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富民政策擴大內需
作者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在19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現代化。進入1990年代之后，研究興趣轉向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目前研究方向主要是轉型社會學。其“斷裂社會”的理論觀點被廣泛援引。
過去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意味著要將過去的“內需不足－依賴出口－低價競銷－利潤低下－工資增長緩慢－內需不足”這樣一種惡性循環，轉變為一種“收入增加－內需增長－降低對出口的依賴－避免競銷－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環。
對于轉變增長模式的必要性，人們通常是這樣解說的：過去的增長模式一方面帶來了中國經濟在20多年時間里的超高速增長，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種種的問題，如與粗放型增長相伴隨的低效益、資源的大量消耗、環境的嚴重污染、片面追求GDP、貧富差距擴大等，所以要轉變增長模式。這樣的解說是有道理的，但又是遠遠不夠的。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我們愿意忍受過去這種增長方式帶來的問題和代價，這種增長模式也無法繼續走下去了，因為支撐這種增長模式的一些必需條件開始喪失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發展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基本走到盡頭，其內在的動力已經是強弩之末；要使中國的增長和發展能夠延續下去，必須將其動力置于新的基礎之上。
前年和去年發生的“兩荒”，即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傳統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象征性標志。“油荒”所表明的是舊的發展模式的資源限制。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資料，僅2003年，我國便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鐵礦石、27％的鋼材以及40％的水泥，而創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英國劍橋能源研究協會曾指出，中國能源需求量2000年至2004年間的增長占世界總增長的40％。還有數據顯示，我國每公斤標準煤能源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為1.86美元，而日本為5.58美元，也就是說，日本是中國的15.5倍。盡管在這個問題上還涉及許多其他變數，但從大的方面來判斷，上述數字表明，以目前的發展模式來實現未來20年中國經濟的持續和快速發展將受到強大制約。
對于資源的限制，我們還應當看到一個因素，就是這次起飛的不是我們一個國家。不久前，高盛公司提出了“金磚四國”的概念，即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按它們的國名的英文字頭Brazil、Russia、India、China，簡稱為BRIC)這4個處于起飛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這4個國家的規模都很大，人口加起來占整個全球人口的比重超過40％。這么大的幾個國家，經濟處于起飛中，人民的生活方式處在改變中，其對資源的需求是極為巨大的。這樣，就會使得我們過去以為還很遙遠的資源和能源危機提前到來。這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的一個背景。
而“民工荒”所表明的則是舊的發展模式的經濟社會局限。民工荒似乎是發生在勞資之間，包括資方和地方政府在內的有關方面對此也難辭其咎，因此，人們在討論“民工荒”的時候，經常把譴責的矛頭指向資方和地方政府。盡管這方面的原因是不容否認的，但客觀地說，“民工荒”的發生實際上也是與發展模式有著密切關系的。過去20多年中，我國的經濟增長是嚴重依賴對外出口的。但人們很少去注意，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社會效應具體體現為一種惡性循環：為了增加對外出口就要低價競銷，低價競銷的結果是企業利潤的低下，在企業利潤低下的情況下必然導致工人工資增長緩慢，結果是勞動者收入水平低下和國內購買力與市場需求的嚴重不足，國內市場需求不足則更進一步加重對對外出口的依賴。可見，“民工荒”問題和這種增長模式是有著密切的關系的。
因此，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意味著要將過去的“內需不足－依賴出口－低價競銷－利潤低下－工資增長緩慢－內需不足”這樣一種惡性循環，轉變為一種“收入增加－內需增長－降低對出口的依賴－避免競銷－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環。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來看，盡管這種轉變是困難的，甚至需要較長的時間(一位日本專家告訴我，日本完成這種轉變差不多用了15年的時間)，但這種轉變是必需的。而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擴大內需無疑是最關鍵的環節之一。惡性循環是否能轉變成良性循環，關鍵要看擴大內需的問題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
歷史地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必然性是發生在這樣的一種脈絡之中：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里，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能力，即能夠將大批的產品迅速制造出來，甚至提高產品的性能和品質也并非難事；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始終沒有解決的，就是如何將這些產品賣出去，將這些產品賣給誰，即需求和市場的問題。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和需求的有限，不得不將產品的出口放在國際市場上，即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依賴于外需。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這種發展模式的負面經濟社會效應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繼續將出口的增長速度保持在前些年的水平上，也受到強大挑戰。
擴大內需不是一味地趕儲蓄出籠
提倡鼓勵居民多消費少儲蓄者有之，想趁機用削減福利的方式增加民眾消費者有之，欲借此機會漲價以增加壟斷部門高額利潤者也有之。這種跡象是很值得警惕的。
其實，在1990年代中期，內需不足的問題就開始顯現了。記得有一次開會，我們曾經發生過一場爭論。當時還是產權改革是熱門話題的時候。在討論到“微觀不好宏觀好”等現象的時候，一些學者堅持用產權來解釋這個現象。我當時的看法是，產權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當時不但國有企業不景氣，就是私營企業也不景氣，這說明不完全是產權問題。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企業生產什么什么賣不出去，滿大街的“拆遷價”、“吐血價”、“跳樓價”。這說明是需求有問題。后來，我曾經寫了《內需不足的社會學分析》一文，特別強調了城市化、社會保障和收入結構(貧富差別、常規性收入和偶得性收入的比例等)三個因素對于內需的影響。
結果，在1990年代中后期，內需不足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鑒于當時經濟不振、市場需求不旺的狀況，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內需的政策。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央銀行連續7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后來又對利息征收所得稅，以圖推動個人消費，刺激經濟增長。1998年底更是把擴大國內需求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概括起來說，當時的刺激內需的措施，一是以調整利率、福利、物價等手段趕儲蓄出籠；二是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財政大興基礎設施建設。此外，還有公務員加薪等措施。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看這些措施的實施效果，包括其短期的效果和長期的效果。就短期來說，這些措施對刺激消費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從更長一點的時間來看，這些政策措施從整體上來說收效甚微，在此后若干年中，最終消費率進一步降低，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連續大幅下降就是明證。比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2000年為73％，2001年下降到48％，2003年下降到40％，2004年降至37％。不僅如此，其中的一些措施還導致了一系列的弊端。
我們先看以調整利率、調整福利、調整物價等手段趕儲蓄出籠的脈絡。當時都將眼睛緊緊盯住幾萬億的居民儲蓄上。邏輯是很清楚的：不是內需不足嗎？不是大量產品剩余和積壓嗎？而你還有那么多的錢存在銀行里，哪怕拿出來一半，內需不足的問題不就解決了嗎？于是，調整利率、調整福利、調整物價。目的就是趕儲蓄出籠。利率和物價的問題我們暫且不說，對后來影響最大的是住房、教育、醫療這所謂“三項改革”。在“三項改革”中，雖然住房改革使得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獲得了自己擁有的住房，但隨之而來的房地產熱幾乎吸干了城市居民僅有的一點消費潛能。以產業化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醫療改革，不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時支出，更重要的是嚴重惡化了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人們更不敢花錢消費，內需更加疲軟。
回顧這一段的歷史對于形成新的擴大內需的思路是有現實意義的，現實意義之一，就是慎待目前居民在銀行中的儲蓄。
根據央行的數據，截至2005年12月，銀行中積累的居民儲蓄已經高達14萬億。從表面上看，14萬億是個很大的數字，而且居民儲蓄的增長速度確實也很快。于是，現在一些人又將眼睛盯上了這14萬億。提倡鼓勵居民多消費少儲蓄者有之，想趁機用削減福利的方式增加民眾消費者有之，欲借此機會漲價以增加壟斷部門高額利潤者也有之。這種跡象是很值得警惕的。
這里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看待這14萬億的儲蓄。我們必須看到這當中的兩個問題。第一，14萬億儲蓄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劉洪波先生在《14萬億儲蓄何其少》的文章中寫道：14萬億也許確實是一個讓人看了就吃驚的數字，但平均到13億人頭上，也不過每人1萬元多一點，對生活在今日中國的人來說，1萬元又能夠做得了什么呢？而且更進一步看，一個數據是，80％的城鄉居民儲蓄由20％的人擁有。也就是說，有2.6億人擁有存款11.2億元，人均4.3萬元。另外的10.4億人擁有存款2.8萬億元，人均不到2700元。這個數字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中甚至買不來1平方米的房子。第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僅有的那一點儲蓄，相當一部分是他們的應急錢和保命錢。對于大多數城鎮家庭來說，住房、子女教育、醫療是家庭負擔中最主要的部分，目前存款中的相當部分是為此而準備的。特別是，我國已經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但目前養老保險不僅覆蓋面很窄，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現有的儲蓄，對于逐步老齡化的人口，無論是在保障老年生活的意義上還是在醫療的意義上都是至關重要的。鑒于計劃生育導致的“四二一家庭結構”以及由此導致的養老負擔加大等因素，一味強調將這些錢趕出來，可能導致嚴重的后果。
我們接著再看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以擴大內需的思路。應當說，這是一種世界各國相當普遍采用的一種刺激需求的辦法。這種方法在我國未來的經濟生活中無疑還將繼續使用。但反思以往的實踐，有兩點教訓是值得汲取的。首先，在大量資金投入的同時，沒有形成一種使得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配置的機制和體制，結果是效益低下，有的建設項目幾乎血本無歸。其次，投入的方向過分向城市傾斜。最近中央提出“建設新農村”，特別是由各級政府籌措資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但這當中有一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就是有效的資源配置體制問題。有調查表明，一些針對農村基層的政府撥款，落實到村莊的時候，往往只有15％到30％。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會重蹈過去的覆轍。
將滿足內需作為擴大內需的前提
滿足內需，第一位的是如何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需求。
在新的一輪啟動內需政策實施之際，有必要在汲取以前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調整擴大內需的思路和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需要將擴大內需建立在滿足需求的基礎上。必須正視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現在一方面是“內需不足”，另一方面是相當一部分人還生活在一種相當低的生活水準上，甚至有些人的基本需求還得不到滿足。所以，我們應當將擴大內需與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特別是改善社會中困難群體的生活狀況聯系起來，而不是讓人們為花錢而花錢，不能多花了錢而生活的質量沒有提高，甚至出現前些年為了擴大內需而使人們的生活受到損害的情形。
因此，我們應當從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的角度來考慮擴大內需的問題，明確在滿足內需的基礎上擴大內需，明確擴大內需推動經濟增長和增進人民福祉的雙重目標。對于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這些戰略構想的具體內容，人們在理解上可能還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基本的一點應該是沒有疑義的，就是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是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增進人民的福祉，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離開這個基本目標，擴大內需就有可能偏離方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脫離滿足人們基本需求的措施，也是可以擴大內需的，但那樣的擴大內需往往不僅是沒有意義的，甚至是有害的。比如，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在1998年特大洪災時，就有人提出過自然災害可以刺激內需的說法。再比如，浪費和重復建設也可以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但我們知道，這種需求的擴大不僅是沒有意義的，反而是有害的。
滿足內需，第一位的是如何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需求。據統計，截至2004年，我國有2610萬農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還有4977萬農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屬于相對貧困。而城鎮居民中的貧困人口，估計數量約為2200萬人。而在一些人擴大內需的想法中，這些人的需求是沒有什么位置的，因為他們沒有像樣的購買力。相反，某些擴大內需的措施，還往往對這部分人造成傷害。因為刺激內需的一個常用手段就是提高物價，特別是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但是越是貧困的人，生活必需品消費在其整個消費中占的比重就越大，生活必需品漲價對其造成的影響也就越大。這樣，他們就往往成為在擴大內需中受到損害的群體。在北京就有這樣的家庭，需要仔細安排每天只能燒7塊蜂窩煤。不是說燒8塊就傾家蕩產了，但確實負擔就會明顯加重。對于這樣的家庭來說，不能讓擴大內需成為對他們有害的事情，而是要在擴大內需的過程中，提高他們基本需求滿足的水平。當然，靠他們自己來增加消費是不現實的。這個費用有相當一部分要由政府來支付，主要是社會保障和必要的福利。更關鍵的是增加其當期收入。這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向他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二是提高勞動者的工資和收入。
說在滿足內需的基礎上擴大內需，決不意味著要將窮人的問題絕對化，也不意味著這是政策惟一的出發點。應當看到，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是一個明顯社會分層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群體，其需求是不同的，在擴大內需中要解決的問題也是不同的。窮人有窮人的問題，富人有富人的問題。在擴大內需的過程中，一個必然要涉及的問題就是富人消費的問題。一般來說，富人的消費系數要低于窮人，基本需求的消費處于飽和狀態。因此，擴大內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富人的消費問題，其中包括奢侈品的消費。現在各種媒體上，對富人階層奢侈性消費的抨擊之聲不絕于耳，這不是解決問題的理性態度。應當看到，奢侈品消費是社會中正當消費的一部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奢侈品消費能夠真正利國利民。這至少涉及到這樣幾個問題。第一，目前中國社會富裕人群所消費的奢侈品，主要來自進口，對國內相關產業拉動作用并不大。第二，有關奢侈性消費的稅收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奢侈品消費本應起到的財富轉移的作用無法發揮。第三，如何使奢侈性消費不走向畸形，還需要完善制度上的安排。
將滿足內需作為擴大內需的前提，在政策的層面上還需要防止下面的幾種傾向。
一是防止用通貨膨脹的方式擴大內需。多少年來，一說到刺激消費，就是想讓人們掏腰包。而掏腰包的最簡單方式，就是漲價。最近一系列的跡象表明，資源價格的改革將會大規模展開，有人將其稱為“第二輪價格改革”，甚至稱為“闖關”。一些專家也表示，目前是進行資源價格改革的好時機。與此同時，以去福利化為目標的諸如福利供暖等體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開。資源價格改革對于理順生產要素價格體系當然是必要的，對于擴大內需也不無好處。但對此必須有兩點清醒認識。第一，資源價格的上漲和去福利化的改革，將惡化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從而強化目前已經很嚴重的畸形儲蓄傾向。近幾年來，汽油、天然氣等價格一路飆升，而我們知道，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飆升只是物價全面上升的前奏。福利化采暖制度的改革，無疑也會增加居民的支出。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未來的不確定感將會進一步增加，人們應對的辦法只能是更多地存錢。第二，目前我國資源的生產和經營，大多處在壟斷行業。如果只有價格的改革而不觸動壟斷體制，改革的結果只能是強化壟斷部門和企業的利益，從而形成更為嚴重的社會不公。到頭來會使社會財富流向少數壟斷部門，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進一步萎縮。
二是防止用趕儲蓄出籠的方式擴大內需。這個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
三是防止用造成未來產能過剩的方式來刺激內需。我們現在是消費不足與產能過剩并存，而現在的產能過剩，有一部分就是上一輪擴大內需的結果。大上項目可以在短期內擴大需求，但形成的產能又會成為進一步過剩的原因。因此，在這次的擴大內需中，無疑是需要汲取這個教訓的。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真正解決我國的內需不足問題，需要放棄原來那種“掏腰包式”的擴大內需方式，轉而實行一種“以富民政策推動內需擴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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