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經濟形勢務虛會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國稅務雜志社408會議室，六位學者對一系列重大命題的熱烈討論正在進行。此次座談緣起于王建在中國稅務雜志社《香港傳真》上的一篇名為《改造我們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舉了十個有悖于傳統經濟理論的現實問題，此文引起了不少學者對現實問題的共鳴和思考。參加此次講座的學者包括：中國人民大學農業和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研究員王建、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黃小虎、國家發改委體改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張木生。
下面是溫鐵軍在會議上的發言：
（一）新一屆中央反思改革出新政，中國未來有希望
溫鐵軍：中央已經開始準備“17大”，我個人對新一屆中央能夠交出一份讓人民滿意和答卷是有信心的。
首先，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連續三年保持9%以上的比較穩定條件下的經濟增長速度，預計未來幾年還會繼續維持相應的增長，這是“16大”以來的重大政績之一。同時，2004年以來的宏觀調控代價相對小得多，表明黨中央已經對我們這種特殊體制條件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宏觀調控的手段運用得非常嫻熟了，我們這種兩只手同時都可以用的宏觀調控，不但能夠熨平波動，還能保證經濟比較健康的增長。
第二方面，伴隨執政黨的和諧社會理論，提出了更加強調公平、科學發展觀，各地相繼提高最低工資和低收人群的保障，以及新農村建設的指導思想得到迅速貫徹，這些方面的工作也非常有說服力。
從這兩方面看，群眾對新一屆領導班子的評價應該是積極的。現在著手“17大”的安排，有理由相信“16大”以來的很多方針、政策能夠在“17大”以后的安排中得到鞏固，或進一步加強。
希望咱們這次的講座重點應該有所不同。因為，以往的很多爭論現在經過實踐檢驗，大體上有了定論。
比如關于公平與效率的爭論，最近的16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更加關注公平、更加注重就業，而且是放在關于和諧社會的論述中強調的。以往關于引進技術還是自主創新的爭論，通過這次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明確為自主創新，甚至將它作為國家戰略。以往簡單化地強調城市化，這次則調整為新農村建設，同時更加明確了城鎮化的發展道路等。中央對很多長期的爭論最近都有了結論性的意見，我個人看，社會對這些新的重要趨勢的反映也是積極的。
（二）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顯滯后
溫鐵軍：從現在的政治經濟發展趨勢看雖然有很多積極面，但幾個東西是繞不開的。
第一個是王建的觀點。當資本主義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虛擬資本發展到現階段——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金融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虛擬化、達到即將面臨泡沫崩掉的時候，如何看等資本主義未來的發展趨勢？對此，我現在考慮的是其中內在的邏輯性。
一般而言，在人類進步到資本主義的現階段，居于主導地位的是金融資本；其內部矛盾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走向起決定作用的內因。其他非主導地位的經濟力量是外因，只能起資要作用。王建最近的分析，就表達了這個一般規律：自歐元問世以來，歐元的發行改變了歐洲的貿易結構，以前區內貿易大于區外貿易和大量的貿易順差，應該是支撐歐元幣值的主要資源，現在歐元區的主要國家出現大量逆差，與美元攀比提高利率以吸引資本流入，這應該是美歐發展到虛擬資本作為主導力量的資本主義高級階段一個必然的規律。根據這個規律的內在邏輯，美元與歐元這兩個虛擬資本主流之間的矛盾及其演化為對抗性沖突的趨勢，應該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起決定作用的內因。
我們都知道，越是虛擬資本趨向泡沫的時候就越是瘋狂的時候，將來造成的損失也就越大，恐怕到不了王建說的30年。那時候就不僅是我們的外匯儲備大幅下降了。
既然大家都預見到泡沫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候必然崩潰，那么我們已經達到的85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是一個定時炸彈。早就應該未雨綢繆，盡可能在美元大幅度貶值之前變廢為寶，及時地利用我國沒有放開本幣的條件，把過剩的外匯資本轉變為對國有銀行、戰略性企業或國際資源型企業的注資。這樣，不僅國有金融的很多問題會迎刃而解；而且會在泡沫崩潰之際得以立于不敗之地。
如果我們進一步引申一下就會看到，我國的人民幣不斷增發，也演化成為一個產業資本大國內部占主導地位的金融資本，那么其自身的虛擬化或泡沫化也應該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16大之前，我在一次座談會上向老同志匯報關于翻兩番的看法時說過，20世紀我國是產業資本形成和擴張的階段，進入新世紀則是金融資本進入快速發展到虛擬資本經濟的階段；因此，只要不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翻幾番都沒問題。
國內這些已經異化于產業資本并且出現虛擬化趨勢的金融資本，和國際的金融資本的動作規律應該是趨同的，也就是說，未來的人民幣作為一種金融資本也會趨向虛擬資本的運作規律。最近開始的金融期貨發展，應該是這個規律的表現。
我們知道，一百美元的紙幣印刷成本只有四美分，而進入流通領域，到中國這樣的實物經濟國家，就會換得一百美元的商品，由于現在這種國際貿易運行框架，中國沒有根本上擺脫原來的地位，盡管我們的產業資本數量很大，但還是以自己有限的資源制造產品換得貨幣資本，反映了我們所處的產業資本階段的交易地位比較低下。
處于產業資本階段的局限，是否可以單純地按照西方的消費主義模式來擴大內需，維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從長期看，這似乎也不樂觀。將來不可能僅僅是將更多的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提高他們的消費，以消費來拉動增長。因為，盡管我們注重了公平，擴大了內需，但資源和環境的瓶頸約束仍然不能突破。
第二個問題更值得深入考慮，如果把林毅夫借鑒過來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樊綱提出的非民粹主義增長結合起來，其實民就構建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具有解釋力的邏輯。我可以不認同他們的觀點，但卻必須承認這個邏輯成立。眾所周知中國唯一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價格低廉。但這個比較優勢是建立在勞動人口不斷增加的條件之上的。
我以前曾經提過一個觀點，就是用什么樣的方式完成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就會形成什么樣的制度，并且導致其后的路徑依賴。我國早年的工業化原始積累，由于資本嚴重短缺，我們的勞動力不記代價的投入，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那是個全民貢獻的時代，打下了工業化的基礎，但也形成了這樣一個制度路徑，對其后的發展起到了路徑依賴的作用。現在也依然靠著對勞動力的低價占有來實現經濟的增長。政府近年來的政策也是每年不斷加大對勞動力培訓的投入，使農民打工者更能適應市場的需要。但這是在勞動力總量不斷增大的前提下。因為新的勞動力不斷進入市場，導致勞動力的價格不斷壓低，這也是一種市場規律。
林毅夫的比較優勢理論和中國人口不斷增加，勞動力不斷供給這個現實是吻合的。因為勞動力作為過剩要素的價格低，所以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大量被資本方所占有。農業部郭書田和社科院陸學藝前幾年的研究說明，每個農村來的打工者至少每年給城市提供了大約兩萬元的價值。蔡昉2005年的研究，人力資本的貢獻占到經濟發展的50%以上。其實建國以來幾乎長期都是絕對的比重，這本身和比較優勢理論的邏輯是相同的。加上樊綱最近補充的理論——非民粹主義增長，就構建了完整的邏輯，由于中國的增長是非民粹主義的，于是，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按照這個邏輯的內在機制作用，客觀上就決定了我們靠政府手段提高勞動者的工資，增加他們的社會保障，那么，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會喪失。這也許是近年來很多經濟學家對執政黨的政策思想難以認同的背景。
當然，樊綱也說，他的理論有內在的“政治不正確”，因為按照這個邏輯進一步推導出來的政治安排，不僅不可能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而且必然得出專制和集權的結果。
那么，我們接下來看這種路徑依賴會不會導致發生社會動亂。第一，中國到目前在城鄉結構上仍然是73%的戶籍農業人口，如果人口結構的絕對比重仍然是農民，那么農村財產結構的穩定性可能出現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如果繼續現在大量占用農民的土地，破壞農民原來的財產關系的做法，當然會出現社會動亂。
但如果對這方面的問題及時予以調整，比如允許農村集體所有的以土地作股的方式參與基本建設，以租賃的方式參與工商業開發，那就不會出現動亂；農民的矛盾就是小農村社制度人在的傳統矛盾。近年來這種累積矛盾往往是以選舉的形式來爆發的。
2004年的免稅新政最大的功績，就是一個政策化解了以往農村80%的因負擔過重引起的沖突。現在如果我們想讓中國的政治環境相對穩定，只需明確一個政策——農民的土地不能征占。即使征占，所得到的利益在村社內部分配。這就穩住了70%的農民，也就穩住了軍隊，因為軍隊的主要成份是農民和農民的子弟。所以，從政策趨勢上看，中央政府還有穩定民心的牌可打。當上訪事件出現爆發性增長的時候，很可能出臺某個政策，產生如2004年宣布免征農業稅那樣的政治效果。
什么樣的經濟基礎決定什么樣的上層建筑，我國農村這種分散的小農經濟的基本格局不可能根本改變的時候，其實和歷史上所有高度分散小農所要求的上層建筑是相似的。中國只要小農人口眾多，所要求的上層建筑就不會是像西方一樣的民主、議會等等，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因為農業人口的不斷消亡而產生的。不管誰執政，只要代表這些小農的利益就有其政治合法性。
這就又回到樊綱和林毅夫的邏輯：在我們的城鄉二元體制、農村人口眾多的條件下，最可能出現的合適的上層建筑，也可能就是開明專制的政治結構。盡管大多數知識分子未必同意這個說法，但從這個邏輯導出的結論很難攻破。我個人認為，十年左右的時間，中國不可能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在中國廣大農村成為主導的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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