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還是歷史唯心主義
-------一評高尚全先生的改革觀
李崇正
2005年10月3日《經濟觀察報》，2005年12月20日第24期（總第346期）《新華文摘》，2006年1月6日光明網《光明觀察》欄目，先后分別刊登了“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引自：網頁 “證券之星 - 百家論壇”個人簡歷）高尚全先生的一篇訪談文章，題目是“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的改革”。
眾所周知，歷史唯物主義（又稱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只因為有了這兩大發現，才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對于從理論上來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才有了正確的答案。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是分析社會歷史問題的惟一正確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列寧曾經指出：“現在，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說，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在我們還沒有看見另一種科學地解釋某種社會形態（正是社會形態，而不是什么國家或民族甚至階級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動和發展的嘗試以前，沒有看見另一種象唯物主義那樣能把‘有關事實’整理得井然有序以前，能對某一社會形態作出嚴格地科學解釋并給以生動描繪的嘗試以前，唯物主義歷史觀始終是社會科學的同義詞。唯物主義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樣，‘多半是科學的歷史觀’，而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12頁）
馬克思恩格斯創建歷史唯物主義是為工人階級提供的強大精神武器，它與愚弄和蒙蔽人民群眾的唯心史觀正好相反，是解放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全人類的強大思想武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確立和培養一種完全不同于唯心史觀的唯物史觀，是一切共產黨人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主觀世界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國多年以來，對于馬克思的這兩個偉大發現，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于共產主義世界觀，在理論界和學術界中，是存在分歧的，這也是完全正常的。因為自從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誕生的那一天起，圍繞上述問題的爭論和斗爭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其中，有的是來自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內部的不了解和誤解；更有的是來自敵人的誹謗和歪曲。前幾年我國不是曾經有少數人打著重新審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幌子，混淆我們的某些必要的和正確的具體政策規定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界限，鼓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所謂生產要素創造價值論，為剝削行為詭辯，從而否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基石——剩余價值學說；有人借口正確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大肆篡改和隨意捏造歷史事件，宣揚歷史虛無主義，翻歷史的案，否定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傳統，否定我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歪曲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光輝歷史。這些宣揚宣揚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和罪惡行徑，理所當然地遭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堅決抵制，受到絕大多數理論工作者的有力批判。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認真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面對我國社會各種復雜的矛盾和問題，先后提出了“以人為本”、“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以“科學發展觀”通領各項工作，糾正部分領導干部錯誤的政績觀（GDP為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惟一標準），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成果要受惠于全體人民，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要妥善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等等一系列正確決策。在前年發生在經濟領域郎顧之爭，顧雛軍被拘留，主流經濟學家集體失語；在去年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劉國光7、15談話，指出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存在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削弱和邊緣化，痛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指出有的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從而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正是在這個時候，高先生的談話出臺了。
對于我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起著并非舉足輕重的、有著“五長、二員、三校教授”稱號的高尚全先生在這個時機發表談話，就我國改革問題，提出了自己系統的意見，非同小可。他打著所謂“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判斷過去我國改革的金光閃亮的幌子，拿起“否定改革”“反對改革”嚇人的棍子，給別人扣上“歷史唯心主義”的壞帽子（盡管他聲稱什么“不能用主義扣帽子”，但是他談話的題目就是一頂帽子，是給自己帶上了一頂“歷史唯物主義”的好帽子，并且還要做“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那么誰不同意他的主張和觀點的自然就是歷史唯心主義了！）聲稱“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
高先生，您錯了！您的改革觀與黨中央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改革觀不是一種改革觀。我們同高先生卻有著正好相反的見解，如果我們不分清兩種改革觀——即社會主義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的改革觀還是朝資本主義改向的改革觀，不批判西方演變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中國的改革就不會沿著正確和健康的道路前進，就不能建設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定重蹈蘇聯東歐改革的覆轍，就必定導致災難性后果。人們反對的是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資本主義的改革，擁護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
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早在10多年前說過：“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經濟學對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心靈的毒害；二是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方向的誤導。弄得不好，西方經濟學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可能產生悲劇性的后果。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比蘇聯東歐國家落后很多，人口又多得多，劇變的后果的嚴重性將十倍百倍于前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歷史結局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所夢寐以求的。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這種歷史結局的出現，我們一定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使偉大祖國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走在世界發展的前列。”（見丁冰主編：《現代西方經濟學說》，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3頁）
高先生談話的全文，應該說是比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改革觀，而他的改革觀，正好暴露了他有著一整套比較系統和完整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這在當代中國是一篇全面了解和系統研究歷史唯心主義，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一份非常生動、異常難得的絕好的反面教材。
本文首先讓我們分析高先生是如何用非歷史的觀點這一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來談社會歷史問題的，至于對其他觀點的謬誤留待以后分析。
高先生在談話中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似乎很公平啊，每個人每月三兩油半斤肉，但是大家不希望要這種貧窮的公正。”高尚全先生，你上邊說得還不夠“貧窮”呢，你自己大概是每月享受三兩油半斤肉吧！（你是當時就被優待的知識分子！）而根據我和許多老同志的記憶，許多地方是二兩油，而多數情況下還是沒有肉供應的呢！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您高先生說的是我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即“暫時困難”那個時期嗎？那您為什么沒有談論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呢？之后，不是還有過曾經動員大家吃“愛國肉”的事情，您為什么竟然給忘記了呢？
列寧曾經說過：“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必需的，對于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列寧選集》第4卷第1995年6月第3版第26頁）
把建國后在特定時期（暫時困難）消費品的匱乏武斷地說計劃經濟如何，閉口不談基本的歷史聯系（——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虧您還說得出口！）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詭辯！
我國建國初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以及惡劣的國際環境，你高尚全先生是忘記了呢，還是故意隱瞞來欺騙年輕人呢？
請問高先生，當時的“貧窮”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嗎？
解放以前我國不也是市場經濟嗎？請問，我國解放前貧窮呢還是解放后貧窮？恐怕只有國民黨反動派中的頑固分子才說解放前富裕，解放后貧窮！
俄國19世紀和20世紀初實行的一直不是市場經濟嗎？為什么不但沒有富裕，反而是歐洲落后和貧窮的國家呢？十月革命之后實行計劃經濟，不但富裕了，還打敗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有力地打擊了德國法西斯的侵略，能夠長時期同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抗衡？而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實行了十多年市場經濟了，為什么至今經濟（GDP）還沒有恢復到實行計劃經濟的1991年的一半呢？這又是為什么呢？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如果沒有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國民經濟能夠恢復嗎？能夠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嗎？能夠進行國家工業化建設嗎？能夠保衛住自己國家的領土完整嗎？能夠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嗎？能夠進行抗美援越嗎？能夠抵擋先是美帝國主義后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嗎？沒有當時的高積累，我國有強大的國防嗎？能夠建設成比較獨立和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嗎？整個國家還有改革和開放的基礎和前提嗎？您還能擔任8年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副主任嗎？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任何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首先要求要把這一現象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具體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實際的而不是編造的，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歷史地而不是割裂歷史地內外原因和條件，按照事物本來具有的互相聯系的而不是孤立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分析這一現象。離開這些是不能夠談論任何社會歷史問題的，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絕對要求，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或者“一切都依條件、地方和時間為轉移”，也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一直強調的“實事求是”。
前幾年，有人曾經在電視上訴說，在書籍中宣揚，在我國解放后不同歷史時期發行的各種票證（油票、布票、糖票等票證）。如果從尊重歷史的角度，仔細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前因后果，吸取經驗教訓，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那自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有的人卻同高先生一樣，是指責和批評計劃經濟的。
在我們看來，那時政府發行票證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您如果控訴，首先應該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修正主義的無恥背叛。請問，國民黨統治時期，發過票證嗎？為什么不發？建國以來，在困難時期，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至人民群眾，大家是萬眾一心，共同度過難關，（沒有如今這么厲害的腐敗現象！）自然也就沒有我們今天面臨的這么多的社會問題。高先生，您在這里控訴和嘲笑的正是社會主義呢！
還有，請問高先生，您說“大家不希望要這種貧窮的公正”。難道公正是按照貧窮和富裕來劃分的嗎？富裕就公正，貧窮就不公正嗎？當今世界，美國日本等最富裕，那么美國日本就公平了？朝鮮、古巴和越南等還相對貧窮，那么他們就不公平了？這是什么邏輯？
列寧指出：“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必需的，對于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列寧選集》第4卷第1995年6月第3版第26頁）“誰要是忘記了這些基本條件而從中得出一些廣泛的結論，“那就暴露出他自己極其膚淺”和“對馬克思歷史方法的嘲弄。”（《列寧選集》第1卷第1995年6月第3版第712——713頁）
高先生的談話，對于自己要談的事情是極力避諱基本的歷史聯系的，內容之膚淺和對馬克思歷史方法的嘲弄，表明他自己決不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歷史唯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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