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起點

（該文是郭松民先生為“回顧與展望：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學術研討會”準備的論文，現全文發出，以饗讀者。）

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起點

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主流精英的看法，以《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的表述最為典型，他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毛澤東逝世后，中國有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經濟上貧困，政治上專制。”這一句話，等于把整個毛澤東時代一筆勾銷了，同時也把自1840年以來幾代中國仁人志士的努力奮斗給一筆勾銷了。

關于所謂“經濟上貧困”，現在已經被證明是一個謊言，因為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成就，可以和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快速工業化時期的成就相媲美。但由于中國工業化的成本，是由本國人民自己來承擔的，即“高積累，低消費”，從牙縫里擠錢置家業，所以這種成就沒有明顯地體現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業化基本完成，外患基本解除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應該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換言之，無論有沒有今天意義上的改革開放，1980年代之后，都將是一個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歷史時期，這個道理，和還清了房貸之后，就可以用更多的錢來買肉吃，是一樣的。

而所謂“政治上專制”的說法，就更是錯誤的，因為毛澤東留給后人的，其實是一個社會主義民主體制，即“人民民主體制”。中國在政治上走向專制，是在毛澤東逝世數年之后逐漸演變的而成的。

因此，中國的改革決不是只有經濟改革而沒有政治改革，也不是先進行經濟改革，后進行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中國的改革是先進行政治改革，后進行經濟改革。中國在政治上的改革，應該是從1976年10月開始的。正是在政治上的改革基本完成之后，經濟上的改革才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我們紀念的不應該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而應該是改革開放三十二周年。

1、為什么說毛澤東時代是民主的？

看一個政體是不是民主，不能只看形式，而應該看實質，在民主問題上，毛澤東更注重力量對比，更重視實質的民主，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民主。正是在實質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毛澤東時代的體制稱為“人民民主體制”。

毛澤東時代，在國家機器內部，實際上存在兩個權力中心，兩股互相制衡的力量：一個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再一個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造反派-文革派”，“四人幫”其實就是中央的造反派。毛澤東在世，兩派獲得權力，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主要靠訴諸于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不在，從邏輯上說，則主要應該靠訴諸于群眾的支持。

在文革后期，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實際上形成了這樣一種格局：官僚派掌握國家的實際權力，而“造反派-文革派”則負責維護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看護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官僚派有執政權，但缺乏話語權，處于一種時刻被監督的狀態。一位軍委副主席送了幾個高干子弟走后門上大學，居然會被鄭重其事地提到政治局會議上，就是這種監督高度有效的一個表現。

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是工人階級利益的最大保障，這一點，這經歷了下崗運動之后，大家對此都應該深有體會。這是一種制衡的機制，也是一種民主的機制。由于這是一個權力中心監督另一個權力中心，因此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橫向的糾錯機制”。

需要強調的是，在毛澤東時代的權力體制中，還存在大量的“工農干部”，以陳永貴、吳桂賢等為代表，他們不屬于官僚派，與“造反派-文革派”也有距離，他們在實際上扮演了體制內工農利益看護者的角色，我們很難想像，如果體制內始終有這樣一些人存在，那些嚴重損害工農利益的政策，如“下崗分流”等，能夠順利出臺。

在體制外，人民群眾則享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這種自由并沒有任何門檻，民眾也不會因為行使這些權利本身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公有制的制度背景下，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的管理者無權解雇員工，群眾在行使這些權利時并無失去飯碗的顧慮，因此，這些權利對監督本單位的領導特別有效。這種監督由于是自下而上地進行的，因此可以概括為“縱向的糾錯機制”。

必須指出，“造反派-文革派”和官僚派之間的相互制衡，同歷史上發生過官僚內部的“黨爭”是不一樣的，因為“造反派-文革派”崛起路徑與傳統官僚完全不同，其所依賴的合法性也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他們視為官僚的一部分，他們屬于體制內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而工農干部則由于實行了“三三制”原則（即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時間搞調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時間回原單位勞動），更不能把他們視為官僚的一部分，而只能把他們視為工農在國家機器中的政治代表。

總之，體制內兩派或三派相互監督與制衡，實行民主集中制，體制外人民群眾可以以“大民主”的方式來監督、參政議政，在這種格局下，再通過不斷的吐故納新，把新鮮血液輸送到共產黨內部——這難道不是一種民主體制嗎？它不僅是民主的，而且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特色，只有狹隘地把“三權分立”看作是唯一正確的民主模式的人，才會否認這是一種民主體制。

2、政變中斷了毛澤東時代的法統

這種格局，如果假以時日，將完全有可能成長為一種新型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為全世界人民在歐美的民主模式之外，提供一種新的、更好的選擇。遺憾的是，這一模式被1976年10月發生的一場政變中斷了。

嚴格說來，這場政變中斷了毛澤東時代的法統，開創了以軍事暴力解決政治分歧的新法統（這一點在1989年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把其后出現的政治上的專制，歸罪于毛澤東，這是不公平的。

毛澤東時代的法統有兩個，一個是黨內民主，即通過在黨的會議上多數解決政治分歧，毛澤東的所有政治決定，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在歷次黨的會議上得到了多數支持；再一個就是政治運動，直接訴諸于人民群眾。

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在毛澤東去世后，如果后人真的“按既定方針辦”，不中斷毛澤東的法統，繼續按這兩個“游戲規則”玩下去，結果會如何？

答案只有一個：中國將從此走向民主。因為此后的任何人都不再具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威，因此他要獲得權力，都必須靠“多數的支持”。

在毛澤東逝世后，中國走向專制的進程是這樣展開的：

首先，是用暴力清除政治反對派。1976年的“粉碎四人幫”，就直接的主事者而言，主要是出于恐懼，因為他沒有信心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取得多數。一個極度恐懼的人，手中哪怕只有一把水果刀，也可能會制造出命案。就事件本身的性質而言，則是因為官僚派不能容忍被“造反派-文革派”嚴密監督——人只要有可能，就總是不愿意被監督；

其次，是自上而下清理“三種人”，即從中央到地方的“造反派-文革派”。全國涉及數千萬人，遠遠超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數量，這些人分別被判刑、開除公職和黨籍、控制使用等；

在清洗了“造反派-文革派”后，以陳永貴、吳桂賢等為代表的大批工農干部也隨即被逐出體制，基本上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了。此后，真正有能力在制約官僚的力量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官僚派處于不受制衡的狀態，可以肆無忌憚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取消了四大自由和罷工自由，民眾失去了參與政治的最有效途徑，完全被排斥于政治進程之外。

至此，中國政治體制從民主化向專制化的改革基本完成，無論是“橫向的糾錯機制”還是“縱向的糾錯機制”都不復存在，正是在這一起點上，中國開始了以“市場化、私有化”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并一路走到了今天。

3、民主應該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礎上

當然，在大的格局基本奠定的情況下，還有一些小的調整：

比如，在黨內，提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無條件保持一致的口號，實際上已經不再允許黨員獨立思考，黨內民主不復存在；

比如，1980年代，在體制外崛起了民運派，但這股力量主要由少數知識精英組成，遠不能和當年的造反派相比，無法對官僚派構成有效制衡。而在私有化的問題上，民運派反而和官僚派形成分進合擊之勢，客觀上為官僚侵吞國有資產提供了合法性論證，這體現了右翼反對派的歷史局限。

再比如，文革雖然在1980年代初就被“徹底否定”了，但“文革”的靈魂，即人民群眾直接關心、參與國家大事，還繼續在神州大地上游蕩，并成為一場又一場學潮的深層原因，這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民主的表現。所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文革”的歷史分期，有這樣一個看法：“文革”從來就不是十年，所謂“十年文革”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如果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為標準，則應該是一個“短的文革”，即“3年文革”；如果以人民群眾積極關心、參與國家大事為標準，則應該是一個“長的文革”，即到1989年結束，為時23年。

總之，民主應該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空洞的“制度”基礎上。毛澤東時代民主之所以夭折，最大的教訓也就在這里——由于時間的原因，制衡官僚的“造反派-文革派”及其他力量還來不及成長壯大，和官僚形成“均勢”，這使得官僚可以輕易地用暴力將他們清除，并本能地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徑，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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