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與專政工具
黎陽
2006．2．25．
不要以為“精英”們口口聲聲反對“階級斗爭”，他們就當真不劃分階級了，不搞專政了。他們的階級斗爭、階級成分、階級專政的觀念比誰都強。只不過來了點文字游戲，把階級斗爭“正名“為”學術研究”，把“階級劃分”“正名”為“區(qū)分內行外行”，把“階級專政”“正名”為“外行沒有資格”。除了這種名詞代換，“精英”們的邏輯和規(guī)則跟階級斗爭和階級專政的邏輯和規(guī)則其實完全一樣。
階級斗爭的規(guī)則是先把問題納入階級斗爭的范疇，再劃分階級成分，一切由統(tǒng)治階級說了算。被統(tǒng)治階級屬于“成分不好”，沒資格說話，一切必須由有“話語權”的統(tǒng)治階級說了算，這就叫專政。“精英”專政的規(guī)則是先把問題納入“學術研究“的范疇，再劃分“內行”“外行”，一切由“內行”說了算。“外行”屬于“劣等”，沒資格說話，一切必須由有“話語權”的“內行”的“精英”們說了算，這同樣是專政。所謂專政就是只許我干，不許你干，我放火可以，你點燈不行。至于理由可以各種各樣。從政治上找根據(jù)的專政是專政，從“學術”上找根據(jù)的專政同樣是專政，反正結果都是要剝奪對方的發(fā)言權，不準對方享有跟自己同等的權利。
“階級斗爭為綱”時有人一遇到不同意見，開口就是：“你什么成分？”現(xiàn)在的“精英”們一遇到不同意見，開口就是：“你懂行嗎？”二者的內在邏輯其實是一樣的：先證明你屬于被專政的階級，然后實行專政，剝奪掉對方的發(fā)言權。
“以階級斗爭為綱”，只要把問題先納入階級斗爭的范疇，再搬出“階級專政”的法寶，就一切迎刃而解。
“以學術研究為綱”，只要把問題先納入“學術研究”的范疇，再搬出“內行外行”的專政法寶，立刻萬事大吉。
在“精英”們“學術研究”名義下的階級斗爭體系中，不管任何人，一旦“階級成分”被劃為“外行”，那就屬于“專政對象”，被剝奪了一切發(fā)言權和決策權，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膽敢不聽“精英”擺布，立刻扣上“破壞改革”、“妨礙學術自由”、“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帽子，動用行政手段專政機器嚴厲鎮(zhèn)壓。
不要以為“精英”的“學術研究”是象牙之塔里的紙上談兵。“精英”的“學術研究”無所不包，簡直海闊天空無窮大。“改革”是“學術研究”，國家立法是“學術研究”，國家戰(zhàn)略是“學術研究”，國家外交是“學術研究”，國家管理、內外政策決策等等都是“學術研究”。下崗是“學術研究”的“成果”，“教育產業(yè)化” 是“學術研究”的“成果”，“醫(yī)療產業(yè)化” 是“學術研究”的“成果”，房地產投機是“學術研究”的“成果”，賤賣國企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國有資產流失是“學術研究”的“成果”，能源“國際接軌”大漲價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市場換技術”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全盤私有化是“學術研究”的“成果”，“腐敗有益” 是“學術研究”的“成果”，“不準惡意討薪” 是“學術研究”的“成果”，“不能給窮人漲工資” 是“學術研究”的“成果”，“解散解放軍、向美國買安全” 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歷史、否定中國革命歷史、否定中華民族、否定中華文化、為漢奸翻案“正名”是“學術研究”的“成果”，“證明”人民群眾是“
阿貓阿狗” 是“學術研究”的“成果”，連妓女合法化、“性產業(yè)正規(guī)化”也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從國家前途到個人生活，沒有一個角落不是“精英”的“學術研究”管不到的。簡直隨便放個屁都能不小心崩著個“精英”的“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是“精英”們對廣大人民群眾實行專政的最方便最有效的工具。不管什么見不得人的勾當，只要宣布這是“學術研究”，自己是“內行”，立刻就可以行使“內行”對“外行”的專政，不由分說就剝奪了受害者的一切反抗權利。
比如把改革決策這涉及全社會全民族切身利益的頭等大事定性為“學術研究”，普通老百姓一下子全成了“外行”，根本沒有任何參與決策和發(fā)表意見的機會就莫名其妙被“精英”們從“主人翁”變成了“弱勢群體”，下崗的下崗，失業(yè)的
失業(yè)，上不起學的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買不起房，看不起病的看不起病，養(yǎng)不起家的養(yǎng)不起家……生活、家庭、前途全變了，自己卻連問都不能問，一問就是“你不懂，等學懂了再來說”。婚姻被別人操縱包辦了不行，幾億人民的人生被“內行”操縱包辦了難道就行嗎？這難道不是利用“內行”“外行”劃分階級、實行階級專政嗎？
不要以為有專業(yè)有文憑有學位就算得上內行，就脫離了被“專政”的“弱勢群體”，就有了發(fā)言權，就有了質疑“主流經濟學家”等“精英”的資格。內行不內行得由壟斷了“話語權”的“主流精英”們和洋大人們說了算。“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精英”們不喜歡朗賢平，便宣布朗賢平不是“經濟學家”，是“外行”，沒資格過問“主流經濟學家”的“精英”們的事。“精英”們不喜歡丁學良，同樣宣布丁學良不是“經濟學家”，是“外行”，沒資格評價“主流經濟學家”。“精英”們喜歡袁偉時，便宣布他是“治學嚴謹”、“論據(jù)充分”的“歷史學家”、“內行”，絕口不提袁偉時的專業(yè)根本不是歷史，而是哲學。凡擁護《物權法》的都屬于“廣泛征求群眾意見”，不存在任何“內行外行”問題。鞏獻田教授指責《物權法》草案違憲，便立刻被指為“外行”。雖然鞏教授既是法律專業(yè)又是教授，把他劃入“外行”的“專政對象”隊伍中似乎有些牽強。但在“主流”“精英”及其打手《南方周末》的記者編輯面前這又有何難哉？你學法律，我就說你“不是學民法出身”、“你不懂，等學懂了再來說”。你有學位，我就特意強調你“留學南斯拉夫”，暗示是非哈佛牛津之類名牌學位的二流貨。你是教授，我就造謠說你“不在學生追捧之列”、只會“鼓惑連產權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大一新生”、鬧得“《法理》課差點被取消”，暗示教得不怎么樣。你是學者，我就歪曲說你“1997年之后再沒有出版著作”、被人指為“法盲”，暗示治學無能。你講的是國家立法，我偏說你在干預“正常的學術討論”，并且要求你“發(fā)表論文” ……就這樣三繞兩繞，楞把一個法律教授繞成了“法盲”、“外行”兼別有用心的卑鄙小人，標準的“
專政對象”。
“精英”的“學術研究”和“內行專政外行”就如同齊天大圣的如意金箍棒，可以隨心所欲變大變小變沒有，隨時隨地想打誰就打誰。他們想霸占誰的財產，就宣布那屬于他們的“學術研究”范圍，然后“證明”“產權歸屬不明”，應由他們支配。敢不聽話，立刻宣布對方是“外行”，抽出“內行專政外行”的如意金箍棒，“迎風一晃，碗口粗細”，照頭就打。
“精英”們的行非常標準化公式化：把問題定性為“學術研究”——宣布自己才是“內行”——一切自己說了算——誰有不同意見宣布誰是“外行”——對 “外行”實行專政，剝奪“外行”的發(fā)言資格——揮舞“破壞學術研究”的大棒，鎮(zhèn)
壓一切反抗。
只要“精英”“論證”誰是“外行”，那就說明“精英”要對其實行專政了。《南方周末》的報道說了鞏獻田教授那么多，總起來就是一個意思：外行。這就是為對鞏教授施行專政、剝奪其發(fā)言權做準備。
只要“精英”們把任何社會問題定性為“學術研究”，那同樣意味著“精英”們要在這個領域內對一切反對意見實行專政了。袁偉時要求任何批判他的人都必須嚴格遵守“學術研究”的規(guī)章，實際就是要剝奪一切他宣布是“外行”人的發(fā)言
權，自己就可以稱王稱霸了。
九．一八時中國為什么“絕對不抵抗”？就因為當時的中國政府里袁偉時這樣的“內行”太多了，他們的“學術研究”左右了決策。
現(xiàn)在袁偉時們的“學術研究”又來了，還是主張“絕對不抵抗”。如果中國政府不聽他們的，那就是“不尊重專家意見”、“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破壞學術研究”。如果聽了他們的，再來一次“絕對不抵抗”而喪權辱國，那他們絕對不會承擔任何責任，而且還會倒打一耙：我不過是“學術研究”，供你參考，是你不懂得靈活掌握，糟蹋了我的“研究成果”。總之，不管聽不聽他們的都有罪。
“精英”的“學術研究”和“內行專政外行”的法寶神通實在廣大，不僅可以用來巧取豪奪，用來壓制反對意見，而且可以用來賣國，賣了國還可以輕而易舉推卸掉一切責任。永遠無往而不勝，只占便宜不吃虧，真不愧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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