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改革需要上層積極性，這是核心領導力。核心價值觀念應該是：機會均等，產權保護到一般權利保護。
2006年2月25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舉辦“十一五起步：改革新形勢”學術研討會，著名的主流和非主流學者被邀請參加，焦點人物高尚全不知何故臨時缺席，他的座位一直空著。下面是張維迎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張維迎：我認為孫立平教授談到了一些理性的思維方式，但我感覺他有的一些概念有些超前了，比如結構定型，寡頭統治，我感覺沒有達到這個程度。26年來改革總是被那些有權人操縱。孫立平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服務員炒了一盤菜上來，太咸了，再去重新炒一番，還咸再重炒，炒三次以后就說，就這么吃吧。各地有權的部門和人操縱改革，上層改革的積極性很高，中層就利用這種改革的機會來扭曲改革。當時上層有一個堅定的改革集團，這是改革能夠走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沿海開放14個城市就是按照外經貿體制改革走下去的，就是用諸侯制的方法來解決。改革就是不同集團利益的博弈，改革當中有一個領導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鄧小平和第三代領導人。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
我的第二個觀點是，十一五規劃當中講和諧社會，但什么才能構成一個和諧社會？在和諧社會當中要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在這個核心的價值觀上是沒有大的爭議的。如果在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都有爭議、分裂的話，這個社會就不會和諧。這個核心價值觀是可以討論的，我自己列了幾條：（1）機會均等重于結果均等。不然的話羅爾斯的正義論都沒法成立。對所有權和財產權的保護，推廣到對一般權利的保護，這應該是我們的一個核心價值觀。（2）在我們所講的帕累托改進當中，利己不損人，利人不損己，利己又利人的事大家都不應該反對。（3）這個社會還有好多道德底線的東西，道德底線這個東西孟子講的很清楚，“慈善之心，禮儀之心，是非之心”，這個東西很重要。在現在的改革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不講道德的人批評別人沒有道德，不搞學問的人批評別人不做學問。如果這樣下去的話，我們的是非之心就沒有了，更不要說是與人為善了。
我的第三個觀點是，在和諧社會當中，發展是硬道理。我也作了一些研究，（1）用基尼系數來衡量，發展越快的地區，基尼系數的平均水平越低，（2）企業占比例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數越低，（3）本地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越高，基尼系數平均水平也越高，政府的轉移支付并沒有解決應該解決的問題。
我在北大做了一個200多份的問卷，各專業都有。我問了一個關于收入分配的問題：你認為中國現在收入分配拉大主要是什么原因？有三個答案，一是個人在能力、創新精神、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勤奮上的差異，二是運氣，三是家境、社會關系和腐敗現象。64%的學生認為是第一個原因，36%選了第三個答案。其中農村的學生認為第一個答案的比例要低，只有54%，城市是67%。這告訴我們這些大學生在想些什么，同時也告訴了我們，發展是硬道理，沒有發展搞什么和諧。
第四點，我要強調一下，醫療、教育體制改革。我們的大量醫療問題都是由價格扭曲導致的，現在都把它歸究為市場化的改革造成的，這樣我們就不去清算這個體制了，而去追究醫務人員的道德問題。這樣的話，改革之初的農民懶、工人不干活，就歸究為道德問題了，為什么不干活的人不是道德問題，而現在的醫務人員拿紅包就是道德問題？由于價格扭曲導致的道德水準的下降，我們要從體制上解決。
最后一點，我強調一下，十一五期間國企改革依然面臨著嚴峻的任務。告訴你們一個數據，去年的國有企業贏利有9000億，其中55%是由國資委控制的十家國有企業的贏利，這十家公司都是壟斷性的公司。壟斷公司對社會來說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他的效益高了，如果不是靠效益賺錢而使靠壟斷賺錢，對社會的危害更大。
與壟斷相關的我要再說一點，收入分配的好多問題是由于要素改革沒有到位，要素價格歸誰所有造成的。城市的地租，也就是馬克思講的地租，歸地方政府所有，這里有腐敗而不歸財政。而西部的地租歸中央的一些公司了，比如一個地方發現一個煤礦都被中央拿走了，這就會造成地方差距，國有企業的地租是多少？可能遠遠超過他每年的贏利。如果地租能歸財政，那我們的教育、貧困人口和社會保障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比如教育，現在的反思都不太理性，不太全面，現在有好多人說，有很多人上不了學，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教育改革這20多年，原來很多人上不了學的現在上了學，比如我和老丁在上大學的時候，全國一年大學生才招28-30萬，現在一年招580萬，我們一定要公平理性的思考這些問題。
最后總結一句話，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首先要變成一個理性社會，如果沒有理性，這個社會就不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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