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也談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與袁偉時教授商榷

致友人：

    你勸我在這個時候要策略，我非常明白。

這篇文章是在我得知“冰點”被封之前寫的。然而，如果別人認為我是想投機，也無所謂，他們愛怎么看怎么看，那種造謠誣蔑，我早就習慣了。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袁偉時的文章倒是被“主流媒體”發表了，而我的文章不會被“主流媒體”發表。我不認為封“冰點”是正確的，本來應該允許辯論，既發袁偉時的文章，也發我這種觀點的文章。現在的搞法，是使道理講不清了。不過我也必須指出，“冰點”這個欄目自創辦11年以來，從來也沒有發表過我這種觀點的文章，是和我持同樣觀點的人的“學術水平”都太低嗎？我認為不是。至少，有很多持和我同樣觀點的文章的“學術水平”不低于袁偉時教授。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說“有本事公開出來辯論呀，冰點照樣提供版面”這個話的時候，是否真誠。另一個剛剛離開《中國青年報》的名記者李方在《鳳凰周刊》發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穩定論〉有這么一段名言：“曾經跟一個朋友聊天，我們談到未來理想社會什么時候可望實現。當時我就跟他談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論。我說，現在我們一千多美元，假如馬上搞美國那樣的大選，你認為什么人會被選出來？朋友想了想說，一定會是那種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色彩強烈的人吧！我說，你樂于接受這樣的人嗎？他說當然無法容忍。我說也許這就是為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這個坎兒熬也要熬過去的原因吧。沒辦法啊，這區間如果有點什么大事發生，那么得志的人幾乎一定是民族主義者加民粹主義者，恐怕不是國家之福，也非民眾之福。”這就是說，如果實行民主選舉有可能選出他們不喜歡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色彩強烈的人”的話，那他們“當然無法容忍”，故此他們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觀點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當中不占少數。請問，如果民主選舉只允許選出他們喜歡的人，否則就寧可不要，這和專制有什么差別嗎？我想說，這樣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遠不會有出息。我現在說這樣的話，也許會給人“落井下石”的感覺，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隨他們說去吧。既然他們認為像我這樣的民族主義者比專制還讓他們“無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樣呢？就讓他們隨便說罷。我決心什么時候都說自己的話，讓任何人都隨便去說。

    祝春節快樂！

 王小東

也談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與袁偉時教授商榷

王小東/文

       讀了袁偉時教授2006年1月11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第一個感覺是與袁偉時教授一樣，我也對于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非常不滿。實際上，從少年時起，我就不僅對于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非常不滿，對于我們大學的歷史教課書，乃至很多的其他文科類教科書，也非常不滿。恰恰是因為這種不滿，我在二十八年前考大學時，決定放棄我所喜愛的文科而報考理科。而后卻因割舍不下自己的愛好而繞了個極大的圈子兜回文科來。然而，在我認真讀了袁偉時教授的文章之后，我卻感到，與我們的令人非常不滿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相比，袁偉時教授的經過精心包裝的歷史學觀點更經不起推敲。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缺陷并不能證明袁偉時教授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偏頗就是正確的。

一.     如果當時的中國人恪守了“程序正義”，火燒圓明園就一定能夠避免嗎？

袁偉時教授文章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如果當時的中國人不去做那些挑釁洋人的事情，火燒圓明園并不是無法避免的。比如說，在如果能夠在法國馬賴神父的問題上“程序正義優先”的話；比如說，當時的中國人像現在的中國人一樣高高興興地歡迎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的話；比如說，當時允許公使愿意走哪條道就走哪條道的話；火燒圓明園就是可以避免的。順著這條思路下來，袁偉時教授認為，義和團運動加深了中國被瓜分的危險，如果沒有義和團運動，則中國可以贏得時間。總而言之，就是當時的中國人不應該招惹洋人，這樣就可以贏得時間，可以避免許多災禍。

袁偉時教授在這里做的是歷史的假設。有人說，歷史不可假設。我說，歷史確實是可以做假設的，否則，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從歷史中學得任何東西，歷史就成了茶余飯后的一種純粹的娛樂。然而，在作歷史假設時，我們必須注意兩點。第一點，我們在作了某種初始假設之后進行推演出的某種后果，只是多種可能性中的一種——在相同的初始假設之下，也完全有可能推演出另外一串后果來，假使當時的人們真的選擇了我們的初始假設，出現的也有可能是后一串后果。第二點，要大致地猜測哪一串后果的可能性比較大或者說不算小，我們別無他法，只能去尋找別處發生過的，雖然不完全一樣，但有類似之處的歷史經驗，這便是我們常說的“以史為鑒”。我們今天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人有另外的選擇，但作為已經發生過的歷史，當時的中國人就是選定了那么一種選擇。所以，如果我們只是去假定當時的中國人做了其他選擇會怎么樣，那永遠只是一種猜測。在歷史學問題上，猜測也是人類的重要智力活動之一，但它至少還需要“以史為鑒”來補充。

當時的中國人與歐洲人交往的歷史已經是一個已經發生的既定過程，我們要“以史為鑒”，就不得不尋找其他文明在與歐洲人接觸時所發生的事情，作為借鑒。我在這里就舉一個16世紀時，印加帝國與西班牙征服者接觸時的例子。當時的印加王阿達瓦爾帕在得到西班牙人正在向他的國度行進時，他決定不是消滅這些西班牙人，而是把他們接納進來，當地的印第安人民眾對于這些西班牙人也極為友善；當他回訪這些西班牙人的時候，他更是把大隊人馬留在原地，并命令跟隨自己的衛隊不要攜帶武器。這個印加王阿達瓦爾帕的做法怎么樣？無論他在過去的爭奪王位的戰爭中有多么兇暴，也無論他對于西班牙人的和平姿態中暗藏著什么心計，他在表現出來、成為歷史事實的對待西班牙人的做法上，應該不是“吃狼奶長大”了的吧？應該令袁偉時教授滿意了吧？然而，某些西方歷史學家認為，至少是命令自己的衛隊不要攜帶武器這一點，是個最致命的錯誤。我們已經看到隨之而來的是什么了：不僅僅是印加帝國的滅亡，甚至連這個種族都基本上被滅絕了。在這里我還可以補充上一個小細節：當時的西班牙人看上去已經很講究“程序正義”（雖然像西班牙、法國這些國家，即使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年代，也仍舊和當時的中國人一樣，并沒有明確的“程序正義”的概念），他們派出了一位教士，要求阿達瓦爾帕接受基督教，在阿達瓦爾帕拒絕了接受基督教之后，西班牙人才開始了屠殺。袁偉時教授也許會說：你看看，你看看，歐洲人還是很文明的嘛，你接受了基督教不就沒事了嗎！更何況，基督教難道不比你印加人拿活人獻祭的宗教更文明嗎？然而，第一，無論是當時的印加人，還是當時的中國人，都不可能到21世紀袁教授的課堂上認真接受一番改造再回去作出“正確的”選擇，對于他們作出這樣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第二，當時如果阿達瓦爾帕接受了基督教，是否就會“沒事了”，這也永遠是個謎，人們可以做出自己的猜測，“沒事了”至多是多種可能性中的一種而已；第三，袁偉時教授在文章中經常拿現代的尺子去卡古人，如果拿現代的尺子去卡，那么，宗教信仰自由，阿達瓦爾帕不接受基督教是他的權利。當然了，僅就這個問題要扯下去還有的扯：你可以說，即使當時阿達瓦爾帕的軍隊攜帶了武器，他們也未必打得贏，他們打贏了這一次，也未必打得贏下一次，他們終歸是要被滅絕的，等等。這些話也許都有道理，但無論如何，這里一切一切的底線是，印加人沒有“吃狼奶”，也還是被滅絕了，“爭取時間”什么的也都談不上了，“吃狼奶”的結果也不可能比這個更壞。

其實，不僅僅是印加，在歐洲人向外擴張的過程中，有無數的民族、國家，乃至文明，或者因為力量更弱，或者因為意愿更弱，對歐洲人的反抗弱于中國人，但他們并沒有逃脫被奴役，乃至被滅絕的悲慘命運，這里面也包括印度。說到印度，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也許馬上會想起圣雄甘地，并迅速地得出“英國是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所以，完全可以通過非暴力運動來獲得獨立”這樣一個時髦的觀點。然而，他們往往忽略了兩點：第一，在印度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并非完全沒有暴力運動的發生；第二，英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德、日法西斯從東西兩線夾擊，大英帝國危若累卵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在這樣的時刻帝國內部再發生不測事件，才承諾印度在戰后獨立的，而丘吉爾先生在戰后對此承諾后悔不已。脫離了這兩點，甘地的非暴力運動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在19世紀的中國人當中，也有為袁教授所贊賞，主張“勿以小嫌釀大釁”的“有識之士”，李鴻章就是其中的一個。我以為，過去將李鴻章臉譜化，說成有意賣國當然是有問題的，但今天大行其道的“翻案文章”將李鴻章說成是救中國的大英雄則問題更大。別的問題先不論，李鴻章對于甲午戰敗是要負相當重要的責任的。為什么這么說呢？與當時的歐美列強相抗，中國的力量確實不夠，但與當時的日本相比，則中國的綜合國力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當時的歐美輿論普遍認為，如果中日開戰，中國不僅能夠戰勝，而且能夠輕易戰勝。然而，戰爭的結果卻是中國的慘敗。這里，我們且不論李鴻章在北洋水師腐朽的問題上負有極大的責任，且不論他在拿海軍經費去討好慈禧太后的問題上其實也負有責任，最嚴重的問題，恰恰就在于李鴻章是袁偉時教授的好學生，他從中日沖突的一開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強的主持公道上面，根本就沒有立足于打。在對外問題上，李鴻章與那位印加王差不多，是真正的一點“狼奶”都不吃的乖綿羊，結果卻遭受了如此的慘敗。我認為，甲午之役，即使北洋水師的問題照舊，清政府的問題照舊，中國文明的問題照舊，只要從一開始就立足于打，即使黃海海戰敗了，中國也未見得就必輸。當時的李鴻章若是吃過一兩口“狼奶”，中國就絕對不會輸得這么慘，中國就能爭取到更寬裕的時間、空間、金錢，真正像袁教授所說的那樣，“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

袁偉時教授對于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么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嗤之以鼻，認為義和團運動決不像瓦德西所說的那樣，遏制了列強瓜分中國，而是正相反，加劇了中國被瓜分的危險性。然而，歷史的事實就是，相對于那些民族、國家或文明而言，中國的“殖民地”前面，要加上個“半”字。當然，你也許會說那是西方列強爭斗的結果，而不是中國人反抗之功。你可以那么說，但如果我說中國人的反抗在里面是起了作用的，你也絕沒有充分的理由來說明我的看法就沒有道理。

那么，有沒有因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與歐美列強的強烈沖突，從而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機遇的國家呢？確實也有，比如說日本。但我認為，這與其說是日本人到過袁教授的課堂接受過改造的結果，還不如說是因地緣或其他一些原因而來的幸運，因為后來的歷史事實證明，日本決不是一點不吃“狼奶”的。

回歸到“火燒圓明園”可不可以避免的話題上，我們可以這樣說，不能完全否定袁教授所說的這種可能性，然而，其他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否定的。比如說，又有誰能保證，英國人絕對不會憑袁偉時教授也承認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敘述“大體符合歷史事實”的亞羅號事件一個借口就開戰呢？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袁教授確實可以提出自己的猜測，但袁教授有足夠的理由完全否定其他的敘述方式，乃至謾罵嗎？

二.     人類歷史的進步歷程真的就是袁偉時教授所說的那么一條路嗎？

袁偉時教授在文章中說：“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強主導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國和貧苦民眾。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于弱國和多數民眾。”這段話如果應用于當下中國與列強的關系，也許大體上是適當的——同時我認為也有一定的片面性。然而，袁教授似乎忘了他是在談歷史教科書，在談一百多年以前的那段歷史。放眼到一百多年以前，甚至更久遠的時期，人類歷史真的可以僅僅沿著袁偉時教授所說的那么一條路進步的嗎？根本不是這樣。

不知道袁偉時教授翻沒翻過兩位赫赫有名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貝京和曼德拉的歷史。1946年7月22日，這是西方歷史學家們認做現代恐怖主義發端的日子。這一天，貝京在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制造了一起震驚世界的大爆炸，炸死91人，其中有70名英國人，還有許多猶太人，以及一些阿拉伯人。曼德拉呢？他于1961年6月創建非國大軍事組織“民族之矛”，并自任總司令。幾十年后，貝京以及其他一些和他具有同樣背景的通緝犯成為了以色列國的多屆總理，不僅成為美國政府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包括曾經通緝和逮捕過他們的英國政府的座上賓，而且成為它們最親密的盟友；曼德拉則成為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的和平、民主、自由的象征。

我之所以要提出這樣兩段歷史，就是想告訴我們的年輕人，人類歷史的進程是復雜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復雜的，也許不盡像現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說的那樣，但也并不像袁教授說的那么簡單，袁教授所說的進步道路并不總是行得通的。如果袁教授所說的道路在歷史上總是行得通，那么，姑且不論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以及20世紀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也當被歸入愚昧無知，開歷史倒車，“反文明、反人類”的“暴民義和團”——當時的這些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為什么沒有“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在沒有修改以前”，還是“遵守它”，卻是揭竿而起呢？我們能夠以這樣的方式去認識歷史嗎？我們能夠教育我們的孩子以這樣的方式去認識歷史嗎？不能，因為我們不能割斷歷史。如果說，我們今天真的到了可以通過不斷批判和揭露列強主導下形成現存的規則和條約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的時代，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人類歷史上有很多的先驅者在我們之前走過了一條光榮的荊棘路，我們才有了今天。具體到中國，我前面說袁偉時教授的“這段話如果應用于當下中國與列強的關系，也許是適當的”，至少原因之一也是叨無數先驅者的光，我們今天相對于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中國而言是強大多了。要是從這個世界上走過的每一個人都對袁偉時教授的歷史觀深信不疑，恐怕我們今天整個人類都還會停留在兩三千年以前的奴隸制社會。

如此輕佻地對歷史上的先驅者進行評論，如此輕佻地總結歷史，則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是不適宜的，作為一個認真的學者是不適宜的，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不適宜的。遺憾的是，這樣的輕佻在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似乎成了一種時髦，并常常被同樣輕佻的大眾傳媒惡炒。

三.     在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強調了“學習”就應該完全否定“反抗”嗎？

袁偉時教授在文章中說：“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盡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惟獨在廣州，卻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斗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決，直至兵戎相見。”我不知道袁教授所說的“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這句話究竟指的是“現在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還是“當時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如果是前者，那是當然：現在的洋人是在我們允許的前提條件之下，或來旅游，或來做生意，或來學習，或來公干，或來生活和居住，總而言之，是我們允許他們來，甚至是請他們來的。如果是后者——從上下文看恰恰是后者，那就只是袁偉時教授本人的觀點，而且我認為這樣的觀點不應出自一個理應具備基本的邏輯思維能力的教授之口。為什么？這道理太簡單了：因為那時候的洋人首先是作為毒販子和強盜打進門來的，當時的中國人并沒有允許他們來，更沒有歡迎他們來；就算是那些商人和傳教士，也是仗著毒販子和強盜闖進來的。毒販子和強盜強闖進你的家門，你卻無法阻擋他們，這就意味著你已經淪落到完全不能保護自己，自由乃至生存都已落入他人之手的被奴役的處境，這怎么能說“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呢？用我們看現在洋人進城的眼光去看當時的洋人進城，然后去責罵當時的中國人為什么沒有我們今天的開放胸襟，這不是太荒唐了嗎？以這樣混亂的邏輯去教育我們的青少年，那才是真正的誤人子弟。

鴉片戰爭以降，西方殖民者對于中國的入侵，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應該承認它確實也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乃至先進的人文思想，但是，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它帶來的是屈辱、欺凌、被奴役、被屠殺，乃至生計的破產。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當時的中國，從朝廷到學者到一般百姓，能夠有什么樣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雖然這種反應也許不是最明智的，不是當時中國人的最佳選擇，然而，這種反應卻是非常自然的。我在這里不準備引用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而是引用西方史學界的名著《劍橋中國晚清史》。《劍橋中國晚清史》在評論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時，有這樣兩段話：“半個世紀的外國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傲慢的外國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日益增長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釀成了一場廣泛的排外運動。”“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但是他們很難在中國人中贏得信教者，因為中國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艦保護下的入侵。有些傳教士對中國皈依者提供金錢補助或其他舒適環境，甚至在訴訟中也為他們的教徒向縣官說情。總理衙門在一份奏章中將傳教士的保護權總括為這樣一句話：‘數十年來總理衙門辦理教案，從未見有教士責罰教民之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一般民眾對于作為外國入侵者的一員的教士、倚仗外國入侵者作威作福的教民當然存在著相當強烈的憤恨情緒，而這種憤恨情緒積累之下會爆發出來，在一定的條件下還有可能擴展到對于無辜者的侵害。這種對于外國入侵的簡單的、自然的反應從外交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明智的，有可能招致進一步的侵略；同時，這種對于外國入侵的簡單的、自然的反應往往還表現為對于入侵者的先進科技乃至先進文化的棄絕，反而妨礙了被入侵的民族學習入侵者的先進科技及先進文化，從而反擊侵略者的機會。這種對于外國入侵的簡單的、自然的反應絕不僅僅限于義和團運動，也不僅僅限于中國，而是人類歷史的普遍現象。我們當然要從這種失誤之中吸取歷史教訓。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兩點。第一，歷史反復告訴我們，當事者確實很難作出我們后人“事后諸葛亮”所能看到的最佳選擇——我們自己也做不到。第二，如果我們就此而得出結論說，由于存在著這樣的失誤，所以就不應該反擊侵略，反擊侵略就是如袁偉時教授所說的“反文明、反人類”，那么，這不僅僅從道義上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如前所述，從策略上也未必站得住腳。

袁偉時教授對于香港的教科書相當推崇，他說：“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細致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強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后中國的深遠影響。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香港的教科書是否就是我們應當遵照的范本另作別論，無論如何，我都無法從袁教授所引用的香港教科書的評述中得出僅僅是義和團“反文明、反人類”，而外國入侵者的“任意焚掠屠殺”就不是“反文明、反人類”這樣的結論。

袁偉時教授在他的文章里還給我們開出了一個“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的“藥方”，那就是“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后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這個藥方對不對呢？有些地方是對的：后發展國家和地區確實必須“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才有可能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然而，以學習來否定反抗侵略，把反抗侵略說成是“反文明、反人類”，說成是“吃狼奶”，這就不是持平之論了。從正義與非正義的角度講，如果落后民族對于先進民族的侵略只能學習不能反抗，否則就是“反文明、反人類”，那么，歷史上的很多被包括西方人在內的人們謳歌的反侵略抗爭，包括很多被美國好萊塢大片所謳歌的反侵略抗爭，就都成了“反文明、反人類”了。按照這個邏輯，大概在幸存下來的人類當中是找不出不吃“狼奶”的人群了，要找只能到已經被滅絕的人群或者是綿羊群中去找了。從戰略的角度講，被侵略的國家和地區要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學習”和“反抗”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學習則改變不了自己的弱小，不能做成功的反抗；而不反抗則很可能在來得及學習之前就被奴役，甚至被滅絕，完全喪失了學習的機會。當然，還有一個策略的角度，就是也不能忘了適當的妥協。以這樣一個角度去評價義和團等近代中國人的反侵略運動，并吸取經驗教訓，才有可能對古人是公正的，對我們今人是有意義的。

四.     結語：我們的教育確實存在問題

袁偉時教授對于現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沒有采用一些有利于他的觀點的史料而激奮不已，斥之為“狼奶”。我在這里要提醒袁教授，現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同樣沒有采用許多不利于他的觀點的史料。在我看來，現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與其說是“狼奶”，不如說是中性的“清湯寡水”。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們的青少年確實不太喜歡這些教科書——不僅僅是歷史教科書。我要報告給袁教授一個或許可以令他欣慰的消息：根據我們的研究，至少到了大學這個階段，中國青年把教科書放在了他們關于國際關系等方面的信息來源的最后一位，倒數第二位是課堂老師講授，他們的信息來源排在前面的依次是“互聯網”、“報紙”、“電視”、“朋友之間口頭傳播”、“廣播”。也就是說，即使教科書真的是“狼奶”，他們也沒怎么吃，就算中學吃了一點，到了大學也吐出來了，所以袁教授根本不必擔心“狼奶”會造成他所擔心的種種災難。鑒于袁偉時教授在互聯網和報紙上的話語權，甚至可以說是話語霸權，他的“奶”倒是被放在了我們的青年的信息貨架上最顯著的位置的。至于我們的青年吃沒吃他的“奶”，吃了多少，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一個課題。

我在最近的互聯網上看到一個署名林思云的帖子，里面有這么一段話：“進入近代后，人們發現大腦是人體中負責思維的器官，大腦的右半球負責感性思維，左半球負責理性思維。現代醫學已經發現男人的大腦結構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腦的左半球更發達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維，這也是男性在人類社會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生物學原因。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黃種中國人與白種歐洲人在遺傳基因上的差別，比同種的男女之間遺傳基因的差別更大。因此不難類推中國人與歐洲人在大腦結構上有很大不同。”我不知道袁偉時教授對于這一段話怎么看，寫這段話的人是吃什么“奶”長大的？我認為，首先，據我所知，這段話沒有任何現代科學的支持：很多由西方人主持的最新科學研究得出的都是與這段話相反的結論，要找這段話的“科學依據”恐怕要回到19世紀去；其次，這段話與第三帝國的意識形態何其相似，只有一點不同，就是它所貶低的是自己的種族，所以我稱之為“逆向種族主義”。然而，在一個人氣相當高的思想網站上，這樣的言論受到了熱烈的追捧。我認為這些人病得不輕，而這就是我們的教育——不僅僅是歷史學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以為，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也好，大學歷史教科書也好，乃至其他一些人文、社科教科書，確實有必要容納進更多的史料及各種不同的觀點——也應包括“狼奶”，互相配合而達成一個營養豐富并非“清湯寡水”的持平，允許我們的青年在其中攝取各種各樣的營養，也允許他們有自己的選擇。具體到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我認為把那些義和團干了不好的事情的史料放進歷史教科書也沒有什么大不了，但對于這些史料的解讀，當然也不能只采用袁偉時教授的一家之言，也應當把別的觀點放進去，由我們的青年討論，形成他們自己獨立的看法。只有這樣，才能培育現代化的，具有開放心智的青年。另一方面，歷史學乃至其他人文學科的特點，就是很難有一個毫無爭議的定論，不要說中學歷史教科書，即使是大部頭的歷史專著，要把所有的史料和所有的觀點都容納進去，也是不現實的。所以，作為教科書，對于史料和觀點，在不歪曲歷史的大輪廓的前提下，有其基于國家或民族的立場的取舍，也是在所難免的，這和日本右翼在歷史教科書中抹殺南京大屠殺這樣證據確鑿的歷史事實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不知袁偉時教授能否同意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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