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討劉國光講話
切實解決傾向性問題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6次研討會
2005年12月30日，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舉行了第6次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深入研討劉國光講話、切實解決傾向性問題》。出席研討會的30余名海派經濟學者分別來自各高校、黨校、社會科學院、企業等單位。研討會由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炳炎教授主持。在會議上作重點發言的有：沈立人、奚兆永、何干強、李炳炎、劉東和、陳東林等專家教授。現將主要發言稿發布如下：
真理不辯不明 真理越辯越明
——對馬克思經濟學命運的懸念
沈 立 人
（江蘇省社科院；南京，210013）
《經濟研究》這本自稱權威的雜志，2005年第10期異乎尋常地終于在頭條發表了劉國光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卻無封面標題和責任編輯，引發了經濟學界和讀者的一片揣測和困惑。其實，早在至少3個月前，這篇文章的全稿在另一本刊物和網上流通后，議論已經夠熱。如果說，“百家爭鳴”似乎冷落，這次卻是某種回歸，值得高興。但是，決非限于教育和研究，而是關系到我國當下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及其實踐評估。因此，這也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命運問題，實際上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走向。茲事體大，不容沉默。
要不要重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性？
這個問題，本來毋需再探討。因為《黨綱》和《憲法》都已明確馬克思主義是我黨和我國的指導思想，區別于當代任何其他政黨和國家。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誰也沒有也不敢公開否認。雖然，在現實中逐步淡化，則已引起重視和關切。近年來確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首先花大力量編制4本書，經濟學是首選之一，可能也是基本的公共教材，反映了其重要性、緊迫性和不能無動于衷性，即使有大難度。
然而，劉國光竟揭示，在當前理論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了，甚至邊緣化了；相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從教材設置到考研，悄悄地成為主流。對此趨向，同仁確有同感，只是憂喜不一。劉國光不禁呼喚出聲，一石擊起漣漪，導致軒然大波，有人猛醒，有人猛怒，不在意料之外。公開報刊，噤若寒蟬，顯得不夠正常。網上熱鬧，支持和反對并見，實屬正常。不無遺憾的是缺乏正面交鋒，未見同等量的萬言長文，卻不乏暗箭和空對地導彈。難道說，當代中國的經濟學界，仗義者外，沒有人能堂堂正正地站出來說說嗎？應當肯定，這點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還是有的，不限于網上那片禁不住的虛擬空間。
那么可以設想，從理論界到實際工作部門，從朝到野，從年輕人到長老，承認至少在口頭，贊成不放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性和主流性，不排斥經濟學也在內，應當成為共識。在此前提下，必須廣泛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把西方經濟學也“拿來”，同樣不會有異議。所以，我們該有共同語言。問題是目前輿論則不盡然，使人們頓生種種懸念，苦思不得其解。不免猜測，是否有人真的要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企圖以西方經濟學取而代之，只是無法啟口，僅能旁敲側擊，散播一些迷霾。
另一方面，我們也擔心，新編的馬克思經濟學，必須防止教條主義，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有極大的發展，全面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用之處，并深入總結中國經驗，達到經典化、現代化和本土化。
若干說法的興起及其澄清的不難
在當前這場熱論中，涌現若干說法，來自慝名者，也來自公開者，則又不指名道姓。其中一些，涉及對劉國光的人身評價。其實，不難澄清，不必多費筆墨。僅舉寥寥幾例：
一是把劉國光定性為傳統計劃體制的維護者，或冠以“最后一位旗手”的稱號。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最近，我稍參與《劉國光文集》的編審，翻閱他的幾本著作和幾百篇文章，進一步認清他是傳統體制的批判者和新體制的鼓吹者。中老年同行沒有忘記，上世紀80年代初，他最早提出計劃要以指導性為主，逐步取代指令性，并因此遭到當時一位理論權威的公開斥責和組織圍攻。對此，后來的實踐已經撥亂反正，分清是非。也在此后不久，他率組在深圳經濟特區研究發展戰略，提出“以市場調節為主”，替代當時“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的說法；不久后到海南咨詢特區建省，進一步建議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白紙黑字，昭昭在案。如果有什么不同，直至去年他在獲獎會上所說，現在似乎多講市場經濟、少講社會主義（大意）。對此，不妨公開討論一下。
二是把他對當前存在的一些社會矛盾的揭示認為是否定改革。這也是一種誤解甚至歪曲。他作為一位改革主張者，多年來對改革有一系列的主張，不少為領導層采納，起到與其他同行一樣的積極作用，為大家所公認。至于當前的矛盾，如貧富不均或兩極分化、“三農”始終沒有根本解決等，也是朝野共識。所以會這樣，有其主客觀原因。客觀上是積貧積弱已久，人口多和底子薄，并處于轉軌期，不可能在中近期都抹平；主觀上至少是經驗不足，發展和改革開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不能沒有某些疏漏甚至錯失，帶來某些問題。“形勢很好，問題嚴峻”，大家都有此感，決非劉國光一人。以此為理由，說是否定改革，同樣是草率的。盛世危言，憂患出自學者，古今中外都是這樣，責備賢者，根據太薄了。
三是對他協調效率與公平斥之為倒退。這又是一項“欲加之罪”的“何患無辭”。在他前期的文章中，針對過去的平均主義分配，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并無不同看法。只是十多年來，強調效率不錯，兼顧公平較遜，導致貧富分化過度，弱勢群體始終龐大。對此現象，不僅是他，還有多位良知未泯的學者，都有同樣的呼聲，博得多數勞動者的歡欣和期待。認為注重公平就是倒退的學者，既是脫離現實，又是脫離群眾。至于公平是否不利效率，起點、過程和結果公平是否統一，這在理論上也是清楚了，相反的判斷正是倒退。最近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要求注重社會公平，正如溫鐵軍所說，是“一錘定音”，雖然還有不同聲音和阻力，是不可能再逆轉了，我們靜待其貫徹落實。
此外，還有左與右的問題，意識形態與立場、觀點、方法問題，說來話長，暫且打住。
正視現實的并非杞人之憂
劉國光的文章，從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以及隊伍、領導權說起，決非坐而論道，而是從此切入，延伸到不少對現實的憂患。這些，其實也是朝野一致的感覺。筆者遲鈍，同樣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顯學，如何抉擇，影響到黨政的決策和有關部門、地區的實施，不管其自覺或不自覺，都有不可阻擋的導向功能。沿著劉國光的一些指點，近幾年來，在發展和改革開放進程中，不少情況值得回頭看，不妨略舉一二：
一是國有和公有企業改革，要不要堅持主導、主體，還是或明或暗地推行民營化即私有化？國企改革是整個改革的基礎或中心，20多年來施盡解數，但是由于反腐的敗退，千方百計，尚無成功。退而求其次，各級地方政府以順德、諸城為榜樣，“國退民進”、“一賣了之”、“賣光算數”，有其苦衷和難言之隱，也有官商勾結而成暴富，并把改革成本推給職工，讓他們早退、買斷和減薪、加班。對此，我寫過文章，在省內外都無法全部發表；了解情況也難以上達，因為做的人不公開講、不落字跡。直至郎咸平來，為我們和職工們出了一口氣，雖然他知悉的不及我們的百一。對此，江蘇省委黨校的李炳炎是苦心人，他寫的《中國企改新譚》問世，估計將有人雀躍、有人跺足。
二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不要去其冠詞和定語？這在開始就有爭論。如鄧小平所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后來文件都保留，而實施都拋掉，已如上述。另一方面，則在市場取向是不是絕對自由化，還是要有國家干預即宏觀調控。前兩年批新自由主義，有人說可能批錯了。其實，自凱恩斯以來，西方國家無不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國家干預，即使如美國，在標榜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背后，也有對人、對已的雙重標準。劉國光強調宏觀調控以補市場的不足和失靈，有專著和系列論文。吳敬璉以市場為已任，也說有好壞之分并防止“權貴資本主義”。現實情況則是：國家要調控，地方在博奕；市場要法制，有法也不行；運行要規范，企業在對抗。歸根到底，來自市場理論的紛亂，各取所需，各執一詞，把市場競爭搞成一場裁判員和運動員的混戰與無規則游戲。
三是在分配問題上，多年來也有值得反思之處，特別是陷入了“馬太效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這幾年開始注意基尼系數，得自西方經濟學之賜，使均富論或共富論有了量化檢測。但是政府部門一直諱言突破警戒線，群眾則已不滿兩極分化，出現了不少“自救式犯罪”。前已述及，此處從略。
四是在勞資關系上，多年來糾紛叢生而常遭掩飾。或是否定剝削；或是鼓吹廉價勞動力；或是肯定原始積累；或是盛贊貢獻在企業家；或是認同工會不作為。其結果，不僅農民在“一國兩策”下處于（絕對和相對）弱勢化和邊緣化，工人（階級少提了）也同樣處于“三化”狀態。
還有其他一些矛盾，如城市化和城市建設的過熱、對外貿易和招商引資的過份以及經濟發展戰略、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組織的落后，除了歷史積弊外，不少源于指導思想特別是政府行為的欠端，而尋根溯源，不能不與實際奉行的經濟學原理攸關。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的較量，在神州大地已經見其分曉了！
經濟學家與他們的話語權
奉行什么經濟學，學校教材和考試導向起到相當決定性，并培養出來一代又一代的執政者即黨政官員。在此進程中，經濟學者，作為老師或智庫，舉足輕重，片言興邦或片言喪邦。
經濟學家，作為知識分子的一種，向來有“依附”和“獨立”兩說，而前說比較可信。過去依附哪個階級，要求從“資產階級”轉換為“無產階級”， 不知到了哪一步。目前則已多元化。內有官房經濟學家，為各級黨政領導獻計獻策，又有兩類：一是順勢而言，遽登龍門，身價百倍；一是小罵大幫忙，有時會碰一鼻頭灰，都無可厚非。還有財富經濟學家，為企業家當門客，本也不壞。兩者，都能成為改革開放的獲利者。劉國光近言，如吹捧不法資本家，就不配這個稱號。至于為中下層代言，則往往不成氣候，人員屈指可數，又不被認為是公共或獨立的知識分子。可見，知識者不是一個階層，各有其主。
但是，近來有人否定其為經濟學家，只承認不到5人，標準是能否在國外幾本所謂高端刊物發表文章，或者說能否與國際接軌。此說甚奇，但不免帶洋奴氣。崇拜諾貝爾獎也大致相同。可是，前幾年把文學獎授與國內并不看重的華裔作家，卻又無人吹捧了，不亦怪哉！
近聞一說：經濟學界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的掘墓人，不僅是張五常，值得沉思。
劉國光在2005年11月23日的一次座談會上，談到話語權問題，反映了又一種怪現象，表明當前連他的話語權也不充分了。我認為這是不正常的。不妨重申“雙百”方針，不僅網上，并在紙上、講壇上開展正面的、公開的辯論，因為真理不辯不明，真理越辯越明，對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懸念，終將通過辯論，得到澄清和釋念。
（2005年12月20日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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