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為主體，還是實行私有化
——兩種經濟理論爭論的焦點
李成瑞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
2006年1月10日
一定的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而經濟基礎中最根本的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目前在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爭論的焦點，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還是實行私有化的爭論。劉國光同志2005年7月15日的談話中指出的在經濟理論教學和研究中西方經濟學正在成為主流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地位被削弱和邊緣化的現象，與實際生活中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正在或者已經被私有制經濟所取代的現象伴隨出現，就是在當前特定條件下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密切聯系、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對于西方經濟學，應當借鑒它的有益部分，包括反映社會化大生產一般規律的內容，但對它的基本理論則不能照搬而應于以批判。例如，它宣稱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只有生產資料私有制符合人的本性；市場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經濟為基礎等等，有些主流經濟學家還把這些資產階級的觀點說成是“純科學”，具有普遍適用性。這顯然是為把我國經濟引向資本主義道路提供理論根據。當前的任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導，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批判、糾正私有化的理論和行為。為此，我認為需要密切聯系當前實際，從思想上對下述五個問題取得正確的認識。
一，把發展支持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兩個毫不動搖”，服從和服務于對基本經濟制度的毫不動搖。
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六條)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現階段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唯一正確道路。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睂τ谶@兩個“毫不動搖”，從不同的經濟理論出發，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解和闡發。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出發，認為應當把這兩個“毫不動搖”服從和服務于基本經濟制度。前一個“毫不動搖”是要鞏固和發展作為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決不能削弱乃至改變它的主體地位。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是勞動人民的命根子。后一個“毫不動搖”是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繁榮經濟、增加就業中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水平還不高的條件下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由于個體經濟的局限性，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剝削本質及其占有私人性與生產社會化的固有矛盾，它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因此，只能居于非主體的、輔助的地位，這就是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不應越逾的的界限。
從西方經濟學出發，則認為要拋開《憲法》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把兩個“毫不動搖”等量齊觀，不分主次，甚至把“毫不動搖地鞏固發展公有制經濟”當作詞句上的陪襯，而把“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作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行動準則，竭力推行私有化。他們通過某些學術講壇和多種媒體，大講“經濟人假設一一人性自私論”，說什么社會主義公有制違反人的本性，注定要失敗，但極力回避蘇聯建國后半個世紀依靠公有制使經濟落后的沙俄變為唯一可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以及新中國建立后半個世紀主要依靠公有制使經濟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差距大大縮小的事實。他們大講國有經濟“產權不明”“產權虛置”，只有賣給個人，使“產權明確化”才能旺盛發展，但極力回避俄羅斯把國有企業賣給私人造成國民經濟大倒退的事實。他們大講“國有企業低效率論”，只有私有化，由中國和外國的資本家經營才能提高效率，但極力回避1952年到1998年間我國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大大高于非公有企業、大大高于“世界500強”的事實。他們大講“靚女先嫁論”“冰棍論”，以“靚女”要老化、“冰棍”要融化為“理由”，要把國有企業盡快賤價賣給或者白送給本企業的廠長、經理或中外資本家，把全民所有的財產轉化為個人的財產以“深化市場化改革”，但根本不提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有的地方政府官員還大講“放手、放心、放膽”地擴大私營經濟，東北某省省長甚至鼓吹“公有制與多種經濟成分換位”(《經濟日報》6月1日)。這些人天天喊“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但卻公然宣揚違反《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觀點。對于這種錯誤思想，應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徹底地予以批判。
二，堅持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一貫方針，切實保障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主導作用。
怎樣才能保障實現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呢?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表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备鶕@一原則，十五屆四中全會具體指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黨的十六大重申了十五大確定的重要方針：“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笔置黠@，國有經濟必須在產業結構上占有優勢，才能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是黨中央一再申明、一貫堅持的重要原則和方針。
然而，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某些機構的研究人員，則認為應當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屬于國家經濟命脈的壟斷行業和領域，包括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依法取得礦產資源的探礦權、開采權，鼓勵非公有資本進入礦產資源的勘察開發；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甚至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為了實現這一新的方針，國家要從減稅、出錢、讓利以及技術、人才、信息等等方面，大力支持私人資本在這些領域對國有企業進行并購、控股、參股，以便在實際上做到國退私進。這種意見公然主張讓私人資本進入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許多領域，直接違背了上述黨的十五大、十六大明確規定的根本原則，如果付諸實施，將會根本動搖乃至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而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也就沒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種意見不僅突破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底線，而且突破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底線。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由國家統一經營。”(第二十八條)。非但如此，這種意見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底線也突破了，因為孫先生主張“節制資本”，并且明確指出：“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0頁)。請看：這種連“節制資本”都要否定的意見，不明明是大開歷史的倒車嗎?
這種意見的出發點是“平等準入”的原則。很顯然，這里存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平等觀。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我國《憲法》所堅持的社會主義的平等觀：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只應由屬于全體人民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來經營，而不應由私人資本家來經營，這才是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平等。一種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平等觀（嚴格說是資產階級右派的平等觀，因為它受到資產階級民主派孫中山先生的反對）：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國有企業可以經營，私人資本家同樣可以經營，平等準入，公平待遇，這才是符合至高無上的市場法則的真正平等。這種意見倡導“進一步解放思想”、“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就是要用后一種平等觀取代前一種平等觀，從而改變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們應當堅持和捍衛《憲法》的莊嚴規定和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確定的有關方針，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平等觀。
三、堅持公有制經濟在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占到50％以上，以體現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任何事物的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量的變化達到一定的界限，必然引起質的變化。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僅要求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具有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結構上的優勢，而且要求國有經濟同集體所有制經濟一起，使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數量上的優勢。這就是說，公有制經濟的資本、勞動力、產值等主要指標都要占全國總數的50％以上。如果這些主要指標的比重降到50％甚至50％以下，那就喪失了主體地位，降到了次要的、輔助的地位。
如前所述，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私營經濟的比重還不到國民經濟的10％，那時，鼓勵和引導它較快地發展，逐步提高它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必要的，也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的。但是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個合理的“度”。當私有制經濟(包括本國資本和外國資本)已經接近甚至達到50％弱的比重時，如果再鼓勵和引導它擴大比重，那就會違反《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危及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
但是，有些主流經濟學家和主管機關的科研單位則提出另一種意見。他們主張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并不體現于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數量上的優勢，即比重在50％以上，而主要體現在它的控制力上。他們鼓吹“股份制是國有制經濟最好的實現形式”，因為在股份制企業中，國有資本既可以絕對控股，即占50％以上；也可以相對控股，國有股只要占到20％到30％，就可以控制70％一80％的私人股份，從而擴大國有資本的控制力。他們還大力宣揚通過國有控股公司擴大控制力，是對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發展。因此，國家計劃(或規劃)中不必列入公私經濟比重的指標，國家統計部門也不必統計和公布公私經濟所占比重的全面數字。
我認為，國有控股公司并不是什么“與時俱進”的新發展，它不過是一種公私合營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中，國有資本可以控制參股的私人資本的使用方向，但并不改變參股資本家對其資本的所有權、收益權和最終處置權，這就是說，并不改變這部分私人資本的剝削性質?？梢钥闯?，這些主流經濟學家試圖用控制力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概念，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概念，用國家控股企業的概念取代或混同國有企業的概念。這不過是一種并不高明的偷換概念的把戲。玩弄這種把戲的目的就是掩蓋他們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否定基本經濟制度實質，這難道還不明顯嗎?人們最關心的是：當前我國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各占多大比重呢?令人遺憾的是：國家統計部門近些年來一直沒有提供我國公私經濟比重的完整或比較完整的真實、準確的數字。在統計部門所提供的某些數字中，工業部門各種所有制的數字雖也殘缺不全，但比其他經濟部門還是多一些，可以作為估算的參考數據。據有些專家估算，目前個體私營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40％左右，加上外資企業，則非公有制工業的增加值就占到全國工業增加值的一半以上(陳全生、陳永杰，2005，2)。另一位專家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3月1日發布的2004年《統計公報》中提供的工業部門“規模以上”(年銷售收500萬元以上)各種所有制企業增加值數的數字，加以必要的補充和調整，估算全國工業增力口值中，私有制經濟大體占62％(個體私營占38％，外資占24％)；公有制經濟大體占38％(國有經濟占32％，集體經濟占6％)(史正明，2005，3)。由此可見，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工業部門，占居優勢的已經不是公有制經濟而是私有制經濟了。
關于目前整個國民經濟中公私經濟的比重，有的學者估算，非國有經濟大致占我國國民經濟的2／3(吳敬璉，2003，11)。有的民間組織負責人估算，目前已形成國有經濟、個體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三足鼎立的格局(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2005，2)。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和國務院研究室的負責人估算，目前個體私營所有制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的1／3左右(2005，2)。這兩個機關的負責人沒有提到外資經濟。如果加上占國民經濟13％強的外資經濟(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取得的2001年資料：外資實收資本占全國各類單位實收資本總量的13．32％)，那么，私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達到46％強(33％+13％強)。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私有制經濟的增長速度正在更大幅度地超過公有制經濟的增長速度。據《中國信息報》(國家統計局主辦)2005年6月14日報導，自從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之后，出現了“政策助跑，全面發力，個體私營經濟沖上快行道”的新局面。個體和私營經濟增長速度，由2月份的13％躍升為3月份的23％；以后的4月、5月，又進一步提高到24．7％和26．6％。同全部工業增加值同期增長14．7％、16％、16．6％的速度相比，3月份高出8．3個百分點，4月份高出8．7個百分點，5月份高出10個百分點。有的專家估計，現在不僅在工業部門，而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私有制經濟的比重也已經超過公有制經濟了。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即全民所有制經濟，還包括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我國《憲法》規定：“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薄俺擎傊械氖止I、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薄皣冶Ｗo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第八條)。只有把個體經濟組織在集體經濟之內，才能較快地發展生產，避免兩極分化，消除資本主義滋生的土壤。
然而，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作用和影響下，我國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卻得不到應有的鼓勵、指導和幫助，至今沒有進行合作經濟的立法，群眾要建立合作經濟組織不能從工商管理部門依法取得法人地位，也得不到銀行的貸款和其他應有的支持。在農村中，一直堅持集體經濟而使農村經濟較快發展、農民共同富裕、衛生教育條件良好、刑事案件發案率極低的幾千個村莊，卻長期受到冷落而不加提倡；廣大農民提出組織專業合作社和地區合作社，依靠合作組織實現貿工農一體化以增加就業、共同致富的要求，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遭到排擠。近年來，對國有企業的大批出賣，對集體經濟之路的冷漠和阻塞，加上“圈地運動”(為開發商低價征購農民土地)的蔓延，迫使眾多的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不得不向私營和外資的血汗工廠廉價地出賣勞動力(甚至想廉價出賣勞動力而不可得)，從而大大地加快了私營經濟的迅速發展，而有些媒體卻振振有辭地宣揚：城鎮就業崗位的3／4是個體私營提供的，以此作為宣傳私進公退的一個重要“理由”。這是代表哪個階級說話呢?這里宣揚的不就是二三百年前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把失地農民變為雇傭奴隸，對他們進行殘酷剝削的老路嗎?
四、把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作為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的基礎，有效地防止貧富差距的擴大，保障社會的穩定。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我國《憲法》第六條在規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之后，緊接著規定：“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收入的分配在根本上是由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的。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為按勞分配提供客觀條件；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必然要受剩余價值規律的支配。如果沒有公有制為主體，也就不可能有按勞分配為主體，也不可能逐步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那種拋開公有制為主體地位，把“注重公平”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國家財政稅收的二次分配上，雖然可能為勞動人民帶來某些好處，但不可能實現按勞分配為主體，從根本上解決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問題。
近十多年來，隨著所有制公退私進的發展，我國居民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據現有材料，我國居民的基尼系數1995年已高達0．445 (中國社會科學院收入分配課題組，1999)，2004年又擴大到0．465，2005年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宜勇，2005)。這樣嚴重的貧富懸殊，顯著地超過了國際一般公認的0．4的安全警戒線，不僅高于若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高于印度、印尼、埃及、韓國等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資料)。一方面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紛紛涌現；一方面是工人農民的大部分相對貧困化和部分的絕對貧困化。這種狀況必然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
根據國家工商管理局和全國工商聯關于工資情況的調查，私營企業雇工的月均工資，上世紀末相當于國有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83％，2003年降到55．1％，差距更大了。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私營企業效益低，那就否定了某些主流經濟學家宣揚的“私企效益高于國企”的說法；如果私營企業效益比國有企業高，那就說明私營企業主對工人的剝削過于殘酷了。
五、把毫不動搖地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作為捍衛國家安全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防止剝削階級把持政權的基礎和根本前提。
這些年來，隨著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變化，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分析，在十種“社會階層”中，按“占有各種資源”排隊，工人是“老八”，農民是“老九”，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是“老十”。公有制為主體，決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能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必然使更多的本應是社會主義國家主人公的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淪為雇傭勞動者。在一個受剝削的雇傭勞動者占多數的國家里，在一個廣大工人農民被弱勢化的社會里，根本談不上人民當家作主，談不上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談不上執政為民和提高執政能力。
十幾年來，一方面把大批國有企業出售給經營者，公產變私產，黨員變老板；一方面吸收“其他階層先進份子”入黨，老板變黨員。這樣就使得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比例，由1993年的13．1％，上升到2001年的29．9％，又上升到2004年的33．9％(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調查資料)。這一比例不僅大大超過工人、農民中共產黨員的比例，而且大大超過私營企業主中民主黨派成員的比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這里所說的經濟基礎，并不是指一定社會現存的一切生產關系的總和，而是指該社會占主體地位、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諸方面的總和。只有占主體地位、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才能直接規定一定社會上層建筑的性質和整個社會的性質，才能明確區分不同的社會形態。
劉國光同志在2005年7月15日的談話中說：“一旦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要變，勢必走向‘最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淵。只要經濟基礎變了，共產黨最后掌握不了政權，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權?！庇终f：“中國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理論來主導，那么表面上或者還是共產黨掌握政權，而實際上逐漸改變了顏色，那么，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像一場噩夢一樣的危險……
為了維護和堅持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須要通過百家爭鳴，恢復和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導地位。在百家爭鳴中，應當給馬克思主義者以平等的發言權。目前存在的闡發馬克思主義的言論無處發表，而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言論卻在許多報刊和出版物上廣為傳播的極不正常的現象，應當盡快加以糾正。與此同時，須要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結合實際情況，盡快制定《基本經濟制度法》和國有經濟法、集體(合作)經濟法、私營經濟法、外資經濟法，并將公私經濟比重的指標列入第十一個五年規劃，認真組織實施；還要由國家統計部門全面地調查各種所有制經濟比重變化情況和貧富差距的變化情況(基尼系數等)，及時向社會公布，盡快改變一段時間以來統計部門對這樣重要的國情不作全面的調查統計、不公布全面準確的數字，讓群眾蒙在鼓里的極不正常的現象。所有這些，都是關系到我國發展道路、歷史命運的重大問題。在此歷史關鍵時刻，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作出符合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正確抉擇，才能推動我國經濟和政治沿著社會主義的大道不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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