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

底線失守：一種更深刻的危機

前一段，網上流傳一個帖子，叫作“國內十大著名荒唐禁令”，都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發生的事情。其中“中小學教師嚴禁奸污猥褻女生”這則條款出現在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和資陽區兩個教育局頒發的“教師準則”內；“嚴禁用公款打麻將”，這是2004年8月陜西省安康市建設局用紅頭文件里的規定；“海關官員不得庇護走私”，這是海關總署五條禁令里規定的；還有醫院規定，嚴禁銷售假藥、嚴禁向患者索要紅包等。對于這些禁令，人們不乏嘲諷之聲。像教師奸污學生、公款賭博、庇護走私、銷售假藥等，實際上都是不言自明的底線性規則，而現在卻需要鄭重其事做出規定。

過去，對于這樣的現象，我們更多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去理解，有人將其稱之為道德滑坡，而應對的措施也更多是軟弱的道德呼吁。現在我們必須意識到，這里所說的“底線”，實際上是一種類似于禁忌的基礎生活秩序。這種基礎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礎制度混合構成的。一般地說，這樣的基礎秩序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時代的特征。它平時默默地存在，以至于人們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規模的社會變革中，政權更替了，制度變遷了，這種基礎的秩序也往往依然故我。比如，“不許殺人”的道德律令，體現誠信的信任結構等，在社會變革的前后幾乎沒有大的差別。

但是，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底線經常被突破。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生存的一些基礎正面臨威脅。

現在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類似的事情不僅發生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發生在公共生活中。有幾件事情是應當永遠作為教材，來昭示人們，什么叫做底線，什么叫做突破底線的恥辱。

一件是12年前的事情。新疆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為歡迎上級“義務教育與掃盲評估驗收團”，組織“專場文藝演出”，中間發生火災，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的官員出來叫學生們：“大家都坐下，不要動！讓領導先走！”學生們很聽話，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等上級政府與教育局所有在場的官員“先走”之后，教師才開始組織學生撤離，結果796名師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燒傷致殘，死者中有288人是中小學生。

另一件是2004年的事情。12名桑植縣礦工在山西省盂縣南婁鎮大賢煤礦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難。按照山西省政府2004年出臺的遇難礦工死亡補償最低標準，煤礦補償給每位遇難礦工的家屬20萬元。桑植縣五道水鎮政府出面為礦工家屬協調善后處理，統一領回了這筆補償金。不料，當家屬們向鎮政府索要這筆補償金時，卻被強行扣留總計20余萬元。其名目是所謂維權費。但實際上，當地政府有文件硬性規定，礦工死亡補償金是每人20萬元，并不存在什么談判和維權的問題。更讓人驚異的是，負責處理該事件的桑植縣紀委信訪辦主任竟表示，幾個鎮干部在此事中出發點是好的，處理也很積極，只是收費高了。

應當說，這樣的事情已經不是一般的瀆職犯罪的問題了，在傳統社會叫做天理不容，在今天可以叫“突破底線”。

制度是如何失敗的？

在一次演講中，央視主持人崔永元講了這么一段話：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潔癖，我沒有特別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線。比如你是醫生，我給了你紅包，你做手術時就應該認真些，不能把紗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現在不是，拿了錢還會不小心把紗布留下；再比如你綁架，問我要錢，我給了你錢你一定要把親人還給我，你不能拿了錢又把人弄死。我們現在都墮落到什么程度了？

在正常的情況下，罪惡活動的本身也是有規則的，即人們常說的“盜亦有道”。正當的社會活動更是如此。在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屢見不鮮的制度失敗是如何發生的？換言之，制度是如何失敗的？

對于制度的失敗，我們往往將其原因歸結為特定制度本身。比如，當反腐敗制度不能奏效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要追問，是不是反腐敗制度設計存在什么問題，以至于讓腐敗分子有空子可鉆？當我們的國企效率很低，甚至國有資產不斷流失的時候，我們自然要問，是不是國有產權的安排存在問題？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確實存在，但許多制度的失敗，往往不僅是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制度運行的基礎秩序出了問題。

以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為例。人們曾比喻我國國有企業的處境是一根大熱天的冰棍，不被人吃掉也要化掉。很多人就是用這個比喻來論證改制的必要性的。甚至有人激憤地說，這樣的企業就是白送給人，也比慢慢流失掉好。上述的比喻大體是不錯的，但問題遠不是人們對比喻的解釋那樣簡單。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國有企業為什么會成為不吃即化的冰棍？僅僅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產權嗎？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國有企業，有的國家國有企業占的份額還不小呢？即使我們承認國有企業的效率要低于民營企業，但有哪個國家國有企業的處境到了不被吃掉就要化掉的程度？關鍵的問題就是“大熱天”——腐敗的大環境的存在。大量事例表明，無論是在國企經營的環節上，還是在轉讓的環節上，抑或是在郎咸平所說的信托責任的環節上，幾乎無不與這個因素密切相關。

正是由于權力的腐敗，理論上所有者并不缺位的財產，在實踐中成了“無主”的財產；本來可以公平進行的國資轉讓，變成了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郎咸平提倡的信托責任問題一到實踐中照樣走樣變形。因此可以說，國企的“失敗”當然有產權的因素，但國企在實踐中處于如此的“狼狽困境”，絕非僅僅在于國企產權制度本身。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國企存在和運轉所處的“大熱天”，也恰恰是國企改制所處的“大熱天”，正因為如此，國企改革的不規范，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的流失等，就成為一種難以解決的頑癥。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也不斷對國企進行改革，有時甚至也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但所涉及的也主要是效率問題，而在我國，國企改革卻成為一個與億萬人的利益相關的問題。差別的關鍵，就是國企運行或改革的基礎秩序不同。

在改革中，無論是舊體制還是新體制，要正常地運行，都需要有更基礎的東西作為前提。舉例來說，信任結構就是這種基礎秩序之一，新體制要以信任結構為基礎，舊體制正常運行時也是離不開信任結構的。可見，信任結構是超越體制的，要比體制更為基礎。現在我們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有些就是因為這種基礎秩序被破壞了。因此，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的嚴峻性，不僅在于新體制本身的無效或缺陷，而是新舊體制共同基礎的喪失。這樣的危機更具有根本性。

菲律賓前總統埃斯特拉達因腐敗被趕下臺的時候，曾有媒體評論說，腐敗之風對于菲律賓社會生活基礎的破壞，可能需要這個民族用上百年的時間來支付代價。可以說，腐敗對社會生活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對于社會生活基礎秩序的侵蝕和毒害，是對于社會生活基礎的破壞。

底線失守與社會生活的西西里化

吳思先生曾提出一個“潛規則”概念，是指“隱藏在正式規則之下、卻在實際上支配著中國社會運行的規矩”。應當說，這個潛規則已經滲透到我們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特別是滲透在官場當中。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卻愈演愈烈，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潛規則的支配作用已經形成。

潛規則的系統化，就是我在分析官煤勾結時提出的“另一種秩序”的形成。在官煤勾結中，官煤政治決非是簡單的權錢勾結，而是本身就構成了一種“體制”。對于這樣的一種“體制”，內部人有相當高的共識，局外人也不得不無奈地認同，甚至官煤政治的整治者也不得不對之退讓三分，所謂官員在指定時間前退股既往不咎的規定，就是這種退讓和默認的表現。

這種“另一種秩序”如果失去控制，則會演變為一種社會生活西西里化的現象，可以保證強弱雙方平等互動的規則不斷弱化，強者變得越來越蠻橫和霸道。

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應特別注意并警惕近年社會暴力現象蔓延的現象。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強者對弱者使用暴力的問題，比如定州事件。據新華社報道，河北定州市繩油村村民因征地糾紛，遭二三百名男子襲擊，導致6名村民死亡、多人受傷。對這樣的事情，當然需要在道義上加以譴責，但這種現象有著更深層的含義。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強者一般不太愿意向弱者使用暴力。這是因為，強者在經濟、權力、法律甚至話語等各方面都具有優勢，他們完全可以使用合法的手段使弱者屈服。再者，強者是“穿鞋”的，顧忌多，使用非法暴力所要付出的代價要更大。那么，最近幾年為何頻頻出現此類事件？可能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強者的蠻橫與霸道。在一些強者那里，利益受損的弱者不配成為利益談判的對手，強者不耐煩使用哪怕對自己有利的合法手段，而是直接使用暴力。第二，強者有避害的手段。從幾個事件來看，真正的主使者并不出面，事后也有“替罪羊”代為頂罪。第三，使用暴力形成了一種習慣，“暴力拆遷”能夠成為一個流行詞，表明了拆遷中使用暴力的普遍性。

從這樣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深層的失序，即完全不顧規則和合法秩序的強力與暴力的原則，開始成為解決社會糾紛的手段。

底線何以頻頻被突破？

社會生活底線頻頻被突破，已經構成對我們社會生活的一個嚴峻挑戰。那么應當如何看待底線被突破的原因？我們又應當如何來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

我們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一種強弱失衡的社會結構。在過去20多年利益分化的基礎上，精英和大眾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深。在網絡上，人們可以看到對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來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專橫和霸道。裂痕的加深會導致“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的結構形成，其在行動的層面就是“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實際上，目前許多現象，都與這種結構有關，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無極”與“饅頭”之爭。

第二，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機制的喪失。有人感嘆，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最大的痛苦是很難找到說理的機會。如果你是一個被強行征用了土地的農民，如果你是一個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就會知道找到這樣一個機會是如何不易。這表明公平和正義的缺失。而道德倫理恰恰是要以公平和正義為支撐的。當公平與正義被破壞的時候，道德便處于相當尷尬的境地。相反，在公平與正義能夠基本上得到維護的時候，道德的力量也會強大起來。道德本身是不能單打獨斗的。這是我們在重建道德的時候必須要明白和記住的。

第三，實用主義的價值觀。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改革的論證中。在舊體制弊端叢生、經濟效率低下的情況下，對效率給予特殊的強調無疑是必要的。但問題是，效率有時成了惟一的價值，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種明顯的實用主義甚至機會主義的價值觀：為了效率，什么都是可以犧牲的，被犧牲的公平和正義是不用計算在成本之內的。更學術化一點的表達，就是可以節省交易費用。在這種短淺的視野之下，許多為維護社會的基礎秩序所必需的公平和正義，就被當作“交易成本”節省掉了。結果是，由此造成的基礎秩序的解體，要由我們這個社會用極為漫長的時間來償付代價。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