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改革：市場化在改革中出了什么問題？

反思改革：市場化在改革中出了什么問題？

巫繼學［個人獨立學術網站：www.wayee.com，www.economics.com.cn］

(2006-02-26)

市場在中國，當今好像最不名譽。醫療改革失敗，過分市場化取向難逃其責；教育改革問題成堆，市場化被認為充當了“掠奪之手”的幫兇；股改一路險象環生，國有資產流失不斷，MBO幾乎整體化公為私，資本侵蝕農地，等等，何嘗沒有人看到市場的負面作用？

從理論抽象的邏輯看問題，市場也罷，計劃也罷，都不是具體的個別社會經濟范疇。從最一般的意義講，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是存在于一切經濟社會最為一般的范疇；而商品、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則是存在于特殊經濟社會的范疇；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卻是存在于個別經濟社會的范疇。將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出現的種種個別問題直接歸結為市場、計劃之類的特別問題，是不分邏輯層次的理論混淆。這種認識等于說，一個人患冠心病，是因為他得了心臟病。這話可能沒錯，但近乎什么也沒說。

僅僅將罪過歸于市場，太過于簡單化，也只停留在經濟現象的特殊表層。市場也罷，計劃也罷，無所謂好與壞，它居于特殊范疇。在經濟史上，無論市場還是計劃，都有成為貧富分化幫兇的案例，都有成為社會公正的助手的例證。關鍵在于在具體經濟機制中運用，如何駕馭市場或者計劃，使之為具體的經濟發展戰略服務。

從計劃經濟走過來的一些人，由于深受其害，往往過于迷戀于市場經濟，以至于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正如計劃本身并不能直接導致經濟民主，分配公正一樣，市場同樣也不能。雙方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恰似一個左撇子，一個右撇子！上個世紀末，許多經濟學家致力于將兩者結合起來，希望雙方都擯棄短處，以各自的長處合成一種新經濟機制。然而，人們最終發現，結合起來的新機制，不是將雙方的長處結合傳承，恰好相反，湊在一起的恰恰是雙方的短處，痼疾，甚至于生成一些原來在專門的機制中從沒未有過的變種弊病。最終，不是合成歸理，而是合成歸謬。當然，現在說計劃與市場的結合不能長處疊加還言之過早，雖然目前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人們的教養水準，還難以使兩合成歸理，但卻并不能說明將來不能。

有鑒于此，本文將具體討論“市場不能解決什么”，市場天生有什么“缺陷”，它有什么樣的消極作用。所謂“市場缺陷”，是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福利經濟學中廣泛運用的概念和研究的問題。也有人稱之為市場“失效”、“失靈”或“市場失敗”（與不成功相對應）。它主要是以帕累托最優為標準和分析工具，來對實際的市場狀況作出判斷，凡是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即凡是不能實現完全競爭的那些領域或因素，換言之，也就是使市場機制不能發揮或不能完全發揮作用的那些領域或因素，就被稱為是“市場缺陷”。所謂市場的消極作用，在一定意義上說，更多地是指市場的負效應，它與“市場缺陷”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主要運用的是效率尺度，后者則主要運用的是價值尺度。相比而言，效率尺度與社會制度屬性之間的聯系較少或基本上沒有什么聯系，而價值尺度則與社會制度屬性之間的聯系較多。

在我看來，市場化在中國，問題就出我們對于市場過于迷戀，在于沒有認清市場的缺陷，未能防范市場的消極作用，以為市場無所不能。

§ 不能自行調節收入和財富占有差距的擴大

    市場本身不具有調節收入和財富占有上差距的功能，甚至有擴大這種差距，乃至造成兩極分化的潛在張力。這不僅已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論證，而且也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事實所佐證。例如在美國，人口中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整個社會財富的40％。按現金收入衡量，20％的最富有的美國人占個人收入總量的40％，而最貧窮的20％的人口只占個人收入總量的5％。在美國，市場中的“成功者喂養狗貓的食物甚至勝過了失敗者哺育他們后代的食物”。眼下的中國，類似的事例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但不可否認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在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雖然有可能避免兩極分化，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樣會造成人們收入以及財富占有上的差距。這是因為：第一，從所有制結構上看，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與這種所有制結構相適應，在分配上存在著按勞分配、按資分配和按資產分配等多種分配形式，不僅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存在著勞資之間的不平等，而且多種分配形式也必然要造成人們之間在收入和財富積累上的差別。第二，市場經濟以競爭為其有效運作的內在機制，在競爭中，必然有成功者，有失敗者。失敗者不是破產，就是收益的損失，并且成功者與失敗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反向運動的態勢，即成功者會擁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可以謀求更大的發展，而失敗者則相應地損失機會，處在更加不利的地位。第三，市場公平競爭的前提是經濟主體地位和權利上的平等，即機會均等。但機會均等只是起點和條件上的平等，由人們的能力不同（家庭背景以及由家庭背景所決定的教育狀況又是造成能力不同的重要因素），努力程度不同，甚至純屬偶然性的機遇不同，必然造成結果上的不平等。這種結果上的不平等，既是競爭的產物，又是競爭的驅動力。甚至可以說，市場經濟就是在結果上的不平等中為自己開辟道路，保持自己的高效率的。這是因為，在人們所追求的利益中，比較利益是最有刺激作用的。收入高低對于人們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影響，其絕對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與其他個人或企業的實際收相比較的相對量。當人們發現所從事的經濟活動所獲得的實際收入與其他個人或企業相比沒有差距或差距很小，自身的努力對實際收入沒有多大影響時，積極性就會減退，從而導致效率的下降。總之，市場經濟的發展勢必會帶來人們收入和財富占有上的不平等。但是，這種不平等卻帶來了高效率。我們之所以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要求市場經濟既有高效率，又不造成人們收入和財富占有上的差距，事實上會令我們陷入兩難境地。

    然而，市場辦不到的，卻可以通過政府調控來解決。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控，主要是通過制訂和實施一定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必要的法律法規來實現。比如，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可以制訂最低工資標準，以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但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控主要還是在社會再分配領域，即通過稅收和國家財政支出、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來調節不同收入階層和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

    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干預和調控，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問題。這里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引起特別注意：一是如果聽任市場機制自發地擴大收入差距，當這種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引起社會動蕩，在整體上影響效率。而且，收入差距過大乃至出現兩極分化，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也是不相容的；二是如果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干預過強，從而抑制和障礙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樣會影響效率。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些西方國家實行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廣泛的福利措施，其結果是削弱了競爭，犧牲了效率。在這方面，我們自己也有著深刻的教訓，值得認真汲取。

改革開放以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黨和我國政府制訂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個人收入分配政策。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又對這些政策做了進一步的表述。其中有兩點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一是明確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二是明確規定了“國家依法保護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財產，鼓勵城鄉居民儲蓄和投資，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同時，“要通過分配政策和稅收調節，避免由于少數人收入畸高形成兩極分化”，“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只要我們按照這些政策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就一定能較為妥善地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與效率問題。

有的學者甚至至今還在說，市場化本身會校正貧富差距。這無論從學理上說還是經濟史實角度看，都是極不恰當的，甚至可以說是極不負責任的。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之所以在遏制收入與財富占有之間的差距拉大上比較有效，決非任由市場的自發發展，而恰好是政府積極干預的結果。檢討我國經濟生活的現狀，面對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面對跨越國際警戒線的0.45基尼爾系數，我們在公共經濟政策上一定出現了問題。

§ 不能解決社會的公共利益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公共利益。社會的公共利益是通過公共物品的提供來滿足和實現的。例如，良好的社會秩序是一種公共利益，它是通過“治安”這種公共物品來滿足和實現的；便利的市政設施和交通系統是一種公共利益，它是通過市政建設和公路、鐵路來滿足和實現的；優美的環境是一種公共利益，它是通過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公共物品來滿足和實現的，如此等等。但是，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主要是在私人產品領域，對公共物品的供給卻顯得無能為力或作用甚微，由此造成公共物品的需求與供給之間的聯系中斷，使社會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滿足和實現。

    市場機制之所以對公共物品的提供無能為力或作用甚微，是由公共物品的特點決定的。

    所謂公共物品，就是由兩個以上的群體或社區全體或全體“共享”的物品。在經濟學中，公共物品是一個外延廣泛的概念。它不僅包括道路、橋梁、供排水系統等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而且包括國防、治安、乃至法律法規等各種公共服務。根據公共物品的不同性質，學者們一般將公共物品分為兩大類：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見下表）。

    然而，不管公共物品，特別是純公共物品具有多么廣泛的外延，在內涵上卻具有與私人物品截然相反的兩個特點：一是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就是它供應給一個消費者，同時也能供應給其他消費者，并不需要增加額外成本。例如一座沒有達到擁擠程度的公園。一些人在里面游玩并不妨礙另一些人游玩。收高價門票倒是很容易的，但會抑制游園的人們的數量從而降低公園的使用效率。二是消費上的非排他性。就是一旦提供這種產品，就不可能阻止或至少要花很大的成本才能阻止其他任何人享受它的好處，即使不付費或拒絕付費的人也能享受。例如下雪以后，馬路經過清掃，交通條件改善了，所有的人都能利用這個改善了的交通條件，而不管是誰支付了掃雪的費用。公共物品的這兩個特點，特別是第二個特點，即消費上的非排他性，阻礙了市場機制起作用。眾所周知，市場機制是建立在商品的等價交換原則之上的，對于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來說，它只能對付費的人提供產品，如果不能排除不付費的人享有這種產品，他就不會提供這種產品。以路燈為例：路燈是一種公共物品，因而它提供的照明是一種公共利益。可以設想，如果讓市場中的經濟個體去買路燈，會是一種什么情況？其結果可能是大家誰也不會去買，街上便不再有照明。路燈的供給不足，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說，是資源配置無效率；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來說，是公共利益受到損害或得不到維護。當然，路燈本身可以由：“私人”生產，但問題在于誰來付費，誰來購買，誰來組織供給。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靠“集體”或政府出面。因為政府作為一種“公共機構”，其“本份”的職能就是“組織和執行公共物品的供給”。

    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公共物品的提供從而社會的公共利益，從根本上說是由市場條件下的利益機制決定的。由于市場經濟的行為激勵方式是以利益驅迫（使每一個主體為保持其利益而競爭）和利益誘導（使每一行為主體為實現利益最大化而競爭）兩種手段來進行的，而公共物品的特點便使供它的行為主體不能從中獲得應有的利益，所以它便不會提供公共物品從而社會的公共利益。盡管經濟學家們曾設想了很多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但迄今最“經濟”也是最通行的辦法，還是由政府來管，特別是對于那些純公共物品來說，就更是如此。

這里，需要強調說明的一個問題是，對于公共物品，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而不是直接去進行生產和經營，特別是對于“準公共物品”，政府可以通過招標的方式交由企業去生產，以引入競爭機制，而不是象高度集中統一的行政體制下的包攬一切，這也是轉變政府職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之一。

將一切都給市場，作為政府管理部門，就是將一切責任都推卸掉。這與執政為民格格不入，是極不負責任的現象。醫改之所以失敗，教改之所以問題成堆，怨聲載道，就在于我們將公共物品的提供市場化引發的惡果。

§ 不能解決社會的長遠利益

    市場本身不能單獨解決社會的長遠利益，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不能在現在和未來之間有效地配置資源；二是市場的外部不經濟問題。

    １、不能在現在和未來之間有效地配置資源。所謂資源在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配置，簡單地說，就是將資源用于現期消費和投資、特別是長期投資的問題，二者之間的比例決定著經濟增長的速度。影響市場不能在現在和未來之間有效地配置資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于經濟發展來說，社會的長遠利益往往表現在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上。比如，對教育的投資就關系到一個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但是，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往往需要巨額投資，并且投資在短期內很難見到效益，因而單靠市場機制很難做到合理安排，不僅分散的市場主體難以籌措到足夠的資金，即使籌集到了，也會因投資回報期太長而不愿投資。此外，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中的多數項目屬于公共物品（在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的公共利益也就是社會的長遠利益），這也是阻礙市場主體投資的重要原因。第二，與上述問題密切相關，社會的長遠利益還表現在產業結構調整上，這一點對于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然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卻難以在短期內對不合理的產業結構調整發生有效作用，即使從長期來看，它也很難對產業結構的優化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相反，就其自發傾向而言，在不發生危機的情況下，它總是傾向于維持現有的產業結構，而只能進行緩慢、漸進的調整。第三，在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的導向信號是價格，但是，價格反映的往往是近期的供求狀況，所以，生產者很難通過價格對長期的需求變動作出準確的預測。即使能夠作出這種預測，他們也會因眼前利益的考慮而難以根據長期需求的變動去配置資源，因而不能保證長期的動態發展效率。第四從理論上說，市場機制能夠按照消費者的愛好，來配置不同時期所需要的資源。但在實際上，人們感到未來變化不定，多數偏愛現在，其結果是太多的資源用于現期消費，而為將來所進行的投資太少。這種情況，在社會轉型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拿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一是國有企業的產權尚不明晰，二是一部分人對一些政策的長期穩定還持有一種潛在的懷疑態度，加之政策和經濟的波動，使許多人對未來感到難以把握，因而導致了普遍的社會短期行為。對此，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來提高人們對未來的穩定預期。

    ２、市場的外部不經濟問題   

    市場的一個主要缺陷是不能自行解決外部性或外在效應問題。在經濟學中，外部性可分為四種，即生產的外部經濟，生產的外部不經濟，消費中的外部經濟，消費中的外部不經濟。這里要論述的外部性主要是生產的外部不經濟。

    所謂生產的外部不經濟，通俗地說，就是某廠商的經濟活動直接地，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不利于其他廠商或居民的某種后果。但這種后果又不是故意制造的，而只是生產過程中的伴隨物。例如，造紙廠在生產過程中排放的不加處理的污水，影響到下游的工廠、農村和居民，電廠排放的煙塵污染了空氣等等。外部性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影響不是通過市場作用而產生的，它不屬于買者與賣者關系的范疇。換句話說，市場機制無力對產生外部性的廠商給予懲罰，否則的話，如果市場機制有能力自動地懲罰產生污水的化工廠，補償受損的鄰近飲水廠，那么，市場機制也就不存在這種“外部性”的缺陷了。這是因為，在具有外部性的廠商生產的產品中，不僅有生產成本，而且有因外部性而造成的社會成本，但市場機制卻無法把這部分社會成本包括進去。因此，如果僅有市場機制，具有生產外部性的廠商總是自動地傾向于不治理污染，因為治理污染要增加大量的生產成本，甚至付出巨大的代價，而這是與市場的利潤最大化原則相悖的。這里，就必須借助于市場以外的力量，如政府干預、輿論、說教（道德、良心）等來解決。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外部性增加了社會成本，比如，煙塵污染了環境，影響了居民的健康，增加了社會的清潔費和醫療費，因而對于社會來說是不經濟的。但從社會和人類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來看，外部性的最大問題是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使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環境污染已成為嚴重威脅人類生存的社會“公害”。因此，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推進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對外部性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破壞問題給予高度的關注。既然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外部性問題，政府就必須對此負起責任來。其基本辦法是對產生不利的外在效應的廠商征收稅金和罰款，使它支付由于污染等導致所增加的社會成本，把企業造成的外在成本內部化，促使它消除或減少不利的外在效應。在必要的情況下，由于公共利益或其他緊迫的原因，則應當使用行政或法律手段，要求企業按期治理，甚至關閉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特別是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更應當克服因局部利益造成的地方保護主義，而決不能采取“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甚至以鄰為壑的態度，不然的話，將造成遺害我們自己和子孫后代的無窮后患。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實踐證明，企業對于眼前利益的追求，在現在資源與未來資源的配置上，在外部不經濟問題上，存在的問題日益增多，日益嚴峻。礦山的瘋狂開采，江河污染，土地的奴役式耕種，農民工的超低工資，如此等等無不源于此。

§ 市場失靈區

    市場失靈是一個比較寬泛的論域，比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市場對提供公共物品無能為力或作用甚微；市場無法解決外部性問題等，都屬于市場失靈。這里，我們所要論述的市場失靈區，主要是指一些需要有特殊價值判斷準則因而不宜引入或不宜全部引入市場機制的領域。這些領域主要包括：黨的各級組織及其機構，人大系統、公共安全部門（主要是警察和軍隊）、司法部門、政府行政部門（包括行政執法和行政監督）、公共教育、醫療衛生、基礎科學研究部門等，從以上所列的這些部門可以看出，它們基本上都屬于公共物品的范疇。因此，這里所說的市場失靈，實際上是本章第二節“市場不能解決社會的公共利益”問題的繼續。不同的是，在本章第二節中，主要是從公共物品的特點這一角度進行分析的，而這里則是從另一個角度，即特殊價值判斷準則這一角度進行分析的。

    上述領域之所以不宜或不宜全部引入市場機制，是因為在這些領域中，特殊的價值判斷準則往往高于經濟準則，或者二者之間難以進行比較，所以不能根據經濟準則來簡單地進行價值判斷。用我們通常的話來說，就是在這些領域，社會效益高于經濟效益，所以不能用經濟效益作為衡量它們成效大小的標準，從而驅迫它們去追求經濟效益，否則就會對社會造成危害。其前提是國家必須全部或部分承擔它們的費用。當然，不要求甚至不允許這些領域中的部門去追求經濟效益，并不是說它們不需要進行經濟核算。但是，經濟核算對于它們可以說是一種外部的約束條件，而不是一種內在的自發要求。它們的效益評判準則往往同經濟準則是相矛盾的。比如醫院，在收費標準確定的前提下，醫院的經濟效益同看病人數成正比。從經濟角度看，看病的人越多，醫院收入越多，經濟效益越高；從社會角度看，則看病的人越少，說明國民健康狀況越好，所體現的社會福利越大。醫院不能為了增加收入去人為地制造病人，否則就是對社會犯罪。所以說，醫院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去追求經濟效益。再如中小學和大學的基礎課、人文課、基礎理論學科，如果提倡擔任這些課程的教師去搞  第二職業和所謂的“創收”，不僅會造成教學質量的下降，產生不利于教育事業健康發展的后果，而且會助長亂收費之風，加重學生家長和社會的負擔。特別是對于政府部門和司法、行政執法和監督部門來說，更不能去追求自身的所謂經濟效益，不能為了應付一些眼前的困難而放棄政府制度建設上的一些原則，如經商辦公司、名目繁多的“有償服務”等。這些，即使在西方國家也都是法律嚴格禁止的事情。要知道，政府機構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其職責是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條件。這好比體育比賽，如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那么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比賽。這些年來黨政機關和社會上滋生蔓延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等，就是商品交換原則一定程度上浸入黨的政治生活和國家機關的政務活動帶來的惡果，它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危害，如經濟秩序混亂，使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和向心力減退等，是眾所周知的。因此，在這些領域，特別是黨的政治生活和國家機關的政務活動中，不是引入市場機制的問題，而是要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防范商品交換原則浸入的問題。

    上述領域中的眾多部門雖然不能為社會創造直接的經濟效益，其中的有些部門甚至還是“負效益”，但是，這些特殊領域的存在，卻是社會經濟領域高效益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經濟學上稱它們是“外部經濟”的。就是說，它們的“效益”體現為其他領域的受益，體現為整個社會福利的增加。在維護市場競爭的機會均等，在保持社會的安定和文明水準方面，這些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們的一些同志卻沒有注意到這些領域的特殊性，以為不管什么問題，只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就都能得到圓滿的解決。這是一種思想方法簡單化的表現。如果用這種簡單化的思想方法去處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復雜問題，不僅于事無補，相反倒可能會出亂子。

我們說，上述特殊領域不宜或不宜全部引入市場機制，并不等于說上述領域可以不實行改革，至于改革的具體辦法，各種不同的部門有各種不同的情況，那是另外的問題了。

這個領域由于市場化帶來的最嚴重的問題，莫過于權錢交易引發的權力轉化為商品再轉化為資本，從而形成權力資本，形成一個權力資本階層。權力資本是萬惡之源，它直接導致腐敗。而今在經濟生活中，權力資本參預的地方，就是腐敗猖獗的地帶，就是經濟犯罪的骯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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