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
2006．2．2．
如今這年頭修改教科書成風。日本有人鬧著修改教科書，中國也有人鬧著修改教科書。日本鬼子修改教科書，欲證明日本侵略中國“無罪”；中國“精英”修改教科書，欲證明中國被侵略“有理”。二者遙相呼應，配合絕妙。日本人修改了日本的教科書還不算，又命令中國人按日本人的口味修改中國的教科書，刪除一切抗日反侵略的內容。他那邊一發“最高指示”，中國這里馬上有人聞風而動，堅決照辦，刪掉了《狼牙山五壯士》。現在又蹦出個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嫌光刪除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內容還不夠，干脆來了個更徹底的，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算總帳，連鍋端，全盤否定中國人民反侵略的全部歷史，超額完成任務。他的那篇《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就是不折不扣的現代版的“順民”教材。當年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著中國人當“順民”。今天卻見中國“精英”用“軟刀子”逼著中國人當“順民”。這也算“與時俱進”。
袁大教授的文章劈頭第一句話就是：“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注意，注意，袁大教授借古喻今給中國人上課了。說的是歷史，講的是政治；名為“歷史教科書”，實為今日“現代化”。文章從頭至尾就一個意思：侵略有理，反抗有罪。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是“先進生產力”的“全球化趨勢”，只能順，不能逆，“順之者昌、逆之者困”，反抗不僅徒勞無益，而且是“反文明、反人類”、“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極端愚昧”、“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
為什么圓明園被燒了？因為中國人不“順”，或曰“順”得太不徹底：居然只釋放緝捕的海盜和水手而拒絕向洋大人道歉；居然敢處死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內地的天主教神甫；居然敢不“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妨礙洋大人自由進出中國城市；居然敢對“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這種“平常外交事務”“一拖再拖”；居然不會處理洋大人在“純屬程序性的最后一步”的“節外生枝”，不允許洋人公使在中國的領土上自由選擇走哪條路；居然不準洋大人的軍
艦“大沽口溯白河進京”；居然在受到洋大人的攻擊時開火還擊……結論：圓明園被燒是中國人不肯逆來順受的結果，咎由自取，活該。
袁大教授引經據典，喋喋不休地告訴中國年輕一代的就一個字：“順”。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國人一定得“順”：俯首貼耳，百依百順，逆來順受，任人宰割。“順”才有出路，“災禍是有可能避免的”；不“順”就只有死路一條，“結果釀成大禍”。絕對不能有絲毫不滿，更不能企圖反抗，否則就是“吃狼奶長大的！”
然而歷史實際是這樣嗎？九．一八時中國“絕對不抵抗”，“順”得還不夠徹底嗎？結果呢？沙基慘案，和平游行的中國人手無寸鐵，還不夠“順”的？英國軍隊照樣向中國群眾開槍。“順”頂個屁用。濟南慘案，赤手空拳的中國外
交官居然被日軍挖眼舌割耳鼻大卸八塊。你再“順”，再“文明”，再“外交禮儀”，再“程序正義”又值幾何？根本沒有宣戰，“和平時期”的外國軍艦動不動就在中國內河向中國人口稠密的和平城市開炮轟擊：炮轟萬縣、炮轟九江、炮轟南京……中國人“順”來“順”去，照樣“閉門家中坐，炮彈天上來”。這又是哪門子的“程序正義”？南京大屠殺，幾個日本兵就能看押幾千中國人。死難的那三十萬同胞“順”不“順”？結果呢？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遭屠殺，難道反倒是因為中國人不“順”？所有那些死難的中國人究竟是“喝狼奶長大的”，還是“喝羊奶長大的”？這時候怎么不見袁大教授“奶”不“奶”的大發議論了？
（伊拉克的薩達姆到后來對美國的一切要求簡直百依百順，連臥室都敞開了讓人家檢查有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差讓人家解開褲子驗褲襠了。這還不夠“順”嗎？那又怎么樣？避免了“釀成大禍”了嗎？）
讀了袁大教授的這些“高論”，不禁令人想起魯迅的兩段話：
“山羊……比胡羊（注：綿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群，悉依它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卻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并不殺掉它。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里總想開口向它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群眾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么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著，逃著，喊著，奔突著，終于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它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于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魯迅：一點比喻》
“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它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纏住，連死尸也決不給它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么，沒有法子，只好請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魯迅致許廣平》
中國人實際從來都是喝袁大教授這類“知識精英”們的“羊奶”（或曰“洋奶”）長大的。所以才會有“絕對不抵抗”，才會有南京大屠殺的任人宰割。從晚清到民國，中國的“精英”們不都是一直在嚴格遵照袁大教授們的主張來決策嗎？“勿以小嫌釀大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絕對不抵抗”、“消氣外交”……凡此種種，哪樣不是百分之百地符合了袁大教授“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的“理論”？結果呢？行得通嗎？
毛澤東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注：注意：當年謂之“維新”，如今謂之“改革”。換個名詞而已。有什么本質區別？）“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正因為再喝袁大教授這類“知識精英”們的“洋奶”也救不了命，所以才有一些先鋒隊改喝了“狼奶”，“讓思想沖破牢籠”，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面對列強的侵略，毛澤東的主張跟袁大教授的“大順主義”截然相反：“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兵民是勝利之本”……客觀實踐檢驗的結果呢？抗日戰爭前的事且不論。1946年“安平事件”，面對美軍陸戰一師的武力進犯，樣樣劣勢的解放軍照打不誤，美軍被當場斃傷十幾個，半點便宜沒占著。之后美軍不但沒有象袁大教授之類“精英”斷言的那樣傾全力出兵介入中國內戰消滅共產黨，反而在解放軍進軍全國時乖乖從上海青島天津等地撤走了全部軍隊。為什么？因為美國人從“安平事件”、“紫石英”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捕捉到了一個準確的信息：毛澤東的軍隊的字典里沒有“絕對不抵抗”這個詞。1949年渡江戰役時，還沒有海軍的解放軍用野戰火炮照著擅闖禁區的英國軍艦“紫石英”號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痛打，光艦長加司令就前后打死了仨：你膽敢擅闖禁區又不聽警告，那就老實不客氣。先開炮就先開炮。打了你就打了你，看你敢怎么著？之后英國不但沒有再來一次“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反而趕緊跟新中國談判建交拉關系。為什么？因為英國人同樣得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雖然英國還是那個大英帝國，但中國已經不是那個“大清帝國”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不是喝“羊奶”長大的。袁大教授不是說不平等條約“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嗎？新中國一建國，立刻宣布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什么外國特權，什么“程序正義”，統統去你媽的。“造成不應有的混亂”了嗎？1950年美軍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處于絕對劣勢的中國照樣出兵抗美援朝，一頓痛打把美軍轟回了三八線。得罪了這天字第一號的世界頭等強國，天并沒有塌下來。1967年英軍在香港新界挑起沖突，解放軍不打則已，一開火當場干掉英軍42名，揍得英國人大哭小叫：“中國老虎真地吃人”。1969年珍寶島沖突，中國為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的彈丸之地跟絕對優勢的蘇軍大打出手，寧可冒核戰爭的危險，也絕不放棄寸土。上述種種中國人哪次不是處于劣勢情況下的以弱擊強？袁大教授拼命告誡弱者對強者只能百依百順，別妨礙洋人自由進出中國城市、別限制洋人在中國的領土上自由選擇走哪條路、別禁止洋大人的軍艦在中國內河自由往來，否則就會“釀成大禍”。即使“一拖再拖”、“純屬程序性的最后一步”的“節外生枝”都不得了。而喝了“狼奶”的中國人豈止妨礙了洋大人在中國的橫沖直撞，根本就敢迎頭痛擊一切挑釁，命都要了他們的，更不用說“賠禮道歉”、“忠實執行”不平等條約了。這比袁大教授戰戰兢兢總結出來的種種“教訓”嚴重了一萬倍都不止。結果呢？“釀成大禍”了嗎？重演“火燒圓明園”了嗎？簽定了新的割地賠款的“北京條約”了嗎？看看這一切，再想想中國人九．一八時“絕對不抵抗”的結果，想想中國人南京大屠殺時任人宰割的結果，歷史究竟證明了誰的主張對？毛澤東，還是袁大教授之類“精英”？
袁大教授口口聲聲說：“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他既然號稱“歷史學家”，那就應該能夠做個統計：從1840年到1911年這晚清七十一年中，中國一共簽訂了多少不平等條約？平均多久簽訂一個？平均每個條約為中國帶來了幾年“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了幾年“充分的時間”？“忠實執行”不平等條約，結果是不平等條約越執行越多，多到再也“忠實執行”不下去。再算算1911年到1949年這38年中，對外“絕對不抵抗”、繼承了滿清一切不平等條約、“嚴格執行現有條約”的民國政府又得到了幾年的“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了幾年“充分的時間”？最后看看毛澤東創建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可曾簽訂過任何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從那以來可曾再受過任何戰亂之苦？究竟是誰為中國爭取到了“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是袁大教授之流“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的“大順主義”，還是“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毛澤東思想？“歷史學家”如果連這么大的歷史反差都看不見、想不到、不認帳，那還有什么資格號稱“歷史學家”？還有什么資格說別人“合格”不“合格”？
袁大教授大罵義和團“反文明、反人類”、“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極端愚昧”、“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大罵“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并斷言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的“錯誤教育的后果”。他在這里完全顛倒了黑白。凡有人群的地方，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各種各樣的錯誤傾向或破壞性傾向。哪國都一樣。上次美國洛杉磯大騷亂時，暴徒就專搶外國人，尤其是亞裔。怎么不見袁大教授譴責這是“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人群中出現自發的破壞性傾向不是要害，當權者如何處理這種自發的破壞性傾向才是要害。一種破壞性傾向如果能甚囂塵上壓倒一切，必然有當權者的煽動支持。真正要負責的是煽動支持這種破壞傾向的當權者。中國現在仍然有跳大神的。你能說中國文化就是跳大神嗎？但如果某當官的利用權力公開支持、宣揚、保護跳大神，跳大神行業必然風靡一時。那么誰應該對跳大神運動負責？是中國文化中國人，還是利用權力制造跳大神運動的官員？同樣，當年以義和團名義搞的極端行為之所以愈演愈烈，完全是因為滿清政府的存心縱容與蓄意煽動。沒有權力機構的引導和支持，那些盲動傾向根本成不了氣候。否則為什么只有北京一帶鬧義和團，全國其他地區就不鬧？為什么就1900年那一年鬧義和團，其他時期就不鬧？再戰亂、再動蕩、再出現無政府狀態也不見中國人自發鬧什么義和團、搞什么“反文明、反人類”、“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可見以義和團名義搞的種種胡作非為根本不是因為中國人天生的愚昧無知、“文化低劣”，完全是滿清政府內部因爭權奪利的需要而故意假借義和團名義制造出來的政治“動亂”。他們又要打擊政敵又不肯負責，所以才用義和團的名義橫掃一切，完了事之后一推六二五，把一切責任賴得干干凈凈。真正“反文明、反人類”、“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極端愚昧”、“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的是那些蓄意把義和團變成政治斗爭工具的滿清政府，是西太后和大大小小的官吏，而不是被愚弄被利用被出賣的普通義和團群眾。同樣，所謂“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也是同樣性質的政治動亂。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整“走資派”，“走資派”的對策就是挑動群眾互相打成一團，打得越亂越兇狠，就越顧不上整“走資派”，“走資派”們就越安全。這是其一。更要緊的是“走資派”們蓄意制造動亂，惟恐天下不亂，惟恐社會不出大亂子。因為亂子越大，對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破壞就越厲害，就越容易引發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走資派”們就越容易借此證明毛澤東的主張錯了，行不通。他們不敢直接反對毛澤東，就故意把社會攪亂然后嫁禍于人，用這種辦法間接反對毛澤東。這是其二。毛澤東再三再四強調不準整群眾，但“走資派”們偏要陽奉陰違。你越說不準整群眾
，他們就越制造大動亂，以此證明群眾不整不行，專整“走資派”的運動方向錯了。所謂“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正是這樣的一種政治權術的產物：你看，鬧得如此無法無天，都鬧成明顯違反國際法的國際事件了，可見你錯了。實際上毛澤東什么時候允許這樣胡鬧過？一旦發現這種傾向，立刻采取嚴厲措施，抓了鼓動放火的官員。類似事件就再也沒出過。可見所謂“紅衛兵無法無天”同樣是別有用心的官僚人為制造出來的。如果真如袁大教授說的那樣，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的“錯誤教育的后果”，那全國隨時隨地都會出現紅衛兵的那種“暴行”，而不是單單在毛澤東決心整肅“走資派”的“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才這么折騰。而且可以肯定，如果將來中國決心狠抓貪官，大力肅貪，貪官們必然會采取同樣對策：想方設法攪亂社會秩序，比如制造金融危機、制造停產、停電、經濟混亂，散布“整貪官錯誤”、“貪官整不得，整了損失更大”的輿論，借此引起老百姓不滿，借老百姓之手制止肅貪。這跟當年制造義和團和紅衛兵“反人類、反文明的罪行”，借此打擊政敵是同樣的政治權術、政治陰謀、政治動亂。真正“反人類、反文明”的從來都是那些兩面三刀的貪官污吏和政客陰謀家。他們為了自己爭權奪利，不惜故意煽動狂熱，制造事端，攪亂社會。他們才是真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的罪魁禍首，才應該永遠受到譴責。
袁大教授們大罵義和團是“拳匪”、“暴民”。不對了。袁大教授自己也承認，無視國際法、攻打外國使館是西太后命令干的。這“西太后”是“官”還是“民”？在山西有組織屠殺外國人是山西巡撫毓賢親自出馬干的。這“山西巡撫”是“官”還是“民”？北京的輔國公載瀾“奉旨會同載勛、剛毅‘統率’京津義和團”“入人家，大索，得氈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這奉了旨的“輔國公”是“官”還是“民”？袁大教授明明一清二楚，卻故意說：“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注意這個并列聯詞“及”字。袁大教授用詞大有講究。一個“及”字就把“清政府高級官員”和“義和團”平起平坐并列到一起，讓二者同等分擔“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就這么“見面分一半”，先把“官”的罪責硬攤給了“民”一半。然后呢？“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瞧見沒有？袁大教授的文章到下結論這會兒指責的就只剩下義和團一家了。先是承認一切劣行都是滿清政府煽動縱容指揮指使的，接著來了個“相提并論”，用個“及”字把“清政府高級官員”和“義和團”拽到一起，而最后算總帳時卻是“回頭再看義和團”，只剩下了義和團一家。真正的罪犯滿清政府呢？早被袁大教授偷偷摸摸“無罪釋放”了。最后的結論是義和團“反人道、反文明”、“極端愚蠢”，而不是滿清政府“反人道、反文明”“極端愚蠢”。“反人道、反文明”、“極端愚蠢”等大帽子就這么最終全部悄悄罩到了義和團頭上。袁大教授真不愧學問高深，懂得一步一步偷梁換柱。就這么分步走，不知不覺就把滿清政府的罪責走了后門。實際上，真正“反人道、反文明”、“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的元兇禍首是義和團民眾嗎？根本不是，是滿清政府，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這樣干并非簡單的愚昧無知，而是居心險惡，為了爭權奪利不惜犧牲整個世界。所以說把一切極端行為歸罪于義和團、誣之為“拳匪”、“暴民”不對，這是在替滿清政府開脫罪責。既然滿清政府的官員以義和團名義干土匪行徑，那就應該說真正的“反文明、反人類”的罪魁禍首不是“拳匪”，而是“官匪”，或曰“匪官”；不是“暴民”，而是“暴官”。同理，“文化大革命”時的“走資派”以紅衛兵的名義干土匪勾當，他們應該算是“資匪”。今天的“精英”們以“改革”的名義干土匪買賣，他們應該算是“改匪”。真正給中國帶來國恥的從來不是什么“拳匪”、“暴民”，而是那些一脈相承、種子綿綿不絕的“匪官”、“暴官”加今天的“精英”“改匪”。
袁大教授專罵“暴民”不罵“暴官”，專罵“拳匪”不罵“官匪”，當然更不罵“改匪”。道理很簡單。第一，他自己就是一名“改匪”，現在正在借“改革”之機篡改歷史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服務。第二，他的文章是“順民”教材，而不是“順官”教材（“順官”無師自通，用不著教）。如果如實承認當年以義和團的名義“反文明、反人類”的其實是“匪官”，那就沒法“論證”中國人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而只能證明中國的“匪官”是“劣等官僚”，中國的“精英”是“劣等精英”了。這豈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口口聲聲“暴民”“拳匪”地沒完沒了，就是要給所有中國人都按上個“原罪”：“2
0世紀中國人干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決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凈化能力的強弱。”看見沒有？袁大教授的提法是“20世紀中國人”，而不是“滿清政府的‘匪官’”。一切罪行都讓義和團給包圓了還不算，現在一家伙把全體中國人都給掃進去了。中國人人都有“原罪”，個個都屬“愚昧”。這下子弄得中國人在世界面前一提義和團就矮人一截：我們的祖先曾經“反人類
”，中華文化曾經孕育出“反文明”的思潮。就憑這個，你還能理直氣壯指責別人的侵略嗎？你還能振振有詞捍衛中華文化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切罪行一下子就給比下去了。中國人遭受侵略吃足了虧反而還撈了個“咎由自取”、“愚昧無知”。納粹徳國搞侵略擴張種族滅絕，全世界包括受害最甚的猶太人也只說一切都是納粹黨的罪惡，并沒有說德國人民“反人類”，德國文化“反文明”。德國人民也用不著為歷史上出了個納粹黨而永遠低人一頭。而袁大教授們這么“論證”來“論證”去，“論證”得中國這個被侵略者居然比侵略者“罪過”還大。不信你看袁大教授們罵誰最起勁：罵法西斯德國？罵日本軍國主義？罵南京大屠殺？還是罵“拳匪”？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位置楞是讓他們給說得掉了個個兒。你說這幫“精英”顛倒黑白的本事大不大？叫他們這么“論證”，中國人“劣等”，中國文化“劣等”，文明程度低下，“野蠻孑遺”巨大，沒有“自我凈化能力”，所以才會如此“愚昧無知”，才有如此“反文明、反人類”的罪行。怎么辦呢？不吃“狼奶”吃“洋奶”。“全盤西化”當“順民”。“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徹底忘掉“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學習西方徹底改革”。“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為中國人的國民性”。“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乖乖“全球化”。“絕對不抵抗”。即使使館挨了炸也要“消氣外交”、“戰略伙伴關系”，不顧一切一頭拱過去抱住粗腿，扯開嗓子放聲高唱“啊，多么輝煌，燦爛的陽光，暴風雨過去后，天空多晴朗。新鮮的空氣，令人精神爽朗。啊，多輝煌，燦爛的太陽。還有個太陽，比這更美。心中的太陽，那就是你……”
袁大教授指責別人“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他自己呢？豈止“不嚴肅”，根本就是隨心所欲篡改歪曲。他要“論證”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順”才有出路，所以對一切“順”了仍無出路的例子，比如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
”；對一切不“順”卻有出路的例子，比如毛澤東的人民民主革命，一概不予理睬。號稱歷史學家，卻對這么大的歷史事實這么明顯的歷史教訓視而不見，把局部歷史的特例總結成普遍性的歷史規律，這叫“嚴肅”？
不僅如此，袁大教授的文章處處搞小動作。指責中國人時各種材料又豐富有精確，而對頌揚義和團有利、對掩飾外國侵略者的罪行不利之處則不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就是來個“材料不足，無法證明”。一說“中國人”如何如何壞，誰的日記，誰的電文，誰的實錄，繪聲繪色詳細形容場面之恐怖，竭盡全力描述“中國人”之殘暴愚昧。“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統計數字詳細精確之極。但八國聯軍殺了多少中國人呢？絕口不提。為什么？一提就露餡了。被殺的中國人豈止數以百計？袁大教授只形容“中國人”如何如何殘暴，絕口不提八國聯軍如何如何殘暴，比如使用毒氣彈，比如奸污完婦女還要剁下小腳留做“紀念”，比如把成百上千老百姓趕入死胡同用機槍全部掃死……在袁大教授筆下，法國神甫馬賴干了什么壞事“至今仍是一筆糊涂賬”、“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頌揚義和團的歌謠“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為憑”、“找不到可以作為根據的史料”。再有，袁大教授不承認“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因為“戰后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瞧瞧袁大教授這邏輯：“瓜分”與“瓜分陰謀”是一回事嗎？“警察制止了小偷作案”，跟“警察制止了小偷作案陰謀”是一回事嗎？因為瓜分中國的陰謀還存在，所以不能說中國沒有被瓜分，這是什么邏輯？能旁明義和團運動使中國免于被瓜分的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話卻只能算“瓦德西個人的觀感”“并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中國沒有被瓜分“只是由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證據呢？對不起，不知道。這就是袁大教授的邏輯：已經有的證據不算數，算了數的拿不出證據。袁大教授為了抹殺義和團的歷史貢獻，連這種下三濫的流氓手法都用上了。他就是如此“嚴肅”地運用史料的。
袁大教授用盡了一切無賴文法，仍然是“墨寫的謊言，決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于是他索性不再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而是撕下一切偽裝，赤裸裸連褲子都不穿了：“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太兇狠了，這等于什么都沒有說”。為什么“等于什么都沒有說”呢？因為在袁大教授面前說了也白說。袁大教授只許說“中國人”不好，不許說帝國主義侵略不好。因為他要為帝國主義侵略服務。這是他的根本立場。難怪他的文章從頭到尾處處都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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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教授先裝模作樣地承認“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然后馬上問：“事情為什么會弄到如此地步？”“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莫名其妙。既然是“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那“為什么會弄到如此地步”應該問侵略者才對。讓受害者考察什么“應對得失”？能不能“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是被侵略者的責任嗎？袁大教授這一問一答等于說“各國人民不能更好地共處”是中國人鬧的，一下子就把侵略者的責任推的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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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神甫馬賴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內地只是“錯誤行為”而不是罪；他干了什么壞事“至今仍是一筆糊涂賬”；“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而“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看，“程
序正義優先”，多么先進的文明，多么無恥的邏輯。犯了罪了倒“程序正義”了。是非曲直就這樣一步一步被袁大教授顛倒過來，有罪的變沒罪，沒罪的變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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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后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公使走哪條路進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戰？”看看，為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為了“拖延”了“本屬平常外交事務”，居然就要發動侵略戰爭，居然就成了“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因為“走哪條路進京”、“繞個大彎”的糾紛就要撕毀條約再次開戰！隨便找個小借口就能撕毀的條約，即使這次不被撕毀，下次也會被撕毀，而且用不了多久。袁大教授不說侵略者故意尋釁制造借口發動戰爭，卻反過來處處指責中國人不識時務，就這樣一點一點把“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改變成了“火燒圓明園是中國人愚蠢的不識時務造成的咎由自取的苦果”。這不是強盜邏輯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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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后”。結論：八國聯軍是“正當自衛”，侵略“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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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后來的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袁大教授把侵略與反侵略的民族矛盾歪曲成沒有是非的宗教矛盾，一下子就把侵略者的罪行給抹得干干凈凈。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寬容的民族，歷史上幾乎從來就沒有過宗教戰爭。猶太民族從來沒有被別人同化過，唯獨在中國被同化了，因為中國人從來沒有因宗教而歧視他們。有著如此宗教寬容傳統的民族卻因“外來宗教矛盾”而鬧起了義和團，為什么？因為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欺人太甚。袁大教授號稱“歷史學家”，難道連這點歷史常識都沒有？
袁大教授動不動就指責別人“錯得一塌糊涂”，卻不給自己照照鏡子。他先大罵慈禧“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接下來又說：“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然后結論：“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既然是“奉旨公開進行”，那自然是慈禧指使的。那就是說慈禧“理性尚未完全泯滅”。同一個袁大教授，同一篇文章，先罵慈禧“專制淫威”，再夸慈禧“理性尚未完全泯滅”。這不叫自相矛
盾？這不叫“錯得一塌糊涂”？如此邏輯水平，還有臉指責別人？
義和團的斗爭是可歌可泣的。縱有千錯萬錯，反抗侵略不錯。有這種反抗精神在，盡管他們那一代不善于斗爭，但后來人終于學會了。袁大教授這號“精英”千有理萬有理，鼓吹“侵略有理”就沒理。就憑這條，再高的學問也狗屁不如。
袁大教授煞費苦心寫了這篇當代的“順民”教材，給中國新一代吞食“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以便培養當代的“順民”，不愧是洋大人的模范“順の民”,“良心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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