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要同時警惕上層寡頭化和下層民粹化，防止社會碎片化
2006年2月25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舉辦“十一五起步：改革新形勢”學術研討會，著名的主流和非主流學者被邀請參加，焦點人物高尚全不知何故臨時缺席，他的座位一直空著。下面是孫立平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孫立平：
大約在4、5年前，曾經有三句話來概括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當時說的三句話：
一、現在是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與右的社會政策相結合。
二、這種結合是一種最愚蠢的結合。為什么最愚蠢？因為是專門用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去惹社會中的精英，專門用右的政策去惹老百姓，所以大家都不滿意。
三、怎么辦？
很好辦。就是政治、意識形態向右轉，社會政策向左轉。
這是五年前說的話。今年，就能和剛才張曙光說的話聯系起來，加上第四句話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社會政策一直向左轉。我覺得這是我們當前面對的基本社會背景。
下面我談談關于改革和改革反思的問題。主要講三點：
一、如何看待改革當中的問題，如何進行改革的反思。
對于這個話題，我一直用一個概念，叫“扭曲的改革”或“改革的扭曲機制”。
之所以這樣講，一方面，我認為，對改革的反思不能導致對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要堅持的。除卻這20多年，經濟有了很大增長，人民生活有了較大提高，更重要的是基本制度框架的確立是中國逐步混入世界的主流，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一個比較正常的國家，我認為這是最要堅持改革的一個理由。另一方面，“改革扭曲機制”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同意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是一些偶然的失誤。因為它的每次失誤傷害的都是固定的群體。我們從近十年來的改革可以看到，它永遠是對相同的一部分人有利，而對另一部分人有害。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只對一少部分人有利，而對大多數人有害。這不是偶然的失誤。所以我一直用“改革的扭曲機制”這個概念來表述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為什么這樣講，是有一個考慮：對改革的反思不能導致對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這二十多年經濟水平有了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有多大提高，更重要的是通過改革這么一個最基本的政治制度的變化使得中國逐步匯入世界主流的文明，使得中國成為一個比較正常的國家。這是我堅持改革基本方向的一個理由。
另一方面，改革扭曲的機制也意味著我們不能說，現在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是偶然的失誤。因為偶然的失誤是對一部分人有害，下一次的失誤說不定對另一部分人有害。但我們從最近十年的改革中可以看出來，有利的永遠是對一部分人，有害的永遠是對另一部分人。而且有利的永遠是少數人，有害的總是大部分人，所以這不是偶然的。
這種扭曲的機制的發生經歷了一個變化，從90年代中期開始機制的作用主要發生在政策實施的環節上。六七年前有一次中秋節吃飯，大家爭起來了，是左一點還是右一點，開放一點還是保守一點，當時我覺得這個爭論已經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為什么？因為現在有一種扭曲政策的能力， 不管政策什么樣，制定了總得執行吧，一執行我就有辦法。結果無論是左一點的政策還是右一點的政策，開放一點的還是保守一點的，他們鼓搗鼓搗，最后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但是最近幾年我們看到，有些改革的機制不僅僅是表現在政策執行的層面。要分階段地看改革，籠統地把二十多年的改革看成是一個改革是不對的。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和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已經不一樣了。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前也不一樣了?，F在扭曲機制已經進入政策制定層面了。
這個扭曲機制是怎么形成的？任何大的社會變革都包含兩個過程，一是體制變遷過程，一是結構變遷過程。
體制變遷就是規則的變化，結構變遷就是力量組合的變化。體制變革催生著新的社會力量，所以體制處于更活躍的狀態。開始新的力量在適應體制，后來情況發生很大變化。變成了結構先于體制變化，新生力量開始影響體制變革，到現在這種反影響已經越來越明顯。
這時它有四個特征：
一是結構定型，強、弱、窮、富已經落實到人頭上了，基本定型了；
二是精英聯盟，這是六四之后出現的，在穩定的話語之上，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的聯盟；
三是寡頭統治，現在說起來比較早，只是個苗頭而已，中國的寡頭和俄羅斯比起來要小得多，但它有時候不是按絕對力量形成，而是相對力量形成的。因為中國老百姓更沒有力量，所以有幾千萬的人就可能比俄羅斯有幾百億美元的人影響還要大；
四是贏者通吃。
這幾個特點在我們反思改革、制定政策、分析社會問題時應該考慮。這是基本背景。
很多好政策到執行層面就被扭曲，包括括大內需，它的現實危險都是非常大的。
二、如何破解意識形態的迷霧
改革問題本身不是偶然的失誤，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是推進改革的條件。到現在為止，改革的基本共識已經破裂，改革基本動力已經喪失，這是我個人的基本判斷。有人說根本不需要共識，但我覺得基本共識是需要的。因為我們社會中沒有一個非意識形態的語言，所以相當程度上不得不采取意識形態化的方式，這就面臨一種危險，我們把很多東西意識形態化后，剩下可選擇的辦法就非常小。而且，從現實角度講，我們現在這樣反思，很大程度上也是上面容忍的結果。如果意識形態化，那么最后還會被拿掉。
現在反思改革的雙方都存在一個很強的意識形態化的傾向。比如反思改革時某些“左派”的表達，我把它看成是正當利益的荒謬式表達。改革現在已經改得雞飛狗跳，很多人在改革過程中利益受到損失，所以有人說一聽到改革兩個字就膽戰心驚，不知道什么地方又要吃虧了，但是他沒有別的方式去表達，然后只能用“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甚至要回到舊體制、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方式去表達。一些知識分子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傾向。其實在這樣的一種主張當中，更多的人是一種利益上的要求，利益上的不滿。而意識形態化很有可能基于這種利益的不滿導致對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另一個方面，從堅持改革的方面來說，也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特別是他對于人們為什么要反思改革的理解上帶有一種很意識形態化的理解。比如皇甫平的文章。表面上看，皇甫平文章沒有什么錯。但是他把對改革的反思、不同意見籠而統之地理解為對改革方向的否定，在這個過程中，很容易忽視批評中基于利益的正當要求。第二，皇甫平始終不能明白，他九十年代初寫的文章受到社會的一片贊成的聲音，這次的文章和那次一樣，怎么就這么多的反對聲音？我覺得這是他忽視了這個背景。九十年代初時，中國改革面臨著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確定方向的時候，那時他的基于意識形態立場的對于改革的堅持在當時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沒有意識到現在這場爭論和九十年代初那場爭論已經很不一樣了。這一次是很大程度上基于利益分岐的爭論。所以再用堅持改革、改革要攻堅、用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等等，這種東西已經不能夠面對這次反思改革中提出的問題。這種利益的分岐已經不能用社會發展方向來化解，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我不是說這里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可以在意識形態層面考慮，非意識形態的問題不要把它拉到意識形態層面考慮。目前中國具體的情況，即使是意識形態問題，能不能用非意識形態話語去討論？因為意識形態空間太小。
三、要同時警惕上層寡頭化的和下層的民粹化傾向。
前一段時間，我批評上層的寡頭化比較多。我看了任志強的博客，關于富人區窮人區的話題，這可能是中國罵聲最多的博客，但很多人說，任志強說的是大實話，所以有人說這是一個誠實的可恨的人。所以我是贊成任志強的主張，問題在于對立是怎么產生的。新浪有個調查：即使任的觀點是對的他也不應該這樣說。百分之三十幾的人同意這個說法。這說明，世界上尤其是中國，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說的，其實任志強是把能做不能說的事說出來了。
問題是，他為什么能把能做不能說的事說出來了？說明，上層這么想的，就這么說了。世界上其它國家的上層也得夾著尾巴做人的，心里可以想但不能說。但在中國他就說了，我用不著管你別人怎么理解，怎么反應，我就這么想的，怎么著了？所以現在的上層越來越有一個“你怎么著吧”的勁頭。這個勁頭也就造成了下層的民粹化，只要是精英，說話了我就罵，只要做事我也罵?，F在，每一次上層的精英出了點丑聞，網上就是民眾狂歡的小小的節日。這里有個危險，結構上我把它叫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這種結構性特征在行動層面會表現為上層的寡頭化和下層的民粹化。這樣社會就形成一個斷裂帶，社會當中有沖突不可怕，可怕的是斷裂帶的形成。沖突的每次陣營組成不一樣，怕就怕無論什么問題每次組成的陣營都是一樣的，像臺灣藍綠陣營，藍是逢綠必反，而綠是逢藍必反。中國的情況可能會出現上層和下層很意識形態化的斷裂帶，凡是上層說的，底下一片謾罵；凡是下層說的，上層就不屑一顧。這是我們要同時警惕的兩種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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