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信仰本身就是對人民群眾覺悟的高估計和高要求，是走了極端的；當然，把人民群眾看成都是自私自利的、扶不起的阿斗，卻是走了另一個極端。因此，文革走了性善論的極端，改革后期走了性惡論的極端。前者信仰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信仰，后者信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都屬于簡單化的信仰。如果黨能夠承認人性的復雜性，把混合經濟體制作為體制改革的目標，承認兩種所有制和兩種經濟調節機制各自的適用范圍和局限性，那么新的信仰機制是有可能持續的。
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么文革也好，改革也罷，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都在認真地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走極端，正是探索得極其認真、極其嚴肅的表現。其間，既有各自階段的成績，也有各自階段的問題，黨心和民心都可以維系。否定文革甚至否定其動機，否定改革甚至否定其動機，黨的領導地位就必然會動搖。正是這兩種類型的動搖，使黨的群眾基礎極大地削弱。動機問題在自由主義政治下是不存在的，因為那個模式從頭就假設人是自私的。但是，在黨權實際上高于民權的政治體制下（其合法性由先鋒隊理論或由正義論解釋），動機問題——實質上就是信仰問題，會變得極其重要，直接關系到政權的合法性。
以探索模型來解釋新中國建立以來的黨的歷史，恐怕也更加解釋力和包容性。探索過程中難免會發生誤解，甚至誤會到擦槍走火的地步，誤會到公有制基礎動搖的地步。其缺點是黨的一貫正確的形象需要改變，黨的決策需要更多地接受批評。但是，這不但符合黨的群眾路線原則，也符合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要求。普通中國人的仁厚的，只要你的動機是好的，犯了錯誤愿意承認，那么，絕大多數人都會愿意接受這樣的領導。
第三，如此重建的信仰，是復雜的信仰。普通黨員或群眾也許不能馬上接受。但是，如果黨的高級干部的多數能夠達成共識，形成這種復雜信仰，那么黨的方向和任務就能夠重新明確，責任感和歷史感就能夠逐步形成，黨的腐敗問題就有希望從根子上解決，多年積累的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有可能逐步得到疏導，中華民族就有可能真正走上持久復興之路。目前，黨的高級干部紛紛派到外國去學習。學什么？恐怕是學美式民主。這樣做，很難不讓人想象，我們的黨不但失去了信仰，而且失去了自信。
第四，如此形成的政治機制，有可能更有前途。在前蘇聯各國，在拉美各國，以及臺灣、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美式民主的問題成功的不多，失敗的不少。就連在美國本土，美式民主的多元與平衡也在逐漸走向一元與失衡。一元，是指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獨大。失衡，州權與聯邦權失衡，聯邦權坐大；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失衡，行政權坐大；寡頭權力與民眾權力失衡，寡頭權力坐大。
第五，在中國歷史上，正義者執政其實意味著具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儒士執政。中國共產黨的老一代領導人往往推崇儒家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無非此仁此義換成了共產主義理想。在犧牲個人以成全社會整體利益上，兩者的心路歷程是十分相似的。如果說這樣的正義者不可能產生，等于意味著中國歷史上沒有大批的仁人志士。
五、兩種價值體系相互制衡
重建后新的信仰體系并不是一種全民性的信仰體系，而只是對掌握公共權力者適用的信仰體系。社會上的多數人既可信仰，也可不信仰；可信仰上帝，可信仰安拉，可信仰祖先，可信仰理性，可信仰自由主義，可信仰法律，也可以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利己主義者，只信仰金錢。
從根本上說，信仰有兩大類型。一種是面向長遠整體利益的信仰，由高度復雜的歷史和經驗理性產生，多數出現和傳播于社會危機時期，更關注下層階級的感受。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柏拉圖、芝諾、耶穌、奧古斯丁、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等大體屬于這一類。另一種是面向局部的、短期利益的信仰，由自然科學和相對簡單的日常經驗支撐，多數出現和傳播于社會承平時期，更關注上層階級的感受。亞里斯多德、圣托馬斯、培根、牛頓、洛克、孟德斯鳩、斯賓塞等大體屬于這一類。
這兩大類型的信仰體系各有各的適用范圍，都對人類歷史的發展作出過重要作用，完全可以相互并存、相互制衡。一個經商者時刻要考慮社會責任，這是越位，是力所不及。可是，一個從政者時刻想著權力變現，這也是越位，是理所不該。經商者好好經商，不要靠權錢勾結來獲取利潤，而靠技術研發和滿足消費來獲取正常利潤。從政者胸懷天下，不屑于一己之私利，追求社會長遠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工人農民以集體談判提高工資和福利，在公有或私有企業工作，分享現代科學技術帶來的豐裕物質生活。
這樣的社會就是兩種價值體系相互制衡，又相互促進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有可能是和諧社會。
六、執政黨在混合政治體制中的位置
在這一思路下，我們能不能設想一種混合政治體制，其中，經過整頓、縮編和教育以后的共產黨以正義者的身份仍然執掌政權，但各利益集團，特別是勞資雙方能夠在國家政治的層面相互討價還價，而共產黨擁有調解和仲裁權。稍具體地說，立法權掌握在由各種利益集團代表所構成的議院，但共產黨的立法委員會可以擁有否決權或擱置權、延遲權。行政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但議院對重要人事任免擁有否決權。司法權也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但是由該黨代表大會選舉獨立產生，與行政權相對獨立。大量的權力關系細節可由各方磋商形成。
我知道，這一思路同樣會遭到兩派理論家的批評。
“社改派”的批評會說，這怎么可能呢？在私有制社會，領導集團一定是統治階級利益的代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問題在于，同樣根據這一原理，“社改派”要求中央左轉才是真正錯了。唯一正確的出路就是上山打游擊。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無論是山地游擊戰還是城市游擊戰，并非如樊綱想象的那樣真的就不可能，本·拉登就是城市游擊戰的高手，而是成功了以后會不會走向反面，進入新一輪循環。
“資改派”的批評會說，一個如此腐敗了的共產黨憑什么以正義者的資格掌握政權？
我認為，有多方面的理由。
第一，如果高尚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就可以知道，馬克思是恰恰是吸收了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的激進思想成份，將“天賦人權”理念貫徹到底的。高尚全今天認同的可能是少數精英分子的人權，這種精英人權與神權其實相去不遠，而馬克思卻認同多數平民的人權，與民權更加接近。在這個意義上，今日共產黨絕不是十八世紀的封建貴族，頂多是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理念塑造出來的革命貴族。從這個意義上，“五·四”時期出現共產黨，并不是“救亡”壓倒了“啟蒙”，而是啟蒙得太徹底、太激進，一步啟到了無產階級。
第二、中國共產黨早期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經歷不容否認。特別是黨的領導層，多數出身于中產階級，不是為利益，而是為理想、為主義在奮斗。除了少數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的人以外，一般持平而論的人都會承認，中國獨立和強大的基礎是中國共產黨奠定的。
第三，建國以后，黨缺乏執政經驗，特別是缺乏將革命理想與執政地位統一起來的經驗，經歷過兩個階段，走過兩個方向上的極端。但寬容地看，雙方都是在探索路上犯的錯誤，其強國富民的愿望還是有很大的真誠性，而且，各有各的經濟和社會建設成績。更重要的是，黨之所以缺乏執政經驗，是與馬克思主義中的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精神相一致。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相信民主，相信人民，相信天賦人權，相信造反有理。在這種信念下，探索執政經驗，就意味著凌駕于人民之上，有君權神授的色彩。共產黨是以人民的名義執政的。黨權民授，和君權神授，雖然在階級性上相去甚遠，但在實際政治體制、政治實踐、政治心態上，卻有許多相通性。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是如此強烈地繼承啟蒙運動的精神和語言，多少懂得一些君權神授邏輯的內在合理性，也就不會那么缺乏執政經驗了。
第四，要求共產黨重建、恢復或增強正義性，不但有可能，而且社會代價最小，最符合人民的長遠和整體利益。
當今，黨的腐敗雖然已經很深重了，但這種腐敗有多少來自體制，多少來自路線，多少來自人性之私，值得評估。按照二八律估計，其中80%的腐敗者恐怕是跟著腐敗。“資改派”會說，對啊，只要解決了體制問題，腐敗就會得到控制。可是，在不對體制作大調整的情況下，一旦調整路線，跟著腐敗的也會跟著廉潔。當今，面對任何一個具體的腐敗案例，“資改派”理論家都會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趕緊調整體制吧。“社改派”理論家則會說，路線錯誤導致腐敗，趕緊調整路線吧。到底那一種方案操作性強？調整體制，可控性低，可能意味著大動蕩；調整路線，可控性高一點，可能意味著中動蕩。按照保守的自由主義思路（柏克思路），中動蕩最好是小動蕩，即漸進調整，才符合“改革、發展、穩定”的方針。現在，“資改派”理論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體制調整的激進方案上，對解決現實的腐敗問題沒有任何興趣，甚至以鼓勵腐敗的方式，來促進體制調整，這恐怕不符合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吧。從立場上說，“資改派”應該更接近柏克，而不是盧梭啊。
第五，按自由主義的思路，在人性自利的前提下，絕對權力當然會導致腐敗。由于人性自利不可變，能夠變化的只有削弱權力、制約權力，甚至取消權力。然而，當今中國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內部實現和諧社會，是否真就可以取消或削弱公共權力呢？權力才能制約權力，分權制衡說常常意味著主權的分裂。一個分裂的主權對內是否能夠調節中國已經日益嚴重的階級矛盾，對外是否能夠應對列強的挑釁和威脅，都是值得懷疑的。
也就是說，恰恰是自由主義對自利的高度肯定，導致了共產黨的腐敗化，導致了體制的合法性危機。自由主義所承諾的新體制，或許可以取消腐敗，但卻以公共權力消失、削弱或分裂的方式，導致社會動蕩。如果社會不動蕩，很可能是重建了權力的相互勾結，陷入了新的腐敗。
“資改派”的批評可能會說，既然共產黨有正義性，那么共產黨干脆讓位不行嗎？干脆接受選舉考驗不行嗎？你還擔心一個有正義性的黨不被人民認識嗎？
這一點也許是我們的關鍵差異。雖然黨還有正義性，但的確已經不多了。是直接否定，迫其下臺？還是給予機會，要求改正。
我的看法是后者。如果黨已經變得嚴格自利，不可救藥了，那么黨一定會保衛自身的權力，形成主權之爭，導致社會動蕩。如果黨還不那么嚴格自利，至少其領導人還有正義性，特別是新一屆領導人可以讓人寄予希望，那么為什么不能給予機會，要求黨能夠重建信仰，找回正義呢？畢竟這是一個源自“主權在民”理論的革命政黨，畢竟在這個政黨的領導下，中國社會形成了復雜的現實的權利義務關系，形成了復雜的社會演化機制，總不能像扔垃圾那樣簡單拋棄一個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政黨吧。自由主義者常常批評革命政黨陷入歷史輪回，實際上，自由主義中的許多人也擁有和革命政黨那樣的激進心態，也可能陷入歷史輪回。
七、怎樣約束執政黨的行為？
在寫此文以前，擺在執政黨面前的路大概有這么三條，第一是保持現狀，共產黨領導下搞殖民地資本主義，但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越來越難以應付日益增加的危機；第二是跟上“世界民主潮流”，適應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實行美式政治體制，但是，有可能下臺；第三是回到“社改派”的道路上，對現有的內外關系作重大調整，但此事可能連政變都難以辦到，需要社會革命。
此文則是提供了第四種選擇，即共產黨從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轉變為調節階級利益的政黨。這種選擇既能容納改革開放的現狀，又能保持黨的宗旨和歷史，還能夠逐漸克服由改革開放過度而帶來的種種危機。這種轉變是對黨的理論和歷史進行深刻反省的產物，更進一步，是對啟蒙運動以來的各種革命和解放運動進行深刻反省的產物，而不是簡單地與時俱進。這種轉變有可能使黨的干部重新找到精神動力和人生定位，有能力克服腐敗傾向，從而有可能恢復黨在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要不要放棄作為長遠理想的共產主義？目前的執政黨事實上已經放棄了此理想，甚至連許多忠誠的老黨員都已經淡化了此理想，只是退而求其次，苦苦哀求黨中央改善工農群眾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黨承認階級和階級利益的存在，反而有可能保留此長遠理想。黨的近期目標是調節階級關系，實現社會和諧、人民富裕與國家強盛，長遠目標則是縮小階級對立。階級對立也許不能完全消失，正如個人物質利益的差別不能完全消失，但縮小階級差距，淡化階級對立卻是完全可能的。這么說，馬克思主義者可能并不滿意，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不是嚴格的共產主義，而是儒家的大同理想。但那時候的人民可能會接受。
設想是美好的。但是，歷史上常見“播下龍種、收獲跳蚤”的故事。有人會質問，如果經理論調整，執行黨可以重新擁有一黨執政的合法性，但卻實際行事卻仍然是一個腐敗政黨，怎么辦？或者說，怎樣約束執政黨？
除了在憲政設計上對執政黨的權利作了約束以外，執政黨既以正義自詡，則當有嚴厲的道德約束。任何一個公民一旦發現其中某一個黨員有任何貪污受賄行為，則該黨員就必須退黨，并辭去公職。黨員干部不得享受法律上的“無罪推定”，而必須接受“有罪推定”。黨員干部亦不得有隱私權，其私有財產必須公開，并接受公眾的質詢。黨員干部亦有義務說服親屬公開他們的身份和財產，如果不能說服，則應該主動辭去公職。
執政黨在制定某些靈活性強的政策時，必須在電視臺接受公眾質詢并向全國直播，必須給出邏輯完備的解釋。在解釋有爭議時，公眾有權要求就某項政策、或某項人事任免進行全國公投。這些權利和義務，連同公眾所擁有的言論、出版、結社、罷工等自由權利，都應該在憲法中載明，加以保障。
可以設想，當執政黨真能做出如此調整，重建信仰，接受人民群眾的法律和道德監督，那么，經過一個不太長的時期，中國面臨的種種緊迫危機有可能逐漸化解。那時候，執政黨既有可能被群眾擁護，繼續享受一黨執政的地位，亦有信心接受多黨競選的考驗。
八、結束語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不以神道設教的國度。歷史是中國的神。每當重大歷史關頭到來之際，我們總會回顧歷史，去吸取智慧、營養和勇氣。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匯入了世界歷史，世界歷史進入了中國歷史。所以，總結歷史就不得不古今中外，上下求索。然而，一個人生命再長，精力再充沛，面對如此悠久厚重的歷史，不免會覺得自身的渺小和淺薄。這種感覺恰似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面對上帝。
但是，人又不能無所作為，聽任上帝或歷史的擺布。歷史越往前走，組織機構越龐大，權力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農村的權力掌握在城市。武漢的權力掌握在北京。北京的權力又很大一部分落到了華盛頓和紐約。這個越來越高聳的權力結構使極少數人掌握著像上帝般的權力，改變、塑造或摧毀著無數公眾的命運。然而，這少數人卻任由一己之私、一孔之見盡情發揮，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導致人類的毀滅。諦聽上帝或歷史的聲音可以讓我們少犯錯誤，不能讓我們不犯錯誤。
由于內憂外患，近代中國充滿著急切的爭執，所有方案還來不及醞釀成熟就登上了歷史的實驗臺。一個方案的失敗了，還來不及總結經驗教訓，就被拋進了歷史垃圾堆。新的方案又粉墨登場，以歷史的潮流或必然性的名義影響公眾，聳動視聽。如此循環往復。我們什么時候能夠更多地懂得借鑒對立面的合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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