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老又在開玩笑:沒有人品 哪有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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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淡水暖(梁.山.彩.樓) [143076:4393], 13:59:36 02/1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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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報》報道, 2月11日,在北京舉行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報道
一開頭就言明“會上聚集了數十位從事經濟、金融研究的主流學者”,什么叫做
“主流學者”,看來賢達們還是有那么一個“圈子”的,這個“圈子”就是“主
流”,這個年頭,“主流”、“精英”的招牌還真是有些耀眼的,“人以群分”
,彼此在一起切磋,當然可能只聞掌聲了。此會的一個重頭戲是“在經濟學界德
高望重的吳敬璉以《反思過去25年的改革,明確21世紀前進的方向》作主題發言
,呼吁改變目前在學術爭論中出現的危險弊端。”。
“德高望重”者,“老”也,吳老也開始“反思過去25年的改革”了么,恐怕與
2005年來“非主流”們此起彼伏的“反思”浪潮不無關聯。當然,有“改革捍衛
者”又會來分辨了,吳老們的“反思”是“理性”的,是“前瞻”的,其他人的
“反思”就要警惕“反改革”、“動搖”云云了。
吳老是“反思”的高手,高就高在把“反思”先進行“學術化”,進而把“反思
”局限在“學術”,一來表示了“反思”的專業性,只要一“專業”,恐怕就沒
有“不專業”的平頭百姓、升斗小民什么干系,改革的是與非,就只是“學術”
們的專利了。“吳敬璉的發言是針對學術界正在激烈進行的一場爭論。…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在清華大學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評價說,經濟學界正在
面臨20多年來最大的學術分歧。”。
草民不清楚的是,這場“正在激烈進行的爭論”只是在“主流”內部進行呢?還
是包括了“非主流”們,進一步言,是不是還包括了在網絡語境里發言的“非專
業”們,如果沒有包括“非主流”、“非專業”們,還有什么“激烈進行的爭論
”呢,如果包括了,這個“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中發言的為什么只見到吳老
們這樣的“主流”。
吳老的第二個高招是“暗喻”,“‘25年來,像這樣的爭論已經有過很多次,’
吳敬璉說。1981年到1984年一次,1989年到1992年一次,這已經是第三次。”,
吳老就像前幾天皇甫老擎起“不可動搖”的大旗,把“反思”與“反改革”、“
動搖”掛鉤一樣,更為令人充滿遐想地、巧妙地把“這樣的爭論”與80年代初是
否實行全面市場化和90年代初的“姓社姓資”的“激烈爭論”掛鉤起來,而前兩
次“激烈爭論”,吳老恐怕都是自認“贏家”的。
然而,吳老在發言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記者把其總結為“學術和人品不能混
談”,草民頓覺眼前豪光一閃,“學術”和“人品”可以“分開”,這不知道是
吳老的本意還是記者的臆測。吳老提出了兩個論點。一曰“然而目前的狀況卻是
缺少思路清晰的具體分析,籠統判斷的氣氛也影響到公眾對經濟政策調整,甚至
對經濟學家學術人品的判斷,使得原本應當越辯越明的爭論更加混亂。有的學者
卻借大眾的不滿情緒,對一些領域的制度調整做出全面否定,在社會輿論的壓力
下,學者們要進行更加具體的討論變得不太容易。”,二曰“同時伴隨爭論的還
有對經濟學家學術人品的質疑。現在,只要與公眾所期待的觀點不同,學者們就
很容易在互聯網上招致罵名。吳敬璉認為,對于各領域制度調整的具體措施和經
濟學家的學術道德問題,應該分開來做更具體的討論,而不應該混為一談。”
吳老在說話的同時,就已經把“各領域制度調整的具體措施和經濟學家的學術道
德問題”聯在一起談了,“有的學者卻借大眾的不滿情緒,對一些領域的制度調
整做出全面否定”,這不是在質疑“有的學者”的“學術道德”是什么呢,意思
是“有的學者”可能是“操縱”了大眾輿論,并非“有道德”的學術討論,使得
其他的,確切地說就是“主流”們“要進行更加具體的討論變得不太容易。”,
從而“集體失語”,干脆閉嘴了。草民不明白,既然“主流”們所倡導的“各領
域制度調整的具體措施”給社會大眾帶來了真正的,不斷“水漲船高到人均1300美
金”(皇甫平語)的實惠,大眾們的“不滿情緒”怎么還如此輕易地被某些學者
所“借用”呢。
第二,“只要與公眾所期待的觀點不同,學者們就很容易在互聯網上招致罵名”
,是誰造成的呢,公眾,還是“各領域制度調整的具體措施”的制定和提供理論
支持的“主流”們呢,公眾們“所期待的觀點”是什么呢,無非是在巨大的改革
利益里面,有比較公平的分配,人們能夠有穩定的預期,孩子上學不至于“家徒
四壁”,身患病痛“敢于”走進醫院,不會被一個安身之所壓的喘不過氣來。但
是,如果“學者們”到基尼系數已經高達百分之四點幾了還在鼓吹“20年內難見
公平”,“醫療改革還要徹底市場化”、“教育市場化是方向”之類,“罵名”
如何不“招致”呢。
第三,大概吳老也做過學生的,大概吳老的老師也曾經教導過吳老“做學問者要
先做人”的,那么,“人品”與“學術”是否可以“分開來”呢,恐怕是分不開
的。比如韓國大名鼎鼎的“克隆先鋒”黃禹錫,其學術水平不可謂不高,在國際
生物研究界還是有一定影響的,但其人品的墮落導致了學術道德的墮落,以身敗
名裂告終。
在一個“主流”們倡導的以物質利益的占有論成敗的時代,公眾當然會把“學者
”們的言行和“學者”們參與“各領域制度調整的具體措施”的制定和建言與其
自身的物質利益追求掛鉤,這不是以誰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如果“主
流”們敢于站出來在公眾面前證明其與改革、企業改制、私有化過程中的物質利
益的攝取毫無瓜葛,只是在書齋中苦思,甚至在底層勞作大眾當中“摸爬滾打”
,搞“第一手資料”,為最廣大的人群謀利益,這樣的“學術道德”何苦被公眾
質疑呢。
但愿吳老只是對大家開了一個玩笑,否則,沒有人品,哪里來的“學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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