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危機還是機遇？

危機還是機遇？

左大培（2008年11月5日）

去年美國爆發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最近已經發展成了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危機，并且正在演變為席卷西方的經濟衰退。西方金融界的權威人士稱這場金融大海嘯為“百年不遇”，承認這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了防止這場金融危機發展成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經濟大蕭條，西方各國的中央銀行向其銀行系統注入了巨額資金，在通貨膨脹仍然存在的環境下多次降低利率，甚至不惜政府出資拯救本國銀行，將私人銀行國有化。在最近幾十天中，美國政府就決定為這種拯救行動付出8千多億美元，而西歐各國則打算為拯救本國金融體系而付出2萬億歐元。

一、危機還是機遇：對立的發展道路

在現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里，如此嚴重的西方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竟然會沒有影響，這是不可想象的。中國的經濟界和經濟決策層擔心中國會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拖累，甚至也被牽連到某種危機之中，這種擔心也在情理之中。似乎是反映了中國經濟決策層的這種擔憂，當前些日子歐美國家的中央銀行共同采取了降低利率的行動時，中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也跟著同時降低利息率，給人造成了一個印象，似乎中國的中央銀行不過就是美國和歐盟中央銀行的應聲蟲。

其實，了解20世紀30年代以前一百年西方國家的經濟史的人都知道，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不過是在重現那時幾乎十年發生一次的經濟危機，從危機發生的方式到危機演化的路徑都是如此，連危機在各主要經濟大國發生的同步性，也和那時候一模一樣。我早就認為，最近20多年由美英引領而席卷全球的資本主義自由化“改革”，不過是在將整個世界拉回到19世紀去。在現代的技術和社會組織下實行19世紀的那種自由市場，不發生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倒奇怪了。這是現代的經濟自由主義必定招來的報應。

按照19世紀的常態，任何一個經濟上的主要國家都不能逃脫重大的國際性金融危機的打擊。以此推論，中國經濟在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中似乎也必遭劫難。不過，這樣的推論所依據的并不是什么不可改變的“自然規律”。

在70多年前的那次30年代大蕭條中，西方的發達工業國都深陷危機的泥潭，產出的暴減和失業率都以百分之幾十計，而蘇聯卻恰好在這個時期徹底實行了公有制計劃經濟，不僅沒有經歷什么產出總值上的下降，反而實現了工業生產能力的大飛躍，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現代化的工業國。在緊接其后而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戰勝了納粹德國，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它在西方經濟大蕭條期間建立的工業實力，特別是軍事工業的實力。對蘇聯來說，西方的經濟大蕭條反倒成了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

熟悉經濟上的歷史事實的人都知道，19世紀歐美國家之所以在受經濟危機打擊上具有同步性，是因為它們都實行在國際上開放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蘇聯之所以將西方國家的30年代大蕭條變成了自己發展的機遇，則是因為它在當時實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公有制計劃經濟。

當然，單純對歷史事實進行比較和模仿不可能解決我們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不過，對當前中國和世界的經濟形勢進行的深入考慮仍然會證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是危機還是機遇，這取決于中國采取什么樣的方針和路線。

有兩條根本對立的道路擺在我們面前，供我們選擇：一條是獨立自主地集中統籌的經濟發展路線，走這條道路，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是經濟發展的大好機遇；另一條是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這條道路或遲或早會使中國受西方國家裹脅而陷入經濟和金融危機。

二、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

最近十年來，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在中國占據了統治地位。這條路線在國內致力于實行自由放任式的市場化，不顧一切地推行掠奪人民財富的私有化；對外則完全放棄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放棄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放任外國產品特別是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占據中國市場，放任以致懇求西方企業搶占中國的投資機會、控制中國的各個產業，甚至將中國的國有企業都以“賣”為名拱手送給外資企業，同時調動一切政策手段力圖通過增加對西方的出口來發展中國經濟。

中國的決策層自1999年開始不惜代價地致力于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最終以放棄經濟上的獨立自主為代價而在2001年加入了WTO，實行所謂“與國際接軌”，這是執行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路線最集中的體現。

前幾年美國正處于經濟危機爆發前的那種最瘋狂的經濟繁榮期。適逢這一時機，加入WTO帶來的西方降低對中國出口產品壁壘方便了中國增加產品出口，使得以低工資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中國產品的出口能夠以每年30％多的速度快速增長，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也從每年2百到4百億美元上升到2千多億美元。“與國際接軌”道路的擁護者們由此獲得了“證據”來“證明”其主張的正確性。而現在的國際金融危機卻說明，這個“與國際接軌的好處”只是一個曇花一現的虛假繁榮。

就是在前幾年這個時期，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也使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加入WTO迫使中國放棄對國內重要產業的保護，導致中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帶動的經濟增長遇到嚴重困難，大豆之類的產業更是被外國產品擠垮；外資企業大舉進入中國并在中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瘋狂并購，使中國的許多重要產業被外資控制；開放中國金融業使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賺取了巨額利潤，并且將中國變成了為美國和英國等資金凈輸入國籌資的重要來源。經常帳戶的巨額順差使中國成了一個資金凈輸出的國家，但是對外資的開放以致優惠卻使外資同時大量涌入中國，造成了畸形的資金內外對流，國內的外資與國外的外匯儲備同時激增，中國自己國內的產業被外國人控制、喪失盈利機會，由此換得的外匯儲備只是回報很低的外國資產，而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則清楚地表明，中國外匯儲備所持有的這些外國資產很可能不會有約定的回報，甚至可能連本金都損失掉。

而當前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將徹底暴露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給中國造成的危害。西方金融體系的動蕩可能使中國積累的外匯儲備受到重大損失，但這絕不會是西方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最主要作用。西方經濟的衰退必定導致對中國出口產品需求的明顯下降，再加上巨額的貿易順差所招致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曇花一現的出口需求拉動本身所助長的勞動成本上升，所有這一切都使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遭受重創，出口能力迅速下降。最近一年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倒閉了幾萬家企業，據稱導致2千萬工人失業，這些企業倒閉的主要原因就是出口變為虧損。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西方經濟衰退才剛剛開始，西方需求萎縮對中國出口的這種打擊也才剛剛開始。

面對出口增速的明顯下滑，有關部門的反應是進一步深化片面依靠出口的經濟發展舉措，最近又重新將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4％。這是繼續堅持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的表現。其實，中國當今受制于出口的依附型經濟結構，本來就是高出口退稅率等一系列依附主義的經濟政策導致的。在依附于出口的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打擊的情況下提高出口退稅率，不僅是堅持引導企業走錯誤的發展道路，而且是在錯誤的發展道路上越走越遠。

三、通向危機之路

象這種片面追求出口增長的經濟政策，只是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的一個方面。而堅持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最終一定會使中國受西方國家拖累而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

在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下，出口成了解決國內總需求不足的主要出路，而對應地放寬進口限制卻反過來通過增加進口而加劇國內的總需求不足，造成國內總需求不足的惡性循環。西方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衰退會大大減少西方國家的總需求，導致對中國產品出口的需求減少，中國從西方進口的壓力劇增。西方的經濟衰退還會使國際貿易中爭奪市場的斗爭加劇。這一切都會導致中國靠出口增加本國產品需求的努力受挫，對進口不加限制則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激增。這樣，西方的危機必定會降低中國凈出口（出口大于進口的貿易順差）的增加幅度，還很可能大大減少中國的凈出口，而凈出口減少就意味著國外購買造成的對本國產品需求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市場對增加中國產品的需求起的是有害的作用，而不是有利的作用。

更嚴重的是，如果這次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衰退加深到極為嚴重，中國也會有可能由上千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順差轉變為出現貿易逆差。這特別可能產生于下述情況：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衰退極為深重，使中國的出口明顯萎縮，造成對中國產品的總需求嚴重不足；為了增加對本國產品的需求，中國不得不以本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擴大國內需求，但又沒有建立起足夠有力的阻止進口的貿易壁壘，結果是內需的擴大同時也使進口激增。嚴重的出口萎縮與進口激增合在一起，就可能使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轉變為貿易逆差。

貿易逆差意味著國外購買的中國產品少于中國購買的國外產品，使得國際市場上的貿易減少了、而不是增加了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國內沒有足夠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中國就會出現嚴重的總需求不足，企業沒有利潤，工廠倒閉，經濟蕭條，工人失業。即使中國仍然有正的貿易順差而西方經濟衰退僅僅使貿易順差減少，這種惡果也或多或少地會在某種程度上出現。而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所要求的對外國進口產品開放，將成為導致這種惡果的一個主要因素。

原則上說，一國可以靠資本帳戶上的外國資金流入來彌補自己的貿易逆差，而外國資金流入本來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為有貿易逆差的國家提供進口資金。但是最近半個世紀的歷史證明，西方國家的壟斷資本和政府往往利用這種資金流動搶占別國的投資和盈利機會，控制別國經濟，甚至干涉別國內政。而中國最近15年來的問題則更為荒謬和嚴重：經常項目的順差使中國成了一個資金凈輸出的國家，但是放任以致鼓勵外資進入中國卻造成了畸形的資金內外對流，一方面是外資控制了中國自己國內的產業，奪取了中國國內的盈利機會，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國內用不了的這些資金使中國的外匯儲備激增，而這些外匯儲備所化成的外國資產又可能使中國的外匯儲備連本金都虧蝕掉。

如果堅持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繼續放任以致鼓勵外資進入中國，這樣畸形的國內外資金對流就一定會損害中國的金融甚至經濟利益。中國現在還沒有開放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只能造成官方持有的外國資產即外匯儲備的增加；如果中國開放了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就可能造成中國國內的許多個人購買和持有大量的外國資產。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這樣畸形的國內外資金對流都不可能不造成中國人民經濟利益的損失。

一般說來，流入中國的外資在中國所得的回報都會比它持有中國以外資產的回報為高，否則它就不會流入中國。只要中國經濟不陷入危機，外資對持有中國資產的這種高回報預期就不會落空。而所有的中國人當然都要竭力防止中國陷入任何經濟危機。這種格局的最終結果是，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只是提高了外資的收益。而與其相對應的中國資金流向國外，卻是放棄了國內實際上較高的回報而去獲得國外較低的回報。在那些向國外投資的私人企業和個人，這是由于國內的高回報投資機會被外資企業搶占而不得不為；而在以外匯儲備形式流向國外的官方資金，則是由于政府的錯誤政策和無能。

更嚴重的是，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表明，中國流向國外的資金可能最終連本金都會虧蝕。中國政府購買的外國債券甚至美國債券都可能虧蝕本金，而香港市民個人大量購買的美國雷曼公司的“迷你”債券則肯定已經血本無歸。事實證明，中國畸形的國內外資金對流就是西方企業玩弄的掠奪中國人民財富的金融大欺詐。總的說來，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最終增加的是外國資金的收益，同時就損害了中國的資金收益，甚至使中國的資金虧損。

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脫離了為國際貿易融通資金的實體經濟的需要，并且會反過來對國際貿易方面的實體經濟造成嚴重打擊。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最終會加大匯率的波動，如果政府不對匯率進行強有力的控制，就會造成外資大量流入時本國貨幣的匯率急升，外資大量流出時本國貨幣的匯率則會暴跌。而匯率的這種急劇變動不僅會導致中國進出口的劇烈波動，使本幣升值時出口驟減，本幣貶值時出口驟增，而且大大增加了為出口而生產的企業所面對的風險，嚴重打擊中國的適合實體經濟需要的出口。

這種本幣急劇升值對出口企業的打擊，我們最近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企業的大批倒閉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的匯率波動不僅會造成正常的實體經濟中出口部門的萎縮，而且這種萎縮通常就意味著在一個依靠出口的經濟中觸發大量失業的經濟危機。

最為嚴重的問題還在于，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最有可能成為直接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因素。

如果對外資的流入流出不加限制，當一國經濟繁榮時，盈利率高吸引外資大量流入，不僅搶占了本國的盈利機會、控制了本國經濟，而且會進一步助長國內的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攀升，強化國內的經濟泡沫，在國內的金融系統中加劇投資傾向，進一步刺激國內的投資過熱和總需求的膨脹，從而加劇國內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

這樣的經濟泡沫不可能不破滅。而一旦國內的經濟泡沫破滅，過熱的經濟開始冷卻，流入國內的外資就可能大量撤出。如果外資已經在本國金融和經濟系統中占據了足夠重要的位置，外資的迅速撤出本身就可能造成國內金融系統和經濟中的混亂，甚至可能導致投資和融資體系的癱瘓，從而造成國內投資和需求的急劇萎縮。國內需求的這種萎縮會使企業利潤迅速下降，如果企業利潤的下降反過來更進一步導致投資和需求的萎縮，就可能造成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使該國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這樣一種由外資流入流出所強化的陷入危機的過程，在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這一輪從過熱到冷卻的周期過程中也有反映。加重中國的問題的一點是，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使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過快，形成了使中國的中央銀行過度增加基礎貨幣供應的巨大壓力，而這種壓力成了造成中國國內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因素更進一步加強了外資的流入流出在將中國導向金融和經濟危機方面的作用。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在帳面上積累了約1萬9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帳面上，中國到目前為止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的借債并沒有超過1萬億美元，這種累計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債可以說是對中國的“外商要求權”。按這樣的帳面資產負債作比較，“外商要求權”與中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大約在二分之一左右，似乎在外資從中國撤出時中國的外匯儲備足夠供撤出的外資兌換為外幣之用還有很大的剩余。

但是，一直有報道說，中國的外匯儲備中所持有的某些外國資產已經虧蝕了本金；而最近的國際金融危機更表明，中國外匯儲備中所持有的大部分外國資產，包括美國政府的國債，都有可能不按合同還本付息，使中國虧蝕掉其本金。更重要的是，如果大批外商從中國撤資導致中國政府必須在短期內大量拋售其外匯儲備以滿足外資的兌換外幣要求，中國外匯儲備中的資產本身也可能在拋售中價格下降，從而更進一步減少中國的外匯儲備所可以兌現的外幣數額。

而外商賣掉其持有的中國國內資產并從中國國內撤資，通常會是在其持有的中國資產價格的最高點。這使外商撤資時其在中國的投資已經會有很顯著的增值。我們看到的許多個案都表明，流入中國的外資的這種增值可能在幾年間就達到幾倍之多。這就意味著，當外資從中國撤出并要兌換為外幣時，它們所要求兌現的外幣額即要求兌現時的“外商要求權”，絕不會是帳面上累計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債的那不到1萬億美元，而會遠遠大于這個帳面上的累計金額，甚至可能達到它的幾倍。而我們能夠用于應對這種兌換要求的外匯儲備，可能會由于上面所說原因縮水到不到1萬9千億美元。這可能使要求兌現時的“外商要求權” 與中國外匯儲備的比例變為大于一。

原來帳面累計的“外商要求權”與中國外匯儲備之比約為二分之一，而要求兌現時的“外商要求權” 與中國外匯儲備之比則可能大于一。這兩個比例之間的差距，本身就直接衡量了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這種畸形的資金內外對流給中國造成的財富損失。更為嚴重的是，如果要求兌現時的“外商要求權”與中國外匯儲備之比大于一，外資大量從中國撤出時中國的外匯儲備仍然有可能不會滿足外資撤資時的兌換外幣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然可能陷入一場真正的金融危機。

最糟糕的是，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依然相當高，房地產業中的泡沫尚未真正破滅，對外資的流入和流出實際上沒有真正的限制，而西方的國際金融危機又使中國成了一個有可靠回報的投資好地方，2008年前3季度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竟達到了744億美元的驚人水平，比上年同期增長了將近40％，比上年同期的增長率大了29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讓造成通貨膨脹的經濟過熱繼續下去，特別是讓房地產業中的泡沫重新膨脹，我們前邊所說的那種伴隨著外資的流入流出而陷入危機的過程就可能在中國完成：房地產泡沫和經濟過熱使外資加緊流入，加劇經濟的過熱和通貨膨脹，而當泡沫破滅的過程必然到來時，外資的自由撤出就會將中國帶入類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境地。

最近中國的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利息率，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急速下滑，需要防止中國陷入經濟衰退；但是在通貨膨脹的危險還沒有充分化解的情況下這樣急速地降低利率，很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卷土重來。在這樣的環境下，國務院最近竟然決定減免住宅交易稅費、下調住房貸款利率、降低首付比例至20％，在房地產泡沫仍然沒有破滅時鼓勵增加購買商品住宅的需求，更是有增大房地產業泡沫的可能。

其實，2003年以來中國商品住宅的那種銷售的增長和售價的上漲肯定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越早將中國的房地產銷售冷卻下來，讓中國的城市住宅售價真正下降，中國房地產業中將來會形成的泡沫就會越小，中國金融系統和整個經濟遭受的危機之害就會越小。引發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的美國“次貸危機”，其直接的起因就是2001年格林斯潘不肯以堅決的緊縮冷卻過熱的經濟，而是利用大幅度降低利率制造房地產泡沫來縮小經濟衰退，造成了巨額的次級抵押貸款不良資產。現在，如果維護并擴大中國的房地產泡沫，讓中國的經濟過熱持續下去，中國也難免象7年前的美國那樣積累起引發金融危機的巨大隱患。在這樣的情況下堅持走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下一次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就很可能輪到中國，中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將指日可待。

四、防危機：放棄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

以上所說的那些導致中國陷入危機的因素，都是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的必然產物。放棄這樣一條道路的種種措施，將使中國免于陷入西方國家的那種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遏制和消除畸形的資金對流

在中國目前具有巨額對外貿易順差的情況下，要防止由外資的流入流出將中國引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就必須采取強硬的行政手段遏制任何外資的流入。鑒于以個案審批的方式遏制外資流入在操作上困難并容易滋生腐敗，當前最緊要也是最好的做法就是根本禁止任何外資流入，特別是禁止任何外資以購買中國企業、企業股權和借債的形式流入，使中國國內企業的一切資金需求都由境內的資金來源滿足。外資要從中國撤出，其出售的資產也必須由已在中國境內的購買者以中國境內資金購置。這樣作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無論如何也不會超過其經常項目的順差，遏制外資流入和外匯儲備的災難性同步增長，以消除畸形的國內外資金對流。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應當有計劃地收購和贖回中國境內的外資企業或外資的企業股權，償還到期的外資債務，以逐步減少中國境內的“外商要求權”。從外資手中收回其所有權（包括股權）的境內企業，其所處的行業首先應當是國家的戰略產業、支柱產業和資源性產業，其次則是銷售市場主要在國內的產業。這是為了收回后由國內自己有效地經營。國家在購買這些企業的外資所有權時，必須硬性規定強硬的購買價格政策，防止外商借機抬高其持有的企業所有權價格而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

一方面，中國需要收購境內外資的企業所有權；另一方面，外資也隨時有可能大批從中國撤出。這兩方面都造成了中國境內資金突然大量涌向境外的可能性。本來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保證滿足資金突然涌向境外這樣的對外大額凈支付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國的大部分外匯儲備是持有的外國證券，而大量拋售外國證券時卻可能使這些證券價格下降從而受到損失，這就使中國實際上也不敢在資金突然涌向境外時保證滿足對外大額凈支付的需要。

為了應對這樣的局勢，從現在起，在國際金融危機沒有完全消除之前，中國應一直實行對外資金凈匯出上的總額限制，規定全國每月資金凈匯出境外的總額不得超過某一最高限額（如每月2百億美元），境內所有金融機構在此期間將人民幣兌換為外幣的總額不得超過這一最高限額限定的數額。有這一最高限額作保障，中國的外匯儲備管理機構就不會受到在短期內大量拋售手持的外國金融資產的壓力，避免中國由于在極短時期內大量拋售外國資產而遭受資產售價下降的損失。

上述這些政策措施的中心目的是，遏制外資流入和外匯儲備的災難性同步增長，以消除十幾年來中國的這種畸形的國內外資金對流。

在從1994年以來的這十幾年中，中國一直有著顯著的經常項目順差，同時又一直有資本項目下的巨額外資流入。前邊的分析已經清楚地說明，從總體上說，這種經常項目順差下的外資流入對中國經濟沒有任何好處，有的只是弊病。這樣流入的外資實際上不可能增加真正能夠在中國境內使用的資金，而只是使外資企業控制了中國經濟，搶占了中國境內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而將中國國內自己的資金擠到境外。這種由于國內無利可圖而被擠到境外的資金，其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前邊已經說明，流入的外資與外匯儲備同步增加這種畸形的資金對流不僅損害了中國的資金收益，最終還必定會直接將中國導向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正因為如此，必須消除這種畸形的資金對流。

政府填補國內資金市場的缺口

從單個企業的經濟活動這個層次上說，流入中國的外資一般都是為中國境內的某些企業融資，至少是為外商資金在中國境內建立的企業提供了資金。如果不準外資流入，那些本來可以從境外獲得資金并且其經營對中國有利的企業，會面臨其可獲得的資金上的缺口，它們必須獲得替代的資金來源以補充這種資金上的缺口。那些反對禁止外資流入中國的人必定會抓住這個問題說，不準外資流入會使那些經營活動對中國有利的企業面臨無法彌補的資金上的缺口，這會妨礙其經濟活動，損害中國經濟本身。

在中國有著明顯的對外貿易順差的情況下，這種擔憂和抱怨是沒有根據的。在禁止外資流入的同時，應當要求以境內資金來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意味著中國境內的資金足夠中國境內企業使用而有余。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境內企業任何有經濟根據（能完全償還）的正當資金需求都應當能由中國境內的資金來源得到滿足，這方面出現資金缺口是由于境內的融資機制有問題。在對外貿易有明顯順差的情況下，只要正確地安排和使用境內的融資機制，在以境內資金滿足境內企業有經濟根據的資金需求上不應當會有顯著的缺口，不會由于境內企業的資金缺口而對中國經濟造成損害。

當然，必須對中國境內的融資機制作出正確的安排，才能將我們所說的可能變為現實，真正完全以中國境內的資金來滿足國內企業的正當資金需求。

在這方面，國內目前的法律和制度規定已經為企業從國內的來源獲得資金提供了各種可能的渠道，從傳統的銀行貸款到股票上市融資，一直到民間的合法合規借貸和合股經營。這些融資渠道的運行當然還不夠有效率，而在這方面一向被忽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外資的大規模流入強烈地擠壓了中國國內資金的融資渠道，妨害了從國內來源融資的那些融資渠道的有效運行。實際上，禁止外資流入、逼迫境內的企業只能從中國境內尋找資金來源，這本身會刺激中國的資金借貸、股票融資等融資渠道的發展，有利于它們在滿足經濟的籌資和融資需要這樣一些恰當的功能方面健康發展。

為了使從國內來源融資的融資渠道有效運行，保證完全以中國境內的資金來滿足國內企業的正當資金需求，現在最需要作的，就是以政府為企業籌資的方式來補充所有上述那些市場化的融資渠道的不足。由政府為企業所作的這種籌資，其運行的基本原則是：先作好估算和預測，預計通過上述那些市場化的融資渠道以中國境內資金來滿足國內企業的正當資金需求方面還有多大的資金缺口，再以政府對企業所作的國有實物投資來彌補這個資金缺口。

這種政府投資的資金來源，當然可以是通常的財政資金，但是更多地可能要來源于由政府財政部門發行或擔保發行的債券。購買這些國債和財政擔保債券的，可以是國內的社會公眾，但是主要應當是中國本國的商業銀行特別是中國的中央銀行。中央銀行應當盡可能以其外匯儲備來購買這些國債和財政擔保債券，以便中國的國有經濟部門使用這些債券籌得的外匯收購境內外資的企業所有權。

政府財政部門應當對這樣為企業籌資所獲得的資金實行專門的管理，保證這些資金只用于專門的用途，即以實物形式形成國有資產。這樣形成的國有企業、國有股權和國有資產都應當統一交給相應的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代管，用這些國有資產經營的收益為籌資時發行的國債和債券還本付息，而由相應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以財政部代理人身份負責從企業經營利潤中征收這些國有企業、國有股權和國有資產的經營收益。

這樣就形成了政府對中國金融的集中統籌。

防止對外貿易逆差

前邊所說的這些集中統籌措施建立在一個假定的前提下：中國存在著對外貿易的順差。只要中國的對外貿易是順差，中國實際上就并不真正需要任何外部流入的資金。外部流入的資金對一個大國的國民經濟真正的積極作用，其實是為進口大于出口的貿易逆差融資。沒有貿易逆差，外國資金的流入只會擠出國內的等額資金，而這樣的資金對流在當前的中國就是對中國人民財富的掠奪，在現在這樣的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這樣的資金對流還是停掉為好。

前邊的分析已經說明，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完全有可能將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轉變為貿易逆差。如果中國有可能轉變為貿易逆差，前邊所說的對中國財經的集中統籌是否還要實行？我的回答是：越是在這種情況下，越必須實行中央政府對中國金融的集中統籌，只是集中統籌的政策措施還應當增加一些項目。

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是留作應付對外貿易逆差的。即使中國從2千多億美元的驚人外貿順差變為2千多億美元的驚人外貿逆差，中國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足夠支付9年的對外貿易逆差而不必另外引入任何國外資金。這本身就意味著，中國即使在出現外貿逆差的情況下，也仍然能夠從容地實行禁止新的外資流入的金融集中統籌，只是國內企業收購外資企業所有權的行動可能要在某種程度上停止。當外貿逆差數額巨大時，中國政府應當停止為撤出中國的外資兌換外幣。中國政府不需對現行的法律作任何修改就可以作到這一點，因為中國的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還是不能自由兌換的；而我們之所以堅決反對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就是為了讓它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

當然，為急需獲得市場銷售空間的中國企業著想，我堅決主張要防止中國的對外貿易出現逆差。我們可以適當減少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這本身就已經為外國產品讓出了銷售市場，但是我們一定不能允許中國的對外貿易出現逆差。西方嚴重的經濟衰退可能使我們的出口萎縮，進口增加，使我們滑向對外貿易的逆差；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動用兩個充分有效的政策手段來防止出現對外貿易逆差，這兩個政策手段就是：人民幣對外幣貶值；對國內市場實行有力的貿易保護措施以減少進口。

最近幾年的所謂“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已經使人民幣對外幣的兌換率不再盯住任何一種外國貨幣。這個“改革”的過程也是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過程，這種升值對中國的出口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但是這個“改革”本身卻使人民幣對任何外國貨幣的兌換率都可以自由地下降，只要我們認為需要。如果中國出現了對外貿易逆差，中國就應當堅決地使用它自由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權利，讓人民幣一直貶值到中國的對外貿易變為順差。

只要中國有可能出現貿易逆差，中國就應當堅決地實行各種各樣的行之有效的貿易保護措施以減少進口，為國內的企業保護國內市場。這些貿易保護措施應當包括高關稅壁壘，更應當包括一切可能的非關稅壁壘。我們應當停止與西方國家貿易“自由化”的一切努力，集中力量去爭取獨立自主地保護國內市場的權利。

在實行這種貿易保護措施時，中國會受到其加入WTO時所作承諾的束縛。中國應當敢于突破這種束縛。中國加入WTO本身就是走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的典型步驟，中國為加入WTO所作的承諾實際上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歷史已經清楚地證明，WTO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一直是西方國家維護其經濟霸權的工具，它們力圖使用這個工具而將東方國家永遠置于依附西方的經濟地位。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求中國突破WTO所強加的種種束縛，重新爭得獨立自主地決定其對外貿易政策的地位。

有了上述的金融方面的集中統籌，中國就能夠自主地確定其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克服出口萎縮所造成的總需求不足。

擺脫對出口和房地產投資的依賴

在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發展道路支配下，國內在前幾年的那一輪經濟高增長中已經形成了一種輿論，似乎中國的經濟增長只能靠出口和房地產業投資拉動。在這種心態下，人們一看到出口增長率和商品房銷售額增長率下降就如喪考妣，煌煌不可終日。最近的趕快提高出口退稅率和鼓勵商品住宅買賣的政策措施，都是這種驚慌失措心態的表現。

稍有一點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國內的投資和消費支出都是總需求的組成部分，象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靠增加國內的投資和消費來彌補出口下降所造成的總需求缺口，根本不必害怕出口萎縮會造成國內總需求不足。

現在，幾乎所有的人都承認，西方的經濟衰退使中國不再可能靠增加出口來為經濟增長創造需求，而必須轉向“擴大內需”。問題在于擴大什么樣的內需，怎樣擴大內需。

刺激商品住宅銷售的政策據說也是為了擴大內需，據說這樣可以增加建造住宅的投資。可是實際上，中國建造住宅的投資原本就不少，降低一些這種投資倒可能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建造住宅的投資本來就不一定要采取房地產開發企業建造商品住宅的形式；建造住宅的投資對中國的投資需求也并不象人們想象的那樣重要。

2004年以來，中國每年建造住宅的投資都大致占當年GDP的8－9％，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住宅投資平均只占其GDP的5％。最近這些年中國的建造住宅投資是否過多，本身就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由房地產開發企業建造商品住宅則只是中國的住宅投資中的一部分。2004年以來，中國“城鎮”地區的住宅投資占當年GDP的比例在7％上下，其中由房地產開發企業建造商品住宅所完成的投資占當年GDP的比例則逐步從5.5%上升到7.2%。

我們對中國房地產業的分析已經表明，中國的住宅買賣中出現了明顯的泡沫，最近幾年中國的那種住宅銷售額的增長和住宅售價的增長都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房地產業中的泡沫遲早要破滅。刺激商品住宅銷售的政策想維持泡沫性的住宅售價不下降，這只會導致房地產業中的泡沫繼續延續，使泡沫破滅時所造成的危害更大而已。而中國的住宅投資是否過多，特別是純商品性的住宅投資是否過多，那只有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后才能得出可靠的判斷。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最近幾年中國的那種住宅銷售額的增長和住宅售價的增長肯定是不可持續的，再象這樣依靠盡可能抬高房價的盈利性房地產開發商建造中國城鎮的住宅，中國城鎮的住宅很快就會由于售價過高而銷售不出去，中國最近幾年住宅投資的增長速度將無法維持。

其實，要想維持住宅投資占GDP的比例為8％而不減少，就可以而且必須轉變中國城鎮中的房地產投資方式，不再單純依靠盈利性的房地產商來供給城市居民新住宅。中國各大城市的政府都應當學習新加坡，通過政府的住宅發展委員會的工作來主持建造大量享受政策性補貼的住宅，壓低本市居民所支付的房租和房價，以政府拍賣土地的收入和稅收對購買和租住住宅的本市居民進行補貼。各個城市的政府應當將由土地得來的財政收入全部用于補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本市居民購買和租住廉價的住宅，并力求做到在這方面收支平衡。這樣實際上降低居民的居住成本，才有可能真正擴大城鎮住宅的投資需求。

而現在對我們更重要的問題卻是，首先要從根本上改變最近幾年形成的依靠出口和房地產業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一個主張是，中國應當通過增加人民的消費支出來“擴大內需”。我早在6年前就已經指出，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小，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大眾的貧困。要擴大國內的消費需求，就必須改變中國的分配結構，增加普通民眾的收入和福利。完全正確，我們確實需要通過增加國內的消費需求來擴大內需，而且必須通過增加普通民眾的收入和福利來增加國內的消費需求。但是，大幅度增加普通民眾的收入和福利絕非在短期內可以做到，因而在短期內也不可能由此顯著地增加國內的消費需求。更何況中國還是一個實物資本缺少的國家，在很長時期中也還是需要進行大量的投資。

這就使中國在西方經濟蕭條的最近一個時期中，還只能主要通過增加國內的投資來維持足夠的總需求，也應當主要通過增加國內的投資來維持足夠的總需求。問題在于今后應當重點向國內的哪些部門投資。

鑒于房地產業可能面臨著嚴重的供給過剩，政府不應當再鼓勵增加房地產業的投資。應當讓房地產業的投資規模回到與人民大眾的購買力相適應的水平上來。其實，房地產業的投資對中國的投資需求并不象許多人印象中的那么重要。就是在房地產投資極度膨脹的2007年，房地產投資也只占中國全部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不到四分之一。即使房地產投資不再象前幾年那樣增長了，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對總需求有同樣拉動力的投資方向來填補這個需求上的缺口。

對軌道交通和能源產業大規模投資

在與房地產業的投資性質幾乎相同的那些投資方向上，我們就需要大量增加對軌道交通和能源供給的投資。

這里說的軌道交通主要指鐵路運輸和大城市的軌道交通系統。中國在過去的20年中過度偏向發展汽車運輸，忽略了軌道交通的發展，以致造成了交通運輸上的資源配置扭曲和各種畸形現象。這方面的錯誤必須糾正。政府最近決定進行2萬億元的鐵路建設投資，就是糾正錯誤的表現。在今后一些年中，中國要大力進行發展鐵路運輸和大城市的軌道交通系統的投資，還要為發展沿海的近海貨運進行大量投資，這都會造成大量的投資需求。

住宅投資下降緩解了投資品市場需求過度的緊張狀況，這正好創造了客觀條件，使我們可以更大規模地進行建設現代化的煤礦的投資。

中國的煤礦生產能力并不低，但是具有現代化的設備、有良好的安全設施的煤礦的生產能力卻遠遠不足。最近一些年中國的小煤窯事故頻發，礦難嚴重，除了當地政府監管不力的主觀因素外，客觀原因是具有現代化的設備、有良好的安全設施的煤礦的生產能力不足，一遇2003年以后那樣10％的經濟增長，就無法滿足大大增加的能源和電力需求，以致煤炭價格暴漲，刺激了那些設備差、缺乏足夠的安全設施而又不愿嚴格執行安全生產規定的小煤窯為盈利而用礦工的人命冒險。就連一些國有大礦發生礦難，也往往是因為煤炭產量在高價下也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導致礦方不顧安全生產的要求而冒險增產。

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降低，這可能減少對煤炭的需求，緩解煤炭供應緊張的狀況。這也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們可能真正關閉那些不能貫徹安全生產要求的小煤窯。但是，如果我們不能使那些具有現代化的設備、有良好的安全設施的煤礦具有足夠的生產能力，一遇經濟高漲，煤炭供應緊張、煤價暴漲、小煤窯死灰復燃并導致安全生產形勢惡化的局面就會重新出現。為了保證中國的煤炭開采能夠在足夠安全地生產的前提下滿足國民經濟的需要，我們應當在當前的緊縮中大力投資建設具有現代化的設備、有良好的安全設施的煤礦，使這種煤礦儲備有足夠的生產能力，保證在中國經濟出現10％以上的經濟增長時，具有現代化的設備、有良好的安全設施的煤礦也能夠供給足夠的煤炭而不致出現煤價的過度波動。

據說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經濟緊縮中，政府有關部門曾經在暫時的電力供給過剩面前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對增加發電能力的基本建設也采取了緊縮的方針，甚至限制對發電設施的投資。其結果是造成了2003年以后經濟高漲時期電力等能源的供應緊張，許多地方不得不采取臨時停電等限制用電的措施。在供電不足的經濟過熱時期不得不大量增加對發電設施的投資，這反過來又加劇了中國經濟的波動。

在今后幾年的經濟低增長時期，我們應當避免再重犯這種錯誤。在經濟緊縮時，不僅不能減少發電和供電設施的建設，還應適當加大和加快發電和供電設施的建設，增加對發電和供電設施的投資，預留下發電和供電能力的足夠儲備，保證在中國經濟出現10％以上的經濟增長時，仍然會有足夠的發電和供電能力來滿足對電力的需求。

上述這些對具有現代化的設備、有良好的安全設施的煤礦和發電供電設施的投資，目的都在于在經濟低增長期形成能源供應能力大于當下能源需求的足夠儲備，確保中國不再會出現能源供應能力小于能源需求的狀況。而所有這些投資都會增加中國的總需求。再加上對鐵路建設和城市軌道交通的巨額投資，這些投資應當足以彌補住宅建設投資減少所造成的總需求不足缺口。

五、為長遠的發展而擴大國內投資

不過，在我們看來，為中國的長遠發展而真正最需要擴大的投資，應當是這樣一些投資：它們服務于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為建立獨立自主的完整的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所必需，或者為建立先進的、獨立自主的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所必需。

向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投資

現代經濟的歷史和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都證明，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是所謂的“技術進步”，是本國人民掌握和使用的技術和技能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主要就體現在技術密集和高科技的產品生產的發展和科技研究與開發上。為了成功地完成經濟發展，中國應當把“技術立國”作為經濟政策的基礎，建立獨立自主的完整的研發體系，實行自主研發、自主創新。西方國家的人均高收入以其軍事和經濟實力為基礎，而其經濟和軍事上的實力歸根結底都來自其在現代科學技術上的高度領先地位。中國必須以長期的巨大投入來在科技上全面趕超西方，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

而在最近30年中，中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造成中國低科技水平的面貌長期沒有得到根本改善。近幾年中國政府強調“自主創新”，自主的研究和開發多了起來，開始扭轉研究和開發上的落后局面。但是，我們進行自主的研究和開發，是為了使中國實現向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的生產轉變的“產業升級”，在高技術生產的基礎上實現高生產率、高收入。對于達到這個目標來說，目前中國的自主研究和開發還遠遠不夠。

中國缺乏對科學技術研究與開發的投資，其最醒目的表現之一就是，中國高等院校的教學儀器和實驗設備不足且水平很低，不僅妨礙了科學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甚至一直嚴重妨礙著中國學生技能的提高，以致中國的化學博士還要到國外大學去補充其在國內沒有作過的實驗。最近十年中國的高等院校進行了大規模的基本建設，但是其固定資產的增加多半集中在增加大樓等建筑物上，教學儀器和實驗設備的缺乏和低水平仍然沒有得到徹底改變。對學校和科研單位教學儀器和實驗設備的投資，應當成為中國總需求擴張的一個重點。

那些反對中國進行自主研發的論調，幾乎都以中國缺乏這種研究和開發的資金作理由。現在，既然大家都擔心國際金融危機和房地產泡沫破滅會使中國的總需求不足、投資不足，那就應當首先將大量資金投入自主的科學技術研究和開發，這樣一方面緩解了總需求的不足，有利于解決高等院校學生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更會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

重建軍事工業體系

中國二百年前的變弱變貧，開始于中國在軍事工業（當時為造炮造船）上的落后。西方國家在現代科學技術上的先進，首先體現在其軍事工業的先進和軍事裝備的優勢上。中國軍隊相對于西方軍隊的軍事裝備劣勢，導致中國軍隊在近二百年與先進工業國的軍事沖突中總是處于被動迎戰甚至挨打的地位。西方的軍事工業不僅造成了西方國家的軍事優勢，而且西方的軍事工業生產在技術上有明顯的溢出效應，軍事工業的技術研究與開發成了帶動西方國家技術進步的重要源泉。從幫助瓦特改進和完善蒸汽機到20世紀研制電子計算機、引進互聯網，西方的軍事工業和軍事需要都起過關鍵的作用。

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推論，中國現在正在成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到世界最大，中國應當擁有世界最強的軍隊，以徹底改變二百年來一直被動挨打的局面。這樣的軍隊應當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裝備，這種裝備只能來自中國自己的研制和生產。我們應當在中國經濟發展為世界第一的過程中，以幾十年不懈的努力來為中國建成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裝備研制和生產體系。必須恢復毛澤東時代的追求：“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

世界歷史已經證明，這樣世界最強的軍事工業體系不僅為保衛國家不受外國欺凌所必需，而且軍事工業生產在技術上的溢出效應最終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增長。為此，今后我們最緊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重建獨立自主的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逐步形成一個先進的、獨立自主的、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將中國的軍事工業發展為世界最強的軍事裝備研制和軍工產品生產的系統。

當然，要想將中國的軍工產業發展到美國那樣的水平，首先就得給中國的軍工產業提供足夠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使中國的軍工產業有象美國軍工產業那樣多的固定資產。據估算，美國的GDP現在還為中國GDP的四倍，而國防開支則占美國GDP的約4％，而且有估算說，在美國那樣的經濟中，需要用4元的“物質資本”每年才能生產出1元的GDP。據此推算，要使中國的軍工產業達到美國軍工產業現在的生產水平，中國的軍工產業應當擁有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就得相當于中國目前每年GDP的64％。

中國即使真要在軍事工業上追上美國，也絕非短期內所可以達到。沒有幾十年時間，中國的軍事工業不可能敢上美國。如果我們要在20年后軍事工業趕上美國，那時中國的軍工產業應當擁有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就得相當于中國目前每年GDP的約1.2倍，這是因為按美國經濟通常每年增長3％的增長速度算，美國的軍工產業20年后的生產能力應當是現在的1.8倍。如果估計中國今后20年的經濟以一個較低的年增長7%的速度增長，則中國每年大約要將GDP的2.7%投資于軍工產業，才能使20年后的中國軍工產業具有與當時的美國軍工產業一樣多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

盡人皆知，對于軍事工業的制造水平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投資的固定資產的數額，而是掌握的技術的先進程度。而要獲得這些先進的技術，我們就必須投入資金進行研究和開發。這樣，要使中國的軍工產業趕上美國，我們可能需要投入比上邊所說更多的資金。顯然，在需要投入這樣多的資金的軍工產業發展面前，為沒有可以支出投資資金的地方而發愁簡直是可笑的。光是使中國的軍工產業趕上美國所需要作的投資，就足以抵補中國房地產業投資的任何下降而有余。

在30年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但是在30年前的大變動中，軍事工業的發展幾乎被完全放棄，這導致了中國軍事工業的災難性解體。當時放棄發展軍事工業的理由是，中國缺乏建設資金，如此稀缺的資金的使用方針應當是“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其實這個提法本身就很片面。從長遠說來，正是為了要吃飯才要建設，要建設就必須有技術，而發展軍工其實有助于得到技術。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已經告別了那個整天為缺少“建設資金”而發愁的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現在知道，“建設資金”就是投資的資金，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可以籌集到足夠的投資資金而沒有使用這個資金的地方——投資需求。如果說，30年前不發展軍事工業還可以用“缺少資金”作借口的話，現在投資需求缺乏的現實已經在逼迫我們不得不將發展軍事工業作為創造需求的地方。

建立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

從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全局上說，中國需要建立的是一個具有最高科學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完整的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這個體系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所致力的是，除了少數由于資源缺乏而需要進口的物品只能依靠外國供應之外，其它物品的供應都主要依靠本國的生產，而在本國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又都主要是本國的企業。在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發展高技術產業、機器設備的制造等技術密集的生產。

建立這樣一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意味著不再按照當下的“比較優勢”集中生產和出口少數幾種產品，大大降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對外貿易依存度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加入國際分工的程度。一個國家越是依賴于國際分工，它就勢必越是只集中生產和出口少數幾種產品而依靠進口來供給其它物品，它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越高。

國際上的經驗事實已經證明，在經濟發達國家中，一個經濟體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整個經濟的獨立自主程度就越高。我們可以用當代的所謂“新貿易論”來證明這個經驗現象的合理性。從這個角度判斷，中國的土地面積與歐盟和美國都不相上下，人口比整個歐盟都多，更是大大多于美國，中國應當有至少不低于歐盟和美國的經濟上獨立自主的程度。而目前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不僅遠遠高于美國，而且遠遠高于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對非歐盟國家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這樣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表明，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程度過低，已經低到了無效率的不合理程度。

中國經濟這樣過低的獨立自主程度、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是在最近20多年中逐步發展起來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錯誤的政府政策，而這些政策體現的恰恰是那條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出口的增長率急劇降低，預示了這條道路將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經濟危機；我們為防止危機而轉向重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降低已經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是在糾正不合理的無效率，防止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將中國引向災難。

重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對當前中國的重大意義在于，它必定要求中國通過進口替代來發展技術密集的產品生產和高技術產業，適應了經濟發展中向技術密集的產業實行產業升級的需要。

目前中國需要大量進口的，一部分是石油等中國缺乏其資源的產品，另一部分則是以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方式生產的產品，特別是高科技的產品。這些中國大量進口的技術密集產品，主要集中在機器設備、大飛機、集成電路等類產品上。而發展這些產品的生產，正是中國轉向生產技術密集的產品生產的產業升級所必需的，這種產業升級又為中國通過技術進步而發展為一個發達國家所不能回避。這些產業通常又需要大量的投資。要發展這些產業的生產，中國就必須對這些產業進行大規模投資，完成這些產業中的進口替代。走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中國勢必會形成相對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

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總需求不足實際上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機，使我們可以將國內的資金集中起來向這些技術密集的產業投資，盡快改變中國在技術密集產業和高科技產業上的落后面貌，通過產業升級而實現真正的經濟發展。

只要明確了這一點，決心為重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在技術密集的產業中實行進口替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中國的制造業部門和其它部門還需要我們作大量的投資：

——最近幾年，“機械及運輸設備”的進口都幾乎接近中國全部進口金額的一半，不僅許多高效率的現代化機器設備中國還需要進口，連紡織機械中國都還需要大量進口。重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實行進口替代，首先就要在機械制造上實現進口替代。在機器制造這種技術密集的產業中實行進口替代，就需要中國重建完整的裝備制造業，使中國的裝備制造業變為世界最大、最好。

裝備制造業實際上是當代最高水平的制造業。有了世界上最好的裝備制造業，才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制造業。中國政府今后應當將扶植制造業發展的重點逐步轉向扶植裝備的制造上。要想具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中國就應當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技術水平；要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技術水平，中國就必須有世界上最好最大的裝備制造業。中國目前人均收入處于低水平，是因為中國現在是用進口的外國機器生產日用品來換取外國的石油和機器，中國要想變為人均收入高水平，就必須變為出口機器設備來換取外國的石油。

——中國將會成為世界最大的大型飛機進口國，這是過去二十多年放棄獨立自主的大型飛機研制所造成的惡果。其實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國自己研制的大型飛機“運十”就已經完成了試飛，為中國的飛機制造業開辟了光明的前景。是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發展道路扼殺了中國大型飛機制造業，堵塞了中國飛機制造業的發展道路。我們今后的問題是，如何盡快地彌補依附西方的錯誤路線所造成的損失，盡快以資金和技術人才的投入將中國的飛機制造業發展起來，將中國自己的大型飛機制造發展起來。

——中國每年進口的集成電路價值已達一千億美元之巨，集成電路成了中國進口金額最大的產品之一。集成電路的巨額進口正是中國高技術產業落后的表現，是中國的電子工業依附于西方的象征。為了實現向技術密集產業轉變的產業升級，中國必須向日本、韓國和臺灣學習，在集成電路的自主研制和生產上急起直追，下決心趕上和超過美國。

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曾經請教有關人士，為什么中國不能發展獨立自主的集成電路生產。我得到的回答是：集成電路的生產所需要的資金太多，一個生產集成電路的工廠所需要的投資以百億元甚至千億元計，我們沒有那么多資金投資建設這樣的工廠。當時，這種巨額資金的需要確實曾經把我嚇倒，不再敢提發展獨立自主的集成電路生產的主張。而現在，在中國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已經以十萬億元計的時代，集成電路生產所需要的資金已經不再可能成為反對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的集成電路生產的口實。宏觀總需求的不足正是需要我們對集成電路的生產進行投資以擴大投資需求。

當然，發展集成電路生產的最主要問題并不是資金，而是技術。提高中國集成電路生產的技術水平更需要我們投入資金。發展我們獨立自主的集成電路生產會從物質資產的投資到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等諸多方面顯著增加國內的投資，并且為高等技術人員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美國的微軟公司最近威脅要采取“黑屏”措施來打擊中國境內的對其“視窗”軟件的盜版行為。其實，中國境內對“視窗”軟件的盜版行為之所以盛行，正是因為正版的“視窗”軟件售價太高，這樣高的售價是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利用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的象征。中國的軟件用戶已經在呼吁發展國產軟件以替代微軟的產品，而據業內人士說，“中科紅旗”等國產軟件已經基本上可以替代微軟的軟件，只不過由于微軟已經壟斷了市場，才使國產軟件難以發展。

中國政府的任務應當是盡快結束微軟在中國軟件業中的壟斷，消除微軟在中國贏得的壟斷利潤。我們應當采取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不惜投入巨資，完善國產軟件，發展出能夠與“視窗”完全兼容、完全可以替代“視窗”的軟件，并且通過政府的政策手段將國內計算機業整合起來，最終將微軟公司擠出中國市場。這樣作當然要暫時付出資金上的代價，但是這為中國長遠的發展所需要，而且短期中的資金代價正是一種資金上的投資，它有助于擴大中國的總需求。

——加入WTO時中國所作的讓步犧牲了中國種植大豆的農民的利益，使中國國內的消費市場變為依賴進口大豆，大豆加工產業淪于外資控制之下。有消息說，外資企業又在利用種種手段試圖控制中國的豬肉產業。這兩個行業中發生問題，根源都在于政府放任市場自發勢力而不加有效的引導，不肯投入資金扶植民族產業。這兩個行業的問題對中國的整個食品生產行業都有巨大的警示作用。

中國的食品生產目前仍然能夠基本上滿足自己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國人均耕地少，中國人均收入高以后農業可能在比較成本上變為劣勢，反倒可能逐步變為依靠進口食品。為了保證國家的食品安全，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今后政府應當大力保護和扶植本國農業，扶植發展高效率的現代化食品生產，基本上依靠本國產品來滿足本國的食品需求。為此應大力扶植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業合作組織，保證農業的自主發展，防止再發生最近幾年大豆和豬肉生產中發生的那些問題。政府對食品生產的扶植政策需要投入資金，這樣投入的資金也會擴大中國國內的總需求，而中國政府對國內食品生產的所有保護和扶植政策都有助于增加國內的總需求。

除上邊所述各項之外，中國的長期經濟發展還要求中國采取其它一些結構性的經濟調整措施：

——由于人均資源占有量相對較少，中國應當在研制新型能源供應技術上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發展核能，大力發展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等清潔、可再生能源的生產；

——中國單位土地面積上的人口相對較多，環境污染的威脅比較嚴重，有必要在保護環境上走在世界前列。適應環境保護的需要，中國應當大力發展各種與環境保護有關的產業，對此政府應當給予足夠的資金支持。

上述兩方面都需要政府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也多半都需要政府通過財政資金給予強有力的支持。這樣的政策都會或多或少地增加中國國內的總需求。

靠集中的統籌來籌資

上述三方面為中國的長遠發展而需要作的投資，在最近的20多年中都極其缺乏。這種缺乏表明資金市場不能有效地解決為中國的長遠發展而融資的問題。

為了給上述三方面的投資有效地籌措資金，我們必須采取前邊所說的那種措施，由政府填補國內資金市場的缺口，靠政府的集中統籌來為上述投資籌資。其主要的做法就是，由政府財政為這些投資提供資金，在政府稅收不能提供足夠資金的情況下，則由政府財政部門發行或擔保發行債券，將籌得的資金統一交給相應的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代管，以實物形式投入形成國有資產，用這些國有資產經營的收益為籌資時發行的國債和債券還本付息，而由相應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以財政部代理人身份負責從企業經營利潤中征收這些國有企業、國有股權和國有資產的經營收益。

在這樣籌資的過程中，應當貫徹前邊所述的原則：為了避免再受外資剝削控制，防止外來的沖擊，必須保持國內金融體系的獨立自主，絕不允許外國勢力參與操控中國的金融。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先禁止向西方出售中國企業的股權，禁止不必要的外資流入。作為長遠之計，則應當在每一個產業、甚至每一種產品的生產上，都要培養起本國的一至兩個骨干企業。這種企業一般只能是國有控股。其資金的籌措一般可以采取前述方式，由政府財政發行國債，將所得資金作為國有資本金投入國有資產經營機構（基金或控股公司）；國有資產經營機構也可以發行債券，將所得資金作為國有資本金投入企業。這樣籌得的資金必須用作企業的實際投資和周轉金。

這樣的籌資和融資方式，正是財經方面的獨立自主的集中統籌。

前邊所述的各項為中國的長遠發展而需要作的投資，對今后幾年也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中國目前正在實行反通貨膨脹的緊縮，而當通貨膨脹消失的時候，中國可能出現嚴重的總需求不足。那些增加總需求的擴張性措施不應當再走十年前的老路，片面專注于進行基礎設施和城市房屋的各種建筑工程，而應通過實施上述三方面的措施來拉動國內需求。

對投資需求的簡單估算就能夠說明，僅僅是為形成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重建軍工產業所需要的投資，就足以保證中國今后20年內不必擔心有任何的投資需求不足和總需求不足。如果真的按照前邊所說為中國的長遠發展在那三方面作足夠的投資，我們經常需要擔心的倒是總需求過大的威脅。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最需要警惕的是，不要由于投資需求過大造成嚴重的總需求過大，這種過大的總需求不是導致通貨膨脹，就是造成短缺。只要我們在這方面作好足夠的調節，這種為中國的長遠發展所作的足夠的投資就會使中國發展成為既富又強的發達國家。

六、獨立自主地集中統籌：機遇

走獨立自主地集中統籌的道路，當然不需要象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那樣實行教條而死板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法國和新加坡甚至臺灣的經驗，都給我們提供了足夠的借鑒，使我們可以更成熟地利用市場機制，以國有部門的資金運營來支持制訂和貫徹指導性的經濟計劃。而在中國這樣的大國中，這些集中統籌應當服務于通過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來實現經濟發展。

在過去20多年中，中國日益滑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泥潭。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在現代的經濟社會條件下，這樣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必定將整個世界引向崩潰性的災難。前邊的分析說明，在這樣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我們必須轉向獨立自主的集中統籌。這里將前邊的論述作一概括，以說明如何以兩方面的轉變轉向獨立自主的集中統籌：

——改變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支柱，不能再依靠出口和房地產來拉動總需求，而應當轉向進口替代，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建立獨立自主的科技研發和高科技產業，使投資服務于建立獨立自主的完整的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服務于建立先進的、獨立自主的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服務于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的大飛機制造業，發展集成電路、替代微軟產品的軟件的生產，建立完整而強大的軍工產業、裝備工業、軌道交通和能源產業、大豆和農產品加工產業、醫療服務事業，堅決實行對本國市場的貿易保護；

——改變單純依靠貨幣政策調節宏觀總需求的方針，不僅大幅度擴大財政政策在調節宏觀總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且轉向依靠所有制政策來調節宏觀總需求的，有計劃地集中統一控制對外的金融往來，在沒有出現明顯的外貿逆差時禁止外資流入，以適當的匯率政策和貿易保護政策來防止出現對外貿易逆差，國家大規模增發專門用于國有資本投資的公債，以這樣籌得的國有資本金進行實物投資，贖回國內的外資企業，為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制造業產業體系服務。

前邊的分析已經說明，對中國經濟來說，繼續通過實物出口、金融市場交易而向西方輸送資金、維持房地產業的泡沫，最終必將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沉重打擊，陷入危機；而轉向獨立自主的集中統一財經計劃，就可以將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變為發展的大好機遇。

對于一個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是其掌握的技術水平的提高。本來落后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已經掌握的各種技術以加快自己的發展。但是，西方國家深知技術對國家強大和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意義，一直拒絕讓落后國家學到其掌握的先進技術。西方的企業歷來對其它任何企業實行技術封鎖，不讓任何其它人學會其獨有的技術。西方國家首先實行專利制度，就是為了幫助本國企業對別國企業實行技術封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府到現在為止還以“防止增強中國軍事實力”為借口對中國實行技術封鎖，不讓中國了解美國集成電路制造上的各種關鍵技術，不讓中國從西方學到其它各種高級的關鍵技術。

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的最大機遇就是，中國有了獲得西方先進技術的更多機會。西方國家現在陷入國際性的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經濟衰退，政府和企業都普遍陷入財務上的困境。為了緩解其財務困境，它們都勢必為換得一定的資金和訂單而不得不放寬其對向國外轉讓技術的限制。在其它國家強硬地以轉讓技術作為提供資金和訂單的條件時，情況尤其會如此。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蘇聯就曾經從西方國家買得了大量的先進技術，這些技術中甚至包括許多最先進的武器制造技術，這大大有助于蘇聯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當然，中國要想利用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迫使西方轉讓技術的機遇，中國自己首先必須獨立自主地實行集中統籌，并且要有足夠的決心和意志在國際技術轉讓問題上利用這種集中統籌提供的機會。

在獨立自主的集中統籌下，最經常出現的問題是為長遠發展所作的投資規模太大，造成了總需求過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向國外出口的需求進一步增大了總需求，實際上在與為長遠發展所作的投資爭奪國內有限的生產資源。正因為如此，對實行獨立自主的集中統籌的國家來說，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世界性經濟蕭條就成了發展經濟的機遇：國外需求的減少使這種國家出口需求減少，本來用于滿足出口需求的資源因此可以、也不得不節省下來，轉向前邊所說的那些為長遠發展所作的投資。這種投資從根本上增強了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國防實力，將受剝削、低福利的依附西方的經濟變為獨立自主的高科技、高福利的經濟，使國家爭得了長遠說來更有利的發展。這是國際金融危機為實行獨立自主的集中統籌的國家所提供的最根本的機遇。

總之，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是危機還是機遇，歸根結底取決于中國采取什么樣的方針和路線。實行獨立自主的集中統籌，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是經濟發展的大好機遇；繼續走依附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道路，中國早晚會陷入同樣的金融危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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