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破解改革反思的意識形態迷霧

《南方都市報》編者按：自2004年郎顧之爭引發國企產權改革爭論始，圍繞市場化改革的爭論波及一個又一個領域，已經逐漸演變成為關于改革的基本方向、路徑甚至是否應當再繼續改革的大爭論。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說，繼上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之后，改革進入了第三輪大討論的階段。大討論的實質是要回答三個問題：改革從哪里來？改革到了哪一步？改革要往何處去？本報特編發此系列訪談評論，理清時代脈絡，探討當前分歧，再造改革共識。

反思改革要在理性的基礎上進行

對于這次關于改革的爭論，我們要有一個基本判斷，就是這是基于利益沖突、利益關系而發生的一場關于公共政策的爭論。

南方都市報:在過去的2005年里，反思改革聲音此伏彼起，甚至已經逐漸淡出人們視野的“姓資姓社”的聲音也再次粉墨登場，掀起一股否定改革市場化方向的浪潮。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孫立平:不久前，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曾指出，除了關系改革整體路線上的爭議需要在政治層面上作大是大非的辯論外，對于改革中的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一些改革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場化和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的偏向，應當進行就事論事的討論，這與整體上否定改革的爭論還是有區別的，不要把它混為一談。左派經濟學家楊帆也提出，不可把中國的理論爭論簡單地進行兩極化的歸類，不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不是改革就是反改革，要就事論事地反思改革，不能追求意識形態化。我也多次在文章和會議上重申，應當破解改革反思的意識形態謎團，使對改革的反思能夠在理性和建設性的層面上進行。

對于這次關于改革的爭論，我們要有一個基本判斷，就是這是基于利益沖突、利益關系而發生的一場關于公共政策的爭論。有人曾經將改革以來有關改革的分歧概括為三次大的論爭。在這次有關改革的反思中，也經常有人將這次對改革的反思與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有關改革的論爭相提并論。其實，這種簡單的類比是不恰當的。因為改革之初的論爭和上世紀90年代初的論爭涉及的是社會基本走向，涉及的是改革要不要進行。可以說，當時的爭論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性的。但這次的論爭主要不是基于意識形態，而是基于利益關系。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這樣一場爭論蒙上了一種很強的意識形態的色彩。這也是人們所擔憂的。過于意識形態化的爭論，將把改革的反思引向一種危險的方向。首先，意識形態化的討論會使得本來可以澄清的問題復雜化，給實踐留下的選擇空間和彈性也越來越小。其次，意識形態化的論爭，會導致社會中主要斷裂帶的形成，從而使得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和動力更為困難。

這當中有一個原因。當我們從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決定一切的時代，進入利益時代的時候，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所使用的語言沒有跟上，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所以人們很容易使用意識形態化的語言。當然這不是說可以否認有意識形態因素的存在，但更多的時候是我們將非意識形態的問題意識形態化了。所以，要破除改革反思的意識形態迷霧，努力使得改革的討論和反思保持在理性的層面。

正常的利益問題需要非意識形態化的表達

不能僅僅看到其意識形態式表達上的謬誤，而忽視它背后的正當的利益要求。其實，仔細看一下有關對某些改革的質疑，特別是利益受到損害的普通民眾對某些改革的質疑，基本是利益的問題，與意識形態沒有太大的關系。

南方都市報:那么，在有關改革的討論中，利益問題是如何演變為意識形態爭論的呢？意識形態化的爭論又是怎樣模糊了彼此對問題的理解呢？

孫立平:我們這些學者對這個事情都有責任，“左”和“右”都有責任。其實“左”與“右”的說法是很不準確的，很多身在其中的人自己也不承認。我們這里用這個說法，是為了討論方便起見。現在的情況是，普通民眾除了意識形態外沒有別的語言，而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化的爭論無疑又推動了這個過程。包括現在“左”、“右”的劃分也是這樣。

我不是反對派別的存在。我認為，在利益不斷分化，不同的利益主體開始形成的情景下，派別的存在是有益的。不同的聲音實際上代表著不同的利益。而且，我也不否認在這種對立中必然涉及某些意識形態因素。但問題是，現在的傾向是正常的利益表達往往也被意識形態化了。

比如在改革討論中，人們通常所說的“左”，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某些正當利益的荒謬式表達。在改革當中，利益關系出現了過度失衡，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這樣的一個問題當然要受到關注，當然要在實踐中加以解決。但一旦用意識形態化的語言來表達，就成了改革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回到舊的體制中去。這樣，正當的利益表達就走向了意識形態的謬誤。

但是，反過來說，你也不能僅僅看到其意識形態式表達上的謬誤，而忽視它背后的正當的利益要求。其實，仔細看一下有關對某些改革的質疑，特別是利益受到損害的普通民眾對某些改革的質疑，基本是利益的問題，與意識形態沒有太大的關系。

而在另一個方面，即在堅持改革并反對反思改革的一方，對反思改革聲音的理解也往往是意識形態化的，或者是專門關注那些有意識形態背景的人對改革的反思，以為目前社會中對改革的反思會動搖改革的基本方向。

皇甫平最近的文章《改革不可動搖》及其所引起的風波，就很明顯地表現出這一點。皇甫平可能到現在也不太明白，現在這篇文章和1991年寫的那組文章的調子是一樣的，為什么上世紀90年代那組文章受到人們普遍的贊同，而這次卻挨了那么多的罵。

因為時代不一樣了。當年那場爭論是涉及改革還是走回頭路，是決定中國社會走向的時刻，所以那幾篇文章對于我們堅定市場經濟的正確走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這次背景不一樣了，這次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沖突，但皇甫平的文章所堅持的卻是一種意識形態立場。你說堅持改革不動搖，這當然沒有錯。但問題是，人們一看文章，這個堅持改革不動搖是和拒絕對改革中失誤的反思，是和對改革反思的抨擊，是和反思改革中的正當利益要求聯系在一起的。一些人就會去想，這是不是要堅持那些包括對普通民眾的利益造成損害的所謂改革？是不是對在反思改革中正當利益表達的不屑一顧？

所以，意識形態化的爭論往往導致問題的模糊甚至對問題的曲解。

“左”與“右”的癥結何在

現在中國的問題就是權力和市場結合到一起了，于是就出現了人們所說的權貴結合的問題。在這個權貴的結合中，市場是權力在當中起作用的市場，權力是在市場當中行使的權力。這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而我們在改革中所出現的許多問題，就發生在這個背景下。

南方都市報:剛才您也講到“左”與“右”的問題。這樣的一對概念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位，許多分歧也往往與此有關。其中的癥結在什么地方？

孫立平: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爭論，其實背后有一個結。什么結呢？我認為就是“左”和“右”的結。所以現在我們應當正面來面對這個結。

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想問題的基本方式，都是用兩分法，“左”和“右”，再分配和市場，國家和民間等等，我們都是這樣一系列的兩分法。這兩分法把它重疊起來，好像一端代表了舊體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體制，改革就是要從舊體制走到新體制。現實中的分歧就是這樣形成的。但問題有時并不是這樣簡單。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不平等問題。最初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一個說不平等是市場造成的，一個說不平等是權力和再分配造成的。后來關于不平等問題的新制度主義理論提出，不平等不是權力或市場固有的特征，而是看它的位置，任何社會都有權力再分配和市場，占支配地位的那個肯定是推動不平等，占次要地位那個是彌補不平等的。

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再分配和市場的作用在中國是走向了同一個方向。就像人走路走順拐了一樣。世界銀行1997年報告當中講，15年當中中國由一個相當平均主義的國家成為相當不平等的國家，這在世界上還從未有過。為什么在這么短的一個時間里，不平等的狀況急劇地惡化，就是這兩個重要的機制共同地推動不平等的擴大。

這也就給我們一個啟示，我們現在很多爭論，包括一些經典的理論，都是以一個基本假設為基礎的，就是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是此消彼長的東西。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兩個東西在中國結合起來了。這就意味著我們很多理論背后的那個基本假設可能有問題了。

現在中國的問題就是權力和市場結合到一起了，于是就出現了人們所說的權貴結合的問題。在這個權貴的結合中，市場是權力在當中起作用的市場，權力是在市場當中行使的權力。這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而我們在改革中所出現的許多問題，就發生在這個背景下。

經濟學家鐘偉曾提出過“新雙軌制”的提法，簡單說就是要素市場的非市場化和商品市場的市場化的結合。有了這種結合，就可以在要素市場中廉價獲得資源，然后在商品市場上高價出售，以獲取暴利。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關系的扭曲，都往往與這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分不開，如扭曲的勞資關系、失衡的城鄉關系、難以整治的官煤勾結等。

我們認識到這樣一個問題以后，它的意義在什么地方呢？它涉及到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究竟是什么？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選擇是什么？

假如按照過去的思路，我們可能是這樣區分“左”“右”的立場的:一方把現在的問題歸咎為市場，解決的辦法就是用權力干預市場；另一方，則把現在的問題歸咎為權力，就是要用市場盡量地去沖擊權力。這是我們過去對立的一個基礎，或者體現兩個基本的思路。但是現在這兩個方面已經結合起來了，我們面對的問題就不是這樣了。面對的是什么問題？這就是需要如何對這兩者各自進行規范，而且防止兩者的結合。

破除意識形態迷霧需要新視角

無論是改革還是發展，某些基本共識都是必要的。比如，改革要有公正的目標，要有民眾的參與，這都是在反思中正在形成的共識。

南方都市報:意識形態式的思維會導致對問題的模糊甚至曲解，讓問題歸于不可調節的對立，我們應當引入一些什么樣的新視角，來破除當下意識形態的迷霧呢？

孫立平:理性的、建設性的討論需要新的思維方式，甚至需要新的語言。要破除當下意識形態的迷霧，的確需要引入新的視角。首先應當引入的是利益關系的視角。我前幾年就有一個判斷，即中國開始進入利益和利益博弈時代。正是這個事實構成了目前這場爭論的基本背景。

從實際的反思過程來看也是如此。引起這場爭論的，首先是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的流失及職工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之后則是醫療體制改革以及教育、住房體制改革等問題。盡管討論中也涉及到改革的機制問題，但總體來說，爭論的基本問題是利益關系問題。比如說在這樣一個利益的時代，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是很正常的，而互相矛盾甚至互相沖突的利益，有可能都是正當的。

因此，在圍繞利益關系和與利益有關的公共政策發生沖突的時候，對立的雙方可能都是對的，或者說不存在對和錯的問題。比如餓的人認為吃飯最重要，渴的人認為喝水最重要，困的人認為睡覺最重要。這時你說哪一個最重要，哪個對哪個錯？可能沒有對錯和是非。我們過去過于強調對錯，同時又把對錯的問題和路線的問題、方向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就很容易導致意識形態化的爭論。

第二個視角是階段性的視角。中國的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其間經歷了不同的階段，而在不同的階段上，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所遭遇的問題，都有所不同。

在這次關于改革的討論和反思中，人們所質疑的，主要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因此，這與對整個改革的肯定或否定，是明顯不同的。但目前在一些討論中，有人經常用整個20多年的改革過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如果所面對的是有人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這樣的論證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面對的是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某些改革的質疑，這樣的論證就明顯文不對題，特別是對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些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來說，這樣的論證就很難正面回答他們關心的問題。

第三是在分歧中尋求共識的視角。有人說，在利益分化的今天，是不是就不需要共識了。這是不對的。共識不是高度一致，而是對于某些目標的基本認同。無論是改革還是發展，某些基本共識都是必要的。比如，改革要有公正的目標，要有民眾的參與，這都是在反思中正在形成的共識。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旗幟鮮明堅持改革的學者，也在討論改革中的失誤，在講貧富差距、社會保障、弱勢群體等問題，這表明共識是在進一步形成的過程中。

對于分歧本身，也要看怎么看。在討論中，表面上看起來分歧很大，特別是當人們把意識形態和情緒因素摻雜進來的時候，對立顯得很嚴重。但仔細分析一下，可能實際的對立遠沒有表面上這么嚴重。相反在這種爭論當中，不同的看法也許恰恰是可以形成共識的基礎。

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大家都對現狀不滿，要求社會進行變革。其中有的主張，表明上看是對改革的批評，實際上要表明的是對改革的更進一步的要求。這些都是共識的基礎。這也啟示我們需要在分歧中努力尋求共識。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著名社會學家、著有《社會現代化》、《斷裂》、《失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