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中國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長，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的利潤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這種資源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費是先進國家日本的九倍，歐洲的五倍和美國的二點五倍。其他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鎮有著嚴重的政績工程等更是不勝枚舉。
這些經濟表面現象的惡化還不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社會在以簡單的經濟發展為綱的改革開放下，整個土壤變壞了，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才是最令人擔憂的。舉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國退民進式的國企改革讓少數國企老總暴富，而同樣貢獻的職工卻被賤價買斷工齡」這種社會不公現象時，主流經濟學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驚。他們認為民企比國企更有效率，所以應該進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現一些腐敗問題也是可以接受的。
國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須鄭重地申明，我談的絕對不是國企或者民企誰有效率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相當多的案例顯示，國企收購者賤價買斷工齡，將下崗職工推向社會，由失去了國企的政府和社會大眾來負擔，但收購者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或鏟平工廠就地起高樓圖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卻由全社會負擔，這就是我所批評的天怒人怨的改革。這些收購者拿了不屬于自己的東西，置下崗工人于死地，還能吃得飽、睡得好，甚至在臺上口沫橫飛地大談自己「產權改革」的成功經驗。我不懂他們怎么還能這樣毫無羞恥心，甚至還睡得著覺。
這個壞土壤所孕育出來的既得利益者處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雖然大學仍是公立大學，由政府補貼，但是政府卻允許大學巧立名目、提高收費，讓大學教職員中飽私囊，而其成本卻由社會最底層的窮人負擔，因為大學亂收費的結果阻斷了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管道。但我們看不到一點既得利益者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同情，反而以市場化為手段，以個人利益為目的，透過教改，大事搜刮，中飽私囊。更有甚者，在這個社會一切往「錢」看時，北大和清華的教職員利用前人苦心經營的校譽，搞了個北大系和清華系的企業集團，在股市上呼風喚雨，操縱股價，利用北大清華的清譽坑害股民，圖利自己。
類似的現象在醫改問題上也是讓人扼腕痛惜。所謂的「市場化」的醫改措施，讓窮途末路的病人掛急診病號竟然要先交付保證金，否則放在走廊上等死，難道我們的醫院連一點最起碼的人性關懷都沒有了嗎？醫改的結果，不止窮人看不起病，甚至連一般人也視去醫院為畏途。
此外，腐敗的地方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合謀，利用黑道對付手無寸鐵的拆遷戶的手法更是令人發指。為了逼迫拆遷戶接受不公平的補償，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毆打當事人，甚至威脅當事人的子女。在腐敗的司法制度下，拆遷戶投訴無門，甚至連主動協助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竟然也被利益團體利用腐敗的司法力量將其入獄，置于死地。中國大地什么時候竟然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
當老百姓投訴無門而轉向司法體系尋求正義時，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時候，司法機構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虛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團體勾結，侵害百姓利益。
當老百姓的權益受損，因投訴無門而上街游行抗議沖擊地方政府的時候，地方政府是什么處理態度呢？軍警圍剿甚而對外宣布是國外惡勢力操縱，民眾因而被捕下獄。你竟然看不到一點地方父母官解決百姓困難的情懷，那種人吃人的兇狠勁讓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
更有甚者，目前中國這種人吃人、侵吞弱勢群體的水平，還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司法暴力審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著名的例子當推港商嘉利來的股權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來與北京市二商集團、北京恒業房地產公司組建公司，共同開發世貿中心項目。二零零零年時，二商集團個別項目負責人垂涎于嘉利來的股權，于是勾結社會惡商，買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經貿委的個別公務人員，組成合謀團夥，侵吞嘉利來股權。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來提起行政覆議，商務部其后撤銷了北京市商務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務局拒不執行。其后經國務院領導批示，國務院法制辦查核后，國務院辦公廳零三年七月責令商務部等單位督促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議決定。八月十四日商務部也明確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為遮掩商務局違法行政的錯誤，北京二商集團依據偽造的復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訴商務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敗訴。北京市政府內部的腐敗分子這種操縱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決將盡失民心，而嚴重動搖國本。
這些年來農村的衰敗也不遑多讓。三農問題的嚴重，讓人感到怵目驚心。農村破敗的基本原因，還是因為農產品的附加價值遠低于工業品的附加價值，因此經濟越高速發展，農村就相對地越破敗，而其必然結果就是農村資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價值。但是農村資金缺乏的結果，是與各種權力高度相關的地方干部親屬和非農經營業主，透過高利貸進一步剝削窮困不堪的農民。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調查，類似于國民黨時期的高利貸在很多農村地區就重新泛濫起來，而且情況是極其嚴重的，與國民黨時期的亂象相比，毫不遜色。舉例而言，月息在一點五至二分之間的民間高利率借貸占了百分之二十點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貸約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貸占了百分之十八點二，月息超過四分的惡性高利貸占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農村的農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貸是用于農業再生產，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費性的借款，而不會投入生產的循環使用，因此就很難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么來還錢。此外，高利借貸與買賣婚姻、賭博等現象相關，誘發了一系列的民間糾紛，有的債主請黑道討債，有的發生斗毆致傷，還有的與黑惡勢力結合，毆打無力還貸的農民、強行拉牛抓豬，影響了基層的政治穩定。
其他少數既得利益者剝削社會大多數人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例如上市公司剝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資等等現象，我們見得少了嗎？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國這個古老傳統的國家帶到了這個絕境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塊土壤出了問題，我們這塊土壤的壞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所僅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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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施曉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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