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現代轉型
程恩富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博導）
（原載《經濟學動態》2005年第11期）
新中國建立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著重大發展。其中《經濟學動態》逐步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學術作用和影響，現已公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最喜好的理論經濟學刊物。在21世紀全球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承和創新以及超越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經濟學動態》將與美國的《激進政治經濟學》、英國的《資本與階級》、日本的《經濟理論季刊》等世界學術頂尖的著名刊物一起，勾畫出一幅靚麗的和體現“勞動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語）的學術風景線，以回應《美國經濟評論》等“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思想體系。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這段時期，由于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條件，政治對理論經濟學的發展起著某種決定性的作用，因而可以將這一時期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至1965年，是新中國經濟理論的初期發展階段，為我國經濟理論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基本的框架。在這一階段，除了闡述馬列主義經濟學理論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之外，重點是建立和探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而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則主要作為批判對象而存在。這一階段經濟理論的發展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承襲了“五四”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另一條線索是引入蘇聯政治經濟學體系。第二個階段是從1966至1976年，我國經濟理論的發展處于停滯階段。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經濟學研究大多是服從于當時的政治氣氛，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歪曲和極左地所謂“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下簡稱現代政治經濟學或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得到了大發展，呈現十分繁榮的學術局面。
一、 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初步變革
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特別是1978后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從政治到經濟撥亂反正的開始。在“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討論的推動下，1979年經濟理論界展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這是一場從中央到地方、從理論部門到實際部門涉及面極其廣泛的經濟問題大討論。
1979年4月，在江蘇省無錫市舉行的價值規律理論討論會，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也是解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界規模最大的一次盛會。國內的一批主要經濟學家，如北京的孫冶方、許滌新、薛暮橋、于光遠、宋濤、陶大鏞、劉國光、于祖堯，上海的蔣學模、張薰華，東北的關夢覺，廣東的卓炯等都參加了，而且會議的學術影響極其深遠。因為與會者不僅是一般地分析了價值規律的概念及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是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觀點，對推動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發揮了相當有益的影響。
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論突破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于祖堯研究員提交《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文，是國內最早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和理論的，指出“社會主義既然實行商品制度，那末，社會主義經濟在本質上就不能不是一種特殊的市場經濟，只不過它的性質和特征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原則的區別?！瓰榱思涌鞂崿F四個觀代化，搞好經濟改革，應當怎樣正確地對待市場經濟，這是我們經濟學界需要認真研究的重大課題。”（《經濟研究資料》第50期(1979年3月28日，并編入會議文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可見，現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于祖堯（套用一句流行的話，應當是“于市場”）才真正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最早倡導者和杰出貢獻者。
也是在七十年代末，經濟學界展開了對按勞分配與物質利益原則的討論。這場討論高舉馬列主義關于物質利益原則的大旗，對傳統體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某些平均主義思潮展開了深入的批判，為以后體制改革中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拉開分配差距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八十年代初，有關生產力經濟學問題的討論，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的注意。這既是起因于對六十年代初開始的大批所謂“唯生產力論”思潮的撥亂反正，為李平心等學者恢復名譽，更是由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確立，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已成為當務之急。北京、上海、東北、四川、廣東等地的學者，積極參與了這場討論，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論著。
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上半期開始，全國各地普遍興起了一個學習與研究馬克思《資本論》的熱潮。應該說，這是經濟理論上撥亂反正中的極其關鍵一環，或者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上的一次重要的正本清源泉。一時間，大批政治經濟學教師和研究人員都先后加入到《資本論》研究中來，并涌現了一大批高質量的《資本論》研究成果，其中衛興華、胡鈞、張薰華、洪遠朋、王惟中、洪大璘、陳征等教授的研究著作，更是引人注目。宋濤教授主編一部《<資本論>辭典》的出版，匯集了全國《資本論》研究者的心血結晶，更把《資本論》及與當代經濟現實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潮。
第二件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論突破是，1983年，中央黨校原副校長蘇星教授在《紅旗》第14期上發表的《試論工業公司》一文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技術基礎也是社會化的大生產。在消滅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后，依然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類的社會化大生產組織形式，利用它們的管理經驗，使之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煞莨疽活惤洕M織，作為社會化生產的組織形式，按理應當更適合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因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企業之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們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可以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則，廣泛組織公司和其他各種形式的聯合體，不存在私有制的限制。當然，社會主義的公司和資本主義的公司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我們像資本主義的公司和托拉斯學習，主要是學習它們組織社會化大生產，特別是專業化和聯合的經驗，而不能照抄照搬?！?
可見，查閱書面文獻，現在堅定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蘇星（套用一句流行的話，應當是“蘇股份”）才真正是我國社會主義股份制理論的最早倡導者和杰出貢獻者。
簡言之，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初步變革。其中，最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股份制”的理論。
二、傳統政治經濟學要轉型為現代政治經濟學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開放的深入推進，西方經濟學在我國的大量引進，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發生了重要變化。
一是多元化的理論范式存在。各種理論思潮和流派紛紛涌入中國，特別是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引入，具有不同價值信念和學科群體的理論范式的存在，使得經典的政治經濟學處于激烈的范式競爭之中。
二是經濟學學科的細分。經濟學的學科體系越來越龐大，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經濟學已難以涵蓋所有的經濟學內容，這樣就使政治經濟學的純粹理論色彩越來越突出。換言之，政治經濟學不得不收縮陣地，將眾多的經濟學領域交由部門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去研究。如生產力布局的不均衡成為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隨著價值規律的研究的深入出現了價格學等等。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也越來越細化為各種學科，如研究所有制問題的產權經濟學，研究文化領域經濟問題的文化經濟學，研究金融問題的金融學等等。
三是政治經濟學與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相適應。理論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也不斷地密切聯系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如研究科學發展觀、自主知識產權優勢、經濟和諧、節約規律等方面的新問題。毫無疑問，這不僅僅會提升現代政治經濟學作中國理論經濟學的地位，而且還會使現代政治經濟學向實踐敞開了一條創新之路。
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地位發生了動搖，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那么，政治經濟學如何轉型發展和創新？我認為，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點同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進行科學整合或綜合，這是一個頭等高端的問題。如果我們從一種更寬廣的視野來觀察這個問題，就會發現，現代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雖然在某些市場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上有共同的認知，但在理論假定、核心概念、主導方法和價值信念等方面存有差異甚至對立。如現代政治經濟學重視研究價值和財富的創造、實現和分配以及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等問題，以便為生產關系變革、利益分配和更高效率找出基點和客觀判斷標準；相反，現代西方經濟學則注重研究價格、利潤的決定和變動趨勢以及剩余索取權等問題，以便為尋找支配資源配置和私人資本與財富增長的規律性打下理論基點。
有的論著認為，馬克思經濟學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本質或根本經濟制度的本質，而西方經濟學科學地揭示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因而從分析市場經濟來說，應當“以西方經濟學為體”，這是不準確的。必須認識到，即使與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相比，也是馬克思經濟學全面科學地揭示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本質、運行規律和主要機制；即使與新老凱恩斯主義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相比，也是后馬克思的現代政治經濟學較全面科學地揭示了多階段壟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本質、運行規律和主要機制，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在繼續發展和創新。
此外，現代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雖然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同樣源于西方世界，但這兩種理論范式的價值信念和階級立場卻大不相同。新古典經濟學是現代西方的正統主流經濟學，而馬克思所創立的經典政治經濟學的精神實質和價值觀念已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并加以改造，業已構成一種具有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新型文化基調和背景。既然兩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那么在經濟學理論假設、價值取向和分析工具等等方面的差異就變得不可避免。但這種對立性和一致性恰恰構成了經濟學這門學科不斷創新和綜合的學術動力之一。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轉型，不是從傳統政治經濟學轉向現代西方經濟學，而是在科學揚棄和超越蘇聯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轉向現代政治經濟學，包括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
三、中國主流經濟學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不久前，中央領導再次明確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現狀整體看來也處于一個關鍵階段，前蘇聯的藍本有很多不適應。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尚未形成。西方教材乘虛而入，正確的態度應是批判地接受。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中國在和平崛起，這是一個奇跡，我們有資格、有條件形成我們自身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要編寫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要編寫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雹龠@一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的總體精神是正確的。
就理論經濟學來說，世界主流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是非主流經濟學；改革后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是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則是非主流經濟學。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將資產階級執政黨奉為主流的經濟學作為本國主流經濟學的。②
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是學術體系，又是一種理論信仰和意識形態，應當在學術和意識形態兩個相關領域都發揮指導作用。如果只贊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經濟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而不贊成它在經濟學中的學術指導地位，則會架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既然世界的現代經濟學或現代政治經濟學包括了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和現代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那么，要繁榮與發展中國的理論經濟學，應“繼承現有成果，面對中國現實”。有揚有棄地科學繼承已有成果，既包括現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包括現代西方的各種經濟學流派。中國的問題還要用中國的經濟理論來解釋，同時，中國的經濟理論又要面對中國的現實來求發展。繁榮與發展理論經濟學，需要創立不同的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也應形成不同的學派，學派的形成是學術繁榮的重要標志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必須加強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或左翼經濟理論的研究，必須加大翻譯和借鑒國外馬克思主義或左翼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如日本和韓國的社會經濟學，美國的激進政治經濟學，俄羅斯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法國的調節學派，以及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激進政治經濟學。
不過，要搞清各國政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學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本質聯系與某種差別。日本學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幾個學派，與日本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就存在異同點（展開地說，日本的官方經濟學與學界多學派的經濟學就有一種互動和互補的交互關系，羅斯福新政、里根經濟學和布什經濟學同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有某種選用和綜合的關系，而主要不是學界經濟學擁護和贊美官方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它與一定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但不能僅僅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注釋和解說。同時，繁榮與發展理論經濟學，需要創立不同的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也應形成不同的學派，學派的形成是學術繁榮的重要標志之一。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理論必須多學派地發展。在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話語霸權”和學術強勢的新形勢下，不明智的學術和意識形態引管和評價，是管死馬克思主義多學派的發展，放活非馬克思主義多元化的擴張，并視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流經濟學刊物上發表文章為最高學術水平，而不支持和貶低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刊物上發表文章。這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迫切需要改進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2000年，我在學界提出“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以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體，現代西方經濟學為用。③去年以來，劉國光教授也使用此提法，并嚴肅指出：“部分傳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國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情況需要關注?！?
④這與后來河南省經濟學會會長、河南財經學院資深教授楊承訓強調的
“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馬克思經濟學為魂，中國特色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為體，現代西方經濟學為用）的觀點，也非常相似，⑤但與主張“西學為體，馬學為用或中學為用”的觀點，反差較大。北京大學已故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生前為我的《西方產權理論評析》一書題詞所說的“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⑥也是一個科學處理現代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關系的指向。
那么，究竟應當怎樣科學地重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即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說，依據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論原則來創新呢？我們主張，以當代中外市場經濟實踐為思想源泉，以傳承和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要假設為基點，積極吸納古今中外各種經濟思想的合理成分，廣泛借鑒相關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可用方法，構造既超越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和蘇聯經濟學范式，又超越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經濟大環境中反映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初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特性的經濟學范式。
四、現代政治經濟學應有四個假設和理論為基點
第一，“資源和需求雙約束假設”。從辯證思維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對稱性來分析，盡管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源與需求相互關系的描述有相當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顯的邏輯缺陷。這是因為，當假定資源有限時，暗含著以一定的時點和條件為前提，而假定需求或需要無限時，并沒有以一定的時點和條件為前提。把兩個前提不一致或不對稱的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假定為是它們之間惟一的一對矛盾，這顯然過于簡單化和絕對化，缺乏完整的邏輯性和辨證性。從資源利用方面看，資源在一定條件下或在某個時點上是有限的，但又是無限的，因為包含資源在內的整個宇宙本身是無限的，科技發展也是無限的。從需求欲望方面看，需求在一定條件下或在某個時點上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商品經濟中實際的需求，還是指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求，并非指人們脫離現實生產力和貨幣狀況的空想性需要。合理需要本身也是有約束和限制的。
因此，我們作這樣的假設可能更全面和科學，即假定資源和需求都是有約束的，簡稱“資源和需求雙約束假設”。經濟學真正要掌握和處理的矛盾，在于各種資源與各種需求在雙方某種條件下不同的選擇性組合，使資源得到最佳配置，需求得到最佳滿足。這是經濟學要研究和操作的任務之一?？梢?，無論是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均要表達資源稀缺、需求滿足、選擇效益和節約資源等一般經濟學含義，問題在于如何科學地加以理論抽象和表述。誠然，現代西方經濟學有關資源與需求的這一假定，并不涉及社會根本經濟制度和階級利益，屬于技術層面和思維方法的歧見，不屬于我們要重點討論的問題。
第二，“新經濟人假設”。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沒有全面闡述經濟人理論，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理論又有嚴重錯誤，那么，應當用什么相對應的理論來教育干部？依據人類實踐和問題導向，并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啟迪，我認為必須用一種新“經濟人”假說和理論來教育干部，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基本假設和理論基礎。其方法論是整體主義、唯物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具體也包含三個基本命題：1、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2、經濟活動中的人具有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狀態。3、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
作為逐漸脫離動物界和超越動物本能的人類，具有及其豐富的情感和理智，不是單純地表現為完全的自私性。倘若我們擺脫單向度的思維定式，超出大小私有者的眼光去觀察人類經歷過的社會，便可明顯地看到三種情形的利他主義（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別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和人類利益等）：⑴愿意花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財富，來換取某種即刻可見的他人利益；⑵愿意花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財富，來換取某種未來的他人利益；⑶愿意花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財富，來換取某種實際無效的他人利益，即愿為他人利益而不講究實際效果。除了后一種屬于特殊和個別的利他行為之外，前兩種利他行為既存在于單位、家庭和社會等各個范圍，也存在于經濟、軍事、文化和政治等各個領域?？梢?，利己與利他是“經濟人”（經濟主體）可能具有的兩種行為特性和行為傾向。
至于社會上利己和利他哪種行為特征突出或占主導地位，那就取決于社會制度和各種環境。因為人的利己與利他是一種社會網絡中的互動行為，具有交互性的內在機理，總是與特定的社會整體大環境和群體小環境相關聯。毋容置疑，是以后數千年的多種私有制支配了人類社會，才促使私有經濟的活動主體逐漸驅散了利他心態，甚至見利忘義，惟利是圖，損人利己。⑦
第三，“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假設”。依據馬克思關于活勞動創造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的商品價值，以及純粹為商品價值形態轉換服務的流通不創造價值的科學精神，我們認為，凡是直接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物質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為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服務的勞動，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體的內部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都屬于創造價值的勞動或生產勞動。這一新的“活勞動價值說”，不僅沒有否定馬克思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馬克思研究物質生產領域價值創造的思路，并把它擴展到一切社會經濟部門后所形成的必然結論。具體說來：
一是生產物質商品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如為市場提供物質商品的農業、工業、建筑業、物質技術業等領域中的生產性勞動。這是馬克思早已闡明的。二是從事有形和無形商品場所變更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如為市場提供貨物和人員空間位移的運輸勞動，提供書信、消息、電報、電話等各種信息傳遞的郵電勞動。場所變更或信息傳遞就是廣義交通勞動產生的效用，它們是可以發生在流通領域內的特殊生產性部門。這也是馬克思基本闡明的觀點。三是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如為市場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化技術、文學藝術、廣播影視、新聞出版、圖書館、博物館等領域中的生產性勞動，其中包括講課、表演等無形商品或服務勞動。應當突破價值創造僅界限于物質勞動，確認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勞動同樣創造價值。四是從事勞動力商品生產的服務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直接涉及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部門，除了包括上述有關人們生活的生產性部門以外，還包括醫療、衛生、體育、美發、美容、沐浴等等。五是生產性企業私營業主的經營管理活動是創造價值的。六是勞動生產力變化，可能引起勞動復雜程度和社會必要勞動量的變化，從而引起商品價值量的變化。
第四，“公平與效率交互同向假設”。公平與效率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對基本矛盾。其緣由在于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而經濟主體在社會生產中的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的公平，也是
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是指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經濟公平具有客觀性、歷史性和相對性。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于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經濟效率涉及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涉及到經濟力和經濟關系各個方面。它包括宏觀經濟效率和微觀經濟效率兩大效率問題。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交互促進并發生同方向變動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無效率。
注釋：
①參見：《我們有資格有條件形成自身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上海宣傳通訊》，2005年第3期，第18頁。
②參見馬艷：《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及其創新》，《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③程恩富：《重建中國經濟學：超越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學術月刊》
2000年第2期；日本經濟理論學會主辦《經濟理論研究》2004第1期。
④劉國光：《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答辭》，《社會科學報》2005年4月21
日。
⑤楊承訓：《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人民日報》2004年11月25日。
⑥參見程恩富：《西方產權理論評析》，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⑦參見程恩富：《新“經濟人”論：海派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教學與研究》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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