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重新審視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及其前途

（該文是老田先生為“回顧與展望：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學術研討會”準備的論文，在2008年11月16日上午的會議上做了主題發言，精要地介紹了該文思想。現全文發出，以饗讀者。）

重新審視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及其前途——一個政治社會學的觀察（討論稿）

作者：老田

毛澤東時代開始的初級工業化歷程，關鍵在于如何有效地轉移農業剩余以支持快速工業化戰略，不摧毀舊統治階級及其狹隘利益，農業剩余就不可能轉用于工業化事業，所以這首先是一個政治革命作為前提。同時，農業剩余是分散掌握在上億個窮困的小農家庭手里，如果沒有一個低成本的聯系渠道，無論是通過市場還是政府，由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過高，有限的農業剩余仍然被消耗在“路上”，所以，需要在高成本的市場和政府之外實現一個低成本的渠道創新，這在毛澤東時代是通過農村基層政權扁平化來實現的。在農業剩余集中之后，如何更為高效利用，這是通過最小化管理費用和最大化地利用剩余勞動力來保證的，同時，土地公有制為最小化農地城市化的補償也做出了貢獻。所以，毛澤東時代能夠以區區4000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就打造一個“初步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

在1978-1980年前后，中國完成初級工業化目標，農業得到的化肥數量急劇增加，土地的生產力急劇上升，自晚明以來中國人均口糧的不足的困境，得以突破。此后，農業資源開始大量轉入經濟作物的種植，得益于農業產品結構的轉型，輕工業原料產出成倍增加，客觀上有可能進入工業化的第二階段，實現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良性循環，這個時候是改革開放的起點。由于某種非預見的錯失，中國工業化的第二階段預設目標被放棄，最重要的后果是本土裝備工業和自主創新能力被徹底毀壞，國民經濟轉入依附性發展道路，中國今天的政治、經濟困局，都源于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中間的外圍國家地位。

一、          簡要回顧毛澤東時代的快速工業化戰略

按照保羅·巴蘭所總結第三世界的經驗來看：“掌握大多數不發達國家政府權力的是有產者的聯盟，他們不可能制訂和執行一套違反其切身利益的措施，不可能制止生產經營中的浪費現象，不可能制止寡頭勢力的壟斷活動、牟取暴利、資金外流和奢侈生活，也不可能減少或放棄用于軍隊和警察方面的巨額撥款。所以，不發達國家的政府保衛現存的財產權和種種特權，不可能為全社會的發展服務。”“舊制度的衛道士不可能成為未來的建設者，所以，封建地主、工業保守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中等階層的聯盟必須打破。”[1]

在后來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依附論學者中間：形成的“廣泛的共識是，試圖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或‘民族資本主義’、或者最近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方法來解決問題，注定會失敗。因為這些方法所依靠的社會階級(本國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或幾部分)本身受制于他們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他們也許會倡導‘獨立的’或‘不結盟的’外交政策，甚至可能走得更遠，以至于在一些部門成功地剝奪了外國人的財產（正如卡德拉斯時期的墨西哥以及近期在威拉斯格統治下的秘魯所做的那樣）。但是，只要它們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將繼續依靠外國資本，因此最終將不得不向外國勢力妥協和討好。”[2]對照文革時期的小學課本對中國統治階級的判斷是發人深省的，課本內容經常以政治口號的方式來宣傳黨內高層的分歧，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判斷就是：中國的統治階級必定是“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而且，統治階級的形成過程是分為兩大步驟：“修正主義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第一步是壟斷政治權力排斥工人農民的政治參與，第二步才是剝奪工人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內含的發展順序是政治權利的剝奪先于經濟權利的剝奪。

不奪取舊統治階級的政治領導權，就不可能把他們從農民手里攫取的剩余用于工業化事業。雖然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雖然窮困，但是他們自己的消費卻很少，有多余一半的凈產品被以地租、捐稅和利息等方式被榨取，巴蘭指出：

“幾乎在所有的不發達國家，那些小塊土地的大部分并不屬于農民所有，其中絕大部分是從地主那里租來，有些則租自國家。但無論是自有的或租來的，這些小塊土地不僅要維持農民家庭的生計，而且要支付地租或稅收（或是兩者都要付）。此外，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土地還必須承擔償付債務的利息，這些債務或者是為了當初獲得土地，或者是在歉收年份或發生意外事件時為了維持生計而承受下來的。在所有不發達國家糊口農民所承擔的租金、稅收和利息都是很高的。它們通常吸取了農民菲薄的凈產品的一半以上。另一吸取農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子是他們被迫面對的不利的貿易條件。他們被各式各樣的中間商剝削，把僅有的很少的農產品以低價出售，而按高價購買他們所要買的少量工業品。就這樣，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在較小程度上還加上國家，都把農民的農業經濟剩余榨取光了。”但是，這些剩余未能支持窮國的工業化，卻被無效地消耗掉了：“曾經激起亞當·斯密、李嘉圖和其它古典經濟學家憤怒的這種過度消費仍充斥于落后國家。豪華住宅、奢侈生活、搜取作為財富和地位象征的奇珍異寶、仆從如云、玩樂無度、游山玩水，這些方面占了土地貴族的收入和支出的主要部分。對土地貴族來講，把收入用于改良土地或購買先進農業工具是毫無吸引力的。這種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是由傳統、生活習慣和地主階級特有的社會習俗所造成的。然而，它在極大程度上是適應于當時的客觀經濟條件的。”[3]

僅僅祛除舊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還不夠，還必須解決如何有效地把農業剩余從分散的小農手里有效地集中起來。通常的市場渠道和科層化的官僚組織，由于交易成本太高和難以扼制官員的自利動機，都無法解決與億萬小農的交易和提取問題。這從國民黨在華北建政的失敗，和改革后農民沉重負擔的興起中間，就看得就非常清楚。

國民黨也曾經希望把政權向下延伸，達到村一級，把國家政權的力量作為鄉村秩序構造的一個方面，借以解決各種問題。但是，所有的嘗試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反而導致更為嚴重的新問題。美國學者杜贊奇對于國民黨在華北建政的失敗有一個詳細的研究，并與共產黨人的基層政權建設過程做了對比：

“在20世紀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當國家政權的職能及人民對政權的期望迅速增長，即其增長迅速超過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之時，對政權建設的要求便會產生與早期政權建設大不相同的一系列問題。”“鄉村政權內卷化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國家捐稅的增加造成贏利型經紀的增生，而贏利型經紀的增生則反過來要求更多的捐稅。在這種環境下，傳統村莊領袖不斷地被贏利型經紀代替，村民稱其為‘土豪’‘無賴’或‘惡霸’。”“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共產黨在中國取得政權的原因不只一個，如地主所有制或帝國主義，如果要將其歸納為一條，就是共產黨了解民間疾苦：從毆打妻子到隱瞞土地，無所不知，從而動員群眾的革命激情。”“國家政權內卷化是整個民國時期的普遍現象”“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終結”“合作化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實現了‘政權建設’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近年來中國的‘開放搞活’又使一些歷史弊病重新出現，一些學者開始將鄉村干部視為國家政權與村民之間的‘承包者’或經紀人。管理機構與集體結構的分離、土地的逐漸私有化以及基層政權的削弱，肯定會造成國家對地方社會的失控。”[4]

要從貧困農民那里收集剩余，對管理系統就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要求，由于需要納入管理的對象數目極為龐大，同時單個對象所能提供剩余數量卻很少，與管理對象數目巨大相聯系的管理系統也必定十分巨大，若不能做到管理系統以極低的費用運行，那么，僅僅是管理系統的規模就足以耗盡從農民那里收集起來的有限剩余。換言之，在貧窮的中國農村，有效的管理系統必須實現運行費用遠遠小于能夠收集的剩余數量，而這一點恰恰是國民黨及其所依賴那個階層難以做到的，因此國民黨的建政工作不能不歸于失敗。

溫鐵軍教授認為農村經濟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場經濟模式來形成制度，因為“交易費用”太高：“無論何種主體，如果直接與億萬小農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都會由于交易對象的數量巨大且分散，而每個交易額又細小，必然出現交易成本高到無法交易的問題。”“總之，覆蓋中國70%人口的這種小農經濟對市場化的制度安排形成的制約是根本性的。”所以，一個國家基本制度的有效性的評價標準是：“在工業化從農業提取原始積累這個不可能跨越的歷史階段中，能有效地降低與高度分散而且剩余極少的億萬小農的交易費用，并且完成了資本積累的制度，就是有效的。”[5]

毛澤東時代選擇的工業化道路，充滿的經濟領域之外的政治掛帥，祛除舊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固然是經典的階級斗爭；而最小化行政費用和最大化動員農村剩余勞動力，都要以建設和維護扁平化組織同時最小化管理者的權力和利益為基礎，這往往是通過“群眾運動”的壓力來保證的，這依然被視為階級斗爭為綱。農業剩余的工業化利用，在毛澤東看來都與階級斗爭緊密相關。

但是，在毛澤東時代進行初級工業化的初始條件中間，由人地關系緊張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關系緊張依然長期存在，為此，共產黨人不得不選擇以行政管制替代市場價格機制，來提升龐大的底層民眾的權益，穩定其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借以實現“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來緩和社會對立，這是新中國扁平化管理的客觀依據所在，政府與民眾的沖突被最小化了。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產生了充分動員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快速化”設計——由于農業增產目標和簡陋交通條件都依托密集投入活勞動去解決，所以，有限的投資品可以更大程度地集中投入重工業。

投資力度如果過小，就不足以推動工業化的順利進行，這在政治取向完全相反的經濟學家中間都有共識。巴蘭認為工業化啟動必須有一個最低的初速度，羅斯托也認為投資率必須超過10%，這在舊中國都是很難實現的。按照羅森斯坦-羅丹的看法，由于外部性的影響，如果沒有一個很大的投資力度和全面的產業鏈條，工業化目標就很難實現，納克斯也主張要均衡增長。

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想當然地批評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戰略是“輕工業太輕，重工業太重，重工業自我循環。”按照發展經濟學家們的看法，這種狀況其實是初級工業化時期的必然表現。按照納克斯的看法，窮困的農業經濟中間，由于存在消費能力低下和投資不足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市場拉動投資的“正常循環”不可能具備，政府主導的工業化過程往往從重工業優先戰略開始，從基礎工業部門的全面投資出發，進行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過程。按照中國的經濟發展現實看，1950年代其實也不具備投資輕工業的條件，關鍵就在于農業資源受制于口糧不足的人地關系限制，不得不集中用于糧食生產，長期執行“以糧為綱”的政策。輕工業發展需要相應的原料供應，而農產品供應不足始終是輕工業投資的決定性限制，1952年87％的輕工業原料來自農產品，直到1996年仍然有67％的輕工業原料是農產品。

到了1970年代末期，中國糧食產出已經穩定地超過了全國人口的溫飽需要，農業資源開始具備條件大量投入輕工業原料生產，與此同時，重工業優先戰略在執行了近三十年之后，已經有了可觀的生產能力和技術儲備，足以配合農業原料的增產潛力實現工業化的第二步擴張過程，這一次擴張將可以是消費品市場啟動和輕工業優先的。

二、          毛澤東時代的右翼激進主義與改革意識形態的起點

毛澤東畢生所強調的扁平化管理，直接來源于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的管理經驗。這一經驗較少肯定管理層的權力、利益和地位穩固要求，與科層化管理截然有別，本文稱之為扁平化管理，這個管理的最大特點就是反對管理者壟斷權力，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相對均衡地分配權力和利益。

一切違犯管理層利益要求的變革，都是要受到最強烈反對的，按照企業史家錢德勒的研究：“歷史經驗表明，除非受到最強大的壓力，管理者很少會改變他們日常的慣例和權力地位。因此，創造新組織形式的決策取決于管理者如何意識到企業面臨的緊迫需要和機會，而他們的相應決策就是一個戰略問題。于是，錢德勒提出一個戰略與結構互動的分析框架來研究戰略決策導致組織結構變化的過程。戰略被定義為‘企業長期基本目標的決定，以及為貫徹這些目標所必需采納的行動方針和資源分配’。結構則被定義為‘為管理一個企業所采用的組織設計’。基本的假設是結構跟隨戰略，因而所研究的中心問題就是：在什么樣的條件（壓力和機會）下所產生的企業擴張戰略導致了多部門組織結構的出現？”[6]

對于實現扁平化管理的變革條件，毛澤東后來回顧說：“根據地搞民主，無錢、無糧、無槍，孤立無援，必須依靠群眾，黨必須與人民一致，軍隊必須與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須與兵一致。要搞好這些關系，非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軍隊內廢除肉刑，不槍斃逃兵，經常教育，經常做斗爭，打一仗，新兵來，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爺態度雖有點，但民主作風還是學了一些。這是因為斗爭艱苦，時間長，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可是至今還有一部分人不贊成說服方法。”[7]扁平化管理要讓管理層最大限度地放棄與管理職責相關的權力和利益等級，實現權力和利益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相對均衡地分配，這種激進的管理學革命明顯不符合管理層的“人的本性”，特別是不符合那些處在管理崗位上的權勢人物的“理性選擇”，如果沒有一個逼不得已的外在情勢，此種主張就不可能具備實施條件。這個關于管理層權力和地位的看法，始終是共產黨內部分歧的焦點，是歷次“思想斗爭”“路線斗爭”核心主題，從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之前的爭執，到1970年代中后期的毛鄧論戰，核心問題都在于在何種程度上肯定管理者對于權力和利益的壟斷，如何看待被管理者參與管理事務并監督管理者的問題。

如果說在井岡山時期由于外部有強敵的存在，在實際上壓縮了管理層的意愿，強迫他們不情愿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扁平化管理要求并形成古田會議決議的話，那么這個外部條件在建國后就不存在了。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對人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8]

正是由于井岡山時期的民主制度的相對有效，管理權力分配相對合理，反而凸顯出共產黨執政后相關問題的嚴重性，這個認識落差在文革前夕成為毛澤東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當然，像‘二十三條’講的，這里絕大多數干部包括黨的高級干部還是個認識問題、教育提高的問題。怎樣教育提高？”[9]

與扁平化管理要求緊密相關，毛澤東時代的白領崗位數量也最小化了，與鄧小平和朱镕基時代制造白領階層或者中產階級的政策相比，遠遠不能滿足無數熱望向上爬的人士的需要。而且，當時的管理和技術崗位的權力和利益，也遠遠小于縱橫比較的水平，甚至，即便是擁有一個這樣的崗位，也往往不能免于一定數量的體力勞動。這種管理層利益最小化的“毛澤東激進”政策，不可能不引起潛在和公開的反抗。

如果不從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上層和下層的狀態去看，就很難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社會結構演變。反過來，如果不把問題視野擴張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方面，也就無法理解毛澤東時代的分歧和“路線斗爭”。管理關系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管理在全社會的普遍化，不僅囊括了全部社會成員，而且管理關系的定位（扁平化或者科層化）還蘊含了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的權力和利益分配份額問題。

無論采取何種社會制度，管理的普遍化是一個容易擴張的趨勢，但是管理組織和管理者并不必然服從功能性的社會分工需要：“因為無論是私有制還是國家所有制，勞動手段本身的技術發展都會加速勞動手段與勞動者的分離。并且在這個基礎上經營體系也在不斷地得到強化和完善。所謂經營體系的完善就是以規章、專業化、資格以及等級制等為主要內容的金字塔型組織——官僚制組織的發展和強化。”“組織本來是為人類服務，為增進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但它卻逐步自立，把組織自身的維持和擴大作為目標，反而把組織成員變成自己的手段，甚至把組織外部的人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不斷使自身得以膨脹。如果人們不能消滅組織這一現代怪物，惟一的辦法則只能是將它作為真正為人類服務的手段加以馴服。為此，首要問題是人們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放棄對組織的盲從。”[10]

管理的擴張導致管理崗位的增加和新的中產階級的興起，按照社會學家米爾斯的看法，管理社會和白領階層的興起具有一致性，但是“這些位居頂層的新人，上層社會一百年演化的結果，在新的科層制度中發揮著作用。這些新的科層根據職務選擇了他們，并對他們的特征進行了塑造。”“你經手的錢是別人的，你所整理和移來搬去的紙張文件已經帶有別人的印記。你是決策的仆人，權力的助手，管理的奴仆。你比工資勞動者更接近管理，但你作出的決定很少是最后的。”“中層管理者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其上層和下層人們的情況——最高層經理和工頭的境況。”“他們遵守命令，善于察覺明確的命令范圍以外的危險，竭力不引起別人注意并推卸責任。他們常常感到在其能力和經驗之間存在著不相稱的狀況，并日益認為競爭是沒好處的；為了得到極端渴望的尊敬他們常常變得喜歡賣弄學問，小心注意著與同事和公眾之間的俗套禮節，他們努力要通過順從規則來贏得更多的尊敬。他們不無傷感地注視著其辦公室的正規的外表并感覺到他們的個人安全已遭受了一些將把他們從其現有的位置上趕走的因素的威脅。”由于沒有穩定的地位和名望保障，白領階層的一個主要心態就是充滿著“地位恐慌”感。[11]

如果相對剝奪和地位恐慌是管理層中間一個普遍性的憂慮的話，那么理解中國最近三十年的改革過程有一個很好的視角。鄧小平和朱镕基的改革，在社會結構方面無疑是迎合了精英階層的要求，更穩定的權力，更多的利益，更不穩定的地位，這當然滿足了一部分的深切渴望和要求，問題在于這個過程的反面和社會影響如何評價，是不是有毛澤東曾經估量和預測的那么嚴重？

毛澤東對于扁平化管理的執著，提出一個根本性問題：在中國一個合適的統治階級應該是個什么樣子？反過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同一個問題提出的答案是：就像西方國家那個樣子。

對于毛澤東而言，一個有利于精英階層地位穩固和權力利益擴張的政策，注定要以犧牲和侵蝕平民階層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穩定性作為代價，結果將是整個社會里政治反抗能量的急劇上升，社會有重新陷入周期律的危險。

最開始，毛澤東是把管理層的消極表現視為右傾保守主義加以批評，并試圖借助各種群眾運動或者整風運動進行矯正，由于他把眼光長期盯在如何通過被管理者的批評輿論去糾正干部的不良管理行為，他一次又一次地發動群眾運動來針對干部群體，毫不顧忌干部群體對此的明顯不快，1955年他甚至對身邊的人說過：“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不搞運動，我不能叫毛澤東。”[12]雖然對共產黨的管理層多有不滿，但在1950年代，多數情況下還是在“反右傾反保守”的名目下講話，敦促官員改進工作方法，但是他逐步認識到這是官員們的結構性行為模式體現的是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一種系統的頑固癥狀，就改而稱之為“修正主義”，1963年6月4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客舍會見越南勞動黨代表團時說：“出修正主義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會經濟基礎。偶然的、不成系統、不是一貫的不能叫修正主義，是認識問題。我們這些人的認識也有個過程。”[13]管理層長期不變的頑固認識和行為模式，被他定義為修正主義以后，而不再看作是思想作風問題了。

陳晉在毛澤東詩詞里有一個發現，自從1959年10月《讀報詩》寫作之后：“毛澤東覺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掉進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之中，由此產生一種急迫的‘突圍’心態。其晚年之作的四類作品，擁有一條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澤東以深沉的命運感和強烈的斗爭意志，播撒在‘突圍’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緒和情感。”[14]很顯然，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對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新的變化來自修正主義這一部分，在中國的現實中間“修正主義”和“高薪階層”都是有特指的——主要部分是共產黨干部群體和部分知識精英，對于這個群體產生的不同看法，業已成為毛澤東做出新判斷的依據。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的主流學者不同，“文革”期間高干子弟組織“聯動”提出“忠于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15]，把毛澤東思想的巨大轉變（特別是對于干部階層做出不利判斷的時間）的時間界線劃在1959/1960年，這無疑比把分界線劃在1956/1957年之間要準確。

從毛澤東的許多內部講話看，1956—1958年期間他仍然著眼于維護扁平化管理，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要求，開展整風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還有就是從反面提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到了1959年之后這些就很少再提起了，轉而大講反修防修，這說明毛澤東對于管理層的判斷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而在這個期間，干部群體的主要消極表現，一是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積極，二是在反右期間打擊批評意見（與流行的看法不同，童小溪認為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是對符合共產黨需要的左派的一次集中打擊，性質是革命后一次不完全的熱月反動），三是1958年黨閥和學閥結合在報紙上宣傳“高產衛星”以滿足政績需要（今天網絡上有“鐵三角”之說，那時沒有經濟精英，只有兩個方面的消極結合）。毛澤東于1959年所形成的突圍心態，實際上是以赫魯曉夫為模本，把修正主義和社會分層結構中間處于上層地位群體的結構性利益，聯系在一起來理解的。既然蘇聯的高薪階層是修正主義的基礎，出了赫魯曉夫這么一個代表人物，那么中國有沒有高薪階層，他們的制度偏好又是如何呢？正是從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發，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澤東1960年親自推動寫作并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16]，開始了中蘇論戰的第一個回合。所以，那些高干子弟說擁護1960年前的毛澤東思想，確實更切合這個演變的時間點。

關于扁平化管理的分歧，在共產黨高層爭論中間的擴大，本身與全能型政權中間管理的全局性地位有關。對毛澤東而言，管理中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關系的定位，不僅僅被視為一個管理學問題，而且被毛澤東無限拔高到吸收“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地步。在生產力三因素中間，毛澤東始終如一地強調“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在生產關系三因素中間他更強調“生產中間的人與人關系”首先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他在多次黨內會議講話中間強調：“所有制、相互關系、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中的三個問題，我們抓中間，也就是抓住相互關系，我們的整風，就是解決相互關系問題。共產黨員中某些人是在社會上、學校里學了一些奴隸主的神氣。”[17]“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是生產關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產關系，不搞相互關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中國如果不解決人與人的關系，要大躍進是不可能的。”[18]

這樣，在公有制建立起來之后，毛澤東就把生產力、生產關系吸收到管理關系中間來看待了。這種思想的表述，始終與他擴張“資產階級法權”概念的內涵相關，他賦予法權概念以政治維度：“在所有制解決以后，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還存在，如等級制度，領導與群眾的關系。整風以來，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差不多破壞完了，領導干部不靠威風，不靠官架子，而是靠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靠說服。”[19]

按照這樣來看待問題，關于扁平化管理的分歧就上升為全局性的制度爭論，變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這樣一個宏觀視野，這又和制度賦予人們利益的不同聯系起來看待，毛澤東對此非常清晰：“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例如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對他們很有利，在轉到按需分配的時候，他們可能會不舒服。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20]

不同階級的人對于制度和利益的滿意標準不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時，人們認為他們與勝過他們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優越，其時，他們想到自己不是強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屬，然而卻自認為是優越的……于是，在寡頭統治的國家，民眾在他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思想指引下起來革命，因為正如我以前所說，他們是相同的人，卻沒有相同的份額；而在民主政體的國家，達官顯貴起來反叛，因為他們不是相同的人，卻只有相同的份額。”[21]按照布勞的觀點：“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會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剝奪的一種反應，而右翼造反是由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中等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的相對剝奪的反應。”[22]

社會主義制度越是成功，毛澤東要求的扁平化管理越是得到落實，精英階層所得特權和利益越是有限，“貴族造反”的沖動就越是強烈。毛澤東于1959年對共產黨的權力精英做出了初步判斷，1962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很隱晦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面臨著被拋棄的危險，1964年年底提出四清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年初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認定權力精英有著不同于普通工農的獨立利益而且是和多數人相對立的。他臨終前還汲汲不忘：“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毛澤東這些系列判斷，都是基于共產黨內部權力精英的消極表現或者右翼激進主義來說的，預言社會主義制度被拋棄的意愿來自共產黨內部。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去回顧中蘇論戰的升級過程，明顯有拿赫魯曉夫當靶子批判企圖糾正中國內部的偏差的小算盤——試圖在不涉及政權中間的當事人的情況下，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以免導致巨大的社會動蕩。

反過來，社會主義制度越是成功，扁平化管理中間的官民關系越是融洽，平民階層的政治意愿肯定要相應地低落下去，此時官員群體的右翼激進主義和蛻化過程就得不到自下而上的有效抑制和監督，這兩個方面共同加深了毛澤東的憂患意識。他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講話中間說：“他們為什么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23]從這個意義上看，掛在毛澤東名下的個人崇拜和掛在劉少奇名下的“馴服工具論”，有著同一個現實依據——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保守化，馴服工具部分源于平民的“個人崇拜”平均分布于自毛澤東以下各級干部身上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扁平化管理在全社會實施，這就開始指向一種扁平化社會建設模式，很明顯，這種扁平化社會抬高了底層工農勞動者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卻導致中上層面臨著較為明顯的“相對剝奪”，結果誘發了較為強烈的右翼激進主義情緒，這被毛澤東視為新制度的威脅力量。考慮到右翼激進主義的逐步高漲和平民階層的政治保守化，社會主義制度被拋棄的可能就很明顯了，文革發動前毛澤東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24]

就社會沖突的程度和分化的比例而言，清華大學教授李強利用“五普”資料，按照經濟資產、組織資產和技術資產三個指標，得出中國社會是一個“倒丁字形”結構的結論，接近于那個百分之五對百分之九十五的分層判斷，并認為中國存在明顯的“社會結構緊張”，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處在一種對立的、矛盾的或沖突的狀態下，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比較容易發生：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因社會階層差異而造成的社會結構緊張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只不過在不同時期表現為不同的內容罷了。解放前，它表現為大土地所有者與失地或很少土地農民的矛盾。解放后，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表現為大規模政治運動中各群體間的批判和斗爭。”“有人以為當時的結構緊張完全是最高領導個人的‘階級斗爭’政策造成的，其實不然。個人政策會加劇或緩和形勢，但是，社會結構不是個人政策能夠創造的。面對當時巨大差異的社會，毛澤東曾采用政治上提高貧下中農、體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試圖以此緩和結構緊張。其基本政策取向是向丁字型結構的底層傾斜，結果是緩和了大眾的情緒，甚至喚起了大眾普遍參與的積極性，但是，卻造成了中層和上層群體的重大挫傷。”[25]

李強教授肯定了毛澤東看問題的視野，但是卻把這歸結為毛澤東的特殊作為方式所引發的，比較一下東歐國家的狀況可以得出更為全面的看法，這些國家沒有經歷過毛澤東的激進試驗，甚至社會結構也優于中國，起碼不是“倒丁字形”結構那么緊張，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的同樣情緒也依然不弱：“白領工人中存在廣泛的相對剝奪感和地位緊張感，這是由于他們在對直接生產類型予以積極評價的社會等級中處于不確定位置所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制造出一種中產階級是新社會秩序的潛在反對者的政治氣氛。”[26]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只是從前人未曾嘗試過的方向上著手，把問題更為清晰到地暴露出來，沒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樣的問題依然存在。

毛澤東時代的扁平化管理對于管理層利益和權力的否定，明顯有助于右翼激進主義的增長，右翼激進主義在兩個方面的表現，一個民間對法權敏感和向上流動的強烈愿望，一個是權力精英過度肯定自己的權勢和利益，以至于解脫自己的公共責任和受監督地位。改革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對于相對剝奪和地位恐慌的簡單顛倒。文革顯然加劇了右翼激進主義，并使得右翼激進主義得到了一種組織上的整合與統一。

“改革欣快癥”在各種媒體中間大量出現，還與鄧小平時代向上流動的機會大大開放相關，政府官員和企業管理復雜化，帶來大量的白領崗位，許多人在這時實現了向上爬的熱望。一個新的受益者群體，在數量上和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擴張，這些人把他們自身的感受模式化，包裝成為普遍利益和普世價值。這個中產階級擴張的過程，在其反面就是一個是底層承擔的權力壓迫和利益剝奪的同步增長過程，到1990年代中后期在農村地區首先以一種極具危險性的形式表現出來，到處都流傳這樣一個說法：農民告訴來訪的前任總書記“我們現在只缺陳勝吳廣”。

三、          中國依附性發展道路與特權消費社會的鎖定過程

毛澤東去世和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對于文革派的鎮壓和對共產黨執政理念的徹底否定，導致政權在合法性方面的巨大損失。改革的政治起點首先反應政治合法性方面的需要，是要以經濟福利的快速增長來彌補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損失。這就是1979年開始執行的“消費補課”戰略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以“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主要是以壓縮國企投資為主的，目的是要降低“積累率”實現“消費補課”，主要政策措施就是壓縮大中型國企的投資：

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主要措施之一是：“堅決壓縮基本建設規模，使之與鋼材、水泥、木材、設備和資金的供應可能相適應。國家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資由457億元調整為360億元，加上利用外匯貸款安排的基建投資，總規模為400億元，保持上年的實際水平。全國在建的1,700多個大中型項目，要砍到1,000個。地方小型項目現有11萬個，要大大削減，狠狠地砍一批。”[27]

對鄉鎮企業進行的政策傾斜支持和壓縮國企投資的“整頓”政策同時實施，在中國的工業化的時間坐標上，恰處于中國工業化第一階段結束之后的一個工業快速擴張時期，是作為第一階段“重工業優先”政策的“必然政策后果”而出現的，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在工業化第二階段必然促進工農業高漲的“當然”體現。這個時期的鄉鎮企業高漲過程，按照當時企業界的認識，一方面固然是擠占了國企的應得資源；同時，由于鄉鎮企業籌資能力差，不足以支持當時相對先進的技術裝備需要，只能是改而“求其次”投入廉價的過時裝備甚至是被國企淘汰的二手設備，由于鄉鎮企業的投入總規模不小，在宏觀上就導致工業生產資料存量的結構性“劣化”，擠占了相對優質產品的應得資源。所以，在企業界人士看來，這是出現在中國工業化戰略的晚期擴張期間一個“相對壞”的選擇――所以被稱為捆起老虎放開猴。這在資源分配方面，是鼓勵了淘汰技術的投資卻同時壓縮了已有技術積累的正常裝備過程。

與國企相比，鄉鎮企業之技術落后和投資不足，可以從林毅夫先生收集的數據中間得到很好理解：“以1986年為例，全國工業企業人均固定資產凈值為7510元，同年鄉鎮企業的同一指標為1709元，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的1/4。”[28]以此而論，鄉鎮企業的膨脹過程，實際上意味著“低技術裝備”在工業生產中間的份額上升，在資源分配上則意味著“劣質裝備驅逐優質設備”的替代關系，是資源優先流入落后技術領域。在最終產品方面，顯然也意味著資源更多地分配給低技術產品，從1978年至1987年，鄉鎮企業中間的工業部門產值就由385.3億元急劇增加到3243.9億元，占全部工業總產值比重從8.7%上升到26.7%，在短短的十年間，鄉鎮企業生產的低技術產品比重，在全部工業品中間的比重就上升了18個百分點。[29]正是與鄉鎮企業興起同步，中國的消費品市場上“假冒偽劣”現象，成為一個人所共知的痼疾。

當時政府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政策選擇，也是有著很特殊的考量：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到一九八五年，社隊企業的總產值占三級經濟收入的比重，要由現在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一半以上。”“遵照國務院指示，農林部代擬了《關于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以下簡稱《十八條》）。經過近兩年的討論修改，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國務院以國發〔1979〕170號文將《十八條》正式頒發各地試行。”十八條的主要內容是在宏觀壓縮國企投資的大背景下，采取各種政策優惠扶持社隊企業（1984年開始改稱“鄉鎮企業”），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傾斜性的產業政策，優惠政策的內容不僅包括資金扶持，還包括稅收減免。“地方各級政府應盡可能從機動財力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扶持社隊企業；國家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資，用于窮社窮隊辦企業的，一般不得少于一半；農業銀行每年要從農業貸款中，撥出一定數量的低息貸款，扶持社隊企業，其中用于購買設備的，一般三年至五年還清。”“明確規定國家對社隊企業實行低稅、免稅政策。社隊企業所得稅率按現行的20%的比例稅率征收。小鐵礦、小煤窯、小電站、小水泥，免征工商稅和所得稅三年。其他新辦企業在開辦初期納稅有困難的，可免征工商稅和所得稅二年至三年。邊境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隊企業免征所得稅五年。災區社隊企業從事自救性生產，可在一定期限內減征和免征工商稅和所得稅。”（于馳前等，第三章第一節）與鄉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相反，國企在1983年實現“第一步利改稅”之后，所得稅稅率仍然高達55%。

1979年十一屆四中全會定下的政策目標，至1986年超額實現了。這一年“鄉鎮企業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總產值達到3540.9億元。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合計增加到3472.1億元，相當于農業總產值的115.3%，首次超過了農業總產值。”[30]

消費補課的理念來源于投資品和消費品可以相互替代的看法，這與毛澤東時代經濟運行的實際并不相符，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輕工業和消費品范圍尚未發展到與投資品互爭物資的較高水平，而是處于兩個相對獨立的循環系統各自運行。但是，錯誤的決策認識，導致壓縮投資政策的出臺，試圖以此啟動消費并快速給老百姓以看得見的福利，1979年的糧食提價和工資增加，都是源于合法性需要。這一次壓縮投資的行為，在實際上降低了把積累的技術和重工業能力投入實際生產的努力。由于這個政策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中后期，導致鄉鎮工業的攫取和本土技術的萎縮。此后開啟的卻是一個引進海外技術的過程，按照韓德強的看法是“洋重復”擠垮“土重復”的過程。從事后的回顧看，這是中國農輕重產業循環鏈條斷開，喪失自主創新能力的第一步。

到了1980年代中期，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提出，實際上是把中國輕工業技術和裝備的來源，定位于第一世界國家的技術，以便于實現消費品快速升級換代。根據1995年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顯示，在1985-1995的10年間，在中國工業設備中進口設備的比重從17.9%迅速上升到47.1%。[31]與此相關，國產裝備行業喪失了自己的市場，不得不在生存邊緣線附近掙扎求生，重工業優先時代的技術積累被無情地浪費了，自主創新能力的下降，與技術對外依賴是同步增長的，喪失技術追趕能力的中國，在進入全球經濟體系時，其地位就不可能不是依附性發展道路。一個記者曾經大聲疾呼：“面對機械工業日益萎縮、水平降低的現狀，專家們指出，如果聽任這種弱化勢頭繼續下去，我國機械工業將會陷入從研制退回到仿造，從仿造退回到組裝，從組裝退回到進口，從制造業退到修理業的境地。”這是依附性發展道路的第二個關鍵步驟。[32]

與中國本土技術創新能力萎縮相始終，在產品市場方面，也出現了重要改變。落后技術裝備起來的鄉鎮企業的興起，奪取了低端消費品市場，武漢漢正街的興起就是這一低技術產品擴張同時占領低端消費品市場的過程。同時，引進技術或者直接進口消費品的增加，占領了國內的高端消費品市場。這帶來直接生產者地位的急劇衰落，由于國企市場在高端和低端都受到擠壓，從市場價格中間所能得到的價值補償水平下降，繼續維持國企工人的穩定就業和有保障的福利地位，在經濟上就成為自殺行為，在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用工條件，都是不考慮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在市場受到很大擠壓的情況下，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從1985年到1995年，工業企業的增加值率已經由1985年的36%下降到1995年的24%，各項企業盈利指標急劇下降到不足原來的1/3（資產利稅率由19.4%下降到6.4%，銷售利潤率由11.9%下降到3.1%）。雖然國有企業效益仍然好于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但是不公平的稅負也對國企工人地位提出挑戰，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1995年的稅收貢獻和利潤兩項加起來計算，以“利稅比重/工業產值比重”作為考察指標來評判企業的贏利能力，則國有企業的贏利能力指數為175.27（三種企業的平均盈利指數為100），三資企業為64.61，鄉鎮企業為85.06；從利稅的絕對數對比看，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的利潤數量都是略大于稅收，而國有企業的稅收數量是利潤數量的3.85倍。這樣一來，繼續堅持國企用工條件成為不合理的，勞動力雇傭化的經濟壓力（來自于市場和政府兩個方面）逐步上升，是朱镕基任上執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政策的基礎，這是理解1990年代就業制度改革和“雇傭化”水平急劇上升的關鍵。不是鄉鎮企業和私企的工人地位上升，而是國企工人地位的下降到私企水平，導致國內工業勞動者的“農民工化”。

國際大循環戰略，參考的是四小龍的發展經驗，但是沒有考慮中國巨大規模與市場時機的不一致。四小龍的勞動力數量與中國相比是不同的，而且，四小龍興起過程中間是一個發達國家主動轉移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過程。而中國卻是在世界市場相對穩定時期，強行以政府意愿來擠入一個均衡市場，惡化了供求關系，第一世界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得到的資源份額上升，第三世界國家的份額下降，就是中國的依附性發展戰略選擇密切相關的。中國紡織業的過度膨脹和離奇衰落，就非常鮮明地展示了這一點，1997年的“砸錠”與下崗政策，就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

把有限的資源集中投入高檔消費品生產，在外圍國家模仿中心國家的消費，這是選擇依附性發展道路的必要性所在，似乎對于“外圍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而言，這是一種必然：“由于社會結構的上層以經濟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術進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連續增長是體系的一種動力要求，因為它構成再生產資本的主要積累來源。再生產資本能提高生產率并增加就業。然而，剩余的一個重要部分被上層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費。在特權消費社會中存在著對資本積累潛力的一種巨大浪費。收入被中心過分地榨取也是這方面的浪費。國家過分膨脹也造成這樣的浪費。而國家的膨脹也主要是由體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對勞動力的迅速增加，資本積累就變得不足。體系就這樣逐漸把大量群眾排斥在外，使他們在社會結構的底部無所事事。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與發達國家的關系明顯的不協調而加劇。發達國家日益和特權消費社會相結合。這些國家由于其動力的向心性質，除了施加種種限制之外，還阻礙著外圍向外發展。外圍資本主義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如我們在前面說的，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產資料的人們將經濟剩余攫為已有。……剩余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結構現象。此外，它也是一種動力現象。”[33]在列強已經建立起穩固的控制權的地球上，外圍地區的發展道路上始終存在著與此相關的困難和障礙，這個障礙還往往會表現為受到外部利益支持和加強的內部既得利益群體的狹隘利益需要，這往往是國內發展戰略選擇中間的一個困難，拉美國家的依附性發展道路就有著第一世界的力量和利益起作用的原因在內。考慮到需要最小化外部消極影響，薩米爾·阿明明確主張外圍國家選擇“脫鉤發展”的道路。

毛澤東對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設計中間，要求建設一種國內農輕重各次產業之間的相互支持和物質循環關系：“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34]但是，改革后有些教授希望撤銷國內各次產業之間的良性支持關系，搞“國際大循環”——把中國的輕工業和農業與海外的裝備工業實現對接起來，以期快速實現現代化。最終的結果怎么樣呢？我國的工業化的優先目標原本是國家安全和民眾福利的提升，到今天這兩個目標仍然是看不到解決前景的嚴重問題，唯一的成就是快速把精英階層的消費水平提升到發達國家的程度，出現明顯的特權消費社會取向和最嚴重的拉美化趨勢。

對照一下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對張平化的告誡，就十分發人深省。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35]

看起來毛澤東時代的“脫鉤發展”戰略，在內部是最小化統治階級的力量和再形成速度，拉長了統治階級的再組織和整體化過程，導致美國所期望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在國內相對孤立。同時，也使得中心國家的統治階級及其意識形態，未能加強中國內地統治階級的力量和地位、合法性，從而讓中國有可能導致來自第一世界的意識形態資源——普世價值貶值，而今天來自第一世界的意識形態輸入，明顯加強了統治階級的地位。放棄以生產條件改善為中心的“四個現代化”戰略，建設特權消費社會，看起來是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理性選擇。按照瑟爾索·福塔多的觀點：“雖然工人的消費支出與投資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增長和工業民主的基礎，但這一相互促進關系在邊緣國家不存在，因為大眾消費需求并不像在中心國家那樣構成本地產品的重要市場出路。聯系到杜森伯里的“示范效應”，福塔多還認為，構成拉美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主要市場出路的中高收入群體，在消費標準方面往往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類似，并且模仿其消費方法和模式。生產這些產品所需要的進口技術具有向資金密集型生產發展的傾向。工業增長逐漸具有資本因素越來越重要的特征，從而加劇了收入的集中，限制了資本向其他經濟部門的擴散，并且導致大部分人口的邊緣化。”“在巴西，外國投資者與國內‘寡頭’在使大部分人口邊緣化方面存在著共同利益——因為工薪階層和其他人的大眾消費需求并不是其重要的市場出路，統治集團的利益只是把工資壓低。”[36]

四、          外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結構

放棄自主技術創新部門走向依附性發展道路，主因乃在于“特權消費社會”建設的需要。正是從參與所謂的國際大循環開始，中國進入全球分工商品鏈的低端，在所得增值份額最小化的同時，卻伴隨著一個資源開發和勞動力就業膨脹的過程。第一世界的壟斷資本，在新興產業領域擁有技術壟斷地位，在常規產品行業則通過控制品牌和市場環節，進而控制商品鏈增值的大部分，從而決定了全球資源分配格局和中國有限的可分配資源大量外流的現實。而代表中國統治階級發言的龍永圖先生則完全認同中國的外圍國家地位，安于處在商品鏈和價值鏈低端的地位，他不止一次發言說中國不需要自主技術和自主品牌。

與中國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全球分工地位相適應，中國的勞動者分享的國民收入份額在穩定地下降。由于就業穩定性下降和工資水平下降，導致國民經濟體系的嚴重不平衡，居民消費比例從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目前這一趨勢仍然在持續。在這個表現的反面，是中國經濟對于出口市場的依賴和外貿依存度的上升，出口依存率從1984年的8.1%上升到1995年的20.5%，到2006年已經上升到37.1%。[37]

在勞工收入下降和內部消費萎縮的背后，是權力與資本的緊密同盟關系。改革被一些人稱為“放權讓利”的改革，這實際上是由中央政府強行給地方政府以發展經濟的壓力，導致各地對于投資無止境的渴求。由于缺乏中央政府掌握的財政、稅收、貨幣、利率等權力，地方政府通常的選擇降低企業應承擔的補償成本來談判，山西的“黑磚窯”事件以及各地政府縱容環境生態方面的低補償，都是現實政治安排的邏輯后果。這個狀況恰好與官員本人的行為動機相一致，按照美國學者尼斯坎南的看法，機構預算（也就是定期撥款或者資助）乃是高層官員的核心焦點。更多的預算在幾個方面增加了他們的福利，可能成為官員動機的幾個變量是，工資、辦公的額外補貼、公眾聲望、權力、任免權和機構產出……所有這些都是官僚任期內機構總預算的積極職能……官僚的效用不一定深深地依賴隨預算而增加的每一個變量，但它一定與機構規模積極而持續地相關著。[38]

由于地方政府和部門利益的膨脹和固定化，生產了一種讓“改革不可逆轉”的動力機制，地方政權的招商引資熱情與預算利益緊密相關，結果導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財政改革使各部門突然有了收益權；從收益權就開始轉成財產占有權，因為收益權來自于對財產的實際占有。于是，就開始出現了部門之間的收益差別。”“部門之間的收益差別現象導致了后期的部門壟斷資本形成。現在所謂的‘塊塊之爭、條塊之爭’皆起源于此。每一個條條都有自己的部門利益；就有部門之間出于利益，在決策上反映不同意見，進而再讓人大通過部門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情況。這就使部門利益已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了。”“部門壟斷資本形成也是中央調控失靈、‘設租尋租’型政治腐敗泛濫。陡然加大制度變遷成本的直接原因，只是人們對此無可奈何罷了。”[39]

各地方政府本級的財政收入最大化，往往是一個官員特別是“一把手”追求的緊要目標。仇和宿遷任上的醫院私有化，在兩個方面擴大了他本人任上“可自由支配”的財政收入，一是通過出售醫院的存量資產可以一次性獲得若干財政收入，二是節約原先按照規定要撥付給各個醫院的“事業費”（私有化的醫院不可能繼續獲得財政補助）。無論仇和本人對于醫療市場化是持贊成還是反對態度，僅僅從預算最大化的沖動出發，他都有足夠強烈的意愿去選擇醫院私有化。

基于預算最大化需要，會產生過分強烈的培養稅源、擴大稅基的招商引資沖動，在這樣的沖動之下，中央政府的一切政策和立法設計都將被置之腦后，形成一種極度的親資本的政策環境。由于各地政府對于招商引資的熱情過高，中國市場上有贏利潛力的投資機會，遠遠不能滿足各地政府擴張稅源的欲望需要，也注定要超過海內外商人的投資意愿總和。這樣一來，招商引資事業方面就肯定會出現“僧多粥少”的局面，由此必然會引發“惡性競爭”，政府作為政策和法令的執行者，能夠吸引投資者的就是給出的各種扶持措施，不外乎稅收優惠，環境政策寬松，對勞動保護的要求降低等等。所以，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資上的熱情“競爭”，最終轉化為作為政策和法令執行者而出臺“枉法優惠政策”的比賽，不僅僅說不到關注產業政策，更談不上環境保護考慮，甚至，連工人的福利和勞動保護條件都在考慮之外，最后，各種稅收優惠措施也都在法外施行。換言之，由于地方政府過于關注本地稅源需要，已經不可能關注中央政府的任何政策調節措施乃至法令了。

醫療和教育市場化過程中間，固然有朱镕基再造中產階級的考慮，同時也存在著壟斷部門謀利動機的推動和對于政策的選擇，這一改革在本質上是開啟了利用信息優勢和壟斷地位參加市場價格形成的博弈過程，以惡化多數人口的福利條件為代價，最大化本部門的利益和從業人員的收益。福利市場化的結果，勞動階層在相對收入急劇下降的過程中間，維持生存需要的開支數量卻大大地提高了。權力和優勢地位參加價格博弈，這在毛澤東時代是嚴厲禁止的，這也有保護弱勢群體生存利益的政策效果。

在中國，改革也常常被人總結為“打左燈向右轉”，看起來，放權讓利的改革本身就足以使得政府的行為模式轉向極端的親資本方向，鼓勵一種漠視勞動者的利益的基層權力運用方式的制度化。墜入底層的人數越來越多，日益包括更多的小資和白領階層了，有限的可分配資源的更大份額日益集中于越來越小的上層，其中相當部分還通過國際分工轉移到第一世界，更導致國內社會關系的緊張程度，由于受排斥的階層已經開始包括小資白領的大多數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生態就已經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而朱镕基任上的住房產業化政策，最終損害到那個小小的中產階級的切身利益，后來的大學擴招，則惡化了中高層就業的競爭和薪資條件。主流經濟學家在網絡上的聲望下降，網絡輿論極端化主要是與這兩個過程相關的，實際上是改革利益分配相關的。

五、          一個小結

在改革年代，管理層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成熟的、基于相對剝奪而形成的右翼激進主義開始得到部分滿足，一個日益擴張的管理層在穩定地持有權力和既得利益，他們的地位恐慌感得到了照顧，但是多數人不得不承受一個容易體現出其壓制性的權力，還附加了一個日益感受到不公平剝奪的經濟處境和雇傭條件。

一方面是改革避開了權力和責任最需要變革的精英階層，日益肯定他們的穩固地位和既得利益，同時卻毫不留情地最大化地犧牲平民階層的權力和利益。上層的滿意和底層的不滿意，就像是一個蹺蹺板一樣存在著明顯的此消彼長的關系。這樣就形成一個知識精英、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相互支持的“鐵三角”，與這個鐵三角的力量增長相對應。過度肯定精英階層的利益和意愿，中國就無法建設一個和諧社會，而且各種不和諧的因素和力量，卻日益被制度化了。

看起來，毛澤東執著于扁平化管理而來的扁平化社會的要求，與中國的可分配資源數量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第一世界國家由于可分配資源較為充裕，在滿足了以科層化組織來管理社會并滿足白領階層權力利益要求之后，仍然留有一定的資源份額去維持底層民眾的生產和生存條件，在后果也能夠實現最小化受排斥階層的人數，這是其社會結構呈現紡錘型的關鍵。

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按照目前的過度開放模式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只能是一個外圍國家地位。而在這樣的國家中間，不可能復制中心國家的社會結構，按照李民騏的看法：

“世界體系中各個民族國家的階級結構反映了各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等級地位。無產階級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各勞動階級整體的談判能力也越高，并有能力獲取較多的剩余。在世界體系中，這些國家的工人擁有較高的工資，并在全球商品鏈中占有較多的市場價值。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也是世界體系中的低工資國家，并在全球商品鏈中占有較少的市場價值。”“中心、半外圍、外圍國家在階級結構方面的差別在世界體系中發揮著確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外圍、半外圍國家的無產階級化程度較低，并且在這些國家的農村還保留著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的儲備，這些國家才能夠為世界體系提供大量的低工資的勞動力，并在無數條全球商品鏈中生產出巨大的剩余。這些剩余進而集中到中心國家，并使中心國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較高的工資。”“從這個角度說，中心、半外圍、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都是‘現代’世界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各自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不是比較‘落后’、比較‘傳統’的；中心國家的階級結構也不是比較‘先進’的。沒有了‘落后’的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中心國家的‘先進’的階級結構也無從存在。”“在現有的世界體系的范圍內，中國能夠上升到更高的等級地位并使自己的社會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嗎？”“問題同樣在于中國的巨大規模。如果中國的工人普遍擁有半外圍國家的工資水平，整個半外圍國家集團的工人階級所占有的剩余份額將比現在翻一番還多。這將極大地縮小世界資本家階級所能占有的剩余份額，并導致世界范圍的利潤率危機。”[40]

恰恰是由于中國參加國際分工，承接了不合理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再加上國內勞動者的“農民工化”，結果產生了一個規模很大同時地位卻格外低的下層階級：

“一些學者以西方國家為例，認為以知識份子、管理人員為主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工人階級已經萎縮，社會結構已經從金字塔型轉向紡錘型。……發達國家工人階級人數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以電腦廣泛應用為標志的生產工具改良，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二是在經濟全球化中，隨著資本的轉移，傳統工業已經從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遷移到‘邊緣’地帶。但也正是這兩條理由，使中國的傳統產業工人大軍還將長期維持下去。中國正努力在世界經濟“分工”中充當制造業的‘世界工廠’，吸引外資的‘優勢’正是勞動力的廉價，這就決定了正源源而來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的重點不會是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企業，因此奢談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消失，不免過于性急。”[41]

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對于管理層的權力利益要求，也是要跟這個國家的現實聯系來看待的。知識精英和管理層對于權力和地位的看法，最終也要用他們對平民階層的最低利益的肯定程度來評定：

“至于管理人員是不是屬于工人階級，也是一個需要正視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在原來計劃體制下，管理階層通過國家政權實施政治、經濟、社會管理，‘工人階級主人翁’的領導權實際上是掌握在這個階層手里，這個階層也以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自居，當然自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是一個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如果這批工人階級‘公仆’在得不到工人階級有效監督的情況下，一部分人蛻變為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新階級’時，他們到底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還是對立物？90年代末前蘇聯、東歐的劇變不能不使人對此進行嚴肅的思考。”“在中國發生市場經濟轉型后，新的私有制生產關系已經形成，原來的公有制經濟也發生了許多本質的變化。高級經理人員，在生產體系中仍然處于領導、支配地位，但是現在這種支配權力是資本所授予，運作目標是實現資本的收益，他們的高薪之中也分享了資本的利潤，他們是“總體資本”的組成部分。所以在歐美和日本，高級管理人員都是不能成為工會會員的。生產率提高的收益和不斷增長的利潤源源不斷地流入資本所有者和高層管理者的錢包。他們和廣大工人之間不斷擴大的工資福利差距正在形成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一個少數富裕的精英制的主流社會和一個越來越多貧困者、失業者組成的被排斥的邊緣社會。”[42]

如果說，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真的是民主的支柱力量的話，那么，對于一個外圍國家而言，中產階級按照發達國家現實而要求去肯定自身的權力利益要求，則必定會產生對于平民階層的最低利益要求的排斥。這樣，第三世界國家的中產階級就不僅不是一股穩定社會政治秩序的力量，而是一個充滿著法西斯傾向——不能兼容多數人的最低利益從而成為一種制造激化社會矛盾的力量。而知識精英是否屬于工人階級，也與此密切相關，管理層對于自身權力和地位的看法，隱含了權力異化是否超越一個社會所能容納的程度，這注定要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和社會變遷中間的關鍵問題。

由于毛澤東這樣一個人的存在，共產黨內部的分歧得到更好的揭示。毛澤東經常在國家和政治領域使用“國體”（國家的階級實質，即到底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還是為被統治階級利益服務）和“政體”（這意味著政府的組織模式，或者階級利益的實現方式）兩個概念，共產黨高層的長期分歧，從井岡山到文革時期都相當一致——集中于扁平化管理的落實方面。由于扁平化管理模式是革命時期共產黨克敵制勝的法寶，所以被歸結為“革命路線”，又由于毛澤東長期在黨內堅持這一方式，在建國后受到官員群體的大多數的反對，因此這樣“革命路線”在文革時期被加上了一個前綴“毛主席革命路線”。

由于今天我們有了更多的材料，已經有條件對共產黨內部的持久分歧進行檢驗，新中國的工業化里程、拉美的依附型發展道路、蘇東巨變和中國改革后的利益格局變動，都是可以利用的新材料。這樣，我們就可以提出一個新的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如果加入全球經濟體系，除了依附型道路和地位之外，還有無可能奮斗到中心國家的地位？如果中國終究不能中心國家化，那么，中國的管理層（當時稱為“當權派”）拒絕接受與中國第三世界地位相對應的較少權力和利益——這意味著扁平化管理，還是不是毛澤東所預言的是中國社會陷入階級利益沖突和不穩定的關鍵？如果是這樣的話，顯然，就需要預先加以防范和應對，毛澤東認為應對的力量只能來自于平民階層的政治覺悟和組織力量的提升，這個是不是還切合今天中國的實際？宣稱毛澤東思想過時或者極左，說不恰當地高估階級斗爭，都需要一個決定性證據：就是中國到底是否能夠實現紡錘型社會結構轉型以緩和階級對立，沒有這一關鍵證據，任何抄襲西方理論所作的判斷，都將是無本之木。

二○○八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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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保羅·A·巴蘭《論關于落后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摘引自《西方經濟學名著精覽》，梁小民，姚開建主編，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出版第70-74頁，原載據英國《曼徹斯特學報》1952年l月號，彭城撰

[2](美)C·P·歐曼，G·韋格納拉加著 吳正章等譯《戰后發展理論》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第133頁

[3]（美）保羅·A·巴蘭著 蔡中興譯《增長的政治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55-256頁

[4]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2-186頁

[5]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革》三聯書店2005年，第11、21頁

[6]路風：從結構到組織能力――錢德勒的歷史性貢獻，該文是錢德勒著作《戰略與結構》一書的中文版序言。

[7]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

[8]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馬社香《前奏》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74頁

[9]同上書，第156-157

[10]（日）三戶公著李愛文譯《管理學與現代社會》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4、18頁

[11]（美）C·賴特·米爾斯著楊小東等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8、102頁

[12]何載：《懷念與回憶——教誨與思考》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第21頁

[13]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581頁

[14]陳晉：“‘突圍’心路——毛澤東晚年詩詞辨析”，《黨的文獻》2003年第3期。

[1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頁

[16]1959年10月毛澤東讀報詩中間有這樣的句子：“舉世勞民同主子，萬年宇宙絕紛爭。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今入大同。”后來的中蘇論戰中間，“九評蘇共公開信”的文章嚴厲批判蘇共關于“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論斷。

[17]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

[18]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三）（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50-60卷

[19]同上

[20]《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第308頁

[21]亞里斯多德《政治學》，轉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2]（美）彼德·布勞著孫非張黎勤譯《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華夏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79頁

[23]《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第122頁

[24]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三十四章

[25]李強：《“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

[26]帕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分層》（張展編譯），載李路路、孫志祥主編：《透視不平等：西方社會分層理論》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68-269頁

[27]馬洪，劉國光，楊堅白主編《當代中國經濟》，當代中國出版社、湖南遠景圖像出版社電子版圖書，第十五章第二節

[28]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二版，第199頁

[29]于馳前等主編：《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當代中國出版社、湖南遠景圖像出版社電子版圖書，附錄二表格

[30]于馳前等主編：《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當代中國出版社、湖南遠景圖像出版社電子版圖書，第五章第二節

[31]《中國經濟年鑒-1997》，第682頁

[32]程遠：《誰來裝備中國》，載《經濟日報》1997年2月12日

[33]（阿根廷）勞爾·普雷維什著：《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0頁

[34]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35]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36](美)C·P·歐曼，G·韋格納拉加著 吳正章等譯《戰后發展理論》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第123-124頁

[37]劉日新：《中國通貨膨脹文集》中國展望出版社，第130-131頁表格數字

[38]許云霄：《公共選擇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9頁

[39]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革》三聯書店2005年，第17頁

[40]李民騏：世界體系視野中的中國社會結構，載《烏有之鄉》網站

[41]戴建中：《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載《批判與再造》第七期

[42]戴建中：《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載《批判與再造》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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